這份2.8萬字討論紀要信息量很大——論壇成員及參加研討會的人士，有高官也有企業家，還有一大批學者。他們的看法未必被人們首肯，但無疑，無論是詮釋過去40年曆程，還是把握紛紜複雜的今天，乃至預測今後發展舉措，都有參考價值


　　老高按：今年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40周年。這次中央全會，一般被視作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那麼今年也就意味着，是改革開放40周年。這是不亞於中共1949年建政、成立共和國的中國轉變的大日子。
　　儘管距離這次會議的40周年紀念日還有幾個月——十一屆三中全會是1978年12月18日至12月22日舉行的，這次全會前，中共中央在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舉行了歷時36天的極為重要的中央工作會議，用官方的話說，是“為隨即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充分準備”——也就是說：中央工作會議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關係，是“瓜熟”與“蒂落”的關係，是“水到”與“渠成”的關係，是“懷胎”與“分娩”的關係。這兩個會議的關係，從一件事上可以體現：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被官方認定為“實際上成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這個大日子正在臨近，各路人馬都着手紀念慶祝，並藉此機會發表看法，對這一重要日子加以解讀，對40個春秋的歷程進行總結。中國研究院即將於9月28日上午舉行研討會，我受委託擔任主持人，將邀請幾位當年參與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文件起草、參與制定改革開放方案、比較了解改革開放曲折過程的學者出席。
　　今天得到一份《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年暨五十人論壇成立20周年學術研討會》的討論紀要。雖然很長（竟有2.8萬字！），但信息量很大，“五十人經濟論壇”的成員，以及參加這個研討會的人士，既有高官，也有國有和民營企業家，還有一大批學者。他們的看法很可能難以被人們首肯，但無疑，無論是對於詮釋過去40年曆程，還是對於把握紛紜複雜的今天，乃至對於預測今後的發展路向，都是非常有參考價值的。
　　昨天開會，今天就整理出近三萬字的紀要，粗疏在所難免。我在閱讀過程中隨手做了若幹校正，但勢必還有不少錯漏，甚至可能造成扭曲原意或者讓讀者不知所云的效果。請識者訂正、指教！


　　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年暨五十人論壇成立20周年學術研討會

　　時間：2018年9月16日下午
　　地點：釣魚臺國賓館5號樓

　　主持人樊綱：今年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與開放40周年，同時也是50人論壇成立20周年。我們是做論壇，我們是以討論40年的改革開放的成就，和未來要進行的改革與開放和進一步發展所需要採取的各方面的改革措施，以討論這個議題，來紀念我們50人論壇成立20周年。今天大家同聚一堂，我們一方面來討論嚴肅的問題，另一方面我們也來慶祝回顧50人論壇的20周年。
　　為了50人論壇成立20周年，我們學術委員會也跟秘書處一起做了幾個紀念品，給大家介紹一下。一個是大家的兜裡面的一本書《50人的20年》，是由我們50人論壇的成員大家共同投稿共同寫的一本書，回顧20年50人論壇討論的很多問題，有些小的故事，包括我們怎麼運行。第二個就是把過去一些珍貴的照片合成一個集子，出了一本相片集，叫做《一晃20年》，還請清華大學美院的老師做了點藝術設計，為每個人刻着名字做了一個小的雕塑，這個雕塑的藝術含義，我們通過一個視頻可以看一看，一方面大家可以把紀念品從兜裡邊拿出來，一邊咱們看一看小的視頻。
　　（播放視頻）
　　與此同時，新浪網為50人論壇製作了50人的20年紀念改革開放的視頻節目，採訪了18位論壇成員，我在這兒也放一點小視頻的片段，大家看一看。放這個片段是為了讓大家去到網上去看更多的片段。
　　（播放視頻）
　　在我們50人論壇發展的過程當中，包括這次50人論壇20周年的準備過程當中，我們的企業家對我們給予了大量的幫助，也做出了大量的貢獻。這次新浪網也對五位企業家進行了採訪，他們包括對50人論壇的一些評論我們也看一段小的視頻。
　　（播放視頻）
　　謝謝企業家們的祝福，企業家的這些期望也是在一定程度代表了社會對我們50人論壇的期望。要做到百年老店，也要不斷地發展，所以在這兒也透露一個計劃，我們這次會開完以後，50人論壇將進入第三次的換屆，要更新了。上次我們是換了五位，這次要換十位，都是在50歲左右以下的，年輕化，只有年輕化了才能不斷地發展。也跟大家透露一下有這麼一個計劃，我們開完會之後，就請大家來開始進入這個程序了。
　　20年來，50人論壇的發展離不開在座諸位專家、學者、50人論壇成員的努力付出，我們都是忙人，各自都有各自的工作，但是大家聚到一起，確實討論了很多問題。在此我代表學術委員會表示感謝，也得到了各界媒體的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我們就大家共同鼓掌，來結束關於50人論壇20年的紀念板塊。謝謝大家！
　　（鼓掌）

　　下面論壇開始，我們請五位50人論壇專家作為主旨發言，但是主旨發言每人只有十分鐘，我們開個頭，今天來的人很多，大家舉手發言，爭取大家都有發言的機會。
　　第一位發言是吳敬璉老師。

　　吳敬璉：非常高興迎來我們改革開放40年和我們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立20年這個喜慶的日子，我想講幾點意見。
　　第一點意見，我們怎麼來紀念改革開放的40年和50人論壇成立20年。我想最好的紀念這兩個喜慶的辦法就是認真地回顧我們這40年和20年的歷程，總結這40年和20年的經驗和教訓，從中找出我們之所以取得這麼偉大成就的原因。找到這個正確的方向，找到正確的路徑。然後從我們40年和20年的經驗教訓中總結出來的我們今後前進的方向和路徑，來指導我們今後的行動。
　　我覺得這是我們最好的紀念的辦法。經過這樣的研究、分析、思考和總結，找到了正確的方向和路徑，砥礪前行，這樣就能夠取得更大的勝利。

　　第二點意見，什麼是我們改革開放40年的基本的經驗和教訓和我們50人論壇工作的主要的經驗和教訓，當然可以從各個角度去觀察、去界定，而且會有不同的意見。就我個人來說，我認為40年的主要的教訓就是一定要堅持市場化、法制化的改革的方向，而且由它適合於我們情況的方法去執行這樣的任務。
　　在這40年中，凡是我們市場化、法制化的改革推進得比較好的時候，中國的經濟增長的質量和速度都表現得比較好，人民群眾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較多的提高，社會和諧的這種氣氛就能夠保持甚至改進。反過來說，當改革進行得不順利的時候，甚至出現了曲折的時候，那麼我們整個社會主義的建設的事業就會遇到挫折，各方面的進步出現了減慢甚至出現了倒退。
　　我想這是我們一個基本的教訓。當然，這個教訓是不是總結得恰當，還是需要我們大家在這個40年、20年的節日裡面，大家來共同研究、共同討論。

　　第三點意見，因為我們的改革是在一個目標的指導之下，是曲折地前進，40年的過程中有很多波折和起伏。那麼研究這樣一些波折和起伏是能夠使得我們加深我們對於改革經驗和教訓的認識的深度。比如說我們70年代末期開始了改革，當時大家都覺得這個總的方向是市場取向，或者當時的說法是叫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但是到底這個市場經濟是什麼樣，因為我們跟經濟學、國際經濟學的主流已經隔絕了多年，所以是用一個基本上是蘇聯學來的他們那套政治經濟學在解決問題。進行了幾年以後，並不太成功，於是就出現了80年代初期的曲折，就是推向計劃經濟為主。
　　經過了這個曲折，在1984年總結了這個教訓以後，就進了一步，就是三中全會我們確定了改革的目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者叫做有計劃的市場經濟。但是那個時候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什麼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或者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各自的理解是不一樣的。所以它經過了整個80年代中期的反覆的討論、選擇，經過這一段爭論大致上在1985年，1985年就是全國黨代表會議討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或者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經濟，經過討論、爭論，最後選擇了我們如果用科爾內分類法，就是2B模式，有宏觀管理的市場經濟模式，黨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七五建議裡面叫做三團結的改革，就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和適合於商品經濟的宏觀條件體系，這通常叫做七五三條，這七五三條實際上就是由科爾內的話來說就是2B模式。但是這個又出現了曲折，1986年開始是叫做配套改革，但是幾個月以後覺得這個東西執行不下去。所以到了1987年，就選擇另外一個東西，叫做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國家調節市場引導企業。按照科爾內分類來說，這就是他說的1B模式，這是一個不成功的模式。這個影響一直延續到後來。
　　到了1988年和1989年的風波以後，又出現了一次曲折，認為這種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還是沒有能夠突出計劃，所以口號改了，叫做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本來有人是主張回到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小平說不能改，一個字不能改。所以就變成了叫做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經濟的性質還是計劃經濟，這是個總框子，於是就出現了三年的經濟衰退。這個曲折導致了1992年十四次代表大會確定了我們改革的目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別是過了一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制定了50條綱領，確定了要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提議，使市場能夠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這個決定的貫徹使得我們在世紀之交，中國經濟真正騰飛了。
　　可是到了本世紀初，21世紀初期，特別是2005、2006年又出現了新的曲折，就是認為要強調國家的管理，強調國有經濟的重要地位，甚至出現了某些國進民退的現象。但是很快這個曲折又引導我們，使我們能夠在十八次代表大會做出了一個歷史性的決定。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了改革的綱領，這個改革的綱領應該說在我們改革的過程中比起十四屆三中全會的綱領更加豐滿、更加準確，而且對於改革的目標設定的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這336項的改革，是覆蓋了整個社會的各個方面，所採取的措施現在看起來也是非常恰當的。
　　所以我們雖然有很多曲折，但是所幸的是，經過每一次曲折，其實我們都上了一個台階。所以我們現在認為，就應該在這樣的基礎上，把十八大以來做出的各種決定落實到位。

　　第四點意見，現在我們經濟因為改革沒有完全到位，我們的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方式的轉型也沒有到位，所以就出現了一些問題。總的來說，我們把它形容為一種翹翹板式的經濟運行狀態。也就是說主要是靠大量的投資去拉動經濟增長，而大量的投資又造成了槓桿率的過高，造成了系統性風險出現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之下，宏觀經濟政策就很難處理，你要降槓桿，增長率就下去了。要保持一定的增長率，槓桿就上去了，系統性風險的危險就增大。那麼有沒有出路呢？有人說這怎麼弄呢？沒有辦法。其實是有辦法的。它的關鍵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夠提高效率，這兩方面的問題都能夠解決。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歸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所以說到底，要解決我們當前的這些問題，就是要按照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的決定，特別是要貫徹十八次代表大會、十九次代表大會、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這些決定，把它落實。看來這個落實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最後一點，我建議一下我們50人經濟論壇可以一項一項來討論，上一次我已經說過一次，336項一項一項的討論，需要調整的就調整，在我看來總體來說是適當的、是正確的。當然，需要調整的地方要調整。
　　如果說這些東西都是站得住的，那你應該堅決的貫徹。現在出現有些現象值得注意，比如說今年年初說是要消滅私有制，最近又是要退位。這都是一種不諧和的聲音，但是他們有他們的道理，如果有道理就需要通過辯論來達成一致，一項一項的把它落實。
　　我們50人論壇應該在理清思想、推動改革上做出我們的貢獻。謝謝！

　　樊綱：就像吳老師說的，我們50人論壇每年都有若幹個課題，這個課題分成一項一項的，課題往往針對某一個方面改革做一些專題性研究。那些研究可能不對外界開放，但是確實是50人論壇的一個使命，是工作的一項。
　　下面有請樓繼偉發言。十分鐘時間。

　　樓繼偉：謝謝吳老師，謝謝樊綱。吳老師剛才從歷史和改革各方面的維度講了一下當前的使命。我就比較簡單了，我就講一個方面，重點講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問題。其實這並不是一個新命題，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一直進行這方面的改革。但是，問題仍就不斷地冒出來，以不同的面貌冒出來，所以不得不再次強調一下這項改革。而且我們應該在這方面取得真正的實效。
　　概念上我想說一下，經濟發展通常面對總量問題和結構性問題交織的局面，前者可以採取反周期需求管理的辦法應對，後者發生在經濟的供給側，即勞動力、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配置的機制和效率的提升，主要靠改革。因此，經濟學原理和國際比較所稱的“結構性改革”，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求側沒有改。
　　結構性改革的必然發生在供給側，但需要需求側方面政策的配合，因為供給側改革有可能短期痛苦、長期見效，有的是當期就很快見效，可能需要需求側方面的一些政策支持、配合。中央之所以使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法，我理解主要是提醒大家關注供給側，不要總惦記着需求側的刺激政策。
　　我們回顧一下世界經濟的發展史，比較典型的是“里根新政”、“撒切爾改革”等，都是結構性改革，都是危機推動的被動改革，不改革就做不下去。“撒切爾改革”的時候，英國叫做“英國病夫”，“里根改革”的時候，企業所得稅的邊際稅率超過70％，企業不願意投資，經濟出現危機。近年來，我們着力推動供給側結構改革，改革的成效逐步顯現，但是總體來看，改革還是要完善，改革的步伐還有進一步加快的空間。
　　“三去一降一補”是針對產能過剩、庫存高起、槓桿偏高、成本過高、短板突出等結構性問題提出的來的工作目標和任務，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但是現在很多的做法是把目標、任務當手段。“去產能”就下指標，給各省下指標。按說說的是環境標準、安全標準，包括有可能是技術性的這些質量標準，不符合這些要給企業時間改，實在不行就是下指標，就是把目標當手段。
　　這個就是採取傳統的辦法，靠行政手段，屬於計劃經濟時代的“關停並轉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因此，下一步推進改革核心要破除制約生產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體制機制障礙，要讓市場起作用。
　　說一下供給側改革的改革，分着說一下勞動力、資本、土地。勞動力方面重點是促進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加快改革戶籍、養老、醫保等制約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制度，這方面談起來太多了，點一點吧。
　　最近一段時間，個別地方走向了相反方向，一些地方清理低端人口，搶奪高端人才，這是我們勞動力成本提高的重要因素。從國際經驗來看，一名中高收入的城市就業（者），相應需要四名所謂中低端的人口服務。如果把所謂低端人口清光了，勞動力成本將大幅度提高，所謂高端行業的經營和人民的生活反而更加不方便，甚至會刺激移居、移出國外。
　　另外，要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流動性，在制度上促進勞資雙方的平衡。2015年，OECD測算，我國對於非臨時職工的保護在全球72個國家中排名第二，僅次於委內瑞拉在查韋斯極左翼的政府時期制定並沿用至今的相關法令。
　　我們的實際感覺是我們的排名比歐洲高出許多，但是我們的勞動力市場因這個因素造成了扭曲，還不如歐洲，怎麼回事呢？因為我們不是都依法辦事，在法律層面執行的還不夠嚴格，一方面使合法合規經營的企業更加困難；另一方面對善於靈活變通的企業留下了尋租空間，對社會道德是負激勵。
　　勞動力要素方面講了很多，我只講一兩點。在資本方面，重點是如何使金融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前段時期，我們過度地混業，造成了一系列的金融亂象，在風險集聚的同時，也不斷地提高資金成本，加劇實體經濟的困難。習總書記強調：“金融要回歸本原，為實體經濟服務。”
　　目前，治理金融亂象的時候，打好“防控金融風險攻堅戰”的時候，我們確實到了水落石出的階段，出現了大量的風險，無論是P2P，無論是保險公司的風險期限錯配，無論是小銀行的風險暴露，一方面帶來社會安定問題，一方面特別是對中小企業融資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我們一邊要降槓桿、去風險，一邊要認真思考，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資本市場，發展什麼樣的經營模式，才能更好地服務於實體經濟，就我看來，目前這種大混業的模式是絕對不行的，會引發高風險。
　　在土地方面，重點是加快土地流轉制度改革，土地天然帶有一定的公共性，沒有自由的土地市場，一個國家的土地面積是有限的，錢是可以印出來的，地是印不出來的，所以土地天然帶來的公共性，所以就要有“用途管制”，但是“用途管制”對不同所有制的，要有進入市場的通道，要大力推進土地流轉制度的改革，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三中全會文件提出，在符合規劃、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不要忘記前面還要符合規劃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這方面我是覺得改革有一定的進展，但是容易走偏，注意了後面，沒有注意前面，或者注意了前面，沒有注意後面，所以仍舊處於試點階段，還沒有全面推開。
　　簡單點一點三個生產要素方面一些改革和重點，實際上就是常說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的α，這個生產函數Y，就是13個要素，勞動力labour，土地land，加上資本capital，前面有各個回歸係數，所以前面括號之外成立一個α，為什麼成立α？因為這個公式做出來是總供給，但是一回歸歷史發現，得出來不是當時的總供給了，為什麼呢？因為α在變，通常就被解釋為制度創新和技術進步，解釋為α。
　　我們的結構性改革其實就着眼於這個神秘的α，也只有將結構性改革落實到位，才能真正將α釋放，提高全要素生產力，提升我們經濟的潛在增長水平。謝謝！

　　樊綱：謝謝樓繼偉。我這插一句。劉（鶴）副總理走了，他坐在這我的時候，我在矛盾：歡迎劉副總理百忙當中……樓繼偉說，劉副總理走了，不說點什麼？劉副總理說悄悄地走。這個一來一往，確實反映了50人論壇的特點，50人論壇20年，多少人成了高官，從最初的“低官”成了高官，人民共和國財長、央行的行長……但是我們都是平等的，不搞官場那些程序，這也是我們的特點：我們集思廣益，有不同的觀點，同時我們有不同的身份，我們的學者，我們的官員，我們的企業家……大家共同討論問題。這正好也是20年的紀念，這些一來一往。劉副總理非常重視這樣一個機制，所以我講一講，也是希望把它發揚光大下去。插這麼一句話。
　　下面請白重恩發言。

　　白重恩：謝謝。今天我是準備了PPT。我想跟大家報告的題目是“夯實經濟增長的市場制度基礎”，今天我們的會議既是紀念50人論壇20周年，也是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我們改革開放中市場制度的一些特色的思考。
　　40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但是我們在市場制度環境方面還是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世界銀行每年會發布這樣一個報告，然後對不同的國家進行排序，有十個方面的小的排序，然後還有一個綜合排名，這裡面其實是有第11個，是勞動力市場的情況，但是國際勞動組織非常反對這個排序，後來就不發布了，我們有十個。
　　前面的括號之外的數字是最新的排名，括號裡面的數字是2014年的排名，可以看到某些方面我們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我們還有在排序上的退步，當然排序是相對的，如果我們停滯不前，其他國家取得進步，我們在排序上就會退步。不一一讀了，總體來說，儘管綜合排名有了改善，但是並不是那麼令人滿意，在某些方面我們還是有很大的問題。
　　下面我想回答三個問題：

　　第一，在市場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況下，我們經濟增長到底是怎麼取得的？因為經濟學中都是說，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市場經濟制度，經濟增長是很難實現的，但是我們的制度基礎並不是那麼穩固，但是仍然取得了經濟增長，到底是為什麼？
　　第二，如果說過去有一些機制，使得我們的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況下，仍然能夠獲得增長，那麼這樣的機制未來是不是還是有效？
　　第三，如果未來會有效的話，未來我們怎麼辦？

　　第一個問題，我和我的合作者提出來這樣一個答案，儘管在中國，我們的企業如果都照章辦事，剛才世界銀行的那些排序都是按照如果一個企業照章辦事會遇到多大的困難，如果我們的企業都照章辦事，確實很多事都很難，但是我們有一些企業在它的發展中，得到了各種各樣的幫助，這些幫助可以幫助他們克服制度的障礙。我們把它叫做一種特惠模式，這是在普惠的制度化情況下，營商環境不完善的時候，地方政府會為某些特定企業提供特殊的幫助和保護，使得這些企業可以克服不良的營商環境，對它發展所造成的障礙。
　　特惠的模式到底在什麼條件下，能對經濟增長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呢？如果說我們能夠很快地建立比較完善的普惠制度，當然也不需要特惠，但是完善的普惠制度，要形成是非常艱難的一個過程，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在普惠制度還不夠完善的情況下，如果也沒有特惠，某些企業也得不到幫助——大家都得不到幫助，可能所有的企業都不能實現它的盈利和潛力。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特惠儘管不公平，但是還是使得某一些企業得到了發展。
　　當然不公平的問題就要看它帶來的損失有多大，如果說特惠的對象都是一些低效的企業，肯定是對經濟增長是不利的，如果說特惠的對象是一些效率比較高的企業，那麼經濟就可以獲得增長。那麼是什麼樣的機制使得這些特惠的對象是相對比較高效的企業呢？剛才在前面加了幾個詞，一個是地方政府有能力，第二是也有激勵。地方政府選擇那些特惠對象是受到激勵的引導，那麼到底什麼樣的激勵使得地方政府願意選擇這些效率比較高的企業來成為特惠對象呢？我們說，是從他個人的收益來考慮。這種收益不是那種狹義的個人的經濟收益，可能是他的成就感，可能是他的政績，當然也有可能是狹義的經濟收益。我們認為在過去這一段時間內，地方政府有這樣的激勵，選擇這樣的比較高效的企業，作為它的普惠對象。
　　問題是這樣一種特惠的模式是否可持續呢？就要看特惠模式到底它除了可以幫助某些企業得到比較快的發展之外，還有什麼問題？剛才我們說到有不公平，不公平可能帶來資源的錯配，如果給我們一些企業提供很多資源，其他企業要獲得資源就比較難，這就會帶來擠出效應，資源配置不公平的問題。如果說特惠對象都是低效的企業，不僅不公平，而且效率有很大問題。但是如果特惠對象是比較高效的企業，對效率的影響就不是太大。地方政府除了有激勵來選擇這些有效率的企業來幫助之外，還要有能力。我們在追趕型的經濟中，地方政府可以根據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來識別哪些行業是下面這個階段可以比較快速發展的行業，所以識別比較高效的特惠對象還是可以做到的。隨着經濟發展，隨着追趕型的特徵越來越弱，要讓地方政府還能有效地識別高效的特惠對象，變得越來越難了。所以我們過去的這種特惠模式，在未來能夠起到良好作用的可能性也就越來越小。
　　這種特惠模式還帶來很多其他的問題，比如腐敗問題、地方保護，因為地方政府保護了某些企業，願意保護他的特惠對象，使得非特惠對象很難進入本地市場。另外，特惠對象跟他有比較密切關係，特惠對象不是消費者，而是某些企業，所以消費者利益得不到足夠的重視。當地方政府適應了，很喜歡特惠的模式當中，因為從中得到至少有權力選擇哪些特惠對象，沒有很強的激勵改善普惠制度。這是一個長期問題。最後一個是特惠模式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有些全國性的問題，地方政府沒法解決，比如保護知識產權方面，地方政府無能能力。
　　長期不可持續有這種問題，要實現特惠向普惠過渡，這是具有極大挑戰性的過渡，地方政府有能力改善普惠的制度，其實制度的形成，不一定全部從上而下，有很多制度細節從下而上，需要通過摸索，才能知道怎麼做得更好，如果地方政府沒有激勵，其實是很困難的。這樣的激勵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這也是一個問題，過去在特惠的制度模式之下，地方政府很難程度上受到特惠對象的影響，但是為了讓他有激勵，完善普惠的制度，應該說有更多的企業、更多的消費者，能夠對地方政府施加影響，才有激勵建立普惠制度。所以我們怎麼來讓更多的企業和更多的消費者，對地方政府行為方面產生比較大的影響力，這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
　　另外，形成普惠制度需要的過程很難，完善的普惠制度沒有形成之前，在這個過渡期怎麼辦？在這個過渡期，如果說我們減弱了地方政府提供普惠的能力或者是激勵，都會帶來短期的一些問題，我們是否要想辦法來克服這樣的問題。
　　形成完善的普惠制度很困難，簡單地講一下世界銀行排序當中比較落後的地方，比如設立企業，有了比較大的進步，從158名到93名，似乎是進步很大，但是這個是對於某些企業，很多企業因為簡政放權確實更容易設立企業了，但是仍然有很多領域有很高的這種准入障礙，這些在它的數據中都反映不出來，所以在這方面，仍然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那麼納稅這方面有退步，相對來說我們的稅收負擔跟其他國家相比，我們負擔越來越重。這方面我們為了實現經濟結構的改善，希望有更好、效率更高的企業能夠獲得更多的盈利空間，更多地去投資，來改善環境，降低他們的負擔是一個方面。在社保徵收和營改增的徵收能力都改善的情況下，當徵收改善了，我們就有空間降低法定的繳費率和稅率，這樣可以為我們企業降低稅負。還有一些其他方面，比如普惠金融制度也是非常困難，投資者保護，怎麼來讓投資者有信心來進行投資，這也是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方面，還有很多方面。
　　最後，總結一下，面臨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不是最優的安排，是次優的安排，普惠制度還不完善，特惠制度還是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會長期有效，隨着經濟發展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我們要盡力完善普惠制度，但是怎麼來提供動力，來完善普惠制度，這是我們特別需要考慮的。同時在普惠制度還沒有完善的情況下，我們是否還要容忍一些次優的安排，這是我想跟大家匯報的。謝謝！

　　樊綱：謝謝。下面請林毅夫發言。

　　林毅夫：很高興參加這個會，我講三點意見。
　　第一，中國改革開放經濟學家做了許多貢獻，中國兩個百年目標的實現，經濟學家還要繼續發揮作用。在1978年我們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按照世界銀行的指標，我們的人均GDP156美元，是當時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20年前，50人論壇成立的時候，我們的人均GDP只有850美元，還是低收入國家。經過40年，每年9.5％的增長，去年我們的人均GDP達到8640美元，變成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並且也是在過去40年當中唯一沒有出現金融經濟危機的國家。能夠取得這樣亮麗的成績，當然主要的是黨中央國務院英明決策推動改革開放的結果。但我們作為經濟學家，也不斷地給黨中央國務院各級領導出謀劃策，我想也有一份的貢獻。
　　雖然過去40年的成績很亮麗，不過我們經濟當中還存在各種問題，包括像收入分配的問題、腐敗的問題、環境的問題等等一系列，並且距離兩個百年目標想要達到的把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強國，還有很長的距離要去做。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怎麼樣克服我們體制性的問題，抓住時代給我們的機遇，繼續推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同樣，需要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領導，也需要我們作為經濟學家深入研究問題、出謀劃策。這是第一點看法。

　　第二點看法，中國經濟學家要做政策研究，也要進行理論創新。固然，如果只看我們自己國內的經濟，確實可以看到前面提到的很多問題，不管收入分配、不管城鄉差距、不管腐敗等等，但這些問題出現的時候，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改革是走的一個漸進雙軌的方式，政府保持了對市場進行太多干預所導致的結果。但是仔細去想的話也不完全是這樣子，比如說在80年代、90年代，同樣給我們在進行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前蘇聯、東歐國家，他們試圖一致性地把那些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引進到他們的國家去。我想大家知道，取得的結果是他們的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基本上我們存在的每個問題他們都存在，而且從某種角度來講，還比我們更嚴重。所以並不是簡單的講說我們現在有很多體制不完善導致這些問題，並且在我們自己的改革經驗當中也經常出現，有很多出發點非常好的改革措施，從理論上面講非常清楚，應該是好的。但推行的結果常常是跟原來的願望相左，甚至把問題還搞得更複雜一點，所以不得不倒退。
　　那麼為什麼出現這樣的情形呢？不可否認，我們在改革開放的過程當中，不管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或者是世界上的這些發展機構，總是以發達國家現有的理論跟現有的經驗來看我們存在的問題，希望用那些理論跟經驗來作為我們改革發展的參照。但是我們知道，理論的適用性決定理論的前提條件，經驗的適用性也決定這個經驗產生的前提條件。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前提條件當然跟發達國家不一樣，跟完善的、完整的理論模型不一樣。以那樣的理論做參照，經常會出現我們所講的“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我們經濟學家如果想對我們進一步的深化改革，推動中國的發展，非常有需要自己深入了解中國的經濟現實，從中國的經濟現象當中去了解它存在的原因以及克服它可以動員的資源、推動改革前進的動力等等，提出新的理論。
　　這樣的理論，能夠比較好的讓我們了解過去這40年的轉型為什麼能取得這些成績，同時還存在這麼多問題，這麼多問題怎麼來解決才會真的有效，使我們的理論能夠從認識世界跟改造世界得到統一。現在經濟學的理論在發展中國家普遍出現，認識世界好像很有力量，改造世界蒼白無力。我們希望我們作為中國的經濟學家，這場改革開放是人類經濟史上一個難得的最大的實驗，從這場實驗當中我們自己來總結經驗、提出新的理論，這也是總書記在2006年5月17號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精神。這是一個需要理論的時代，必然產生理論；這是一個需要思想的時代，必然產生思想。我們不能辜負這個時代。經濟改革轉型最重要的是在經濟方面的這種體制的改革，我們作為經濟學家不能辜負這個時代，在政策研究的過程當中，也同時要進行理論創新。

　　我第三點看法是，中國經濟學家要有更大的格局，我們不僅是要關心中國自己的事，而且要關心世界。中國的崛起、民族的偉大復興，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相當大的程度決定於中國的發展是不是給其他國家帶來共同發展的機遇。而這方面我們不僅要做，同時也要會說。比如說現在中美關係，大家在打貿易戰，可是我們知道貿易是雙贏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麼樣能夠真正的有理有據的讓美國學界、理論界、民眾能夠了解中國的發展、中美的貿易會促進美國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崛起能夠給美國的企業提供更大的利潤空間，這是互利雙贏的。
　　同時，現在85％的世界上的人口還生活發展中國家。即使到2025年左右，中國變成發達國家，但到那時候還有66％的人是生活在發展中國家。中國發展現在是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到2025年左右又是一個高收入國家，那我們對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原來過去發達國家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一樣，應該負有更大的責任。
　　但如果回顧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的發展跟合作的格局，發達國家如果從錢上面來講，花了不少錢。根據我的統計，發達國家給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援助超過三萬億美元，但是真正能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國家非常少，能夠從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國家非常少。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人講的思路決定出路。因為發達國家在提供發展中國家援助的時候，通常是沿着他們的理論、他們的思路、他們的經驗來做的，結果出發點非常好，效果不如人意。
　　那麼中國變成一個世界上的主要國家，對世界上要承擔更大的責任的時候，我想應該要理解為什麼過去的發展沒有效果，因為從發展的角度，比如說這幾年我們提倡的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經濟發展是一個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從農業到製造業到服務業，從低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這樣一個轉變的過程。在這個轉變的過程當中，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到少數幾個發展成功的發展經濟體，他們也有共同的特點。都是抓住國際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國際轉移的窗口機遇期，然後來抓住那個窗口機遇期，讓他們從農業社會變成現代化工業社會。中國現在隨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從世界的製造業大國當中的有很多勞動密集型產業，會逐漸輸掉比較優勢，我們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怎麼向世界轉移的窗口機遇期。當然，要抓住這個窗口機遇期必須有一些條件，比如必須有基礎設施的完善。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2013年以後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過去18年來我們講的中非合作發展，強調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強調產能合作，這確實是可以給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繁榮帶來一個歷史上難得的機遇期。當然，他們要怎麼抓住這個機遇期，我們必須要有理論的指導，就是怎麼樣來改變他們的發展思路的問題，這也跟我前面講的理論創新相關。
　　總的來講，在1995年的時候，《經濟研究》創刊40周年的時候，我寫的一篇文章當時提出，21世紀會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21世紀會是中國經濟的世紀。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我們作為經濟學家，一方面要繼續貢獻我們的智慧，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讓我們的經濟能夠繼續乘風破浪往前進，同時提出新的理論，才能夠讓我們的改革發展更順當地進行，並且以我們的理論、我們的思路以及我們的發展、援助來幫助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而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起來，也同樣能給發達國家創造出的機會，同樣能夠實現百花齊放春滿園的時代的到來。謝謝。

　　樊綱：下面最後一位主題發言人，請楊偉民發言。

　　楊偉民：我們50人論壇以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使命來紀念改革開放40年和50人論壇20年，我覺得非常有意義。最近一個時期社會上對改革的質疑多了起來，這裡邊有來自國外的，也有國內的。改革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既然是革命，肯定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剛才吳老師回顧了若干曲折的過程。但是我覺得進入新時代，改革開放仍然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是中國未來實現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
　　新時代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必須要加快改革。也不是小改革，而是要全面深化。不是虛改革，必須要啃硬骨頭。不是假骨頭，必須落地有聲。
　　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使命，我覺得有這樣幾點個人的看法。

　　第一，從總量擴張到高質量發展。過去改革開放的很多措施其實就是為了速度、為了趕超。當時是必要的，但是也給政府決定資源配置一個理由。新時代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要推動高質量發展，必須要由市場來決定資源配置。因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種方式。現在我們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個時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大量的資源配置還是在由政府決定。所以我們必須正確處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和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關係，少一些集中力量辦大事，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干預、直接配置，這個其實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話，但是36條里沒有這句話，沒有這件事，沒有人去落實。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辦大事，多一些市場說了算。

　　第二，要從不平衡發展到平衡發展。過去我們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過去的改革包括開放也是基於這樣一個判斷的。進入新時代，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了，所以下一步的改革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人民需要什麼就改什麼。我記得總書記講過類似的意思。所以要通過改革，要以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為導向，通過改革形成一些機制，比如說能夠自動地糾正經濟結構性失衡、經濟的金融化、經濟房地產化的這種機制，我覺得這三者是現在我們重大的三大失衡。現在靠政府來干預是解決不了的。要形成有利於突破核心技術、城鄉區域協調、公共服務均等化、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及綠色低碳循環的體制機制。特別是要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權利、保障人權、依法辦事、司法公正的制度。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今後是更多體現在我最後說的一句話上，而不僅僅是經濟億發展的問題。

　　第三，從所有制改革到產權制度。過去我們認為所有制是決定社會性質的決定性因素，過去我們也注重了所有制改革形成的基本經濟制度，但是今後我們應該淡化所有權，強化產權，如果總是在所有制問題上爭來爭去，就很難突破公有制、私有制這樣一些思想的束縛，像國企、國資、土地制度、農村宅基地、科研人員擁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權等等，改革就很難取得實質性的突破。
　　我認為現代經濟當中相對於所有權，產權更重要，所有權也不是決定社會性質的唯一因素或者決定性因素。產權制度是對所有制的深化，無論所有權是誰，都要明晰占有、使用、轉讓、租賃、收益等產權，國家既要保障所有權，也應該同等程度的保護所有權派生的使用權、經營權、承包權、知識產權等等。

　　第四，從商品市場化到要素市場化。過去的改革我們在商品市場化方面取得了極大的進展，現在除了房子和汽車有一些限制，不能自由買賣以外，其他的商品和服務消費者都可以自主選擇了。但是相對於商品市場要素市場化的改革是明顯滯後的，戶籍制度改革制約了勞動力和人才流動。資金運用突破了所有制的歧視，很多金融機構用所謂的政治正確、政治安全代替市場規律、金融規律，導致資金配置效率越來越低下，城鄉土地無法自由流動，農村基地建設用地和農村宅基地還沒有進入市場等等，所以新時代的改革必須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

　　第五，從簡政放權到減政減權減稅減費。過去我們提出的主要的目標、主要的改革舉措是簡政放權，是簡化，這是十分必要的，也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但在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新時代僅僅是“簡化”這種簡政放權還不夠，需要同步的推進減政減權減稅減費的改革。比如減政就是要減少政府機構，縱向部門的改革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進行了比較大力度的改革，現在正在落實當中。同時我覺得還有一個方面就是我們各級行政單位應該減少行政層級按，現在我們老說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實不到位，所以檢查是越來越多。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國層級太多，現在是五級行政，應該逐步改為三級行政，中央、省、市（縣）——市縣同級，這樣可以大幅度壓縮行政建制單位，大幅度減少鄉鎮和行政村的建制，適當增加城市建制，減少行政事業單位，省級特別是市縣級的政府沒有必要一樣地層層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權設置，都是幾大班子幾大班子，沒有必要。
　　減權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減少政府決定資源配置的權力。如果在三級行政的架構下，縣區政府可以不再負責轄區的經濟增長、財政收入、投資，主要應該負責本級政府應該負責的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等。在此基礎之上，才能夠大規模的減稅減費。
　　減稅減費就是要重建地方稅體制，形成中央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才能根本解決土地財政以及房價問題等等，降低並簡化增值稅稅率，降低社保的繳費率，逐步取消強制性住房公積金。當然這需要配套建設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機構。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來的，但是現在爭論很大，到現在有沒有出台。
　　取消各類建設性的政府收費基金，廢止各級政府、各級財政資金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直接補貼，現在的補貼太多。

　　第六，從調動普通勞動力的積極性到調動創新人才的積極性，在創新發展的今天必須把調動科研人員和企業家等創新人才的積極性放在重要位置，要允許科研人員包括職務方面人有科研成果所有權。西南交大做得效果非常好，原來科研成果不能轉化，放在抽屜里，現在基本上都能轉化了。讓他們成為科研成果產業化或者科研成果轉化的市場主體。過去都是由學校或者是科研院所來轉化，這個效果很不好。同時要保護民營企業的法人財產權和個人財產。

　　第七，從國有企業改革到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活力。過去改革我們主要集中於針對國有企業，但是現在中國已經形成了國企、民企、外企三大市場主體，三大市場主體現在都面臨着一些活力不足的問題，所以近期要針對這些問題深化改革，長期應該逐步淡化並取消國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類，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國境內註冊的企業，在法律上要一視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對待。我覺得這句話的背後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這種分類。

　　第八，從漸次開放到全面開放。過去我們採取漸次開放的方針，主要是出口導向引進來為主，進入新時代，中國開放的大門也只能是越開越大，十九大提出要形成全面開放的格局，所以我們應該形成全面開放的方針，不僅要擴大產業、領域、區域上的開放，更要在思想觀念、結構布局、體制機制上來擴大開放。
　　就講到這裡。謝謝。

　　樊綱：謝謝楊偉民。
　　（茶歇）
　　樊綱：我們抓緊時間，大家聚一次不容易，今年等於我們多聚了一次，20周年，大家都很多話要說，改革開放40年，大家都很多想法，以及對未來的建議等等。誰開始舉牌？

　　王一鳴：謝謝主持人。中國的改革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我們過去自以為是比較適合國情的，就是在雙軌制基礎上的漸進式改革，我們是先農村後城市，先在國企外圍培育一塊體制外力量，倒逼國企改革。先放開部分價格，然後再並軌。
　　改革現在也帶來一系列的後遺症，新體制的成長和舊體制的衰亡相伴相生，而且相互制衡，由於過去傳統體制遺留的這種政府直接配置資源管理模式，依然有比較大的慣性，所以你會發現，改革過程中時不時遇到一些問題，就是政府對資源的配置干預又會強化，就是存在干預過多的問題，這個問題始終沒有很好地解決。
　　再有，我們要深化市場化的改革，就要求要讓市場配置資源，政府就要讓渡權力，將政府掌握的資源更多地交給市場來配置，這個往往會遇到阻力。我主動地把權力讓渡出去、把資源讓渡出去，這個是一個難點。
　　這種以雙軌制為基礎的漸進改革，兩種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導致這種腐敗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我們以前經常自以為是比較好的一種模式，但是確實也帶來一些問題。那麼它的目標應該是向單軌過渡，就是要下決心向市場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進。
　　我們93年就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了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既然是決定性的，就要下決心往這個方向走。
　　下一步往這個方向走，現在最大的雙軌，就在要素市場，商品和服務經過30多年，將近40年改革，基本市場化了，99％以上市場化了，但是要素依然是雙軌制。
　　剛才樓部長講到供給側改革，核心也是這一塊，就是土地、勞動力、資金，包括技術、人才，還有現在一個很重要的要素，就是信息，信息以後對經濟的作用會越來越大。
　　我們土地還是典型的雙軌制，就是它是隔離了，實際上我們是雙軌的土地，為城市化在積累資本，以前是公共產品剪刀差，積累工業化的資本，現在城鄉土地剪刀差，積累城市化資本，這種制度可能在特定的階段，它是起到積極作用的，但是現在帶來問題凸顯。
　　城市和農村的這種勞動力還是有差異的，利率沒有完全市場化。中國P2P為什麼那麼多？比世界上多的多。中國的銀行為什麼那麼多非標產品？說明我們利率不是完全市場化利率，技術、價格的形成機制也不健全，人才、單位所有制還沒有完全解決，信息部門這種分隔體制，還有企業的壟斷，現在說平台型企業，以後針對信息資源的占有，不光是對經濟，對社會的影響力也會越來越大。這個也引起了國際上學屆的高度關注。這是第二個要素。
　　第三個很簡單，我們現在約束機制逐步在強化、健全，不斷地健全。但是激勵機制沒有很好地去建設，我們改革實際上要建立一個有效的激勵機制，那麼下一步改革，怎麼樣來進一步健全和完善激勵性的機制，這個可能是很重要的。那麼這裡面涉及到產權的激勵，可能是最好的激勵方式，我們怎麼在產權激勵上能夠動腦筋，想辦法，找到有的解決方案。
　　我的發言完了。謝謝！

　　盛洪：剛才吳老師講產權化最核心的就是市場化、法制化，這是非常重要的。經濟學家的作用，50人論壇的作用，主要這幾個方面：
　　第一，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們要強調市場經濟的有效性。
　　第二，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當中，我們還要提出如何過渡的步驟、方法、路徑。
　　第三，在進入到市場化以後，其實經濟學家就沒有作用了，市場化最重要的特點，市場中的千千萬萬的人，根據自己的判斷，做出決定，煥發出巨大的效率的提高。
　　現在還有一個作用，當我們看到市場化可能會遭到破壞，或者遭到逆轉，我們也要出來提出警示，我現在想說的是，我們現在可能面臨這樣一種時刻。
　　簡單地來總結一下中國市場化過程，就是兩點：
　　第一，我們走向了市場化，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這樣一個轉變，就煥發出了巨大的效率提高，財富的涌流。
　　第二，同時在市場化的初期，我們的政府的參照系是他們在計劃經濟當中獲得收入的參照系，所以他對市場化的這樣一個比較顯著的轉變，一時還是按照過去的參照系去分割國民收入中的一部分，當時那個比例比較低，換句話說，這叫做宏觀稅率。
　　但是隨着市場化的發展，財富的繼續涌流，同時我們的政府分割國民財富的這樣一種機制，沒有一種有效的約束機制，這種分割比例是越來越高的。
　　前幾年我也提出來，大約是2010年以後到現在，我們的一般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已經增長了12個百分點。同時還有像土地財政和更廣義的就是我們的所謂勞保等等這一方面，構成了我們的宏觀稅負。宏觀稅負高到什麼程度？其實我們前期有一些研究，最近又有一個報告在研究，但是這個報告現在沒有發出來。它提出了對製造業上市公司的淨資產收益率做了幾個判斷，這個判斷是淨資產收益率在降低。
　　我們用無風險利率加上合理的風險溢價，一相減，得出的數字是負數。意思是其實企業的利潤邊際已經被減沒了，甚至是負數了，這個數字是從2012年開始就是這樣，現在越來越低。
　　今年以來是什麼情況呢？最近以來什麼情況？
　　第一，今年上半年，我們的一般財政收入增長的速度比GDP要快，它的比重在增加。
　　第二，2017年土地財政收入遠遠高於往年。
　　第三，最近我們又搞了所謂的稅改，很多人已經明確指出，這個稅改其實是在增加宏觀稅負，減了個人所得稅，把勞保、資金等等這些東西，從人保部轉移到了社會局，有兩點的改變：
　　1，徵收的勞保的提取比例，不是按照原來的基本工資，按照全部工資，這其實是增加了。
　　2，稅務局的性質跟人保部的性質是不一樣的，它一定會有強制性在裡面，它實際上提高了很多地方的勞保交款比率，實際上也增加了我們的宏觀稅負。
　　我們要提出一個警告，我們的宏觀稅負已經高到了可能會使我們經濟走向崩潰的邊緣。謝謝大家！

　　李揚：現在熱議的國進民退問題，我談一點粗淺的觀察。最近隨着整個經濟大的格局發生變化，國進民退這個事情比較突出，我最近做了一些調查，不是那種非常系統的調查。接觸了一下廣東，尤其是深圳管國資的領導，以及浙江管國資的領導。得到的印象是說，他們這幾個我們印象中是民企，民營資本是最發達的大本營，現在國資在凱歌行進，覺得這是不得了的，趕到一個好時候。
　　仔細分析為什麼在這些地方出現這樣的問題，大致上四個原因。
　　第一，整個形勢今年是有變，穩中有變，這個變還是不小。首先受衝擊的是民企，過不下去了。
　　第二，我們最近幾年三去一降一補，使得產業鏈條相對的優勢地位發生變化。在上游的賺錢，我們會看到統計局的數字，我覺得那個數字還是真的，國企賺得不得了，那是因為供不應求。但是廣大的民企是在中下游。
　　第三，影子銀行受到了抑制，過去民企大多數靠影子銀行來融資，隨着資管新規的推出，當然現在有些調整，資管新規是斷了它的財路。
　　第四，雖然說我們的主流政策上強調要給小企業、要給民企不歧視，但事實上是歧視的。所以很多企業過不下去了。
　　過不下去有很多的辦法，其實已經有一輪下不去了，就怕跑跑，資產負債表整個沒了。這一輪我覺得是尋找國企做庇護傘。
　　所以這一次的國進民退要分析，我寧願說它是在面對經濟下行劇烈壓力下的一個自救措施，就是說你不這樣做，你恐怕就得不到資金，你成本降不下去。你這樣做的話，它就活了。利潤就有了，就業就保持了。似乎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
　　所以我覺得國進民退這個事在中國也出現多次，這次出現也一定要分析它的特殊的原因，以及它的利弊得失。這是有利的方面。
　　但是弊端恐怕也是顯然的，因為不管怎麼說，這是一個定論吧，國企的效率比民企普遍還是低一些的。目前看起來收益率不錯，但是是很特殊時期，而且是在政策保護下得到的。不能因此就覺得它怎麼樣了。特別是我們看到有一些改變之後，開始派領導了，開始往這樣一些民企派領導、派書記等等，很有可能就窒息了它原來的生命力。
　　這正是一個契機，是我們推進國企改革的一個契機。國企改革實際上我們是有現成的章法的。第一，管資本不管企業，這是一個機會，可以通過國企來收購的方式，注入了資本、注入了政策，你不要管企業，不要去派幹部，不要去把它的人一下子都換掉，不要做這個事。
　　第二，混合所有制。也借這個機會搞一搞混合所有制，因為國企改革這兩個方向應當是非常正確的。但是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
　　我覺得借這樣的機會我們恐怕要認真考慮這個問題，如果在這樣一次浪潮里，我們不認真落實國企改革的基本戰略的話，過兩年後果是比較令人堪憂的。
　　其實我上次在50人論壇也說過，我們在另外一個角度有救市的問題，其實西方國家也是國有化私有化交替在做，在這個過程中是遵循市場規則的，所以這樣救市措施基本上都會使得政府當局，就是財政和央行是賺錢的，中國救市是不賺錢的，是賠錢的。如果考慮考慮像剛剛說的這樣一個方式的話，在最困難的時候進入，好了之後再賣回去，再還給私人企業的話，有可能我們會走出一個非常有效率的而且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的路。謝謝。

　　胡鞍鋼：我想簡要的回應一下林毅夫提的還是對的，就是我們現在中國經濟學家或學者怎麼樣更多的是從全球的視角來看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發展，特別是未來。因為總書記說了一句話，我覺得還是非常深刻的，也是百年世界會有大變局。
　　我們2011年做了一個“2030中國與世界”，當時是用安格斯•麥迪森的數據，現在又進一步用世行的數據，基本上看到非常大的一個趨勢，就是南方在崛起。這麼講，特別是進入本世紀以後，南方的國家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50％，現在已經超過了55％。可能到2030年，保守的估計的話，可能會達到世界總量的2/3。如果到2050年的話，可能規模還會進一步的演化。因此，就改變了世界。如果從1820年到2000年，就是南北大趨異的時代，現在進入南北大趨同的時代。
　　我們回過頭就要講，中國到底對全球的貢獻，特別是促進南北方差距的縮小，這也是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的一個目標。那麼現在中國所提出的方案，從20年前江澤民同志提出走出去的戰略到20年後現在我們已經形成了我稱之為三大計劃，“一帶一路”，亞投行的模式，還不光是這個，還包括絲路基金。特別是這次又成立了國際發展署，更加規範的去做ODA。因此，中國確實是在本世紀初提出抓住20年的戰略機遇期。如果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也抓住了。
　　今後的發展來看，怎麼樣去創造和提供戰略機遇期，為全球特別是南方國家的崛起？
　　我前段到非洲做了一些調研回來寫了一篇很重要的報告，就是全力助推非洲經濟起飛工業化，包括基礎設施現代化、網絡化、信息化等等。因為我們注意到2000年以後，非洲大陸整個經濟增長率已經超過5％。而且戰亂大體都過去了，現在已經進入到發展的一個時代，特別是這次中國和非洲論壇，進一步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所以我們也在考慮，我們能不能為這些南方的國家，我也回應一下林毅夫所提出的提供發展的經驗，發展的案例。
　　因為最近我也是給非洲的一些部長——他們到中國來培訓——介紹中國的五年規劃，還有其他的方面。他們非常感興趣，因為他們也有規劃。但是怎麼落地等等，他們都提了。
　　第三個來看，確實有發展理論。我想就這個問題我們還是有可能為這些國家創造最大的市場，至少從現在來看，我們還是可以為他們通過減免關稅，包括基本上是取消對最不發達國家的實行零關稅，能不能覆蓋到低收入國家甚至中等收入國家，給他們提供更大的中國市場。也包括了我們現在在非洲的技術轉移等等。在這方面還有相當大的潛力，我也覺得需要來認識。謝謝。

　　吳曉靈：新時代改革新使命。
　　新時代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為人民幸福安康、國家文明強盛而奮鬥的時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讓國家全面進入法制軌道，讓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能夠得到充分保護，讓人民選舉的政府能在法律授權下依法行政。
　　改革進入各方利益優化配置期，只有暢通，通過法律手段調整各方利益，維護各方權益，社會才能避免無序動盪。只有在司法實踐中尊重律師的辯護權、尊重法官的獨立審判權、尊重社會輿論的監督權，我們才能不斷完善法律法規，讓良俗賞罰引領社會風氣的淨化和社會秩序的優化。
　　近年來，司法改革取得了長足進步，但離黨所提出的讓人民群眾從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還有不小的差距。未來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過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穩定社會預期，增強社會信心。
　　通過立法、司法博弈，調整利益，才能奠定社會穩定的基石。讓國家全面進入法制軌道，才能有效防止貪腐，避免中國陷入黃宗羲定律。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對建設法制國家有非常好的論述和規劃，新時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要把黨描繪的藍圖付諸實踐，讓全國人民能在陽光下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
發言完畢。

　　許善達：我談一個看法，我覺得我們國家現在有一件事需要大家來思考一下，就是我們對我們國家的科技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間的定位需要重新思考一下。因為原來我們國家一般來說都是科教文衛，這些都放在一個口裡頭。我覺得從最近的形勢發展，我們各國的情況來看，我覺得科技應該有這麼四個重要的定位需要我們明確的。
　　第一，咱們原來說過很多次的，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這個原來說過的。就是創造財富，科技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科技在財富的分配上也是非常重要的。講一個簡單例子，我們的手機製作的量是全世界最大的，但是所有的利潤比不上蘋果公司創建智能手機的公司。所以它是靠科技來分配利潤，而不是僅僅是創造財富，還要分配財富。
　　第三，真正的軍事實力，這裡面科技占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實際上很多軍事上的領先的東西，都是裡邊科技領先帶來的軍事領先。
　　第四，現在在國際的政治、國際的外交，甚至包括軍事、經濟，各種國際關係裡邊，科技的影響越來越大。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中興的問題，一個懲罰措施讓你毫無還手之力，這就變成了不僅僅是一個公司的問題，而是國家與國家之間，類似這樣的事情還是很多的。
　　我想今後對於我們中國科技的發展，在國民經濟中的定位，和如何讓它能夠發展得更快、更好，所謂高質量發展，我認為對這個問題需要很好的來研究一下。
　　這裡頭我感到我們跟美國、跟這些發達國家比較的話，在支持科技發展的制度上，確實還有很多欠缺。有些政策表面上看跟科技發展沒什麼關係，但是你真的仔細一推敲的話，我覺得我們很多的政策對於科技發展實際上還有一點負面的影響。所以我覺得對於整個圍繞着科技發展所需要創造的制度環境，我覺得需要做一個全面的評估，找出其中我們做得好的繼續往前推進，做得有缺點的怎麼改進，做得不好的怎麼把它廢除掉，需要什麼新的我們提出建議，進入決策考驗範圍。
　　謝謝大家！

　　潘仲光：我想新生命應該就是要在科技方面要領先全世界，這裡我做一些具體的建議。
　　我們現在所有的政府都在談的科技就是人工智能、無人工廠、機器人、區塊鏈、大數據，講難聽一點，都是下游的應用，是市場應用，如果不掌握上游的技術，這些應用也拓展不開來，我根據自己的經驗講幾個案例。
　　大概三個區塊：新能源、芯片處理、顯示技術，這是上游。新能源的聚變能以及立體光伏，在聚變能方面太台灣同胞其實已經有世界紀錄了，但是他們找不到錢，所以最後還是把這些科技賣給日本人、美國人。
　　在芯片處理方面，像台積電，他們已經在研發3納米，有很多教授在這個方面都是取得了世界紀錄。這方面他們也是找不到錢。
　　在面板技術，下一代可摺疊、虛擬實境的面板，比較可笑的是，我們國內有16家工廠，都是國有企業，他們全部去挖韓國人，但是他們不知道這些韓國人的技術，三星現在是95％的市場壟斷，在下一代的顯示技術，他們全部挖的這些人都是三星的二流、三流的工程師，但是他們不知道的是，三星的這些技術、LG的技術當初都是從台灣地區買過去的，或者學過去的。台灣反而是這些相關的技術人員，他們也是找不到投資人，因為國內剛才白老師有說過，政府有很多政策，只能給國有企業，因為國有企業不會有資產流失的問題，但是它要給私人或者是私有企業的話，他們都是不敢的，這方面建議有一些改善。
　　美國的科技當然研發還是世界第一，大家不知道的是，我的母校卡耐基梅隆，他們是願意跟（中國）合作的，你只要出錢一起合作，這是光明正大的，而且這些專利都是可以合法轉移的，不需要做一些潛伏在某些機構裡面的這些人，這些都不需要做了，因為其實是有合法的做法，而且他們是非常歡迎的。所以在這方面，我們每年都有跟自己的母校做合作，我也建議我們的很多機構可以公平、公正、光明地跟這些機構來做合作，技術也是合法的轉移。謝謝大家！

　　劉曉艷：因為我們來自市場，所以說一些對市場的現象的感受和觀察，現在奇怪的現象是，一方面政府執行力非常，各種重磅的改革政策層出不窮，但是另外一個方面，市場對深化改革的呼聲又比以往更強烈，這些現象是很奇怪的。而且一方面我們在推動生產要素的有效的應用，另外一方面又發現，真的是你覺得生產要素在發散——沒有在聚集，而是在發散。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有四個方面，請大家考慮一下。
　　第一，我們所有改革規範的目的和目標是什麼，為了完成上面的任務，說要怎麼改就怎麼改，還是未來進一步推動行業的健康發展。
　　第二，所有的各個部委、各個條線的改革措施，是不是應該更加統籌一些。有兩個方面：
　　1，當你規範的過程當中，堵後門、側門的時候，前門要打開。
　　2，各種改革規範措施，能不能考慮不要疊加。打企業打一拳可以，連續打五拳，不是變得更健康了，可能直接就趴下了。這種要考慮。
　　第三，整個過程當中，是不是要對歷史性的一些問題，還是要有一些尊重，有些問題是30年，甚至更長時間形成的，想用短短一兩年時間去改變，有時候治病用重拳，這個不太符合中醫的原理。
　　第四，法制沒有問題，非常歡迎用法制，要解決兩個前提，科學立法，有些時候，特別是一些行政規章，沒有那麼科學的時候，去嚴格地執行，其實行政管理要有一定的解釋權的，而且這個解釋權最好是職能部門和職能崗位去解釋，如果說你是換了一個非職能的部門和非職能的崗位去解釋的時候，你會發現執行起來，整個社會就會繃得很緊，沒法再做下去，所以這一點是不是也是整個改革過程當中需要注意的，要不然的話，有些政策為什麼一出現，大家會覺得譁然，覺得很奇葩，誰在解釋一些行政規章，怎麼樣做到更科學的立法，這是我們整個法制化的前提。謝謝！

　　馬建堂：大家都在主張、呼籲、期盼新一輪的改革開放，那麼新一輪的改革開放有沒有標誌性、試金石性的改革，有沒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改革，有沒有真正讓大家吃定心丸的改革，我想改革可能如果有的話，對民營經濟地位、作用、認識的再深化，可能是一個領域。
　　最近這幾天，吳小平的文章觀點引發了很多討論，固然和吳小平這篇文章觀點比較糊塗、錯亂有關係，當然也和當下大家特別是民營企業有一些擔心有關係，和對一些經濟政策的不甘心——或者說的更重一點——不滿有關係，信心不夠，擔心可能是對公平競爭和公正執法法制的不健全的擔心，對於產權真正保護的擔心，有一些意見可能主要也體現在對減負負擔沒有明顯減下來、融資貸款仍然很難有關係，但是更深層次的原因還是怎麼看待民營經濟。
　　過去我們對民營經濟的認識是伴隨着改革開放全過程，包括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過程。最早我們認為它是利己的力量，後來我們認為它是有益的補充，再到後來，我們認為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還有沒有進一步深化的可能和理解？在座有很多民營企業的領導、民營企業的董事長，民營企業、民營經濟、非公經濟提供了50％以上的稅收，民營企業創造了60％多的GDP，民營企業提供了70％左右的出口，民營企業創造了80％左右的就業崗位。
　　它和我們國家、我們黨的執政基礎有什麼關係？是不是執政基礎的一個部分、一個主要的內容？這方面的認識還需要深化，這方面的探討還有空間，如果在這些認識上、在這些探討上有進步，我想民營經濟的信心就會增強，擔心就會削弱，然後與它相關的那些改革很多就會倒逼，就會順勢而成。我說完了。謝謝！

　　宋曉梧：我覺得十九大提出來下一步改革，從經濟體制改革來講，要素的市場化改革應該是個非常重要的領域。要素剛才劉部長也講了，勞動力、土地、資本，這三個方面。我想還是講講勞動力的問題。
　　最近我看到美國商務部關於美國為什麼不給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幾條理由。其中第二條就是講的，中國的政府過分的壓低勞動力價格，以這種不公平的方式從美國把工作崗位奪走了。具體的內容裡面講的並不是市場在配置勞動力資源，勞動力沒有集體談判，工人沒有罷工權。談得挺具體。
　　這個問題我們自己來回頭想一想，不管美國怎麼說，我們現在到底怎麼評價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我想提出一個數據。
　　在我們這個勞動力市場裡面，在4.2億城鎮就業人員中，農民工占了2.8億，就是說農民工占到了整個現在城鎮就業的比例將近70％，是67.5％。這樣一種就業市場或者說勞動力市場是非常扭曲的，我們考察任何國家的工業化過程，都沒有出現這樣一種在整體就業人員中這種雙軌制。這也是剛才一鳴講的，這樣一種雙軌制，究竟我們的勞動力市場的要素市場化朝什麼發展，我們應該好好的研究這個問題。但是在中美貿易戰過程當中，大家談外匯的問題，談國企補助的問題談得比較多，而對於勞動力市場，美國商務部的報告是作為第二條提出來的。我在國內基本沒有看到應對這方面的材料。這是我講的第一個觀點。

　　第二，非常簡要的，我對白重恩的關於特惠和普惠的問題做一個回應，我們倆以前也討論過這個問題。我認為根本問題就是地方政府究竟職能怎麼定位，是把地方政府變成一個公司，直接在那指揮競爭——還不是特惠的問題，直接就是分解招商引資、投資指標、黨政工商齊動員，年底考核，是直接指揮經濟，當然也有特惠在裡邊。所以我覺得這個根本問題還是一個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問題。
　　地方政府作為一級政府是不是政府，應該不應該在那裡直接的配置資源，還是從這個問題上來考慮，可能解決得更徹底一些。

　　張曙光：我為這個會議寫了一篇論文，我念一下。題目叫“從孟母三遷看中國的國際戰略——為50人論壇成立20周年而作”。
　　現在提倡國學，大家都知道孟子三遷的故事。孟子少時家住在墳墓附近，他就嬉戲為賈人炫賣之事。孟母認為“此非吾所以處吾子也”所以舉家搬遷，一遷近於市，二遷近於屠，皆以為不妥。第三次遷徙，於學宮之旁，孟子嬉戲乃學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也”，遂長居於此。等到孟子長大，讀私塾，成為大儒，世稱亞聖。可見孟母眼光之遠大，心胸之開闊，決策之明智。
　　這個故事說明，環境對於一個人的學習和成長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正可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個人如此，一個國家也是一樣。稍微有一點差別，就是個人可以遷移，國家不能遷移，但是國家可以選擇。
　　事實上“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那就要看與誰結友、與誰為伍、與誰同行，這是歷史的大道理，而不是小兒的過家家。
　　共和國70年的歷史，對此提供了最好的見證。從1949到1978年，我們實行了一邊倒的國策，與蘇聯和東歐國家為友，並與之結盟，進而國內政策也以其為楷模。搞了30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結果反覆折騰，幾經危機，老百姓還填不飽肚，。政權的合法性還發生動搖。於是不得不改弦更張、另謀他途。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改變了國際戰略，對發達國家開放，與發達國家為友，向發達國家學習，也推動了國內體制和政策的調整，結果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明顯改善，社會面貌也大為改觀，以至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之列。這就是40年的基本經驗和基本道路。
　　說到這裡，應該提到毛澤東和鄧小平，儘管在他們當政的時候也有過很多決策失誤。鄧小平也公開承認這一點，但仍不愧是大政治家和大戰略家。1972年毛澤東歡迎尼克松訪華，改變了至今一邊倒的國際戰略，打開了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接觸的大門。進而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架起了東西方交流的橋梁。儘管對他發動的對越自衛反擊戰尚存在爭議，但此舉包含的戰略和政策轉向的意義是明顯的。西方政治家看懂了這一點，雙方配合，才有了1978年以後中國改革開放的故事。50人論壇也是這個故事的一部分，包括其與美國經濟學家的對話。
　　從目前來看關於全方位開放的戰略決策是正確的，但是任何事情、任何時候都必須有主有次，有重有輕。不能事無巨細，眉毛鬍鬚一把抓。集40年之經驗，全方位開放的主要方向應該是對發達國家開放。在中國成為發達國家以前，這個主要方向不能動搖、不能改變。在中國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之後，可能更不是問題。向其他方向的開放，不應喧賓奪主，更不應成為改變和對抗主要方向的手段。
　　就此而言，對於中國來說，中美貿易摩擦絕非好事，從中國的長遠發展考慮，我們不應當只顧眼前的進退得失，採取寸利必爭、分毫不讓、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態度和政策，而應當做出必要的讓步，以便達成妥協，儘早結束爭端，改善外部環境。當然，外交是內政的延續，為此需要對內外政策做出必要的調整。謝謝。

　　鄭新立：我發言的題目是“發揮貨幣政策在擴大內需中的重要作用”。特朗普發動的美中貿易戰使我們出口增長受阻，解決這個問題，打贏美中貿易戰，擴大內需是一個根本之策。
　　7月3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遞出的一個重要信息，就是擴大內需。我認為擴大內需的提出，是在對當前經濟運行態勢準確的把握的基礎上，也就是說需求不足已經成為當前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主要表現有四個方面：
　　第一，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今年上半年，美國經濟增長速度百分之四點幾，我們是6.7％。我國的經濟增長的絕對額、增量的絕對額已經少於美國，按照這樣一個速度，我們與美國的差距在逐漸地拉大，而不是縮小，這就正中了特朗普的下懷。
　　第二，我們M2的增長速度已經下降到名義經濟增長速度之下，M2增長速度8％，經濟增長速度6.7％，加上通脹指數，M2的增速已經低於經濟增速。
　　第三，民間投資增長低迷，最低的時候增長了百分之二點幾，連續幾年，現在是5％、6％，低於國有單位投資增長，低於全社會投資的增長。民間投資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已經由65％最高的水平，現在下降到60％了，還得繼續往下降。
　　第四，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算，中國的上市公司中間營收額低於企業的還本付息額的企業已經占到17％，由於連續經濟下行，企業不景氣，這樣下去孕育着金融風險。
　　中央政治局會議把擴大內需的任務交給了財政，寫了發揮財政在擴大內需中的作用，這個事財政槓桿主要是管結構的，需求是貨幣政策是它的職能，這個任務沒有交給貨幣，而交給財政，中央也有它深刻的考慮，這跟目前我們的金融問題上的幾個認識上的誤區有關係。
　　第一，怎麼看待經濟的貨幣化率，M2是分子，GDP是分母，現在已經200％多了，我們過去過於妖魔化它，把它講的太厲害了，實際上只看
　　其一，沒看其二。其二是我們經濟的證券化率跟發達國家比低的多，美國經濟的證券化率170％，日本的證券化率160％，中國的證券化率只有49％，中國股市總額原來是世界第二，現在被日本超過了，變成了老三。我們直接融資不發達，導致我們間接融資要擔當大任，所以貨幣化率高一點，M2多一點，這是正常的、必要的、合理的。
　　第二，怎麼把握M2的增長速度，90年代，中國通貨膨脹最嚴重的時候，我曾經兩次到美國向弗里德曼請教，弗里德曼是一個金融統計專家，貨幣經濟學的鼻祖。他說，他研究了日本、韓國和台灣省經濟快增長時期的經驗，在經濟快速成長期，M2的增長速度等於GDP的增長速度的兩倍左右是合理的，長期的高於2倍就會出現通貨膨脹，長期的低於兩倍就會出現通貨緊縮，真是大家，說的神、准。
　　1990年到2010年，20年時間，中國M2的增長速度恰恰等於GDP的增長速度的兩倍，2010年之後，M2的增長速度逐步下滑，一直到現在低於名義增長速度。
　　我覺得快速增長期中國還沒有過，根據國際的經驗，人均GDP19000美元以下都屬於快速增長期，我們八千多美元，距離19000美元還有很大的差距。總體來說，中國仍然處於快速增長期，M2的增長速度保持在GDP增長速度的兩倍左右是合適的。
　　第三，我們要擴大直接融資，上市要由審批制改為備案制，另外要擴大資產證券化的規模，資產證券化這20多年國有企業規模有了很大增長，主要是靠債務融資實現的，通過資產證券化可以降低它們的債務率。
　　第四，不能用收緊銀根的辦法來抑制房價，房價過高需要建立一個城鄉一體化的房地產市場，為什麼北京房價比紐約房價高3倍呢？因為美國有一個城鄉化一體化的房地產市場，通過郊區的房子的發展，對市區的房價起到自動的抑製作用，我們沒有這個機制，我們要建立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制度，打通城鄉之間房地產的這種壁壘，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市場，從而從根本上抑制城市房價的上漲。

　　管濤：我的發言主題是“改革開放的藝術”，講四點意見：
　　第一，改革開放要大膽設想、小心求證，中國漸進性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到深水區、攻堅戰，對於很多問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這些看法涉及到既得利益集團處於不同的立場，要求更加穩妥推進改革，如果改革進展順利的話，有利於凝聚共識、推進改革，如果改革遭受挫折的話，會給改革增加新的阻力。
　　第二，改革開放實際上是一道有舍才有得的選擇題，這有兩個政策含義：
　　1，任何政策的變化都有利有弊、有得有失，在這種情況下，要區分政策調整的後果和意外的衝擊。對於政策調整的後果，我們應該保持政策定位，對於意外的衝擊就要考慮調整政策的節奏和力度。
　　2，有的時候改革政策調整不一定有決定的對錯，最後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政策，取決於最後是不是做成功了，成功了就是一個正確的政策選擇。
　　第三，改革開放預案比預測重要，改革開放涉及到利益的調整，那麼會有很多這種變化，特別是進入攻堅戰，以前的很多經驗不能簡單地照搬，特別是又遇到目前的這種穩中有變的內外部形勢，在這樣的情況下，預案比預測更加重要，我們要針對未來可能出現的情況，在情景分析、壓力測試的基礎上，做好政策調整的方案準備，遇到什麼情況怎麼辦，這樣有備無患。
　　第四，改革開放要講求協調配套、整體推進，實際上這就是大家爭論得比較多的就是條件論、次序論，沒有絕對的條件，沒有絕對的次序，沒有統一的標準，但是在實踐過程當中，恐怕也得注意，一方面我們不能夠消極等待，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夠積極冒進，我們要在操作的過程中動態地評估條件和順序，這樣的話保證了改革開放能夠平穩地推進，提高改革開放的勝算。謝謝！

　　陳東升：我是很少參加會議。給經濟學家們出一個題目，其實改革開放我認為價格改革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或者制度，產權所有制改革煥發了企業家精神和企業家精神推動中國經濟成長發展。40年的進步，主要是政府、國企、民企、外企、四股力量推動。三股力量應該沒有爭論，關鍵是政府的作用。作為後發國家，政府起到很大的作用。其實30年改革開放，我的觀點是政府應該逐步退出在經濟中的作用。其實今天所有的困惑、所有的爭論，所有大家的對立和差異，政府在經濟裡面的作用，政府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未來進程當中，該扮演什麼角色，其實本質是這個，國企我不認為是問題，國企的問題來自於政府，政府又是一個要素的組合者、參與者，國企又是它的一個腿和它的一部分，其實政府的強勢是通過政策、通過要素，同時又有國企在扮演角色。我認為中國下一步的改革、下一步的開放，中國所有的問題，四股力量中政府應該處在什麼角度上，政府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其實大家都心裡是明白的，我認為中國的成功也是這四股因素，未來中國解決它的困難和問題，是政府的要素和作用。謝謝！

　　段永基：我說兩點，一個是對50人論壇的評論，20年前一批有着深厚的家國情懷、勇敢的責任擔當的精英，組成了中國經濟50人論壇。
　　根據中組部同志跟我說，他們調查了全國的智庫，認為中國經濟50人論壇是辦的最好、最重要、最有貢獻的，對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有着重大貢獻的智庫機構。
　　為什麼坐在這？主要是各位專家在學術委員會領導下，在學術研究上人格獨立、思想自由，在政策建議上密切聯繫中國實際，提出的建議都是具有不但強調理論上的進步和科學，也強調了操作上的可行性。對外又保持了和黨中央高度一致，中組部笑着問我，為什麼要這樣？要不然就給我滅了。
　　民營企業界衷心地感謝各位專家、學者，20年來，對中國經濟改革發展所做出的卓越貢獻，希望各位專家學者永葆青春、百尺竿頭、更上一層樓。
　　第二，呼應一下楊主任、馬局長、樓部長，改革要深化還得進一步解放思想。目前的經濟形勢從我接觸的民營企業，感覺到的是形勢日趨嚴重、信心大減，四個字“哀鴻遍野”，所以到底深化改革怎麼搞？確實現在信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剛才李揚說是一個機會，我被調到國有企業幹過，市委市政府很重視讓我干，但是組織部的意見是，讓段永基管中關村是黃鼠狼看雞窩，我們就不明白，我們都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毛澤東思想撫育的，我們怎麼成黃鼠狼看雞窩了呢？所以不是那麼樂觀，國有企業混合經營下，我們也是很難的。
　　當時我就好多次發言，我都講了，我們老講國有企業是黨的執政經濟基礎，如果國有企業是八路軍，至少民營企業是新四軍，可是老把我們當忠義救國軍，就給番號，既不給糧草，也不給彈藥。剛才馬局長講民營企業的56789，楊局長講的兩個關鍵點上的改革開放，都是思想不解放。產權制度改革思想不解放，阻礙了深化改革，希望經濟學家在這方面多做一點重量級的呼籲。謝謝！
　　樊綱：如果沒有更多發言，我們今天的討論就到這了。大家可以看到，儘管大家都知道我們只有5分鐘的發言，大家還是非常認真地做了準備，所以非常感謝大家的認真和積極地參與，秘書處要把它好好地記錄下來。我們的記錄都是原汁原味的，報給有關部門參考，所以大家的意見爭取有關部門能夠看到。在這順便說一句，我們50人論壇今年還承接了中財辦的四個項目，本來9月份要結題了，現在可以稍微延長一點，10月份要討論四個項目了，要完成四個項目，到時候大家也來積極參與。
　　剛才前面說的，大家也要積極參與和配合，我們要換屆，剛才段總還說了一句，希望保持青春，保持青春的意思是，咱們20年都老了，該年輕化，我們要換屆，大家要積極推薦，還是很複雜的一個程序。我們會把程序發給大家，要推薦、要篩選，還要介紹情況，你推薦的人具體信息等等，希望大家都能夠積極配合，積極參與這個工作。
　　今天會議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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