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鎮反殺的人最多，然而爭議卻最少。這是因為對鎮反運動的性質有嚴重誤解。所謂“鎮反”，實際上是鎮壓那些早已放棄反抗並得到中共承諾寬大處理的國民黨軍政人員，甚至包括那些得到中共承諾既往不咎、一視同仁的起義投誠人員


　　老高按：在我們這一代人的習慣說法中，說某某人“被鎮壓了”、“誰誰的爺爺是被鎮壓的”，意味着他被判處死刑、被處決了。這個說法，來自中共建國初期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簡稱“鎮反”）。
　　在9月19-20日舉行的關於土改和鎮反的國際研討會上，提交的關於鎮反的論文不太多，絕大多數學者的研究課題都是關於土改的。但我聽到了一篇言簡意賅、有史實有分析的關於鎮反的論文，有頓開茅塞之感。今天看到此文已經公開發表，便轉載於下，供對這一運動跟我一樣很不了解的朋友參考。
　　前一段時間有朋友推薦我看國慶70年獻禮電視劇《特赦：1959》，第一集中有這麼一段情節：主人公在趕赴北京途中遇到被打散的國民黨散兵游勇拿着武器圍上來，他勸他們放下武器回家鄉安分守己，好好生產勞動，我們共產黨解放軍既往不咎！他們雖然半信半疑，但最後無可奈何，丟下武器散去。這部電視劇對這些國民黨下層官兵後來的經歷再無交代，也沒有再安排主人公反思自己當時所許的諾言是否兌現：真的“好好勞動”就能被“既往不咎”嗎？
　　實際上，我們知道，在國民黨軍隊中幹過，哪怕是被抓壯丁的、只當過班長排長的，以及哪怕只是被鄉民推舉當過地方上三幾天保長甲長的，在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會遭到多少磨難。這是毛澤東和他的執政團隊背信棄義的又一例。中共公開許諾的政策是“首惡必辦，脅從不問”，但中共做的卻是“首惡優待”，對溥儀和國民政府、偽滿政府數百上將高官只進行思想改造，最後分批特赦；卻“脅從必究”，殺了成千上萬這些皇帝上將高官的下屬。記得國軍高桂滋中將的兒子告訴我，他父親因為在國共內戰中丟了兵權，沒跟共軍交戰，也沒有跟着蔣介石去台灣，跟彭德懷、習仲勛關係又都不錯，所以成了“統戰對象”，當上了掛名的政協委員，1959年去世之後還由習仲勛在京主祭。但他手下那些旅長團長營長，有的被判死刑，有的勞改多年，至少也是街道管制。當時他想跟共產黨為他們說說情，賀龍、習仲勛都很乾脆地勸他：你不要管，你也管不了。部下成了階下囚家破人亡，讓他這個還勉強保留着座上賓身份的人情何以堪！


　　對中共鎮反運動的蓋棺定論

　　胡平，RFA

　　一

　　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中共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一場極其殘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據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在1954年1月的一份報告中說，鎮反運動共殺了71萬2千人，判刑勞改129萬人，管制120萬人（實際殺死的人很可能還遠不止71萬，毛澤東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就說過，鎮壓反革命，殺了一百多萬）。在中共建政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鎮反運動中被殺、關、管的人數是最多的，然而在國內學術界，對鎮反運動的評價的爭議卻是最少的。他們無非是認為，一個靠暴力起家的革命政權，在建政之初用暴力嚴厲鎮壓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活動，實為情理中事；在鎮壓過程中犯有擴大化的錯誤，也比其他運動的擴大化情有可原。我以為，這種評價是基於對鎮反運動的性質的嚴重誤解，所以是站不住腳的。
　　不錯，在中共於1950年3月18日發布的第一份鎮反文件《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裡明確宣布，鎮反的對象是：反革命武裝暴動，搶劫公糧和物資，破壞工廠、鐵路、倉庫，造謠及鼓動群眾鬧事；還有就是追捕那些隱瞞其反革命罪行、改名換姓、喬裝打扮藏匿於社會的反革命罪犯，等等。從中共的角度，上述這些人自然是要嚴厲鎮壓的。但問題就在這裡：作為革命政權，中共在建政初期鎮壓大大小小的反革命活動本是例行公事，是中共各級領導早就在做、而且一直在做的事。既然如此，哪裡還用得着最高領導人特地出面發文件，專門搞成一場全國性的大運動呢？
　　由此，我們可以推測，中共發動鎮反運動其實是借題發揮，是假借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名義，或者說在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掩護下，實際上去鎮壓另外的群體，去鎮壓那些並沒有從事過上述反革命活動的另外的群體。
　　黃鐘先生在《炎黃春秋》上發表的文章《第一次鎮反運動考察》裡寫到：“鎮反運動是根據中共中央的黨內秘密文件發起，並由一系列黨內秘密文件所指導和推動”，“而被視為反革命分子的人，往往就是根據他們無從得知、無由得見的秘密文件而被殺、關、管、放”。這就是說，很多在鎮反運動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到鎮壓的人，如果他們根據中共公開文件中的反革命分子定義來對照自己，他們不會認為自己是反革命；可是他們終究還是被當作反革命鎮壓了，因為按照中共內部的秘密文件，他們就是反革命，鎮反運動就是要鎮壓他們這種人。
　　我們知道，早在1949年4月25日，毛澤東與朱德簽署發表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共八條規定，又稱“約法八章”。其中第五條宣布，“除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屬國民黨中央、省、市、縣各級政府的大小官員，‘國大’代表，立法、監察委員，參議員，警察人員，區鎮鄉保甲人員，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者，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虜，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另外，在國共三年內戰中，共軍消滅了大量國軍，除斃傷之外，還有相當一部分是“起義和投誠”的。據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績公布，國民黨軍隊起義、投誠和接受和平改編共177萬人。中共宣稱對起義投誠人員有一貫的政策：“愛國一家，既往不咎，一視同仁，量才錄用，妥善安置。”
　　然而，以後的事實證明，所謂鎮反，實際上就是鎮壓那些早已放棄反抗並因此得到中共承諾寬大處理的國民黨政府人員，甚至包括那些得到中共承諾既往不咎、一視同仁的起義投誠人員。鎮反運動是中共出爾反爾、自食其言、背信棄義的登峰造極。

　　二

　　鎮反運動過去60多年了，但是到目前為止，有關鎮反運動的檔案還很不開放。我們只知道當年搞鎮反有很多絕密文件，但是不知道那些文件到底是怎麼說的。不過，僅僅根據我們已經知道的信息，僅僅根據中共當年的種種外部行為，我們也可以知道，鎮反到底是針對誰。
　　在1950年3月，中共發出第一份鎮反運動的文件後，公安部緊接着就做了一件事，在許多城市開展了敵特黨團人員的登記工作，通過警告、檢舉等上下結合的方式，逼使原國民黨特務機關人員及其國民黨和三青團骨幹分子主動交代身份。這就意味着，所謂鎮反運動，實際上針對的就是那些早就放棄反抗，並得到新政權寬大處理的舊政權人員。
　　在鎮反運動初期，毛澤東不大積極。毛澤東強調要考慮統一戰線，不要四處出擊，不可樹敵太多。毛澤東說，不是不要搞鎮反運動，而是要分清輕重緩急，不能急躁。
　　顯然，在這裡，毛澤東不是指暴動、暗殺、破壞一類反革命，因為對這些種類的反革命必須及時鎮壓，不存在統戰不統戰的問題，也不存在應該緩一緩、不能急躁、不要樹敵太多四面出擊的問題。毛無非是說，對那些早已放棄反抗、並已得到寬大處理的舊政權人員的鎮壓應該緩一步，現在先不要碰。由此可見，在毛那裡，在中共高層領導人那裡，所謂鎮反運動，要鎮的就是舊政權人員；他們搞鎮反的目的，就是要對那些他們先前承諾過寬大處理的舊政權人員算舊賬、開殺戒。
　　朝鮮戰爭一爆發，毛澤東對鎮反運動的態度立刻就變了。1950年10月8日，中共正式決定出兵朝鮮。兩天后，毛澤東親自主持通過了《關於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又稱《“雙十”指示》）。毛澤東對時任公安部長羅瑞卿說：“千載難逢”，“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
　　這話看上去很奇怪：怎麼叫“千載難逢”，“只有這一次”呢？如果反革命是指“武裝暴亂，打游擊、暗殺，投遞反動信件，殺人、放火、投毒”之類，現在有，現在要鎮壓；以後有，當然也要鎮壓，怎麼可能“只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呢？可見，這裡說的鎮壓反革命，並不是指做出“殺人、放火、打游擊、武裝暴動”等反革命行為的人，也就是說，不是指例如中共1950年3月18日關於鎮反運動的文件里說的那些反革命，而是專指那些沒有做過上述行為即沒有任何現行反革命行為的原國民黨政府軍政人員。劉少奇說得很直白：“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
　　《“雙十”指示》的精神就是反右傾。指示明確提出：“在鎮壓反革命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的右的偏向”。
　　何謂“反右傾”？說來很簡單。在鎮反運動初期，很多地方領導吃不透中央的意圖。他們以為，鎮壓反革命就是鎮壓3·18文件所說的那些造謠攻擊、殺人放火、打游擊、搞暴動的反革命。他們不知道，中央實際上是要他們對那些早已放棄反抗並得到寬大處理的舊政權人員開刀，這就成了中央眼裡的“右傾”。例如上海，包括市長陳毅在內的大小幹部，一方面要求國民黨政府的人員登記，交代歷史；一方面又說，“只要坦白，決不追究”。毛澤東對此很不滿，一度再三督促，這就是所謂“反右傾”。後來，上海方面終於領會了中央意圖，於是上海地區的鎮反運動進入高潮。

　　1951年春，鎮反運動進入高潮。在已經捕殺了相當一批反革命之後，各大中城市又依據最新的殺、關、管計劃，在三、四月間的某一天，採取了大規模的逮捕行動，一捕就是數千人。例如重慶的3.13大逮捕，一夜之間就抓了4000多人；上海則有4.28大逮捕，於4.27午夜之後在全上海進行了一次拉網式的突擊搜捕行動，一舉拘押了10000多人，如此等等。
　　試問，這一夜之間就逮捕的成千上萬反革命是怎麼回事？難道一下子就發現和破獲了這麼多殺人放火、造謠投毒等反革命活動，或者是一下子就發現和查明了這麼多改名換姓隱藏下來的反革命罪犯嗎？當然不可能，唯一合理的解釋是，這些人其實都是早就放棄反抗，先前登記過，並已經獲得寬大處理的舊政權人員。當局照着花名冊抓人，只要一聲令下，想抓多少是多少，所以才能在一夜之間就取得如此的“輝煌戰果”。
　　在鎮反運動初期，起義投誠人員大體上並未列入鎮壓對象，但是到了運動的中後期，大量的起義投誠人員也遭到殘酷的鎮壓。可見是中共殺紅了眼，殺上了癮，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前朝人員一次性全解決。如果說對已經得到承諾寬大處理的舊政權人員的鎮壓是極大的背信棄義，那麼，對已經得到承諾既往不咎的起義投誠人員的鎮壓就是更大的背信棄義。

　　三

　　歷史上也有過一些政治集團對已經投降歸順的敵人橫施暴虐，例如秦將白起坑殺40萬趙軍降卒；楚王項羽坑殺20萬秦軍降卒。為什麼要坑降卒？有說是糧食不夠，幾十萬降卒供不起；有說是降卒們其心不服，要是造起反來不得了；再有就是製造極度的恐懼，徹底摧毀對方的抵抗意志；等等。但中共的鎮反運動還要惡劣的多。畢竟，坑降卒發生在戰爭時期；中共的鎮反卻是發生在贏得戰爭、贏得政權後的和平時期，對坑降卒的幾條解釋一條都用不上。坑降卒的暴行受到千年詛咒，中共的鎮反更無半點可辯護的餘地。
　　一場鎮反運動，單單是殺死的國民政府黨政軍特人數，就遠遠超過了國共內戰三大戰役國軍傷亡之總和。中共在奪權之後殺的人，要遠遠超過它在奪權之前殺的人。這是一個最不尋常、也最為惡劣的事實。凱撒、成吉思汗和拿破崙是為了征服而屠戮，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澤東卻是為了屠戮而征服。這正是極權暴政和歷史上其他暴政的一個重大區別。
　　毛澤東說，鎮壓反革命必須開殺戒，但是我們只殺小蔣介石，大蔣介石一個不殺。這說明，中共搞鎮反，完全不是出於維護政權安全的考慮。俗話說“蛇無頭不行”，大蔣介石們是象徵，有人脈有號召力。如果舊勢力想造反想復辟，必然要由大蔣介石們出頭，至少也要打着某個大蔣介石的名義。所以新生的革命政權要是出於安全考慮而對前政敵開殺戒，必定是殺大蔣介石，小蔣介石們倒不必殺，不必多殺。可是中共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可見中共搞鎮反，完全不是出於維護政權安全的考慮。
　　大凡一個新政權鎮壓前政敵，總是依據職位高低、權力大小分別給予不同輕重的懲罰。中共卻反其道而行之，而一般人又習慣於沿用過去的經驗去思考，這就可以造成十分強烈的欺騙效果。蘇共殺死了最後一個沙皇尼古拉二世，中共卻特赦了末代皇帝溥儀。於是很多人就誤以為，中共對政敵沒有蘇共那麼殘忍。至於說中共殺害了好幾百萬舊政權的中下層官員，由於這些人默默無名，很難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1976年，毛死江囚，中共開始實行改革開放，先期做的一件事就是平反冤假錯案，鎮反運動中的很多案子也得到平反或摘帽。早在1979年1月，中共就發出一份內部文件，給起義投誠人員落實政策平反。然而，和其他平反冤假錯案相比，為鎮反運動受害者的平反進行得靜悄悄，一般人幾乎都不知道或沒察覺。按說這是當局做的一件好事，可是它為什麼進行得如此低調？
　　想想也不難明白，給鎮反運動受害者平反，對當局而言，實在是太尷尬、太難堪了。它幾乎找不到一個下台階，找不出一種措辭自圓其說。文化革命是錯誤路線，是十年浩劫，所以文革中的冤假錯案一風吹，是撥亂反正，名正言順；反右是正確的但是犯了擴大化的毛病，所以要改正；土改是必要的，地主不是平反，是摘帽，等等。唯有這鎮反的案子怎麼說呢？當初說好的不抓不判，既往不咎，可是就是把人家抓了、判了甚至還殺了。在天下所有的罪錯中，出爾反爾、自食其言、背信棄義未必是最嚴重的，但無疑是最不可辯解的。
　　歷史上，也許有的政治迫害事件比鎮反更殘暴，但不會比鎮反更背信棄義；也許有的比鎮反更背信棄義，但不會比鎮反更殘暴。作為政治迫害事件，鎮反應是背信棄義＋殘暴的史上之最。這就是對鎮反運動的蓋棺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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