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教授提摩西·加頓·阿什的經典概括廣為流傳：“東歐的變革，在波蘭用了10年時間，在匈牙利用了10個月，在東德用了10周，在捷克斯洛伐克用了10天，在羅馬尼亞只用了10個小時。”中國的變革呢？有人說：10天！有人說：10世紀！


　　老高按：前天發了資中筠女士關於歷史檔案的回憶和思考，今天又讀到對華東師大歷史學系沈志華教授一篇涉及歷史檔案的專訪——雖然其主旨是討論前蘇聯的“衛星國”社會制度轉型。正好，東歐轉型和檔案開放這兩個問題都是我所關心的，轉載推薦這篇專訪。
　　東歐與中國這七八十年的發展路徑，有相似的共性，也有各自的特色。中國早早擺脫了蘇聯的控制，卻與蘇聯展開了在共產主義框架內、社會主義道路上“左”與“更左”的較量（閻明復語），東歐諸國除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之外久久沒有擺脫蘇聯的桎梏，他們與蘇聯卻充滿資本主義的“右”與社會主義的“左”的競爭。箇中原因何在，沈志華對東歐諸國做了簡短的分析，可以啟發我們進一步思考。
　　在今年9月舉行的關於土改和鎮反的國際研討會上，我深深體會到國內學者與海外學者各自的優勢與劣勢，體會到二者互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正如海外學者胡平在提交的論文中所說：
　　限於自身條件，我不可能接觸到中共關於鎮反運動的內部文件，也不可能就鎮反運動進行廣泛的社會調查……在寫作這篇論文的過程中，我又閱讀了大量的文章和資料，受益匪淺。這其中也包括一些體制內學者的論述。由於他們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數據，對相關研究提供了一般人不可能提供的信息。謹此，我向所有研究和寫作鎮反問題的人士，包括這些體制內學者，表示由衷的感謝。
　　這也是我在閱讀國內學者的文章時的基本態度：雖然看到他們未能提供的資訊，但是更看到、更重視他們提供出哪些我此前不知道的資訊，包括他們的弦外之音；我會從他們的論據和論證中思考而得出結論，而不在乎他們自己是否明確說出了結論。借用一句大家熟知的警句編個小故事：乾渴的旅人接到一個水瓶，有的人會不太滿意：怎么半空，只有半瓶！有的人會十分感激：雖然半空，但我喝到了半瓶！


　　從檔案看東歐各國社會制度轉型

　　受訪人：沈志華，特約採訪人：邰浴日，東方歷史評論 公眾號

　　受訪人：沈志華，現任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終身教授，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主任，周邊國家研究院院長，美國伍德羅·威爾遜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研究員。研究領域為冷戰國際史、蘇聯史、中蘇關係史、中朝關係史。
　　《東方歷史評論》特約採訪人：邰浴日，現任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副研究員，曾赴匈牙利中歐大學從事訪問研究。研究領域為冷戰國際史、東歐政治轉型。

　　《東方歷史評論》：沈老師您好，由您擔任總主編的九卷本《東歐各國社會制度轉型檔案文獻編目》近期正式出版，在學界引起了不小的反響。您當年遠赴俄羅斯搜集蘇聯解密檔案的傳奇故事大家已經耳熟能詳，不過這次的這套檔案編目主要是東歐國家的檔案文獻。所以首先能否請您談一下，您是如何關注到東歐國家的檔案文獻，進而決定開展相關工作的？
　　沈志華：那是2011年夏天吧，我和李丹慧教授在匈牙利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王俊逸（Péter Vámos）的全程陪同下前往東歐各國的主要檔案館進行了實地考察，同行的還有東方歷史研究基金會的理事錢曉華和於建東兩位先生。我們先後去了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捷克、波蘭和德國，就是說，當年的8個東歐國家當中除了阿爾巴尼亞沒去之外，其他的都去了，歷時二十多天。
　　看下來才知道，原來大多數這些東歐國家的檔案開放情況比俄羅斯還要好，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的檔案，包括黨的和政府的檔案，基本上都是對外開放的。這些檔案主要收藏在本國的國家檔案館、外交檔案館等主要檔案館裡面。比如我們在保加利亞的時候，人家工作人員還直接把我們帶進檔案庫作了參觀。在捷克，工作人員也特別熱心，還主動給我們展示了好多當年中國發來的公文電報等文件。德國就更不用說了，除了某些涉及到個人隱私的檔案有特別規定之外，東德時期的檔案也都全部解密開放了。這裡頭比較差的可能就是阿爾巴尼亞，因為我們聽知情人士講，阿爾巴尼亞的檔案館基本不對外開放，檔案管理也比較混亂，除非能找到特殊關係，才有可能進得去檔案館。所以那次我們就沒去阿爾巴尼亞。
　　總體來說，現在這些東歐國家的檔案開放和管理制度已經大體上跟英美等西方國家差不多了，在有的檔案館拍照還不要錢，他就希望你對檔案進行利用。所以當時我們就意識到，研究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歷史，東歐國家目前的檔案開放條件是相對最好的，比俄羅斯還要好，俄羅斯的檔案管理還時放時收的，有很大不確定性。而且因為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是相互關聯的，所以搜集和整理東歐各國的檔案文獻，對於研究其本國歷史、蘇聯史、以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相關歷史，都會有很好的推動作用。所以回國後不久，我們就啟動了這項工作。

　　《東方歷史評論》：那在您那次歐洲行程中，有沒有什麼特別讓您印象深刻的經歷和感受？
　　沈志華：一個經歷是有次跟羅馬尼亞原來那些共產黨高官開了半天會，他們之前都擔任過諸如總統、國防部長、外交部長等職，一幫老頭。交流下來，整體感覺他們的思想還是比較保守。他們也聽我們講中國的改革開放，聽完之後就對我們說，幸虧你們黨走了改革開放這條路，不然結果會跟我們（羅馬尼亞共產黨）一樣！
　　我們在羅馬尼亞的時候感覺這個地方確實比較落後，真的很窮，保加利亞也很窮。而且這已經是轉型二十多年後了，當年在蘇聯體制下的情況就更加糟糕。你說你社會主義搞了幾十年，搞成這個樣子，老百姓當然不滿意了。更何況他們還有歐洲鄰國作比較。其實蘇聯當年也是這樣的，為什麼二戰後很多人提出要改革，要廢除集體農莊，就是因為跟西歐這麼一比——還不說西歐了，那會蘇聯人看到的，主要就是東歐的匈牙利和捷克，一看這都比蘇聯強多了。你想想這些蘇聯人被宣傳了幾十年，之前都覺得自己是最幸福天下最好的，結果一到東歐看到的是這樣的情形。
　　還有一件事也讓人印象深刻，就是當時參觀了布達佩斯的恐怖屋博物館。博物館所在的這幢大樓，之前曾被匈牙利納粹黨箭十字黨和匈牙利共產黨先後用作自身秘密警察的總部，所以裡面展示的主要也是匈牙利從二戰末期到政治劇變這段時期的歷史。它的館長當時帶着我們作了參觀，其中很多展館都可謂獨具創意，給人很大的衝擊和觸動。比如它有個展廳叫做“皮特的房間”，展示了時任國家保安局局長皮特·加博爾的辦公室。但是這個房間被設計成了陰陽兩面的風格，只有一半是豪華的辦公室，另一半卻被設計成了陰冷的牢房。這是因為當時負責執行黨內清洗任務的皮特，隨後也沒能逃脫被清洗的命運。施害者轉瞬就成了受害者，類似的案例在當年的東歐各國絕不止皮特這一例。而這個展廳可以說非常直觀地呈現了那種惡性循環，給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東方歷史評論》：我們注意到這次東歐檔案編目的體量很大，總共有四萬多件，其中有哪些文獻值得為大家重點推薦一下？
　　沈志華：我們這次的檔案搜集編目工作還是有一條主線，就是關注東歐各國的社會制度轉型。東歐各國在冷戰時期的這段歷史，概括來說就是一個走進和走出蘇聯體制的過程。在建立蘇聯體制之後，你會發現多數東歐國家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排斥和反抗，從1948年的蘇南衝突，到1953年的東柏林起義，到1956年的波匈事件，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再到1980年代初的波蘭團結工會運動，最後到1989年的東歐劇變。可以說，各國試圖掙脫蘇聯體制束縛的嘗試一直就沒有斷過。而圍繞着以上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的專題檔案文獻，可以說都值得予以重點關注。
　　進一步說，我們都知道80年代末發生了一場東歐劇變。牛津大學教授提摩西·加頓·阿什的那段經典概括也廣為流傳，他說：“東歐的變革，在波蘭用了10年的時間，在匈牙利用了10個月，在東德用了10周，在捷克斯洛伐克用了10天，在羅馬尼亞只用了10個小時。”可是，當時東歐各國在這10年、10個月、10周、10天和10小時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有哪些因素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國內學界對此並未作過特別系統深入的研究。以對波蘭和匈牙利的社會轉型起到重要推動作用的圓桌談判為例，如今共產黨高層的會議紀要、反對派內部的會議紀要，以及朝野雙方舉行圓桌談判的會議紀要都可以看得到，這就為研究那段歷史提供了非常好的史料條件。所幸我們在開展相關工作的過程中，已經有學者開始着手利用這些史料展開了研究。但是總體而言，相關研究還是有很大的拓展空間。

　　《東方歷史評論》：由於以往不為人知的檔案文獻被大量披露出來，人們發現過去對很多歷史事件或過程的基本敘事存在重大缺陷或舛誤。能否舉一兩個例子，來說明相關檔案文獻的披露對於國內東歐歷史研究的推進和價值？
　　沈志華：國內學界之前關注東歐歷史本來就不多，對蘇聯史的關注要多一些，還有就是跟中國有關的歷史。所以，我們當年從俄羅斯搜集的蘇聯檔案對於史實重建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這方面的案例很多，比如姚海教授對於1917年俄國革命的研究，以及我本人對於朝鮮戰爭的相關研究等等。
　　對於東歐歷史的研究來說，這次搜集的檔案文獻可以說能為我們提供很多之前根本不知道的信息。比如在蘇南分裂之後，斯大林在其他東歐國家推行蘇聯模式，同時就伴隨着東歐各國所謂“國內派”和“蘇聯派”的政治鬥爭，以及由此引發的黨內大清洗。當時東歐各國普遍出現了重大政治案件，比如匈牙利的拉伊克案、波蘭的哥穆爾卡案、捷克的斯蘭斯基案、保加利亞的科斯托夫案、羅馬尼亞的帕特拉什卡努案等等。許多高層領導人都受到了牽連，他們輕則被判入獄，重則被施以極刑。可是事後看來，當時絕大多數此類案件都是出於蘇聯當局的政治需要以及各國黨內的政治鬥爭而造成的冤假錯案。有些案件在斯大林去世後沒多久就得到了平反，但是有些當事人早已被處決了。當時對於法制的破壞由此可見一斑，黨的高層領導人都缺乏基本的權利保障，普通民眾的命運就更加可想而知了。而東歐各國民眾對於蘇聯體制的反感和抗拒，就是經由這些事件而逐漸累積起來的。
　　可以說，基於這些東歐檔案所進行的歷史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填補國內相關研究的空白。這裡面值得做的選題真的太多了。所以我特別希望能夠通過這套書的出版，吸引更多年輕人進入這個研究領域，利用我們所整理的檔案文獻開展東歐社會制度轉型研究。它們還真的正在發揮作用，最近就有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學生給我打來電話，說是看到了這套書，想要研究阿爾巴尼亞史。我就跟他說非常歡迎，我們華東師大冷戰史研究中心的數據庫都是免費對外開放的，你來想看什麼都有。另外我今年還招了一個做南斯拉夫史的博士生，計劃明年派去塞爾維亞訪問交流。我還有一個博士生是研究保加利亞史的，目前正在索非亞大學訪問。另外還有一個已經畢業的博士，他讀博期間研究的是匈牙利的圓桌談判，之後打算接着研究波蘭的圓桌談判。這麼看來，這套書對學生還是有影響的，希望今後能有更大更持續的影響。

　　《東方歷史評論》：如沈老師所說，東歐國家在社會主義時期始終存在着對蘇聯體制的排斥和反抗，並且最終都拋棄了蘇聯體制，您覺得這背後主要有哪些原因？
　　沈志華：這主要還是跟東歐國家的歷史傳統有關。一方面人家還是受到過宗教改革和啟蒙主義的影響和薰陶，不少國家在二戰之前就已經有過民主政治的實踐了，經濟發展得也不錯。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它在一戰後已經初步建立了議會民主制，後來更是一度躋身於世界前十大工業國。接下來再跟實行蘇聯體制後的那些情形一比，當然就顯出差距了。所以東歐人還是有民主思想，即便是共產黨，你看還是要比蘇聯人開明一些吧。進一步說，蘇東劇變之後，多數東歐國家都基本完成了政治經濟體制的轉型，而俄羅斯在經歷了一段過渡時期之後又出現了重回威權體制的趨勢，這恐怕也是因為俄羅斯的歷史包袱相對而言要更重一些。
　　還有一個因素，就是不少東歐國家歷史上就跟俄國及後來的蘇聯有很深的過節，比如當年匈牙利的1848年革命已經把奧地利軍隊給趕出去了，結果第二年又被俄奧聯軍給打了回來。波蘭就更不用說了，歷史上其領土曾遭到俄國及蘇聯的數度瓜分，後來又發生了卡廷慘案、華沙起義等重大事件，都跟蘇聯有直接的關係。所以在匈牙利和波蘭等國也一直存在着反蘇的情緒，而這種情緒又跟他們對蘇聯體制的反感形成了共振。你看在東歐劇變的時間序列里，恰恰就是這兩個國家排在了頭兩個。
　　最核心的原因自然還是蘇聯體制本身的問題，所以它在東歐各國是不受歡迎的。後來它的維持基本上靠的是暴力，靠的是武力。為什麼80年代末發生了東歐劇變？當然主觀的原因是因為各國都反對這個體制，客觀的原因很重要的一個就是蘇聯沒有能力和意願再使用暴力了。它自己的經濟發展都捉襟見肘了，再加上阿富汗戰爭的拖累，所以對東歐各國的控制也開始逐漸鬆動。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最終決定不再對東歐進行武力干預，人家自然就按照自己的意願發展了。當然現在解密的檔案文獻顯示，這個具體的過程其實要更加複雜一些，但是總體趨勢大致是這樣的。

　　《東方歷史評論》：中國學者研究東歐國家的歷史，尤其是各國社會經濟制度轉型的歷史，對於中國來說意味着什麼？
　　沈志華：可以說，冷戰時期東歐各國的歷史從一個特定的區域和角度，反映了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在20世紀下半葉興衰起伏直至失敗的全過程。認真研究這一歷史過程，可以更好地總結東歐各國轉軌進程的成敗得失，這對於深刻反思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歷史地位，深刻理解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過去和未來，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中國曾經也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成員，甚至一度成為陣營的領導者之一，與東歐各國一起受到蘇聯模式的決定性影響，中國的改革開放與東歐各國的變革也大體上處在同樣的歷史背景下。因此，對冷戰時期東歐各國進入和逐步擺脫蘇聯模式的歷史過程的深入了解，可以從比較研究的角度為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堅持和深化改革開放提供必要的歷史借鑑。
　　目前有一個狀況很令人擔憂，就是我國老一代東歐研究人員退休之後，東歐歷史研究出現了青黃不接的現象。既掌握對象國語言，又做對象國歷史研究的學者，可以說少之又少。從現實來講，跟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地位也是很不匹配的。你想想，中國這麼大國家，連研究東歐歷史的都沒有。我們現在就是對幾個西方大國比如英美德日研究的多，對其他國家就很少了，這個真的是很不相稱。何況現在出現了中美對峙的新情況，中國就更加需要跟歐盟搞好關係。但是如果你對他們的基本歷史都不了解，就很難理解他們的民族感情和政策選擇，要想實現有效溝通和切實合作的難度也會大大增加。

　　《東方歷史評論》：最後一個問題，近期出現的一些現象比如中美貿易摩擦，似乎顯示了冷戰重演的苗頭。沈老師如何理解冷戰這一歷史現象，“新冷戰”有可能得以避免嗎？
　　沈志華：二戰結束之後，原本為安排戰後世界秩序而構建的“雅爾塔體系”逐漸受到侵蝕，作為在戰爭中崛起的新興大國，蘇聯與美國之間意識形態和國家制度的異質性致使雙方的戰略互疑不斷升級，逐漸從合作轉向對抗，主動型“大國合作”機制即轉變為被動型防止新的世界大戰的“危機控制”機制。雖然受到核武器等新的技術因素制約，這種對抗始終沒有衍變成超級大國之間的戰爭，但以“冷戰”形式表現的兩級對抗的世界格局存在了近半個世紀。最終，在爭霸中被拖得筋疲力盡、國力日益衰竭的蘇聯在內外矛盾交織中宣布解體，冷戰結束。
　　而面對後冷戰時代的大國關係的變動——正在崛起的中國在客觀上形成對冷戰勝利者美國的挑戰，如今確實有不少人在談論是否會出現“新冷戰”的局面。實際上，中國與當年蘇聯所處的國際環境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蘇聯當時尚未進入統一的國際體系，在意識形態和國家制度上與美國實質上仍是異質性和替代性的關係。而中國目前在科技、經濟、環境等方面已經基本融入了國際體系，儘管意識形態和國家制度方面與美國存在差異，但並非完全對立的異質性和替代性矛盾。因此，客觀上並不存在重演美蘇冷戰類型的“新冷戰”的條件。只要中國堅持以改革開放為主導的國家戰略，堅持不當頭、不爭霸、不結盟的外交政策，在解決具體衝突時頭腦冷靜，處置得當，中美兩國完全有可能也應該建立起合作互利的新型大國關係，避免走向新的“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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