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總統上任以來已發了近600條關於“假新聞”的推文。他最經常的攻擊目標，是專注於公正準確報道的獨立新聞機構。他並不是對實際的錯誤感興趣。他是在試圖讓真實的新聞失去正當性，試圖將根據事實的公正報道貶為出於政治動機的捏造


　　老高按：昨天，美國眾議院議長波洛西宣布，啟動對川普總統的彈劾調查。
　　這個爆炸性消息必然是“有人歡喜有人愁”。我要明確地說，我是歡喜者。
　　不論這一彈劾舉措背後有多少黨派的骯髒算計，不論此舉會引起多麼複雜的“蝴蝶效應”，我反對川普繼續當政，出於一個非常單一的動機：作為一個媒體人（或說“前媒體人”），我痛感：川普實在是新聞自由的敵人。
　　不錯，由於美國的制度、美國的憲法，川普沒有、也不可能像毛澤東和習近平那樣，悍然查封一切不順眼不順耳不順心的媒體、悍然讓所有異議者噤聲，哪怕異議者是“忠言逆耳”。但是川普用川普的方式，起到了毛澤東、習近平所起不到的作用——他釜底抽薪，破壞了新聞自由的基礎：公信力。
　　我來自中國，中國權力者鉗制新聞自由，不僅是我們考慮任何問題包括中美對比的參照系，而且是我們的對立面，是我們抨擊、要衝破的對象。但近年來我參加過多次關於中國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討論，一當為中共辯護的對方以川普為例：“你們美國總統都說如何如何”、“你們美國特朗普不就是如何如何嗎”，往往讓我語塞，無言以對。這位總統實在是太讓我們在捍衛言論自由的論戰中腹背受敵！
　　有人會反駁：美國媒體的公信力的損毀，怎麼能怪罪川普？這美國媒體自己造成的呀。美國媒體確實應該反省，自己在哪些方面有缺失，導致授人以柄，並設法改進。但作為總統——這個總統，又不僅是美國的領袖，更是世界的領袖，他數年來大量不負責任的言論和行動，以偏概全，甚至無中生有地敗壞自由世界的主流媒體的信譽，說輕一點是率性而為，說重一點是……算了，我就不用說重了。
　　我很想撰文來辨析澄清若干問題，但讀了《紐約時報》出版人A. G. Sulzberger的文章，我感覺說得有理有力有節，轉載如下，提請各位關注權力者與新聞自由關係者，關注社交媒體對傳播真相、澄清謠言的正負影響者，讀一讀這篇文章，思考一下Sulzberger提出的問題。


　　時報出版人：在危急時刻，為捍衛新聞自由而戰

　　A. G. Sulzberger，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9年9月25日，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Joshua Brigh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A. G. Sulzberger是《紐約時報》出版人。本文原為發表於布朗大學的一篇演講。

　　我們《紐約時報》的使命是探尋真相，幫助人們理解這個世界。形式會有很多，從幫助激發了全球“#MeToo”（我也是）運動的性虐待調查；到揭示科技如何重塑現代生活方方面面的專家報告；乃至一些犀利的重要文化評論，比如我們曾經宣告，“阿佩羅雞尾酒不是什麼好飲料。”
　　但在民族主義抬頭，導致人們向內收縮的時刻，時報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揭示外面的世界。
　　作為少數擁有足夠的資源，可以去對世界的複雜難明做出全面報道的新聞機構之一，《紐約時報》深感榮幸。隨之而來的是一種責任，無論有什麼樣的危險或艱難，我們需要親身前往事發地。
　　我們每年向160多個國家派出記者。我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報道數十年戰爭造成的暴力和不穩定。我們在委內瑞拉和也門報道腐敗和衝突如何導致大規模饑荒。我們在緬甸和中國躲避政府的監控，調查對羅興亞人和維吾爾人的系統性迫害。
　　這些任務有相當大的風險。近年來，我有同事因地雷、汽車炸彈和直升機墜毀負傷。他們被黑幫毆打，被恐怖分子綁架，被專制政府監禁。當武裝分子襲擊內羅畢購物中心時，你可以在人群中看到我們的記者，因為他是唯一一個向槍響處跑去的人。
　　自美國內戰以來，我們一直在報道衝突，積累了支持和保護我們的現場記者的經驗。在每一年的新聞採編預算里，我們都會有用於防彈背心、防化服和裝甲車輛的款項。我們為高風險的任務制定詳細的安全計劃，我們的記者自己也在專心致志地做好準備。C·J·奇弗斯（C. J. Chivers），一位為時報報道戰爭多年的前海軍陸戰隊員，用攝影師的體重作為舉重訓練的重量，這樣就能在攝影師被子彈或彈片擊中時，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
　　作為時報的領導者，我們很難做到不去擔心這些，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同事在戰爭肆虐、疾病蔓延、條件惡化的地方工作。但是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感到欣慰的是，除了我們自己所做的一切準備和各種保障措施之外，我們還有另一個至關重要的安全網——世界上最偉大的新聞自由捍衛者：美國政府。
　　然而，在過去的幾年裡，情況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在全球範圍內，一場殘酷的運動正把矛頭對準記者，因為他們在確保社會的自由和信息靈通之中發揮着根本性的作用。為了阻止記者揭露令人不安的事實並追究其責任，越來越多的政府採用公開的、時有暴力的方式，試圖毀壞他們的信譽，迫使他們保持沉默。
　　這是一場針對記者和新聞業的全球性攻擊。但更重要的是，這是對公眾知情權的侵犯，對核心民主價值觀的侵犯，對真理概念本身的侵犯。或許最令人不安的是，這場運動的種子，就是在這裡埋下的，在一個一直以言論與新聞自由的最堅定捍衛者自傲的國家。

　　首先容我澄清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媒體並不完美。我們會犯錯誤。我們有盲點。我們有時會讓人很抓狂。
　　但新聞自由是健康民主的基礎，可以說是我們作為公民擁有的最重要工具。通過向我們提供選舉領導人所需要的信息，並持續監督他們，令他們保持誠實，媒體讓公眾有了力量。它見證不幸和成功的瞬間，提供將社區團結在一起的事實共識與信息的底線。它為弱勢群體發聲，執着於尋求真相、揭發不軌、推動變革。
　　它也承受着巨大的、越來越大的壓力。自我開始在《普羅維登斯日報》(Providence Journal)工作以來，媒體在這20年間面臨了一系列生死攸關的挑戰。
　　曾經支撐着新聞的一種基於廣告的商業模式現已崩潰，導致美國一半以上的新聞業工作崗位流失。谷歌和Facebook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新聞和信息發布者，在這一過程中，它們無意間施放了一道造成歷史影響的不實信息洪流。從舉報揭發人遭到的起訴，到誹謗訴訟，越來越多的法律行動企圖削弱記者及其信源長期以來倚仗的保障措施。
　　在世界各地，記者面臨的威脅急劇惡化。去年是有記錄以來記者這一職業最兇險的一年，數十人喪生，數百人遭監禁，受騷擾和威脅者不可計數。其中包括被沙特暗殺者殺害並肢解的賈邁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以及揭發克里姆林宮的敘利亞秘密行動後從公寓陽台墜亡的俄羅斯記者馬克西姆·博羅丁(Maksim Borodin)。

　　去年在沙特駐伊斯坦布爾領事館外，一名示威者舉着一張印有沙特記者賈邁勒·卡舒吉照片的海報。Osman Orsal/Reuters

　　新聞業的艱苦工作從來是有風險的，尤其是在沒有民主保障的國家。但今天的不同之處在於，這些殘酷的鎮壓行為，得到了合眾國總統漠然的容許，甚至是心照不宣的慫恿。
　　這個國家的領導人很久以前就明白，自由媒體是美國最偉大的出口產品之一。當然，他們會抱怨我們的報道，對我們揭露的秘密感到憤怒。但是，即使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會發生變化，保護記者及其權利的基本承諾不會改變。
　　當我們的四名記者被利比亞軍方毆打並劫持時，國務院發揮了關鍵作用，最終促成他們的獲釋。像這樣的干預往往伴隨着嚴厲的警告，提醒那些行為不端的政府，美國會保護自己的記者。

　　2011年，利比亞，林西·阿達里奧(Lynsey Addario)是阿拉伯之春期間被毆打並劫持為人質的四位時報記者之一。John Moore/Getty Images

　　泰勒·希克斯(Tyler Hicks)是一名攝影師，是2011年因報道利比亞內戰被劫持的四名時報記者中的另一位。John Moore/Getty Images

　　然而，本屆政府已經背離了我國作為新聞自由捍衛者的歷史角色。這一點被其他國家看在眼裡，開始越來越肆無忌憚地攻擊記者。
　　這不只是記者的問題；而是所有人的問題，因為威權領導人正是這樣掩蓋批評信息、隱藏腐敗甚至將種族滅絕正當化的。正如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參議員曾經警告過的那樣，“看一看歷史就知道，獨裁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封禁媒體。”
　　從我們一線工作者的角度來看，這種背離到了什麼程度呢？我來講一個從未公開的故事。兩年前，我們接到了一位美國政府官員打來的電話，提醒我們時報駐埃及記者德克蘭·沃爾什（Declan Walsh）馬上要被逮捕。這是個令人擔憂的消息，但事實上這種電話相當常見。多年來我們從美國外交官、軍方首腦和國家安全官員那裡收到過無數這樣的通知。
　　但這個具體的電話，與以前的那些有一個令人驚訝和痛苦的不同。我們了解到，這位官員並未就傳達消息一事知會特朗普政府，也沒有獲得其授權。這位官員認為，特朗普政府打算擱置這一信息，坐等抓捕行動發生，而不是試圖阻止埃及政府或幫助這名記者。他擔心，哪怕只是提醒我們有這樣的危險，都會令他受到懲罰。
　　由於不能靠我們自己的政府來阻止逮捕，或在德克蘭入獄的情況下協助促成他的獲釋，我們轉向他的祖國愛爾蘭尋求幫助。不到一小時，愛爾蘭外交官就來到了他的住所，在埃及武裝力量逮捕他之前，把他安全地護送到了機場。
　　如果沒有那位勇敢的官員冒着斷送職業生涯的危險來通知我們，我們無法想象會發生什麼事。
　　18個月後，我們的另一名記者戴維·柯克帕特里克（David Kirkpatrick）一到埃及即被拘捕並遞解出境，顯然是為了報復他報道讓埃及政府難堪的信息。當我們抗議這個做法時，美國駐開羅大使館的一名高級官員的公開表態，體現了特朗普政府容忍這種壓制背後的犬儒世界觀。“你覺得他能是什麼下場？”他問道。“他的報道讓埃及政府樣子很難看。”

　　自從上任以來，特朗普總統已發了近600條關於“假新聞”的推文。他最經常的攻擊目標，是專注於公正、準確報道的獨立新聞機構。我希望明確一點，時報和其他新聞機構不是不能接受批評。新聞是人的事業，我們有時會犯錯。但我們也努力承認錯誤，糾正錯誤，我們每一天都在用新聞事業的最高標準要求自己。
　　但是，當總統指責“假新聞”時，他並不是對實際的錯誤感興趣。他是在試圖讓真實的新聞失去正當性，試圖將根據事實的公正報道貶為出於政治動機的捏造。
　　因此，當時報揭露了他的家人的財務欺詐時，當《華爾街日報》揭露他付封口費給色情明星時，當《華盛頓郵報》揭露他個人的基金會存在內部交易時，他只需要用一個“假新聞”來打發，就可以避免因這些事情被追責。
　　儘管所有這些報道——以及無數被他貼上不實標籤的報道——都被證實是準確的，但有證據表明，他攻擊媒體的做法正在達到預期的效果：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目前82％的共和黨人對特朗普總統的信任多於對媒體的信任。總統的一名支持者最近因向CNN寄送爆炸物被定罪，CNN是最常遭到“假新聞”指責的目標之一。
　　但是，通過攻擊美國媒體，特朗普總統不只是讓自己的國民對那些試圖問責於他的新聞機構失去信心。他實際上是在允許外國領導人對本國記者採取同樣的做法，甚至還為他們這樣做提供了相應的詞彙。
　　外國領導人熱切採納了這一做法。我與同事們最近研究了“假新聞”這個詞的傳播，我們的發現非常令人擔憂：在過去的幾年裡，五大洲的超過50位總理、總統和其他政府領導人已在使用“假新聞”這個詞，作為不同程度的反媒體活動的理由。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托(Viktor Orban)和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都使用過這個詞，他們對獨立新聞機構處以巨額罰款，迫使它們把報紙出售給效忠政府的人。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as Maduro)和菲律賓總統羅德里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也都使用過這個詞，在他們領導血腥鎮壓的同時攻擊媒體。
　　在緬甸，這個詞被用來否認一個民族的存在，這個民族正在遭受系統性的暴力，以圖逼迫他們離開自己的國家。“沒有羅興亞這回事，”一名緬甸領導人告訴時報。“這是假新聞。”
　　這個詞已被用來關押喀麥隆的記者，用來壓制有關馬拉維腐敗的報道，用來作為乍得封禁社交媒體的理由，用來阻止海外新聞機構在布隆迪工作。這個詞已被我們長期盟友的領導人使用，比如墨西哥和以色列，也已被我們多年的對手使用，比如伊朗、俄羅斯和中國。
　　這個詞曾被自由派領導人使用，比如愛爾蘭總理利奧·瓦拉德卡爾(Leo Varadkar)，也曾被右翼領導人使用，比如巴西總統雅伊爾·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在白宮玫瑰園，和博爾薩納羅總統並肩而立的特朗普總統說，“我很自豪地聽到總統使用‘假新聞’這個詞。”
　　我們的駐外記者親身經歷了把“假新聞”指控當作武器使用的情況。去年，負責東南亞報道的畢菡娜（Hannah Beech）出席了柬埔寨首相洪森的一次演講。在講話中間，洪森用英文提到“紐約時報”幾個字。他說，時報的偏見已經為它贏得了特朗普總統的“假新聞”獎。然後他威脅說，如果我們的報道不支持他的真相版本的話，是要承擔後果的。
　　當洪森在人群中找到畢菡娜，並指着她警告說，“柬埔寨人民將記住你們的面孔”時，她能感到現場幾千人的敵意在升騰。
　　我已經向特朗普總統提出了這些擔憂。我已經告訴他，這些攻擊和壓制獨立新聞的做法，是因為國外受到了美國的啟發。他彬彬有禮地聽着，並也表示了擔憂，但他仍在不斷升級自己的反媒體言論。伴隨着他的連任競選，他的這些言論已經創下新高。
　　特朗普總統不再滿足於把準確的報道醜化為“假新聞”。現在，他已經開始妖魔化記者，稱他們是“真正的人民公敵”，甚至指控他們叛國。他用的這些詞啟發了世界各地的獨裁統治者，與此同時，他也在借用他們的手法。
　　“人民公敵”這個提法有特別殘暴的歷史。它在法國大革命和第三帝國時期被用來作為大規模處決的理由。列寧和斯大林用它來證明對蘇聯異見者進行有計劃的殺戮的合理性。
　　叛國罪是一名三軍統帥能發出的最嚴厲指控了。特朗普總統恐嚇記者，要用無中生有的罪名檢控他們，這是在向專制領導人發出全面授權，讓他們可以照此而為。
　　在美國，憲法、法治和一個依然有力的新聞媒體起着制約的作用。但在國外，外國領導人能以驚人的效率讓記者噤聲。
　　時報記者尼克·凱西(Nick Casey)因積極報道殘暴的馬杜羅政權而多次受到威脅，最終被禁止進入委內瑞拉，他強調了這樣做的後果對當地的記者來說會嚴重的多。“如果這些國家能夠對我、一名時報記者這樣做，那會能用什麼樣的手段對待自己的公民呢？”他問道。“要糟糕得多。我看到過。”
　　我們擔心自己的記者所面臨的危險，但與世界各地勇敢的本土記者相比，我們所面臨的往往微不足道。本土記者知道，他們和他們所愛的人很可能會遭受罰款、逮捕、毆打、酷刑、強姦和謀殺，但他們仍在尋找並報道真相。這些記者是為新聞自由而戰的前線戰士，他們也是為特朗普總統的反媒體言論付出最大代價的人。
　　我今天談到的這些恐嚇和暴力，只是從我們知道的事情中舉出幾例。類似的故事每一天都在世界各地上演，其中許多故事永遠不為人知或被記錄下來。在許多地方，對報復的恐懼已經造成寒蟬效應——報道得不到發表，秘密仍被深埋，不法行為仍得以掩蓋。
　　新聞、言論自由和公眾知情權正處在一個危急時刻。然而，對記者來說，最困難、最危險的時刻和地點，恰恰是那些最需要新聞的時刻和地點。
　　回顧我們國家的歷史，我們會發現，新聞自由的作用，是少數在幾代人中間有持續共識、超越了黨派和意識形態的領域之一。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寫道：“所有人的唯一保障是新聞自由。”約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稱新聞自由的價值“難以估量”，因為“沒有辯論、沒有批評，任何政府和國家都無法成功——沒有什麼共和國能存在下去。”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甚至更進一步，他說，“在開國先賢所說的這場自治的‘崇高實驗’中，一個自由、堅強、獨立的媒體，是我們不斷取得成功的最關鍵因素。”
　　儘管美國總統有這樣一種捍衛新聞自由的傳統，我不認為特朗普總統有任何改變方向或減少對記者攻擊的打算。從過去的事跡來看，他可能會指着我今天的這篇評論，聲稱時報對他懷有政治宿怨。需要說明的是，我對總統的肆意妄為發起質疑，並不是因為他的政黨、他的意識形態或他對時報的批評。
　　我發出警告是因為他的話很危險，而且會對全世界產生實實在在的影響。但是，即使總統無視這一警告，繼續沿着那條路走下去，我們其他人也可以採取一些重要措施來保護新聞自由，支持世界各地那些畢生致力於尋找真相的人。

　　首先要明白的是茲事體大。兩個世紀以來，憲法第一修正案一直是世界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黃金準則。它是這個國家實現史無前例的自由和繁榮的關鍵之一，並通過它的榜樣力量影響着全世界。我們不能允許像中國、俄羅斯等國的專制模式那樣的新全球框架。
　　這意味着，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新聞機構必須堅持卓越新聞的價值觀——公平、準確、獨立——同時讓自己更透明，讓公眾對我們的工作及其在社會中的作用有更好的理解。我們需要繼續追蹤那些重要的新聞，不管它們是否正被列入“推特趨勢”。我們不能讓自己在誘惑下或掌聲中變成任何人的反對者或啦啦隊。我們的忠誠必須是對事實的忠誠，而不是對任何政黨或領導人的忠誠，我們必須循着事實前行，不畏懼也不偏袒，無論事實將把我們引向何方。
　　但是，維護新聞自由並不只是新聞機構的責任。工商界、非營利組織和學術界都依賴於自由可靠的新聞和信息流動，它們也有責任抵制打壓新聞業的運動。Facebook、Twitter、谷歌和蘋果(Apple)等科技巨頭尤其如此。這些公司抵制外國政府的事例鳳毛麟角；更多的時候，它們只是對不實信息睜一眼閉一眼，有時還縱容對真正的新聞的壓制。
　　但是，隨着它們更加深入到新聞的採編、委約和發表中，它們也有責任開始捍衛新聞。
　　我們的政治領導人也需要站出來。那些被選出來維護我們的憲法的人，當他們為了短期的政治利益而削弱新聞自由時，他們就違背了憲法的理想。兩黨的領導人都應該支持獨立的新聞事業，抵制國內外的反新聞行動。
　　在美國，這意味着拒絕那些針對政府泄密的無謂訴訟和調查，這樣的行動只是為了扼殺積極的報道。在世界各地，這意味着反對打擊、恐嚇和抹黑記者的眾多行動。
　　最後，除非每個人都採取行動，所有這些努力都將無濟於事。留意自己是從什麼地方取得新聞，以及這些新聞是如何產生的。找到你信任的新聞機構，通過訂閱來使成本很高且艱難的原創報道成為可能。支持在世界各地對置身險境的記者加以保護的組織，比如“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和“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組織。最重要的是，在你的日常生活中給新聞留下地方，並用你學到的東西帶來改變。
　　新聞自由的真正力量是有見識並積極參與的全體公民。我相信獨立的新聞事業，並希望它能有蓬勃的生機。我相信這個國家及其價值觀，我希望我們能夠實踐這些價值觀，並讓它們成為一個更自由、更公正的世界的榜樣。
　　在推廣言論自由的理念、捍衛新聞自由的權利上，美國已比世界上任何國家做了更多。現在又到了我們為這些理想而戰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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