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白的離世代表着西方左翼“國際友人”時代的終結。西方一些人親華並不是因為喜歡中國文化，而是把中國視為寄託他們政治信仰的“烏托邦”，老一代“國際友人”的去世標誌着中西之間這種紐帶斷裂了。但這對中國難道不更是好事嗎？


　　老高按：“李敦白”這個名字，現在的年輕人聞所未聞。但這個美國人不僅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更應該說“自己人”——是“極少數在建國前就加入中共的外國人之一”，甚至還有說法：不是“之一”，而就是“第一”。當然，重要的並不是本人相信和社會公認是中共的“自己人”，更是中共當權者是否將之看成“自己人”。這個“自己人”，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後，竟坐了十六年牢——應該說是有“自己人”的資格了，當今核心的父親，如假包換的“自己人”，失去自由的時間與李敦白有的一拼呢。
　　我這代人印象最深的是，在文革中，李敦白這個洋人大紅大紫的那一段。對於中共宣傳的“五洲四海心向毛澤東”“文革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擁護”之類觀點，李敦白就是個最生動最有說服力的活註解。但時間很短他就銷聲匿跡了。前幾年，我主編《新史記》雜誌時，編過關於他的文稿，雖然他那時已經九十多歲了，早就回到美國，但他畢竟與中國、與中共有過複雜而深遠的淵源，有別人取代不了的對中國、對中共的獨特視角和獨到見解，還有些媒體和學者想到他，他還不是完全無人問津。
　　中國學者王明遠的文章，從更廣的角度看待了李敦白和李敦白現象，頗有發人深思的見解。美國知識界迄今還有不少人對中國的革命、改革開放、習近平某某思想（抱歉，記不住那麼長的標準說法，在中國錯了一兩個字就會扣薪水扣獎金，好在他們扣不了我一分錢）一直情有獨鍾，若讀到這篇文章，應該有所醒悟？
　　王明遠的文章最後說：
　　李敦白是最後一位離世的、解放前就來中國、長期在華工作的“國際友人”，他的離世代表着西方左翼“國際友人”時代的終結。……在西方，一些人親華並不是因為喜歡中國文化，而是把中國視為寄託他們政治信仰的“烏托邦”，而隨着中國改革開放拋棄過去的理想主義路線，又隨着老一代“國際友人”的去世，中西之間的這種紐帶就斷裂了。
　　王明遠的口氣，似乎不無惋惜惆悵（可能是我過度解讀？）。在我看來，包括李敦白在內的這些西方左翼“國際友人”對中國的發展進步起到的作用是複雜的，似乎負面作用更大。一個人有理想，比起只在乎利益，給我們的感覺，似乎要可敬一些；但是歷史嚴酷的事實多次證明：就對民族對民眾造成的危害而言，一個有理想的人，遠遠超過似乎沒有理想的人。這是歷史多麼可悲的悖論！
　　老一代“國際友人”的去世標誌着中西之間這種紐帶斷裂了。但這對中國，難道不是好事嗎？


　　“Rottenberg”李敦白和美國左派的“中國夢”

　　王明遠，博客

　　8月24日深夜從外媒工作的朋友微信分享里看到新中國早期大名鼎鼎的“國際友人”李敦白（Sidney  Ritternberg）以98歲的高齡在美國去世了。對於他的離世，過了兩三天國內媒體才有報道，總之在國內的反響不大，這與李敦白在中國現代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性相比，顯得太微不足道了。
　　對於李敦白其人，我以前也不甚了解，一個偶然的事情引發了對他的事跡的關注。去年11月，美國一位著名藏學家訪問北京，我組織了一個簡單的晚餐歡迎他。這位藏學家也是美國左翼人士，年輕的時候家住在紐約布魯克林，距離愛潑斯坦父親寓所僅兩個街區，70年代愛潑斯坦回美國探望父親，因此，他有機會去認識愛潑斯坦，並且從那裡了解中國“鐵幕”內的信息。他也跟很多在華的西方左翼人士都有來往，故知道一些鮮為人知的事情。其間，博聞強識的雷頤先生跟他聊起李敦白，他於是說起一件頗有意思的故事，說李敦白在“文革”中組織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團”，揪斗在京的外國專家，所以很多外國專家都對他頗為痛恨，大家認為既然都是外國人，你還為什麼對我們這麼狠，李敦白本來姓Ritternberg，大家給他起了個綽號叫Rottenberg（rotten，腐爛的、惡劣的）。直到“文革”結束以後，馬海德、艾黎、米勒等還都不願意跟他有來往。
 

　　1966年國慶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李敦白。
 
　　20世紀的中國革命洪流中有一批長期居住在中國的來自西方的“國際主義戰士”、“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們有斯特朗、路易·艾黎、愛潑斯坦、李敦白、馬海德、陽早、寒春等。這些人多數是專家，有的是搞翻譯的，有的是搞農業、醫學的，他們雖然支持中國革命，但是對中國激烈的革命政治都是若即若離的態度，李敦白是其中最熱心參與政治，也是涉入中國高層政治最深的一位。
　　李敦白於1921年出生在美國南卡萊羅那州的查爾斯頓市，他的爺爺做過州議員，父親做過代理市長，他在1933年就被父親帶着見過羅斯福總統，生在這種家庭讓他政治上早慧，這也是他後來作為外國人，不但不對中國危險的政治避而遠之，反而一再大膽介入的根本原因。
　　李敦白大學畢業後參軍，又前往斯坦福大學接受一年的中文培訓，於1945年被派往中國。1946年進入聯合國救濟總署工作，在此期間他曾經偷偷將國民黨要進攻中原解放區宣化店的消息告訴李先念。此後，李敦白來到延安並加入了中共，是極少數在建國前就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外國人之一，入黨是經過毛朱劉周任五大書記批准通過的。建國後李敦白是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翻譯組主要成員之一，又主持對中蘇論戰等重要文獻的英文翻譯和廣播。這期間，李敦白經常陪同毛澤東、周恩來接見外賓，並可以接觸很多中央絕密文件，被認為有“通天”本領。“文革”初期，他積極參與造反奪權，成為全國知名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奪權成功後被任命為中央廣播事業局領導小組負責人（此時他還保留美國國籍），可以說是共和國歷史上官當得最大的外國人。
　　李敦白在中國最特殊的經歷，莫過於他坐了16年的監牢，這是他熱心政治的代價。第一次坐牢是1949年到1955年，這次他入獄是斯大林“欽點”的，是中蘇美大國角逐的一個犧牲品，也是建國前後中蘇關係上的一個重要事件。1949年隨着中國革命決戰的勝利，斯大林越來越擔心勝利後的中共不會聽從蘇聯，毛澤東會成為“鐵托第二”。1947年，斯特朗（應指安娜·路易絲·斯特朗，毛澤東“美帝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就是對她說的。——老高注）從延安出發達到蘇聯和東歐後，一再宣揚中國革命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而不是照搬蘇聯經驗的結果，這引起斯大林的嫉恨，並且認為斯特朗是受中共所託在東歐宣傳自己的獨立自主的主張的。斯大林決心要逮捕斯特朗，來警告毛澤東和中共。
　　引發這個事件的直接導火索則是米高揚訪問西柏坡，米高揚到達西柏坡後就對中共吹毛求疵，攻擊中共保密不嚴格，導致了中蘇兩黨之間關於大國調停中國內戰的密電——這完全是無中生有的事情。又責令毛澤東查出泄密者，毛澤東認為與斯大林發的電報只有五大書記和師哲極少數人知道，根本不可能泄密。米高揚根據蘇聯在西柏坡的通訊員捷列賓提供的信息，得知西柏坡有一個美籍翻譯李敦白，並且他是斯特朗的學生。這無疑給了斯大林和米高揚構陷罪名一個好機會，他們一口認定李敦白就是美國特務，要求中共立即逮捕李敦白，並且斯大林命令米高揚將回國時間推遲3日，親自向毛澤東交涉此事。2月14日，蘇聯逮捕了斯特朗，稱她為“美國特務”，以此向中共施壓。這樣，中共再也頂不住壓力，也逮捕了李敦白。
　　1955年，赫魯曉夫坐穩政權後，立即給斯特朗平反，因此李敦白也得以被釋放。1958年、1964年，周恩來和毛澤東分別親自向李敦白道歉，這說明逮捕李敦白確是中共違心之舉。
 
　　李敦白第二次坐牢是因為文革，這次他在裡面的時間更長。李敦白進監獄顯然跟他既想造反，也不願完全聽從江青有關。李敦白參與中央廣播事業局的造反派組織，並不是完全從中國的權力鬥爭哲學出發，而是從西方左翼的政治觀點出發天真地認為文革是實現“大民主”的機會。當中央廣播事業局奪權成功後，李敦白並不完全貫徹江青的指示，反而繼續主張實行真正三結合制度下的民主管理。這對“文革派”想通過奪權控制這個重要宣傳喉舌是不利的，這是李敦白逐漸被冷落，又被逮捕。這些當然是流行的觀點，也是李敦白的自我解釋。事實遠非這麼簡單，李敦白到底對“文革”介入有多深，是否參加了衝擊周恩來和陳毅的外事口奪權行動，都值得認真考證。
 

　　李敦白在“文革”造反派大會上發言。
 
　　李敦白這次坐牢一共是9年零8個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972年尼克松訪華之前，他被關在低級牢房，每天飢腸轆轆，只能吃到白菜湯和吃不飽的米飯，米飯裡面還有砂石。1972年尼克松訪華前，伙食立即改善，裡面有足夠量的煎蛋、香腸、水果和牛奶。可見尼克松訪華對中國影響多麼深遠，連秦城監獄都能感受到。1976年，在監獄的李敦白聽到了新進來的犯人江青和王洪文。
　　1980年，李敦白選擇了回美國，他回國之初的日子相當窘迫，靠妻子王玉琳織毛衣和教中國烹飪來養家。李敦白解釋說他回國是因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讓他對中國徹底失望。我認為這只不過是李敦白的說辭而已，他之所以離開，主要原因還應該是他在“文革”中的表現不再被高層所信任，也不被周圍的外國專家群體接受，處於非常孤立的狀態。回國後的李敦白為微軟、耐克、惠普等公司做進入中國市場的諮詢和顧問，據說賺了很多錢，買了不少豪宅。
　　李敦白是美國在華左翼人士的一個突出代表。新中國早期這些“國際友人”，如果剝去他們政治符號的面紗，深入觀察他們的出身、經歷和思想，有很多頗有意思的事情。首先，這些人都美國優秀的知識分子，他們很聰明都有很高的學歷，比如陽早是康納爾大學農學專業畢業的，寒春是芝加哥大學核物理研究所，馬海德、李敦白都是北卡州立大學教堂山分校，這個學校在二戰之前是美國最好的公立學校。二戰前美國接受高等教育也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所以，這些人都是比較精英的知識分子，不像現在很多外國人來中國是本國混不下去的底層人。
　　再者，這些人往往出生在宗教氛圍很重新英格蘭或南部的農村，雖然他們都加入共產黨，沒有什麼宗教信仰，但是無疑他們的言行都有很強的宗教理想色彩，因為畢竟基督教、猶太教和共產主義在文化基因上有同源性。他們來中國並非是實現個人什麼野心，或者獲取什麼物質財富。他們往往是懷揣着尋找和建設“烏托邦”的夢想來中國的。
　　在美國的這些專家往往對自己享有很好的物質待遇深懷罪惡感。比如，中國官方認為陽早寒春夫婦在西安工作太艱苦，就把他們調到北京，他們不願意，又給他們配了汽車，他們更生氣，認為這太奢侈浪費，寧願讓汽車空駛，自己卻在後面騎着自行車從沙河農場回城。文革時期，陽早寒春貼出大字報，自我反省說：“五無：一、沒有體力勞動；二、沒有思想改造；三、沒有接觸工農的機會；四、不搞階級鬥爭；五、不搞生產鬥爭。二有：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李敦白在1966年初讀了關於焦裕祿的報道後，淚流滿面，覺得自己腐化墮落，愧對共產黨員稱號，主動放棄大辦公室，退掉公車，搬到大辦公室與普通職工一起工作，騎自行車上下班，並且把家裡值錢的家具都捐給故宮博物院。
　　第三，他們這些人思想淳樸、視野很窄，甚至政治上很天真，容易輕易迷信一種政治學說，缺乏實際辨別能力，李敦白晚年回美國後，有所反思，他認為在華的這些美國專家多數是沒有見過世面的“鄉村知識分子”，所以政治上往往犯幼稚病。
 

　　1967年斯特朗、李敦白參加中山公園“五一”群眾集會。
 
　　所以文革到來的時候，在華的很多外國專家都是歡呼鼓舞的狀態。他們認為可以通過奪權，大辯論，可以實現期待的大民主。即便是文革結束後，這些人還往往認為毛澤東時代那些左的東西是正確的。寒春的哥哥韓丁在1983年寫了一本《深翻》來反思農村的文革，寒春堅持認為毛主席是對的，她哥哥的書是本“壞書”。馬海德晚年也對中國很失望，認為革命戰爭年代支持中國就是為了讓中國實行共產主義，而中國一直不搞共產主義，對這一點感到不滿意。
　　不過李敦白講，斯諾對中國革命的態度是最保留的，他看待中國革命沒有斯特朗、史沫特萊這些人的理想主義色彩，建國後中共一再邀請斯諾來華訪問，斯諾卻一再推卻，到1960年才成行，他大家問他為什麼不願意來中國，他說寫《西行漫記》回美國後，花了整整十年才成為美國人，我年紀大了不想重複這個過程了。
　　李敦白是最後一位離世的、解放前就來中國、長期在華工作的“國際友人”，他的離世代表着西方左翼“國際友人”時代的終結。但是這卻是中美、中西交往的一個重要部分，中美、中西之間不只是冷戰、大國角逐、侵略與反侵略，西方民間左翼對中國思想和革命的貢獻卻鮮為引起人們的注意。在西方，一些人親華並不是因為喜歡中國文化，而是把中國視為寄託他們政治信仰的“烏托邦”，而隨着中國改革開放拋棄過去的理想主義路線，又隨着老一代“國際友人”的去世，中西之間的這種紐帶就斷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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