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艾滋病魔最猖獗的六个年头里，河南省社科院研究人员刘倩许多次往返于中原大地上的村庄，一次次行进在送葬的队伍中，和乡亲们一起埋葬他们死去的亲人，体验到百姓对生命的珍惜，对死亡的敬畏。而死者的名单，长得没有尽头……


　　老高按：河南社科院研究人员刘倩的“中原血祸·田野手记”专栏文章第三篇《艾滋病人的葬礼》，我读了不止一遍两遍。读来感到心情沉重，但说来奇怪吗？我同时又感到心里温暖。
　　沉重，是看到病魔死神的力量实在强悍无情，无法抵御，这么多淳朴的父老乡亲接连倒下，被送进一半干、一半湿的坟墓；温暖，是看到病魔死神无论怎么厉害慑人，终究摧折不了伉俪情深、手足血浓，驱打不散亲朋扶携、邻里守望、代代相传、团结赴难的情义，甚至还更激发人们挑战命运、追求幸福的豪气和坚韧。
　　刘倩女士去艾滋病疫区的调研，结束于2009年——她受到各种阻拦限制，调研难以进行。一晃十年过去了，那一波由于卖血导致的艾滋瘟疫大流行，想必高峰过去，进入尾声——染病者恐怕绝大部分已经死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杜甫《石壕吏》），艾滋村幸存者的生存状态有什么样的变化？今天还会有刘倩这样的热心者、勇敢者接棒，冒着感染绝症的风险，顶着强权禁锢的压力，继续前往死亡地带，探知和披露真相吗？
　　刘倩的专栏文章没有结束。我期待着下一篇、再下一篇。


　　艾滋病人的葬礼——中原血祸·田野手记之三

　　刘倩，《内幕》月刊


　　《内幕》编者按：从2004年夏秋时节开始，本文作者以河南社科院研究人员的身份，有机会进入河南艾滋病疫区做调研，多次往返于中原大地的艾滋病村庄，亲眼目睹不幸的人们一个个死去，一次次行进在送葬的队伍中，和乡亲们一起埋葬他们死去的亲人，见证了一场惨绝人寰的世间悲剧。关于河南艾滋病事件的真相，从来就没有真正公开过。作者要向世人讲述这裡曾经发生过的故事，驱使她写下来的动机非常单纯：为了那些生命不被忘却，为了那场悲剧不再重演。爲此本刊特开闢“中原血祸·田野手记”专栏，请作者每月一篇。这是第三篇。

　　在艾滋病疫区，我亲眼目睹不幸的人们一个个死去，和乡亲们一起埋葬他们死去的亲人。
　　2005年12月的一天，一早接村主任李卫华的电话：老四不行了。

　　老四昨夜走了

　　赶到老四家，一进门，两个带孝的孩子冲我当院跪下。当屋一口黑色棺材：老四昨夜走了。赶快扶起孩子。刚起身，却见另一个更小的、才刚刚蹒跚学步的小小孩童，也冲我单膝跪下，一脸稚气地严肃地仰面望着我，真是令人心惊心痛！身不由己也跪下了，一把将孩子抱住。忍不住眼泪就下来了。孩子的奶奶老三家媳妇赶忙过来扶起我们，说，这孩子送他四爷哩，见人跪多了，学哩……说着背过脸去拭泪。这孩子是老四的三哥家的孙子，老三早己不在了，是村里最早死去的艾滋病人之一。

　　老四家一片悲凄。

　　老四是六弟兄中第二个死去的艾滋病人。现在除了已经去世的老三之外，老大、老二、老五、老六，都来为兄弟送葬，他们都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老五一边烧纸一边哭泣。80多岁的老母亲躺在床上，向我诉说老四临终情景：“……他脖梗硬着，动弹不了，眼看着一口痰憋得出不来气，我就给他擦嘴，想叫他多喘一口气。他一口咬住我的手指头，死活不鬆口，咬撕下去一条肉，到白集镇医院缝了十来针。……他那脖梗咋就又能扑愣了呢？他难受，他捨不哩走……”老人给我看她包裹着的手指，斑斑血迹透过棉纱。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感染艾滋病毒？似乎没有人顾得上考虑到这个问题。老四在外打工的女儿没有来及赶回来。前几日因为父亲病危回来过的正读研究生的大儿子已经回学校了，家人说：孩子才走，没有再对他讲，怕耽误他学业。
　　东南地四个人正在打墓，远远望去，打墓人身小如蚁，但目标清晰，冬日空旷的麦田里，只有这四个人。还有散落在各家各户责任田里的坟头，格外扎眼。为我领路的村民李献彬说：“就他几个能干得动了，每次打墓就他们几个人，村里没有劳力。小的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都有病，不能干。抬棺的都是些上年纪人，年轻些的人身体都有病毒。”
　　——你呢？也有艾滋病吗？问他。
　　“没有艾滋病，但是有乙肝。没卖过血，因为验不上，卖血时候查出来乙肝。”
　　——不是说乙肝血更贵吗？又问他。
　　“乙肝血也验不上，达不到人家的指标……”他很熟练地说出一串乙肝血指标要求， 就像当地艾滋病人熟练说出一串有关艾滋病的检查指标。然后问我：“国家光管艾滋病，不管乙肝么？我这乙肝病也是不能干重活哩！困难哩很，不然也不会想着去卖血，还卖不上……”
　　李献彬给我指看一片片坟头，说：“都是这几年死的，都埋在各人的责任田里，原来这庄稼地里哪有坟哪？这些、这些，那里、那里，都是艾滋病死哩！……外边记者来了不知情，拍照的是老祖坟，这些才都是艾滋病新坟。”
　　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李献彬实际也卖过血，卖“单采”，也卖“全采”（“单采”是只卖血浆，其它成分回输给卖血者，感染艾滋病毒的几率，比不须回输的“全采”高），“后来不用化验了，‘胡采不验’，没有感染艾滋病是他运气。”而此时的李献彬却似乎因为不是艾滋病感染者而懊恼——在贫困疫区，不止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卖血者为没有感染艾滋病不能享受“艾滋病待遇”而遗憾。
　　走到跟前才看清四个打墓人中有村主任李卫华的弟弟李勇。他依然那么一副玩世不恭的调皮姿态，一边挖土一边对我笑说：“刘老师来看我们战天斗地……”大概看我表情太严肃了，他神情也黯淡下来，说：“俺人已经习惯了……”
　　刚挖开的墓坑留着半边坟头，墓穴里，已经有一口棺材在等待着，棺材里躺着的是老四的媳妇，她已经在这里沉睡了五年，现在，她的丈夫就要来跟她团聚了。都说老四家人品好有文化，贤德友爱，中学毕业，都为她惋惜：“只卖了半个血，舍了一条命。”

　　农民夫妻先后逝去，墙上遗留下爱的表白。

　　半边干、半边湿的新坟群

　　这一天，风很大，顺风，远远听得村子里老四家下葬前的仪式正在进行着：喊魂、开棺、开封、起灵、摔老盆……又见远远的，送葬队伍缓缓走向墓地。前面有人漫撒纸钱开路，女眷们哭天抢地，男人们默默前行。道路泥泞，这支黑白相间的队伍走走停停，渐行渐近哭声雷动，惊心动魄。下葬时，老四的儿子在父母的坟墓前长跪不起，陪伴一旁的婶娘说：“可怜孩儿们，正该成媒时候没有了爹娘……”
　　送葬归来，一个满脸沟壑的老婆婆候在村头，仰脸问道：“几个孩子没爹没娘了，咋着（怎么办）哩？奶奶八十多了，日子咋过哩？”（田野手记20051210）

　　刘倩拍下了第一张艾滋病疫区送葬现场的照片：《血殇》。

　　在李老四的葬礼上，我拍下了第一张艾滋病疫区送葬现场的照片。照片上，年轻的村主任驾辕，双目紧闭，任凭送葬的人群簇拥着棺木前行；老五似乎已经傻了，木然跟在他四哥的灵柩之后，老五妻小美走在送殡队伍的前边迎着寒风泪流满面。就这样，中原冬季的旷野上，男女老幼一群人惊天动地哭号着行走在茫茫苍穹之下，那场面至今令我震撼。我给照片命名：《血殇》。

　　下葬时，老四的儿子在父母坟墓前长跪不起。

　　老四坟墓不远处，小路的北边，也是一座新坟——埋葬老四的前一天，2005年12月9日，我们刚刚埋葬了他的乡邻李建军。
　　李建军死在我看望他之后的第三天。当时他靠在老母亲的怀里。他病发咽喉，发声已经很困难，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迸出一句喑哑的话：我捨不下孩子！建军的妻子已经因艾滋病两年前死去。昨天埋葬李建军的坟墓，也是半边土干、半边土潮湿着，标示出是夫妻合葬的新坟。
　　李建军去世时30岁刚刚出头，在他的葬礼中，他6岁的儿子小云鹏尽人子之孝。第一天这小小人儿眼泪汪汪跪在父亲灵柩前为吊唁的人们叩头，第二天在长辈的帮扶下为掩埋父亲培上第一锨土。
　　李老四和李建军，两家都是“合葬” 。夫妻合葬一座坟墓是当地风俗，先逝者的坟墓已留有后逝者的位置，埋葬后逝者时，只挖开原有坟包的半边，将后逝者葬入。李老四和李建军，他们的妻子都已先他们而去，她们都在地下等待与丈夫的相聚。他们和她们，身后都留下年迈体弱的亲娘，和未成年的儿女。
　　就是这一年的冬季，我在尹庄第一次看到人们挖开已经埋葬了一口棺木的坟墓，把另一口棺并排放下，再用木楔使他们“牵手”。重新封起来的坟墓半边干、半边湿，彷佛一对对夫妻在诉说他们阴阳两界悲惨的故事。举目望去，周遭连成一片的坟墓间，干湿各半的坟墓不止一座两座，不知又有多少孩子没有了爹娘？

　　李建军6岁的的儿子向吊唁者叩头。

　　手足情深

　　在李建军的葬礼上，遇到李建军的弟弟李扩军。李扩军在广州当兵，赶回来为哥哥奔丧。李扩军说：
　　5号接到家里电话，是堂哥打来的——还欠堂哥5000多元钱，这次哥哥治疗又花了1万元，没有钱又借堂哥的，才跟我说——我才知道哥不行了。我5号接到电话，7号下午4点赶到家，就是前天晚上回来的。哥哥等着我回来，我回来的第二天上午哥哥就走了。这次哥说：“以后孩子拖累你了。”两年前嫂子走时说：“兄弟，实在不好意思，把你花空了。”嫂子死在广州，我在广州当志愿兵，哥嫂一家来广州卖水果，他们发病治病没少花钱。这几年大约补贴哥哥3万元。嫂子病在广州，最后治病花了8000多。我老婆说：“你对你哥比对我还好。”我说：“那没办法，他是我哥。”我守我哥一夜。我妈让我去睡一会，我不去，我就是回来守哥哥他哩！坐一路车，火车、汽车、小三轮，实在太累了。我在手上拴根绳子，要我哥拉着，我说我要睡着了你就拉我。我一直守在床边。现在我哥不在了，他终于解脱了。
　　我不能忘了哥哥，给我寄过500元，虽然我当时又寄回去了，因为知道实在家里太穷。那是1993年，我考上了徐州空军后勤学院中专班。家里的老宅可以说是全中国最烂的。我父亲1989年死于冠心病，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穷得很。1985年盖房子，一头驴卖了160元买瓦，还差60元买不起砖，盖成土坯房，3间，之后又盖了偏房，我当兵前就塌了，倒掉了。我上高中一年后当兵。我初中时是重点中学前三名，88元学费全免，一位老师替我说话，学费免了，我感激他一辈子。但当时我什么都没说。当兵后考军校，前几名。现在是七级军士，业余在广州中山大学学习法律，我要报考律师，我一定能考上，一定要考上。
　　在广州有几个老乡朋友，过去常一起聚聚。自从嫂子在广州生病，电视台採访之后，大家都知道了，他们都不与我联系了——艾滋病，都害怕。现在我不知道能不能把老母亲带走，她高血压、心脏病，我要照顾她。但她走了，这几个孩子怎么办？都带着我负担不起，我这几年没有积蓄，我自己还有一个小孩。临走时要给几个孩子作艾滋病检测，起码以后让他们到舅舅家去人家放心。（田野手记20051209）
　　在李建军的葬礼上，李扩军看我在抄写礼单，就说，刘老师需要就把礼单拿去吧。礼单写在小学生写大字的练习本上，上面记录着乡邻们送来的5元、10元的礼金。之后，扩军又找我抄礼单，他说：“人情要记下，日后好还礼。”李扩军要回部队了，又说走前还要和窦楼村的舅舅一起给三个孩子作艾滋病检测，一个月前已查过一次了，都没事，再查一次好放心，“我放心，舅舅家也放心，以后孩子们好去玩。”
　　后来，听说扩军转业了，本来想回到县里谋一份差事，离家近些，好照顾家事，但是终于没有谋到，“现在都靠关系靠钱，咱没有关系也没有钱。”于是又回到南方打工。
　　2008年初春，我又在村里见到李扩军，他回来给母亲奔丧。他说，冬天冷，今年接母亲到广东惠州去住，生病了住当地人民医院治疗，花1万多元，那边看病太贵。实在是拖不起了，才花5000元包个车送母亲回来看病。回来看病又花1万多，一共花了3万多，“一年挣的花完了。”家里没人了，孩子们太小，母亲回来住姐姐家，农历二月十五病重，“不中了”，才从姐姐家送回来——人临终得回自己家，总不能死到别人家。回到家，当晚咽气。十六埋了。“解脱了，”李扩军又说。
　　他要接哥哥的儿子小云鹏到他那里上学，“这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在这里逃课，上网吧，接到那边看紧点。”当时李建军两个孤儿冉冉和云鹏已经收住在村里的“希望家园”。李扩军说，实在负担不了，冉冉就留下了，拜托刘老师费心。我说有可昆两口子负责，孩子们照顾得都很好，你就放心吧。
　　李扩军说：“还想继续考律师，大专证交到中山大学法律系办自学考试本科证，搞丢了。想继续考，但是现在生活负担重，净顾着开车打工挣钱，精力不比从前了。”（田野手记20080325）
　　尹庄人很重亲情，很多弟兄们都像扩军建军兄弟这样重手足亲情。在这里幸存者抚养照顾不幸去世的兄弟们的遗孤，天经地义。
　　——这都是后话。

　　生死患难中最讲情义

　　在艾滋病疫区，死亡已成常态。第二年，2006年春节前夕，我又连续参加村里两场葬礼。
　　1月26日一大早，李卫华来说：小滩李朱老五死了。朱老五死得很急很快，眼看着一个人身体很棒，一发病，说不中就不中了。有人说跟“7.15”事件中“被抓一家伙”有关系，受惊受凉了，这是发病的诱因。村医则说，都怨他没有好好服用抗病毒药。“朱老五兄弟5个，除老大两口，其他弟兄妯娌8个人都卖血感染艾滋病，老三夫妇、老四夫妇都死了，各有两个孩子由老五收养，现在老五一死，等于三家孩子都没‘偎头’了。老二家太难，自家都难顾住，他两口都是艾滋病不用说，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儿媳也艾滋病，儿媳死罢了，又来一个还是艾滋病。”

　　年幼的女孩没了“偎头”，成了孤儿。

　　朱家最小的兄弟朱老五，死亡时36岁。就在此时此地，我第一次听到中原民间那个令人心酸心碎的词语：“偎头”——朱老五的英年早逝，不单使他自己的一双儿女没有了父亲，还使他原先扶养照顾的已经先他而去的三哥嫂、四哥嫂家的几个孩子，也没了“偎头”。
　　第二天，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八，除夕前一天（这年没有年三十），我又和村民们一起埋葬了他们的乡邻李继臣。李继臣兄弟4人，当年全是献血员，3人感染艾滋病，只有老大年纪太大只卖过全采没有卖过单采，没有感染艾滋病。李继臣是三个艾滋病弟兄中死得最晚的一个。这时候为李继臣送葬的儿子抚棺呼嚎痛哭不已，儿子和父亲一样，也卖血感染了艾滋病。
　　这年冬天，尹庄村最年长的李郭氏也去世了。有人说她享年98岁，有人说100岁，回来奔丧的大女儿已经80多岁，她说自己的母亲106岁。想来，如果没有艾滋病，这里原是长寿之乡。李郭氏四世同堂，现在除了她的因艾滋病已经死去的儿子，所有孙男弟女都来为她奔丧。李郭氏这些送葬的后人中，老二孙子像他父辈中的老二叔一样，因为穷娶不起媳妇，叔侄二人都卖血感染了艾滋病，二叔已经死去，在老祖母的葬礼上，这个一辈子打光棍的孙子，显得格外孤独落寞。

　　因为艾滋病人太多，丧事太多，出殡都不待客了。

　　李郭氏用一个孙女“转亲”为大孙子换回一个孙媳妇。现在这个为大哥换回嫂子的李郭氏的孙女，也回来为奶奶奔丧。她跟我说，奶奶娘家人很多，待不起客，晌午人家都没来。现在来人不多，过一会人就多了。村主任李卫华向我解释说：咱村出殡都不待客了。
　　——为什么呢？
　　艾滋病人太多了，艾滋病牵连的户数也多，待不起客，所以就都不待客了。大家也都理解这个事，都同情艾滋病村艾滋病病人困难，来，都是帮忙。
　　——来打墓的也不招待了？
　　也不招待。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情况，……改革了么！
　　“礼钱能收千把块钱，不够办丧事，出殡需要2000多元。对他们家是很大负担了。”旁边一位村人说。
　　虽然不待客了，但“礼数得到”。得等娘家人都到了才能出殡，这是这里“出殡埋人的规矩”。来客中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说是娘家人，他说：“亡人了，得来人。年轻人都打工去了，他们忙，我就来了。”
　　葬礼开始了，孙男弟女跪倒一片，李郭氏80多岁的大儿子哀哀哭号着“我哩个苦命的亲娘哎——”一跪三叩首。墓葬前，一个小小的民间丧葬仪式队，举行一个简单的丧葬告别仪式，颔首屈身向死者默哀致意，跪拜叩首一丝不苟，表达了民间百姓对生命的珍惜、对死亡的敬畏。

　　村子里强壮劳力已经不多，每次送葬几乎是全村出动。

　　生死患难中最讲情义。许多家庭只剩下老幼妇孺，人们相帮相扶着才能把日后的光阴走完。没有卖过血的村主任，一下说不清经自己的手埋葬了多少因为卖血死去的乡亲，他说：“我们村的红白事我都到场，埋人需要抬棺材，像过年这时候年轻人都回来了还好些，特别到天热时间，身体好些的都打工去了，剩下的都有病，不能出力，感染艾滋病毒的人不能出力，一出汗就容易发病。我们这些没有感染病毒的健康人就为死去的人打墓，抬棺材，下葬。”村子里三、四十岁的强壮劳力已经不多，每次送葬，几乎是全村出动，“到场的人不少，能出力的人不多，到场是尽心意，每次抬棺打墓的力气活，差不多都是靠那几个人。”
　　每逢发丧，村民小组长都会在村里吆喝：“埋人哩，老少爷们都来搭把手吧……”无论力气大小，能到场的都会到场，一起把先走的人“送到地方”。退休老教师朱恒昌手把手教授年轻的孝子送葬的规矩，认真登记邻里乡亲送上的5元、10元“祭礼”，年长者帮年幼的孩子铲下第一锨土，把年轻的父亲或者母亲安葬。

　　葬礼桌前，人们向本文作者讲述着一个个悲惨的故事。

　　“人间恰遇英明主……”

　　那天村口碰到放羊的老教师朱恒昌。他唤住我，送给我一首写在香烟盒纸背面的诗：
　　　　赠访者
　　科学滞后顽疾先，
　　艾滋猖獗人命惨。
　　新坟连着新坟起，
　　遗弃老小哭苍天。
　　人间恰遇英明主，
　　派来天使访灾难。
　　安得玉宇尘埃净，
　　万民顶礼颂德衍。

　　祭礼单和乡村知识分子的赠诗。

　　这首诗显然是赠给我这个“天使”“访者”的，一番心意我很感动。但是，我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认定是“英明主”派来“天使”。诗的前半部描述“艾滋猖獗人命惨”很真实很具体，他把原因归咎于“科学滞后”；后半部把解救灾难的希望寄予“万民顶礼”的“英明主”的“德衍”。
　　朱恒昌当了一辈子乡村民办教师，大批民办教师转正时，他没有钱也没有关係，直到退休也未能转正，至今身份依然是农民。但这不妨碍他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角色，他是这里乡村民间文化的实际传承人。他的这种观念认知，在河南民间社会很有代表性。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上长期处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地位，忠君惟上的正统观念在中原民间社会影响很深，流行至今的“反贪官不反皇帝”正是这种正统观念的反映。这里的百姓是很崇上的，百姓对官，又恨又怕又离不了，再苦再难再冤屈，他们相信有一个“青天”是好的，“会还我们一个公平公道”。因此才会有一次次上访告状、包围地方政府机关要求“答复”、种种面临死亡绝境的呼救。但是，这一切却往往被看做是丧失理智的“对抗”行为。民和官的关系“纠缠”得太紧太深，是中原社会文化中一个很大的特点。
　　从2004年那个寒冷的冬季，到2009年炎热的夏天，六个年头的时间里，我许多次往返于这个中原大地上的村庄，一次次走在送葬的队伍中，和乡亲们一起埋葬他们死去的亲人。期间去世的有李建军、李继臣、李老四、朱老五，还有李长春、李献臣、李中臣、李留安和留安妻、李松才和他的哥哥、顾艳萍、阎秀荣、花荣、玉花、老歪李铁印和他的哥哥、朱老五的哥哥朱老二、孟宪友和他的两个儿子、陈赓兵团的老兵和他的妻子、李春营上吊自杀的父亲、李老四的母亲、李建军的母亲、孟昭周、王化学……。

　　本文作者行进在乡间送葬的队伍中。

　　走在乡间送葬的队伍中，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体会到一种“历史感”，我清晰地意识到我正在历史中行走，我正置身于一场人间灾难，一场人类的大事件。行走中我一遍又一遍追问：历史到底在诉说什么？我一遍又一遍思考：人类到底在期盼什么？同时追问自己：你到底为了什么？
　　（照片均为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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