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所謂理論在今天看來簡直荒誕得無法認真對待，窮凶極惡得令人難以置信。但可悲的是，僅僅半個多世紀以前，人們覺得可以接受。原因很簡單：基於歷史的經驗，雖則是部分經驗，希特勒只是以他極端的思維方式發展到喪心病狂的地步

　　老高按：完全在專制國家生老病死度過一生、極少接觸外界的人，可能想不到專制者的由來、個性與共性等等這些問題；完全在民主國家生老病死度過一生的人，雖然得到一些專制國家的信息，一掬同情之淚，畢竟於己無關，可能也不會認真探索專制者的那些問題；是既受過專制者直接或者間接的迫害、禍害與毒害，卻又有機會來到民主社會獲取各種信息的人，對專制者何以產生、何以得逞、何以滅亡等等問題，更有興趣。
　　我對專制者就很有興趣，對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都很有興趣，也希望關注中國歷史與現實的朋友，都來思索這些問題——既是前車之鑑，又是他山之石。所以我讀到錢滿素的這篇《希特勒現象》，感覺有必要推薦給各位參考，
　　今年73歲的錢滿素，是哈佛大學美國文明史博士，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
　　文中有一句話：“全世界都低估了希特勒。”這確實是個重要教訓。在判斷什麼人是否獨裁、有多大可能性和危害性等問題上，同時代的當事人很可能估測不準。但是在我看來，寧可過高估計，千萬不要過低估計！


　　希特勒現象

　　錢滿素，選自錢滿素著《文明給誰看》（東方出版社）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希特勒都稱得上20世紀最奇特、最有影響、最令人深思的現象之一。一個毫無背景的維也納流浪漢，一戰中的陸軍下士，以德國為基地，以第三帝國為舞台，在短短12年中改變了大半個世界，這在歷史上純屬罕見，不能不引起對人類歷史稍有興趣的人的注意和思考。
　　從各個側面論述希特勒的著作已經數不勝數，他對人類犯下的罪行也早已家喻戶曉。二戰結束以來，以此為題材的文藝作品從未間斷過。每逢反法西斯勝利紀念日，人們都在用各種方式提請注意：千萬不要忘記這一慘重的歷史教訓。在這種信息大量充塞的情況下，再要寫一本關於希特勒的書，對於史學家是相當的挑戰，塞巴斯蒂爾·哈夫納的《希特勒的含義》（中文版標題為《解讀希特勒》，譯林出版社，2016年）成功地接受了這一挑戰，讀後使人耳目一新。
　　歷史學家當然是“事後諸葛亮”，但是當“事後諸葛亮”也並非輕而易舉。在重大的歷史事件過後，許多人對發生的一切仍然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希望儘早把殘留在腦際的一點印象抹去，而不能把它放到歷史的長河中去分析掂量，考察其來龍去脈，總結出經驗教訓。即使是史學家，也不乏羅列史料而無論點之作。哈夫納這本書卻不然，它篇幅不長，略去一般史書中所能找到的材料，緊扣幾個關鍵問題，對希特勒這一現象做了極為精闢的解析。
　　人們往往斥責希特勒為瘋子、狂人、大獨裁者，這一切他都當之無愧，但是用瘋子一詞不能解釋希特勒現象。即便是瘋子，他也是一個天才的瘋子，能夠使整個德國跟着他瘋狂，整個世界圍着他旋轉，千百萬人因他而喪生。瘋子到處都有，為什麼這個瘋子能達到影響世界的地位？是什麼歷史條件促使小兵希特勒一躍而為元首希特勒？是什麼讓德國群眾對他一次次發出整齊劃一的歡呼？是什麼使他令人戰慄？為什麼他執政12年中前6年直線上升而後6年直線下降？同是征服者，他和拿破崙又有何不同？他的失敗是否必然？他和德國到底是一種什麼關係？這些就是哈夫納在書中探討的主要問題。全書分為生平、成就、勝利、謬論、錯誤、罪行、背叛7個方面，每章都提出了發人深省的問題。縱然我們不能完全同意他的觀點，也不能不讚賞他強有力的思辨。
　　首先，作者三言兩語交代了希特勒的生平：希特勒幾乎沒有私生活，他是個單向度的人。一般西方政客把政治視為職業，而對希特勒來說，政治就是他的生命，他是一個為信念而活着的人，對物質生活和個人生死完全可以置之度外。他的政治目標在早年便已確定，而且堪稱忠貞不貳，這主要是因為他一意孤行，缺乏反思能力。他的目標清楚明了：一是建立大德意志帝國，二是消滅猶太人。他的首次政治行動是在一戰爆發後離開奧地利投奔德軍，自己選擇成為德國公民。他作戰勇敢，榮獲鐵十字獎章。一戰使他耿耿於懷的是德國的投降，他認定戰爭是過早地結束了，一旦他掌權，絕不能讓歷史重演：“德國絕不能也絕不會再有一個1918年11月。”這點，和他其他可怕的諾言一樣，希特勒無疑是做到了。
　　一戰殘局難收，國聯徒有空名，並無實際鉗制德國的能力。倡議成立國聯的美國竟由於本國國會的反對而未能成為其會員。戰後各國出現短暫繁榮，可惜好景不長，1920年代末大蕭條便襲擊全球。德國作為戰敗國負債纍纍，經濟衰退，大批失業，人心浮動，局勢尤為嚴重。國難當頭，正是出現鐵腕人物的大好時機，可是為什麼獨裁者出現在德國而不是美國呢？作者認為，這是因為德國具備出現獨裁者的社會基礎，尤其是群眾政治心理條件。德國王權解體不久，魏瑪政府的德國堪稱一個“沒有共和黨人的共和國”，始終未能進入真正的民主政治。大部分德國人有意無意地還在等待着“一個人”的出現，似乎他的降臨便能解救德國於倒懸。人類對救世主的企盼真可謂百折不撓，於是希特勒不負眾望，粉墨登場了。
　　儘管耍盡無賴，希特勒的上台卻是合法的。最初他唯一的資本便是“群眾演說”，直接訴諸人民，他的演講能夠把聽眾帶人痴迷狀態。但作者並不認為這是由於希特勒的雄辯，而是一種君臨一切的意志力使他的演說具有大眾催眠術的效應。即便如此，直到1933年，大部分德國人仍然投票反對這個突然發跡的無名小卒，有的甚至認為希特勒“並不真的存在，不過發出些噪聲罷了”。當代德國青年常常望着自己的長輩，對他們竟然會盲從希特勒而百思不解。老人們也深感無地自容，愧對晚輩。然而脫離歷史條件來談任何問題都是不科學的，並非德國人民都是受人擺布的白痴，而是希特勒迫使他們把對他的懷疑轉化為對自己的懷疑——不過他使用的不是強力，而是成就，令人信服的成就。
　　不談希特勒的成就，就無法解釋千百萬德國人對他的狂熱崇拜和絕對服從。希特勒上台後很快使全世界對他刮目相看：1933～1936年的短短三年中，在沒有引起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他主持的納粹政府解決了德國600萬工人的就業問題，實現了經濟起飛。在外交上，他公然無視《凡爾賽和約》，重新武裝德國，而無人敢說一個不字。到1938年，德國已擁有歐洲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在政治上，他大權獨攬，徹底瓦解了德國政府，使全國統一於他這位至高無上、只對自己負責的元首。他毫不誇張地宣稱，“帝國的命運決定於我一人。”當整個西方世界沉淪於尼采所詛咒的那種令人沮喪的文明墮落中，德國卻精神煥發地站起來了。
　　全世界都低估了希特勒。

　　由於希特勒的絕對權威是他以後一切倒行逆施的基礎，作者認為有必要把他如何悄悄地瓦解掉德國政府的過程加以說明。首先，希特勒憑着獨裁者共有的直覺，徹底擺脫了憲制的約束，他絕不當什麼“公僕”，而是元首——“絕對的主人”。希特勒上台前，魏瑪憲法早已名存實亡，希特勒從未提出任何新的能夠實施的憲法去取代它。1934年以後，德國便成了沒有憲法的國家，政府對人民的權力不再受到限制。其次，希特勒一貫善於創建各種新的可稱為國中之國的權力機構，並全面直接地控制它們，諸如納粹總部、衝鋒隊、黨衛軍等，都只向他個人負責，通過它們製造他所需要的恐怖氣氛。
　　在希特勒改組後的政府中，各部門職權不清，甚至相互對抗，絕對不可能彼此聯合成能夠制約或反對他的力量。政府的混亂統一於他個人，只有他一個人在進行控制協調。這種局面的產生不是由於他對國家機器的無知，而恰恰是他的精心創造。他把自己變得無法取代，而且徹底堵截了任何可能以正常方式罷免他，或是產生新領袖的途徑。作者設想，如果希特勒在1938年死了，一定會被認為是德國的救星，但是人們也馬上會發現他的死亡所暴露出來的權力真空，而這正是一個國家最不穩定的因素。至高無上、不可取代、不受憲法約束、不向任何人負責——這些便是一切大獨裁者為自己橫行霸道所創造的基本條件。
　　由於希特勒一手復興了德國，反對他懷疑他的人便失去了依據，喪失了自信。他們在困惑、驚羨、感激的同時，進而放棄了自己觀察和思考的權利。不僅是不敢公開懷疑他，而是從內心深處不能再懷疑他：難道你不希望德國興旺嗎？難道你要對一個復興德國的人吹毛求疵嗎？終於，善良的人們為經濟起飛而接受了集中營。希特勒逐漸成為絕對真理的化身、德國的化身。元首的意志便是德國唯一的意志，並將成為世界唯一的意志。也許只有超出一般人理解的狂妄才能對一般人產生足夠的威懾力。至此，儘管也有不順眼的事發生，人們現在只是埋怨：“要是元首知道就好了。”想一想，這一切竟然發生在崇尚獨立思考的新教誕生地德國，可見個人的自信是何等輕易地被摧毀。
　　希特勒成功的秘訣之一就是他深諳群眾心理，屢屢試探，步步為營，儘量不公開做群眾不能接受的事情。在1933年4月1日排猶運動前，他早就製造輿論，似乎要把猶太人斬盡殺絕的樣子，一旦人們發現事情還沒有壞到那種地步，反倒容易接受現實了。希特勒的統治手段是相當詭詐的，他懂得如何恰如其分地掌握恫嚇的分寸，使人們既害怕又不至鋌而走險。
　　可是復興德國並非希特勒的最終目的，對他來說，國家“不過是達到目的的手段”，他從來對建立一種作為持久秩序的國家不感興趣，他選中德國是要它成為征服歐洲乃至全世界的工具。現在德國已經羽翼豐滿，希特勒開始把魔爪伸向歐洲的其他部分。1936～1938年，他取得了令人目眩的輝煌勝利：吞併奧地利、波希米亞、摩拉維亞，直至《慕尼黑協定》瓜分捷克，其間他不費一兵一卒，全憑外交途徑。為什麼希特勒的領土擴張如此順利呢？作者認為，與其說是德國的強大，不如說是對手的懦弱。英國只想安撫住德國，寧可退出東歐，過些太平日子。法國則軟弱得眼看德國猖獗而無能為力，只好違背民族利益去順從英國的綏靖政策。
　　英法的綏靖政策使希特勒得寸進尺，但是又使他失去宣戰的口實。然而戰爭是非打不可的，原因有二：一是希特勒堅信人類歷史就是種族競爭史，戰爭是常態，和平不過是戰爭之間的間歇，一旦條件成熟，就必須發動新的戰爭。二來，希特勒是根據自己的年齡來計劃他的政治行為的，他要在有生之年實現稱霸歐洲的目的。人生的短暫使發動戰爭變得刻不容緩，希特勒一再抱怨戰爭應該在1938年而不是在1939年開始。“我現在50歲”，他在1939年對來賓說，“我寧可現在打仗而不要等到55歲或者60歲”。
　　哈夫納一再強調，希特勒不是一個政治家，因為他並不關心他已經控制的領土範圍內的治理建設。1938年夏他統治了東歐，1940年夏他又把版圖擴大到俄國以西的歐洲大陸，可是他好像不知道自己已經獲得了想要獲得和可能獲得的地盤，一而再地錯過鞏固成果的機會，卻一味地進攻再進攻。希特勒也不是一般務實的政客，注重現實的功利和妥協。希特勒是一個他自己所標榜的“綱領制定者”，他有一整套自己的世界觀、政治目標和實施綱領。作為領袖，他不是根據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去推波助瀾，而是把自己的主觀意志強加於現實世界，以他的臆想去改造世界。所以作者認為，希特勒是一個理想型的領袖。理想型領袖不乏事業心和意志力，怕只怕理想本身謬誤，那麼必然全盤大錯，而希特勒正是這種情況，所以儘管他有相當的才能和超人的意志，他由成功走向毀滅的道路是註定的。由此也可以說，正是他親手“制定了自己的失敗”。
　　在《我的奮鬥》一書中，希特勒早就直言不諱地闡明了他的“綱領”。他的世界觀以種族理論為中心，他認為人類歷史不是階級或國家的歷史，而是民族和種族的歷史：“世界歷史的一切事件都不過是種族自我保存衝動的表現。”政治就是戰爭或戰爭的準備階段，戰爭的目的是爭奪生存空間和世界霸權，戰爭的結果是弱肉強食，最優秀的種族將成為世界的主人。他的兩個政治目標——稱霸歐洲乃至全球和消滅猶太人——都是以他的種族理論為依據的：一是生存空間的競爭，二是反猶主義。希特勒認為人類的生存空間有限，爭奪生存空間的鬥爭將是永恆的，其結果必然是戰爭、兼併、征服。作者認為，希特勒的這一理論只是表明了他缺乏現代意識，因為工業革命和現代科技的發展已經使人均所需土地大大減少，國家的富強已經不完全依賴於疆域的寬廣。希特勒把種族分成不同優劣等次，雅利安人最高貴，迄今的文明都是他們創造的，所以對統治世界的使命應該當仁不讓。歐洲國家中他認為俄國是征服和奴役的最大目標，而猶太人則是人類公敵，必須滅絕。他聳人聽聞地編制了一個猶太人正在暗中顛覆全世界的陰謀，於是“擊敗猶太人就是為上帝而戰”，為反猶披上一層聖戰的色彩。
　　希特勒的所謂理論在我們今天看來簡直荒誕得無法認真對待，而且窮凶極惡得令人難以置信。但可悲的是，僅僅半個多世紀以前，人們覺得還是可以接受的。原因很簡單：基於歷史的經驗，雖則是部分經驗。人類有史以來，國與國的武力衝突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而且在出現一個高於國家的機構之前也許水遠不會停止。歷史上的和平往往是通過征服吞併達到的，而亞歷山大、成吉思汗、拿破崙這些征服者總是以英雄的面貌出現。一個民族的稱霸確實只是到了當代，也就是產生了國際法之後，才有可能被認為是違法的行為。至於反猶意識，也並非希特勒的獨創。哈夫納判斷，希特勒只是接受了當時存在於東歐的一種欲置猶太人於死地的特殊品種的反猶思潮，並以他極端的思維方式將它發展到喪心病狂的地步。
　　但是希特勒始終沒有說清楚他這兩個理論和目標之間的內在聯繫和先後次序，這就導致他在犯了綱領性錯誤的情況下，又犯了同時追逐兩個不同目標的戰略性錯誤。反猶不僅從道義上暴露了希特勒的猙獰面目，招來國際輿論的一致譴責，從軍事上說也極為不利。反猶一方面把忠於德國的猶太人逼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另一方面極大地牽制了原本可以用在戰場上的兵力物力，違反了他征服歐洲的利益。兩者同時進行的唯一便利之處是能夠以戰爭的非常狀態為掩護來進行大屠殺。
　　哈夫納分析了希特勒從戰爭伊始一舉掃平波蘭、法國的神話式凱旋到同時分辟東西兩戰場的錯誤。1941年的德國達到其光輝頂點，是希特勒自己斷送了已到手的勝利。他得意忘形，在6月向蘇聯出兵時連冬季配備都免了，以為在冰雪到來之前便將一切就緒。莫斯科保衛戰成為希特勒由盛到衰的轉折點，他意識到“再也不會打勝仗了”。從此，他採取了一種近乎破罐破摔的態度，做出了一系列不明智的決策，諸如毫無必要地向美宣戰等。根據作者分析，這是因為希特勒內心對實現第一個目標已經徹底失望，於是轉移方向，爭取時間去完成他的第二個工程。因為正是在這以後的1942年1月，他發出“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的命令，調動大量兵力和運輸裝備去從事滅猶，把大屠殺的形式從集體槍斃發展到毒氣室焚屍爐，從而把殺人技術從手工操作提高到傳送帶的水平。
　　作者批駁了一種說法——所謂滅絕營是黨衛軍頭子希姆萊的責任，希特勒對此並不知情。作者指出，下令滅絕猶太人不僅符合希特勒的一貫思想，而且有案可查。在當時德國，沒有希特勒的命令，這樣大規模的屠殺絕不可能發生。只是為了避人耳目，希特勒於1939年9月1日簽署處理德國殘疾人命令後，此類殺人指令便只限於口頭而不落痕跡了。作者認為，希特勒後期對軍事勝利已不抱希望，甚至對部下取得的局部戰果也不感興趣，只是一心加緊對猶太人的“最終解決”。只有這樣解釋才能說明，為什麼作為一個總指揮，在前線節節敗退的情況下，希特勒還能在司令部里沾沾自喜，這完全是惡魔幹了壞事後的欣狂。
　　哈夫納對紐倫堡的審判很有保留意見。他認為僅僅以“戰爭罪”“違反戰爭規章條款”來宣判希特勒，顯然未能擊中要害，因為戰爭一旦爆發，參戰各方都有可能造成災難；而且既是罪行，也就談不上什麼規章條款了。希特勒的罪行恰恰不是戰爭罪行，而是赤裸裸的謀殺。他的批量屠殺無辜平民都不是迫於戰爭的需要，而這一切又正是他令人毛骨悚然的原因。依據他的命令，除了眾所周知的數量在400萬～600萬的猶太人以外，遇害的還有大約10萬德國殘疾人和50萬吉卜賽人。為了使占領的波蘭和蘇聯徹底淪為德國的原料和勞力供應地，希特勒極端惡毒地重點屠殺了這兩國200萬左右的精英分子。希特勒不僅是一個戰爭販子，更是一個貨真價實的超級殺人犯，大概也就是這一點使他難以和歷史上那些大名鼎鼎的征服者並列，難以使人敢於對他公開膜拜。
　　哈夫納最後一個重要論點是關於希特勒和德國的關係。大家記得，美國作家夏伊勒在其名著《第三帝國的興亡》中曾論證希特勒是繼承和表現了德國政治家傳統的，而哈夫納則認為希特勒不能代表德國政治家傳統，恰恰相反，他只是利用了德國，隨後又背棄了德國。儘管作者並未明說，但他顯然將希特勒視為降臨到德國的災星。希特勒選中德國作為征服歐洲的基地當然不是沒有理由的，德國的實力使它有可能承擔這一重任，德國於是成了希特勒的選民。但是希特勒早就說過：“如果有一天德國民族不再足夠強大，或者不準備做出犧牲，以自己的鮮血為生存而戰，那麼就讓它毀滅吧，讓更強大的力量來消滅它吧……到那時我不會為德國民族灑一滴淚。”波蘭在希特勒的藍圖中也曾是個可聯合的盟國，但是由于波蘭不願接受希特勒指派給它的角色，便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作為懲罰。
　　當戰爭由勝轉敗時，以人民領袖崛起的希特勒便暴露了他對德國人民的真實態度。他開始厭惡他們，越來越少公開露面，他最拿手的群眾演說也成了歷史。他幾乎存心把一切搞得不可收拾，一再拒絕保存實力，像一戰時德國所做的那樣。對他說來，一個沒有他為中心的德國，一個不能為他服務的德國又有什麼用呢？人民在他心目中又算什麼呢？“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德國必須與他同歸於盡。當德國人民越來越盼望戰爭結束，甚至向盟軍舉白旗投降時，希特勒也就越發鄙視他們，背棄他們的信心也就更加堅定。在最後關鍵時刻，他下令毀掉德國人賴以生存的基本設置，他要像上帝一樣以毀滅來懲罰德國。
　　希特勒無疑是德國的一場浩劫，但是歷史畢竟不以一個人的意志為轉移，個人只是在順應歷史的條件下才可能發揮作用。一旦他要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歷史，逆潮流而行，那麼無論他曾經多麼叱咤風雲，終究會落得孤家寡人。歷史只能無情地拋棄他一個人，而絕不能拋棄其他億億萬萬的人，人類歷史歸根結蒂不過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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