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第一封電報並非中共真實的想法做法，其動機在於試探斯大林的態度，以解除蘇共的疑慮，並接受中共關於統一戰線和聯合政府的主張。此例反映出當時中蘇兩黨關係微妙和複雜，也說明在歷史研究中，判斷動機必須以系統全面的史料考證為前提


　　老高按：許多人都知道，我服膺“羅伯特議事規則”，反對在討論中妄測、追究甚至死纏爛打對方的用心、動機。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我拒絕在研究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時探索相關人物的動機。
　　追尋重大歷史事件的重重疑團，弄清其來龍去脈、前因後果，必要的一環是，剖析主要當事人的心理動機——這是古今中外歷史學研究的常識，而拜讀此類著作，也讓我受益良多。西方的就不說了，像年初讀的美國Joseph J. Ellis的《奠基者：獨立戰爭那一代》（Founding Brothers：Th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中文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就很重視心理分析。最近幾年我比較熟悉的學者中，也有不少人在這方面獲得成果，例如北京學者陳小雅寫出《中國牛仔》厚厚上下冊，由蘇曉康作序，書的副標題就是：“毛澤東的公案及行為、心理分析”；還有宋永毅，也曾著文論述毛澤東在對中國重大問題決策中的非理性心理，乃至他的性心理動機……
　　最近又讀到沈志華教授在《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發表的一篇長文《動機判斷與史料考證——對毛澤東與斯大林三封往來電報的解析》。
　　1947年11月至1948年3月，毛澤東先後發給斯大林兩封關於中共對民主黨派政策的電報，但說法完全相反！第一封，毛澤東表示，在革命勝利之後要把民主黨派趕下政治舞台，獨享政權。第二封，四個月後，毛澤東做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當然這些電報被披露之後，引起學術界眾說紛紜的幾輪風波，這是可以想象的：首先是辯論有無，其次是鑑別真假，第三是如何解讀？……
　　我們就來看看沈志華教授如何分析。他所說的，大家是否覺得有可取之處嗎？此文近兩萬字，有言在先，以免不愛讀長文的朋友抱怨。


　　動機判斷與史料考證——對毛澤東與斯大林三封往來電報的解析

　　沈志華，《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
　　
　　
　　在歷史研究中，對於一項決策，一個講話，一件事情，一場運動，研究者不可避免地要做出對行為者動機的判斷。在國際關係史的研究中尤其如此，因為一方的決策以及他人對這一決策動機的判斷，往往會產生一系列的連鎖反應。由於決策程序和檔案開放的情況不同，一般說來，在冷戰時期，對於西方陣營的決策動機比較容易和準確地作出判斷。這主要是因為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決策過程相對明晰，各部門都有對策報告，還要經過層層討論和爭辯，最後下達決策指令，而現在那裡的檔案又非常開放，研究者幾乎可以隨心所欲找到他們需要的文件。相反，對於東方陣營的決策動機判斷就比較困難，不易把握。這主要是因為當時東方社會主義國家大多是“領袖外交”，決策程序不明朗，往往是“領袖”的個人思考，或者是順應“領袖”意向和思路的“建議”。即使有一些決策文件，現在檔案館的開放程度也令研究者望而卻步。
　　但是，無論多麼困難，這項工作還是要做的，否則在研究中就無法將歷史發展的鏈條連接起來。當然，如果完全沒有或者只有極少相關史料，別說動機判斷，就是過程描述也只能暫時擱置。不過，多數情況是，只要研究者全力和認真搜尋，還是可以發現一些直接的或間接的史料。這裡的關鍵問題或前提有兩點：第一，儘可能找到與研究對象有關的所有史料；第二，必須對這些史料進行考證、鑑別和篩選。否則，研究者很可能做出錯誤的判斷。在這方面，有一個典型案例，就是1947—1948年毛澤東與斯大林在電報中中共對民主黨派的立場和政策的對話。
　　這本是一樁“舊案”，再次提出，一則是筆者感到這個問題並沒有討論清楚，二則是就講授史學研究方法而言這個案例很有意思。
　　
　　一、一則俄國史料引發的學術“風波”

　　1995年俄羅斯《遠東問題》雜誌連載了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А.М.列多夫斯基的文章《1949年1—2月米高揚在中國的秘密使命》。文中發表了米高揚1960年9月22日向蘇共中央主席團遞交的關於這次使命的書面報告，以及所附1949年1—2月米高揚與中共領導人的一些談話記錄。這篇文章及所附檔案披露了一個重大情況：毛澤東在一封1947年11月30日致斯大林的電報中說：“隨着中國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國的中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也不存在了。……中國革命取得最終勝利之後，要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除中國共產黨之外，所有政黨都要離開政治舞台，這樣就會極大地鞏固中國革命。”而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簽發的復電說：“我們不同意這樣做。我們認為，代表中國老百姓中間階層和反對蔣介石集團的中國各反對派政黨還將在很長的時期內存在。中國共產黨應該與他們合作以反對中國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列強，但必須保持領導權即領導地位。如果可能，還要讓這些黨派的某些代表進入中國人民民主政府。這一政府應宣布為聯合政府，以便以此擴大這一政府在民眾中的基礎並孤立帝國主義分子及其國民黨走狗。”米高揚在報告中的結論是：眾所周知，由於蘇共的這個建議，中共改變了對資產階級政黨的政策。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內部刊物《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5年第5、6期）馬上譯載了列多夫斯基的文章。不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雜誌《黨的文獻》（1995年第6期、1996年第1、3期）以連載的方式公開刊登這篇文章及所附檔案。“一石激起千層浪”，這個問題在中國黨史學界引發了一場學術“風波”。
　　首先是《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的譯者按語說：“文中有些說法明顯帶有讚揚蘇共，而貶低中共和毛澤東的傾向，請讀者閱讀時逐一分析。” 《黨的文獻》在刊登譯文時就加編者注指出：“經中央檔案館查找，沒有發現毛澤東拍發過此種內容的電報。這裡引用的所謂毛澤東‘11月30日’的‘電報’，也不符合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一貫思想主張。……從毛澤東這段時間先後公開發表的宣言、報告中明確表達的思想來看，米高揚在1960年9月22日提交的這份報告，此處與史實完全不符。”
　　接着，《近代史研究》發表一篇文章，其中談到這個問題時稱：“稍有中國革命史知識的人都知道，這根本不符合毛澤東極為重視統一戰線的一貫思想和實踐。”在列舉了一些事實後，作者認為：“米高揚在報告中的說法，顯然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至於如何看待俄國學者披露的這一史料，作者的態度比較謹慎：“那麼又何以解釋毛澤東要拍出那樣一封不準備執行其內容的電報呢？原中文電文是怎麼寫的？俄譯有無錯誤？這些都是有待進一步研究和深入挖掘文獻。”
　　隨後有學者根據俄國披露的新史料，重新解讀毛澤東1947年10月對民主黨派的態度，並將其與1957年的反右問題聯繫在一起。作者在一部討論反右運動的專著中指出：根據這兩封電報“可以知道，早在1947年11月，那時國民黨還有強大兵力，戰爭勝負未分的時候，毛澤東就已經有了勝利之後拋棄民主黨派的意思了。只是因為斯大林的電報，才把這件事推遲”了。顯然，作者的前提是認定列多夫斯基提供的史料是真實可信的。然而，更多的中國學者對此持懷疑和否定的態度。
　　
　　1999年中國的學術刊物連續發表了幾篇專題評論文章，對此展開了熱烈討論。
　　《黨的文獻》刊登的文章開宗明義，指責有些中國學者、作家根據俄國檔案的“隻言片語”，對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歷史加以曲解，客觀上散布了對黨的這項基本政策的懷疑和不信任情緒”。文章引用大量史實講述了中共對民主黨派的政策，認為多黨合作制是中共“借鑑而又不照搬蘇俄的政權模式”所作出的“政治抉擇”，“毛澤東怎會輕言放棄和改變，又豈是什麼外國人士想象和建議得出來的呢？”中共與民主黨派合作的政策“表里如一、積極一貫”，絕非是接到斯大林的電報後才改變的。接着，作者便對米高揚報告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由於1960年夏天中蘇關係惡化，在此背景下出籠的報告，其內容和材料是否“客觀、公正和可靠”，都值得懷疑。至於俄國學者提供的毛澤東和斯大林往來的兩封電報，“僅為孤證”，且“真實性和準確性，同樣令人懷疑”。其根據是，毛澤東11月30日電報的內容與他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報告的說法完全不同；斯大林的復電遲了將近5個月，“不符合兩黨文電往來的禮儀和慣例”；毛澤東12月所作黨內報告斯大林理應知道，而在4月回電中說“不能同意這種看法”，豈非“無的放矢，純屬多餘”；經認真查找，這兩封電報在中央檔案館告缺。因此，“我們不能斷言無，也難以信其有；如果有，內容是否如所言那樣”？
　　接着，《中共黨史研究》也發了一篇質疑文章。作者在中央檔案館工作，並“多次查找中央檔案館的有關檔案，均未查到這兩份電報”。而作者認為，從當時的戰爭形勢和中共要求注意保管檔案文件的決定及所定製度看，“毛澤東與斯大林的來往電應該保存下來，而且應該保管在中央檔案館”。作者還認為，與電報有無相比，更重要的是歷史事實。作者列舉了1947年10月10日至1948年4月20日之間的大量史實說明，中共對民主黨派的政策是一貫的，是最基本的政治綱領的一部分。因此，“米高揚的論調是完全不符合中國共產黨對待各資產階級政黨政策的歷史事實的”。
　　不過，也有學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中共黨史研究》發表的另一篇文章就認為，不能因為毛澤東電報中所講內容與中共提出的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不一致，就否定毛澤東拍發這份電報的可能性。理由有三：第一，米高揚的報告雖然沒有引用毛澤東電報的全文，也沒有註明檔案出處，但是作為給蘇共中央主席團的報告，他“不可能根據虛假的、不存在的電報指出當時中共中央的看法”，這是很容易查證的；第二，對於新中國採取怎樣的政治制度，毛澤東是有反覆考慮的，而1947年10月出現了民盟解散的新情況，中間黨派不存在了，再加上南斯拉夫的經驗，“毛澤東考慮新中國能否實行一黨制的問題，應該說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三，毛澤東一直主張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但在不同的時期，其內涵是有變化的，因此他給斯大林的電報並不背離其一貫主張。總之，毛澤東發去這樣一封電報的目的，是想同斯大林探討這個問題，也可以說是一種試探。
　　2000年初，《當代中國史研究》也發文參與了討論。文章指出：“米高揚提到的上述兩封電報是否存在，值得懷疑”。第一，列多夫斯基在公布米高揚的報告時，“沒有說明他本人是否把電報內容與原件進行過核實”，而“作為享有使用俄羅斯總統檔案‘特權’的高級研究人員”，列多夫斯基完全有條件這樣做。第二，米高揚報告中提到的這兩封電報的內容，與列多夫斯基文章中提供的其他一些檔案相比，“是不合邏輯和情理的”——既然毛澤東已經接受了斯大林的看法，為什麼還要去莫斯科討論與民主黨派關係的問題？第三，米高揚的報告是1960年中蘇關係惡化時提出的，其動機值得懷疑。作者同樣列舉出大量史實，證明了中共對民主黨派政策的連貫性，並指出斯大林實際上是主張一黨制的。總之，米高揚的結論“不能成立”，他所提到的兩封電報也“不應輕易相信和盲目接受”。
　　如此看來，要解決上述問題，首先必須確定俄國學者提供的這則史料所引用的檔案文獻是不是真實存在，否則其他都無從談起。
　　
　　二、對俄羅斯解密檔案的查詢和解讀

　　筆者長期從事中蘇關係史研究，對於上述問題自然十分關注。1949年初，斯大林派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秘密訪問西柏坡，是在中國政治和軍事局勢發生重大變化後蘇聯全面轉變對華政策的起點。在此期間，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全面通報了對未來新中國的設想及各項政策方針，也第一次試探性地提出了廢除1945年中蘇同盟條約的問題，因而可以說是中蘇關係史中一個重大事件。但有關這次訪問的情況，當時中國方面除了當事人師哲的回憶錄有所提及外，沒有公布任何檔案文獻。因此，列多夫斯基文章的發表，令人又喜又驚。喜的是這則史料及隨後公布的一系列俄國檔案文獻，對於研究者了解這一事件，提供了重大幫助；驚的是，毛澤東竟然在1947年11月提出了要搞“一黨制”的想法，而這種做法與中共一向倡導的與民主黨派長期合作的統一戰線方針是根本背離的。
　　這就難怪中國學者首先對俄國史料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
　　1996年5—6月，筆者正在莫斯科收集俄國檔案，曾多次訪問遠東研究所，並結識了列多夫斯基先生。在訪談中，筆者表示希望他能出示毛澤東1947年11月30日電報和斯大林1948年4月20日回電的原始檔案。列多夫斯基答覆，俄國檔案管理很亂，一時難以找到這些文件。不過，他答應盡力尋找。據說，2000年9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同行在莫斯科開會時，也向列多夫斯基提出了同樣的要求。不久，這位老先生還真的在總統檔案館找到了這兩封電報的原件，並連同館藏號全文發表在《遠東問題》雜誌上，《中共黨史研究》隨即刊載了這篇文章的中譯文。但細心的中國學者還是對俄國雜誌是否全文發表了毛澤東給斯大林的電報提出疑問，因為電報中缺少第5點和第9點。經譯者向俄方詢問，2001年7月30日，《遠東問題》雜誌主編А.М.格里戈利耶夫教授發來傳真答覆：查閱電報文本的結果是，“由於作者和準備付印的編輯的疏忽，電報中漏掉了順序號5和9。”隨後，《遠東問題》重新刊登1947年11月30日的這封電報，並保留了斯大林在電報上所做的強調標記，以及該電報所發範圍。《中共黨史研究》雜誌在2002年第1期全文譯載了這封電報。
　　至此，歷時6年多的一場圍繞俄羅斯解密檔案真實性的討論結束了，1947—1948年毛澤東和斯大林之間關於中共對民主黨派政策往來電報是否存在的問題已經真相大白，水落石出。當然，如果俄方能夠提供原始檔案的影印件，而不僅僅是經過編輯的打印件，就更能說明問題了。現在的問題是，應該如何解讀電報的內容。為了便於讀者理解，筆者將電報中相關的主要內容摘錄如下，並加以必要的說明。同時，鑑於斯大林回電中提到對毛澤東1948年3月15日電報的答覆，故筆者將俄國學者後來公布的這封電報主要內容也列入其中。
　　
　　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致斯大林電，絕密，蘇聯情報總局（ГРУ）局長庫茲涅佐夫12月10日交給斯大林：
　　八、美國人和蔣介石企圖通過宋子文與我們開始和平談判，這個企圖是一個陰謀詭計，其目的是迷惑廣大群眾。無論是美國人，還是蔣介石，都擔心我軍可能會強渡長江，雖然目前我們還沒有這種打算。
　　在香港的李濟深將軍、在美國的馮玉祥將軍以及其他對蔣介石抱有敵意的人，與美國人有着密切的聯繫。所以將來他們會被美國人利用做有利於美國和蔣介石的事。我們對待這類人的策略是對他們不抱很大的希望，不指望利用他們為革命做事。
　　九、隨着中國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國的中小資產階級政治派別也不存在了。在民盟的成員中有一些是同情我黨的，雖然其大多數領導人是動搖分子。他們是在國民黨的壓力下解散了同盟，因此證明了中等資產階級的軟弱性。
　　在中國革命最終勝利的時候，將仿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的所有政黨都應當從政治舞台上消失，從而極大地鞏固中國革命。
　　十、由於美國人和蔣介石的罪惡行徑在中國人民面前已昭然若揭，所以1947年10月10日我們發布了人民解放軍宣言和土地改革綱領，這些都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擁護。
　　
　　1948年3月15日毛澤東致斯大林電，絕密，庫茲涅佐夫3月30日交給斯大林：
　　一、近幾個月來，我們處在新的條件下，集中精力解決了一系列的政治和戰略性質的任務，即土地改革、工業、貿易、鞏固統一戰線、審查黨的隊伍、在黨內開展反對右傾特別是左傾的鬥爭。……
　　二、中國民主同盟，國民黨內部的民主分子和一些小黨派，對國民黨和美國還抱有某些希望，不相信我們黨和人民有力量、有能力戰勝一切國內外的敵人，認為有可能通過某種第三條道路解決當前的危機。因而，他們周旋於國共兩黨之間。當國民黨發動突然進攻時，他們全都陷於困難、被動的境地，並因此失去了在民眾中間的威望。這迫使他們於1948年1月接受了我們的口號，發表了反對美蔣、與中共結盟、對蘇友好的聲明。上述黨派代表現在聚集在香港。對待他們，我們在批評其錯誤觀點的同時，採取了團結的政策。
　　我們認為，在我們建立中央政府的情況下，他們有代表參加這個政府將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這些黨派的主要缺點是他們完全不開展工人與農民的工作，也很少去做大學生的工作。由於脫離群眾，這些黨派的影響非常小。他們習慣生活在大城市裡，從來沒有表示過要到我們解放區去的願望。但是，儘管如此，他們所代表的社會階層（自由資產階級）對我們說是重要的，我們不應該對這一階層視而不見。我們應該把它吸引到我們一方來。我們認為，以後當我們有了巨大的成績，占領了諸如瀋陽、北平和天津這樣的城市，當我們的勝利和國民黨的失敗變得完全明朗的時候，我們將邀請他們來參加中央政府。只有到那個時候，他們才可能會表示出到解放區來並與我們合作的願望。
　　三、今年我們不打算成立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這個問題尚未成熟。在今年行將舉行的國民大會上，蔣介石還將當選為總統，而當我們取得更大的成績時，他的威信就會動搖得更厲害。我們將擴大我們的領土，將要奪取1—2個最大的城市，當滿洲、華北、山東、蘇北、河南、湖北和安徽連成一片的時候，那就到了迫切要成立中央政府的時候了。
　　
　　顯然，這大約是1949年要發生的事情。
　　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致捷列賓（蘇聯情報總局駐延安工作人員）轉毛澤東電，絕密：
　　我們收悉了毛澤東同志於1947年11月30日和1948年3月15日發來的兩封信。我們因為核查了一些答覆所必須的材料，沒有能夠即刻復電。現在我們已經核查了這些材料，可以對這兩封信做出答覆了。
　　第一點。對1947年11月30日來信的答覆。我們非常感謝毛澤東同志的情況通報，同意毛澤東同志對形勢所作的估計。信中只有一處讓我們疑惑不解，即“在中國革命最終勝利的時候，將仿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的所有政黨都應當從政治舞台上消失，從而極大地鞏固中國革命”。
　　我們不同意這樣做。我們認為，代表中國人民中的中間派和反對蔣介石集團的中國各反對派政黨還將長期存在。中國共產黨不得不與他們合作以反對中國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列強，但必須保持領導權即領導地位。也許，必須要吸收這些黨派的一些代表進入中華人民民主政府。這一政府應宣布為聯合政府，以便以此擴大這一政府在民眾中的基礎並孤立帝國主義分子及其國民黨走狗。應當指出的是：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之後，中國政府，按照自己的政策，至少在勝利之後的一個時期（這個時期的時間長度現在還很難確定）將是民族民主革命政府，而不是共產主義政府。
　　這意味着，暫且還不必實行整個土地的國有化和廢除土地的私有制，不必沒收全部大小工商業資產階級的資產，不必沒收大地主甚至靠僱傭勞動生存的中小地主的資產。有必要等一個時期再進行這些改革。
　　謹告知您的是，在南斯拉夫，除了共產黨，人民陣線中還有其他政黨。
　　第二點。對毛澤東同志1948年3月15日來信的答覆。我們非常感謝毛澤東同志非常詳細地通報了有關軍事和政治問題。我們同意毛澤東同志在這封信中所作的所有結論。我們認為，毛澤東同志關於建立中國中央政府及吸收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參加政府的考慮是完全正確的。
　　
　　對這些已被認定的檔案文獻究竟應該如何解讀，就是歷史研究者的工作和責任了。《中共黨史研究》2003年刊登了一篇全面解讀上述文件的論文。在承認兩封電報作為史料的真實性的前提下，作者對俄國檔案進行了詳細解讀，其主要觀點如下：
　　一、既然“俄方公布的毛澤東與斯大林兩封往來電報內容是真實的可靠的”，那麼“毛澤東在當時的確曾考慮過讓‘中共之外’的‘所有政黨’在中國革命後離開政治舞台，這是歷史的真實”。
　　二、毛澤東產生“一黨制”的想法是因為“中國政治形勢又發生了新的變化”，即1947年11月6日民盟在國民黨的壓力下被迫解散，導致中國各民主黨派“已不復存在”。因此，毛澤東不是要取消民主黨派，而只是接受了一個現實。至於追隨蔣介石的少數右翼黨派，中共當然不會允許他們在新中國立足。
　　三、1947年9月歐洲共產黨情報局成立以後，東歐各黨都被迫接受蘇聯模式搞起了“一黨制”，中共要向蘇聯“一邊倒”，又缺乏政權建設經驗，自然會產生讓所有黨派離開政治舞台的考慮。但這只是“初步想法”，而非“既定政策”。
　　四、在同一封電報中，毛澤東一方面表示中共要學習蘇聯和南斯拉夫搞“一黨制”，一方面又向斯大林通報中共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如何解釋這一矛盾現象，作者根據毛澤東在1947年12月中央會議上的講話，推測毛澤東要學習南斯拉夫的經驗，“考慮準備將這些已沒有組織存在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及其成員仍在其原有組織名義下團結和聯合起來，組成一個類似南斯拉夫民族解放陣線性質的統一戰線組織”。
　　五、毛澤東在1948年3月15日電報中提出要成立聯合政府的想法，是因為1948年初民盟又在香港恢復了組織活動，而且更加倒向共產黨。毛澤東的這一做法，不僅“徹底改變和放棄了1947年11月30日電報中的想法”，而且是在斯大林提出“不同意見”之前作出的決定，因此米高揚關於中共接受了蘇共意見的結論“有悖於歷史的真實”。不過，斯大林的電報對中共並非完全沒有影響，因為此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迅速採取了一系列推動成立聯合政府的“頗為引人注目的重要舉動”。
　　
　　這場討論到此似乎已經結束，此後中國學術刊物未就1947—1948年中共對民主黨派的政策和統一戰線問題再展開討論。時隔多年，回過頭來再看這些檔案文獻及由此產生的各種觀點，筆者認為其中還有一些學術問題值得重新研究，並以此說明對史料的全面考證和解讀是進行動機判斷的前提。
　　以往討論的焦點集中在四個問題上：1、米高揚報告中所引用的俄國檔案（即毛澤東和斯大林的電報）是否存在；2、米高揚報告的結論是否正確；3、毛澤東在電報中所述內容是否與當時他的真實想法相符；4、毛澤東先後發出兩封意見相左的電報究竟出於何種動機？
　　前兩個問題，筆者同意學界同行已有的基本一致的結論：米高揚的報告和毛澤東與斯大林往來的三封電報，作為史料的真實性不容置疑——俄羅斯總統檔案館確實保存着這些檔案。米高揚報告的結論是錯誤的——中共並非是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議才改變其對民主黨派的立場和政策的，而米高揚在1960年如此報告的動機也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對於後兩個問題，筆者認為還是需要再認真思考的。毛澤東在1947年11月30日電報中說，將讓所有民主黨派離開政治舞台；而在1948年3月15日電報中說，將成立包括其他黨派代表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這兩個完全不同的說法是不是毛澤東當時的真實考慮？或者說哪一個才是真實的考慮？更關鍵的是，毛澤東為什麼要先後向斯大林發出這兩封意見相左的電報，其動機何在？
　　
　　三、對毛澤東致電斯大林動機的判斷

　　本文開頭講過，進行動機判斷要有兩個前提：儘可能找到與研究對象有關的所有史料；必須對這些史料進行考證、鑑別和篩選。而真正做起來，還需要有一個檢驗的過程。就是說，第一步是尋找史料，而且儘可能地詳盡，要有“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精神，至少要掌握足以建立邏輯架構的史料。這一步是基礎，需要下很大功夫。第二步是考證和解讀史料，在考證史料真偽並釐清所有史料之間邏輯關係的基礎上，進行動機判斷，得出結論。這一步是關鍵，需要的是學術功底。第三步是用史料檢驗結論，即將動機判斷後的結論與所有收集到的史料進行核對，如果出現任何矛盾或衝突，那麼就要重新考察，不是結論有問題，就是史料有問題。這一步也是不可或缺的。不過，一般來說，從邏輯上講，對於同一個問題、同一件史實，所有史料應該都是一致的。如有個別說法相左而又是真實的材料，那大概就是對材料的解讀有問題。當然，具體問題都是複雜的，有時動機並非是單一或靜態的，也有“一箭雙鵰”或前後變化的情況，需要全面思考、反覆論證。
　　毛澤東為什麼會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裡，連續發給斯大林兩份立場和觀點完全不同的電報？從邏輯上講，有兩種可能性：
　　其一，中共中央的意見是建立聯合政府，而毛澤東本人傾向於“一黨制”，所以他需要實行“一黨制”的蘇聯支持他的主張，進而說服全黨；在遲遲沒有得到斯大林回復的情況下，毛澤東不得不報告中共的實際做法。
　　其二，毛澤東本人與中共中央的立場完全一致，都主張建立聯合政府，但考慮到蘇聯實行的是“一黨制”，為了避免引起懷疑和產生矛盾，毛澤東故意先表述一種與中共既定政策相反而同蘇共做法一致的意見，以試探斯大林的態度；在蘇聯沒有對此表示贊同的情況下，毛澤東才說出自己的真實意圖。
　　二者必居其一，取捨就在於對史料的解讀和考證。為此，筆者仔細查閱了所能收集到中蘇雙方所有檔案文獻和當事人口述史料，以及當時的報紙——儘管寫作時未必全部引用，但在研究時不全部閱讀是不行的。在此基礎上，筆者提出以下看法：
　　
　　第一，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致斯大林電，作為史料本身是真實存在的，但電文中所說“一黨制”的觀點不是毛澤東的真實想法。
　　研究者不能因史料中所述內容與史實不符，就輕易斷定史料是虛假的，不存在的。同樣，也不能因史料本身是真實的，就想當然地認為史料中所述內容也是真實的。簡單說，檔案本身的客觀存在並不等於檔案內容的真實存在，檔案讀者看到的都是檔案作者想讓他們看到的東西。對於檔案文件與歷史事實之間的關係，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愛德華·卡爾有過一段發人深省的議論：“沒有一個文件能告訴我們比文件的作者想到的更多的東西——他想象中的已經發生了的事情，他認為應該發生和將要發生的事情，或者只是他希望別人想到他所想到的事情，甚至只是他自己認為他想到了的事情。所有這一切，在歷史學家對它們進行加工、做出解釋以前，是毫無意義的。”
　　俄國檔案中就有一個典型的案例。同樣是列多夫斯基先生公布的一份檔案，即斯大林1950年8月27日的電報，其中說到：蘇聯代表在朝鮮戰爭爆發後沒有及時返回安理會的原因，就是為了把美國吸引到亞洲來，讓它陷入一場戰爭，特別是與中國人的戰爭。列多夫斯基和一些俄國學者認定，這就是斯大林同意發動朝鮮戰爭的動機。然而，這個結論與已知史實完全不符：斯大林先前不願意在遠東出現軍事衝突，就是擔心美國會出兵干預，而後來同意發動戰爭，恰恰是認為美國不會干預或來不及干預；朝鮮戰爭爆發後，直到朝鮮人民軍徹底潰敗前，中國幾次表示願意出兵幫助朝鮮，恰恰是斯大林阻止了這一行動。因此，斯大林的電報不過是文過飾非，欲蓋彌彰，他所說的只是他事後的想法，而非當時的動機。這就是用史料考證檢驗動機判斷的結果。
　　統一戰線與武裝鬥爭、黨的建設一起，被毛澤東列為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雖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含義有所不同，但始終是統一戰線的基本內容，也是中共的一貫政策。早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就提出了“將與所有各抗日到底的階級、階層、政黨、政團以及個人，堅持統一戰線，實行長期合作”的主張。說到政治制度，毛澤東提出了既非歐美式、也非蘇聯式的“新民主主義”政治，“中國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舊式的民主，又非最新式的民主，而是合乎世界潮流，合乎中國國情的新民主主義”。關於政權問題，毛澤東明確宣布，中國共產黨“既不贊成別的黨派的一黨專政，也不主張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而主張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聯合專政，這即是統一戰線政權”。皖南事變發生後，中共還喊出了“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的口號。儘管這時還是針對國民黨獨裁統治而言的，但毛澤東也鄭重表明：“我們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 1944年9月，中共方面正式提出“召開各黨各派各軍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團體代表的國事會議，成立抗日黨派聯合政府”的主張。
　　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有人擔心共產黨得勢之後，會像蘇聯一樣搞“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制”。毛澤東發表《論聯合政府》，明確回答說：“我們的答覆是，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毫無疑義，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但是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占政府機構的制度。”毛澤東進一步指出：“中國現階段的歷史將形成中國現階段的制度，在一個長時期中，將產生一個對於我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時又區別於俄國制度的特殊形態，即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毛澤東還在中國共產黨的具體綱領中明確提出了“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的任務。
　　1947年是中國革命實現歷史性轉折的一年。在政治上，國民黨不得人心，越來越孤立，而共產黨民意所向，漸漸取得優勢地位。在軍事上，國民黨從進攻轉入防禦，共產黨則從防禦轉入進攻。這一年的7月7日，即人民解放戰爭開始戰略反攻後，中共中央再次提出了“成立聯合政府”的口號，號召“一切民主黨派，一切民主團體，一切國民黨內的民主分子，團結起來！爭取民主的勝利”。10月10日，毛澤東為解放軍總部起草了政治宣言，八項政策中的第一條便是：“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這就說明，在中國共產黨開始走向勝利的時候，毛澤東更加重視統一戰線問題。作為政治措施，甚至首先想到的就是成立“聯合政府”。在毛澤東看來，越是在取得勝利的時候，就越要防止“左”的傾向。
　　1947年10月，面對中共軍隊的強大攻勢，國民黨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劉航琛提出了一個組織和平統一大同盟的方案。中共中央認為這是美蔣緩兵之計的陰謀，由周恩來起草了《關於反對劉航琛一類反動計劃》的黨內指示。在10月27日下發前，毛澤東認為，這個指示電很有必要，但還需要增加一條，“將對自由資產階級的政策問題完全弄清楚，預防過左傾向發生，這一傾向，在歷史上是發生過的”。毛澤東增加的內容主要是：“在蔣介石打倒以後，因為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從群眾中孤立起來，即是使群眾從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但這並不是把他們當作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一樣立即打倒他們，那時，還將有他們的代表參加政府，以便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在經濟上，則將在長時間內容許他們存在，並使他們的經濟在政府法令許可下有一個一定程度的發展，以利經濟之恢復與發展。對於在平分土地後生長出來的新富農，也是如此。在這個問題上的過左性急，是錯誤的。”
　　毛澤東一直主張搞統一戰線、聯合政府，上述文章、指示和講話基本都是他親自起草的。試想，他怎麼會突然產生一種完全相反的想法？那麼，是不是因為民盟作為一個最大的民主黨派被迫解散的情況，導致毛澤東產生了新的想法呢？還是先看一下史料。
　　10月27日，國民黨政府宣布中國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11月6日，民盟總部被迫發表解散公告。11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新華社時事評論《蔣介石解散民盟》。毛澤東在修改這篇文章時加寫了一段話：“民盟方面，現在應該得到教訓，任何對美國侵略者及蔣介石統治集團（或其中的某些派別）的幻想，都是無益於自己與人民的，應當清除這種幻想，而堅決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來，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如果民盟能夠這樣做，則民盟之被蔣介石宣布為非法並不能損害民盟，卻反而給了民盟以走向較之過去更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顯然，毛澤東不僅沒有拋棄民主黨派的想法，反而預言民盟吸取教訓後會有更加光明的前途，期望之情躍然紙上。
　　況且，就在11月30日發出致斯大林電前不久，11月18日，毛澤東在給起草民主政府憲法的吳玉章的覆信中還講到，憲法內容要“以工農民主專政為基本原則”。11月29日，毛澤東在修改中共中央關於階級劃分和土地改革問題的指示稿時，特意加寫的一段話指出，這兩個文件主要是為糾正“左”傾錯誤而發的。提出“一黨制”的主張，顯然屬於一種“過左行動”。毛澤東怎麼可能在第二天就突然一改初衷，在要求全黨注意糾正“左”傾的同時，自己卻提出這樣一種有違黨的一貫方針的主張？
　　事實上，在發出11月30日電報後，毛澤東更加注重在黨內反對“左”傾，更加強調統一戰線，甚至把“成立聯合政府”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陝北楊家溝召開擴大會議，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毛澤東的書面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毛澤東還在會議上發表了長篇講話。在報告和講話中，毛澤東全面回顧了中共對民主黨派政策的歷史，系統論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和聯合政府的必要性、重要性。總之一句話，“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要勝利，沒有一個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現在，建立聯合政府的口號還是要提”。毛澤東在給劉少奇的電報中指出，這次會議“主要目的是糾正‘左’的偏向”。毛澤東所有這些指示和講話，與他在致斯大林電中所說，完全是兩個聲音。
　　綜上所述，毛澤東在11月30日電報中所講將來要讓所有其他黨派從政治舞台上消失的主張，應該不是他的真實想法。
　　那麼，毛澤東為什麼要發給斯大林這樣一個並非自己本意的電報，而過了幾個月，又發出一個意見相反而屬於真實主張的電報呢？
　　
　　第二，毛澤東先後給斯大林發出兩份截然不同的兩種主張的電報，是為了試探蘇聯的態度，解除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的疑慮，並使其接受中共的統一戰線和聯合政府政策。
　　　　這裡首先需要了解一下當時中蘇兩黨關係的背景。中國共產黨是蘇聯幫助建立起來的，且一直處於共產國際的領導之下，但自毛澤東走上領袖地位後，對中共與蘇聯之間不斷出現的矛盾和分歧頗有牴觸。一方面，在莫斯科的壓力下，中共不得不被迫改變已定的方針和政策，如西安事變、皖南事變等。另一方面，中共也曾以種種理由抗拒執行共產國際的命令。最典型的事例是，蘇德戰爭爆發後，斯大林三次要求八路軍抽調部隊到滿蒙交界和滿洲地區與日軍作戰，都被毛澤東拒絕。抗戰勝利後，斯大林在中國首選的合作對象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這固然因為蘇聯實現其在遠東的戰略利益必須通過國民政府，但與斯大林對中共的不了解、不信任也不無關係。在蘇共領導人看來，毛澤東是“普加喬夫”式的人物，中共黨人是“民族主義者”。同樣，毛澤東對蘇共也是心存芥蒂，特別是對斯大林逼他去重慶談判更為不滿。這種情緒雖然當時沒有公開表露，但在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後，還是一股腦傾瀉出來了。
　　還有一個背景必須了解：1947年夏秋冷戰局面在歐洲已經形成，蘇聯的對外政策發生了重大改變。為了實現戰後與美國和西方進行合作的構想，斯大林早早就解散了共產國際。雅爾塔體系保障了蘇聯的戰略利益，斯大林也滿足了西方的要求：勸告法共、意共和希共放下武器，參加政府，而在東歐各國則允許多黨存在，實行“聯合政府”政策，並提倡“民族社會主義道路”。然而，杜魯門宣言和馬歇爾計劃迫使斯大林走上了與美國對抗的道路。在1947年9月召開的歐洲共產黨、工人黨情報局會議上，聯共（布）中央書記日丹諾夫提出了“兩個陣營”的理論。此後，蘇聯開始進行陣營內部的整肅，斯大林要求各國共產黨必須與莫斯科保持一致，特別是在對外政策方面，而蘇聯的社會主義道路和模式則是東歐各國的唯一選擇。
　　中共此時對蘇政策的目標十分清楚：中國革命越是接近勝利的時候，毛澤東就越感到需要蘇聯這個盟友。然而，面對中蘇兩黨關係的現狀，毛澤東的處境十分微妙。統一戰線是中共取得全面勝利的根本保證之一，毛澤東無論如何都要堅持執行這一策略。與此同時，中共也很了解共產黨情報局會議的情況。1947年10月，中共的各種報紙刊登了共產黨情報局會議的幾乎所有文件和日丹諾夫的報告，並且發表了中共東北局編寫的《現代國際形勢研究的提綱》，宣講情報局的主張和方針。11月21日，毛澤東在致東北局的電報中說：“我們對歐洲九國共產黨成立情報局認為是必要的，對日丹諾夫的報告認為是正確的。” 所以，毛澤東既要實行統一戰線和聯合政府的政策，又要同莫斯科保持一致，避免引起斯大林的疑慮，就必須知道蘇共對中共這一政策的態度。
　　實際上，聯共（布）中央和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情況基本上是掌握的。紅軍長征期間，中共曾一度失去了與莫斯科的電訊聯繫。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後，於1936年又同共產國際恢復了電訊聯繫。抗日戰爭期間，蘇聯在延安派駐了軍事情報組，以後還有醫生、情報員和聯共（布）中央代表常駐中共中央所在地，直到1949年中共中央進入北平之前，蘇共始終有一部電台在毛澤東身邊。況且，1947年7月7日的口號和10月10日的宣言，都是在報紙上公開發表的。所以，關於中共對民主黨派的立場，以及統一戰線和聯合政府的政策，蘇共都是早已知道的。但是，斯大林一直沒有表明自己的態度 ，這就難免引起毛澤東的疑慮和不安。中共要繼續執行既定政策，又要大張旗鼓地進行宣傳，就必須得到蘇共的首肯。於是，毛澤東便試探性地給斯大林發出了11月30日的電報，以民盟被解散為由，有意說出了一種中共並沒有也不準備實行但與蘇聯做法一致的主張——“一黨制”。同時，毛澤東在電報中還特意提到中共正在執行的政策——10月10日的宣言，並言明“這些都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兩個“方案”，斯大林總要選擇一個。然而，斯大林遲遲沒有回電。在此期間，又出現了幾個情況，令毛澤東更加迫切需要讓斯大林了解中共的真實意圖，以免事情更加複雜化。
　　1. 1948年1月6日，蘇聯《真理報》用將近一個整版，詳細報道了毛澤東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的講話。報道提到了統一戰線，強調這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定領導下”，但沒有提及“聯合政府”。這就意味着斯大林可能同意或至少並不反對中共在會議上提出的總的方針和政策，這多少讓毛澤東放心了一些。不過，蘇聯報道不提“聯合政府”，又有些令人放心不下。毛澤東需要知道斯大林本人的明確態度。
　　2. 1948年1月，民主黨派的情況出現新的變化，要求中共必須儘快表明態度。周恩來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稿中寫到：“民主同盟一部分中委已集會香港，恢復活動。國民黨反對派已在香港成立革命委員會,宣言反蔣。馮玉祥在美組成‘旅美中國和平民主同盟’，反對美援蔣內戰，要求美助民盟獲致中國和平。國民黨已宣布開除馮玉祥黨籍。另一方面，宋子文確曾至港與李濟深、蔡廷鍇接洽。民盟及國民黨民主人士多對馮、李、蔡等估計高，且有對兩廣反動當局偽裝反蔣的陰謀感興趣者。這一切，都需要我黨對蔣管區民主黨派問題根據中央去年10月27日指示作進一步的具體的分析，並規定對待他們的明確方針。” 1月14日中共中央指示：“對一切可以爭取的中間派，不管他們言論行動中包含多少動搖性及錯誤成份，我們應采積極爭取與合作態度，對他們的錯誤缺點，採取口頭的善意的批評態度。” 3月6日，中共中央發言人公開發表講話，表示歡迎民盟領導機關重建，歡迎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成立，並希望與他們“為着共同目的而攜手前進”。對於這種做法，斯大林是否贊同，是否會接受？
　　3.毛澤東1947年12月15日宣布，“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革命越是接近勝利，越要強調統一戰線。1948年1月15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宣稱：“沒有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參加的民族統一戰線，全國勝利是不可能的”，這是總綱領，在“社會主義沒有到來以前，總的綱領就只能是這一條，沒有第二條”。即使革命勝利了，為了“鞏固勝利”，還是需要統一戰線。1月18日毛澤東起草的中央決定寫到：“新民主主義的政權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權”，而在“人民大眾”當中，也包括“民族資產階級”。1—3月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接連發出一系列指示和函電，在統一戰線、土地改革、工商業政策、職工運動、階級劃分、對待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等各個方面，全力開展反對“左”的偏向。中共的政策越來越明確，越來越堅定，同時也越來越需要得到蘇共的理解和支持。
　　於是，1948年3月15日，毛澤東又給斯大林發去第二封電報，再次講述中共對待民主黨派的政策。這一次，毛澤東說的是中共的真實想法和將要採取的做法，而斯大林也做了明確的答覆。
　　
　　第三，中共對待民主黨派的政策雖然不是因斯大林的電報而確定的，但是蘇共的表態對中共後來成立聯合政府的過程並非沒有影響。
　　主要的影響在於，斯大林4月20日的電報推動了中共建立聯合政府的工作。毛澤東的電報比較謹慎，雖然提出未來的新政府有必要吸收民主黨派和民族資產階級參加，但沒有使用“聯合政府”這個概念。而斯大林在回電中則明確指出：“這一政府應宣布為聯合政府”，而且“至少在勝利之後的一個時期（這個時期的時間長度現在還很難確定）將是民族民主革命政府，而不是共產主義政府”。斯大林的答覆，終於讓毛澤東卸下心防，可以放開手腳實行早已確定的任務了。
　　接到斯大林電報後，4月25日，毛澤東致電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通知他們考慮即將在中央會議上討論的若干問題，然後赴城南莊商定。其中一個重大問題就是：邀請港、滬、平、津等地各中間黨派及群眾團體代表，到解放區商量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臨時中央政府。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節口號，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五一”節口號的這一條，是毛澤東審閱草稿時親筆改寫的。隨後，成立聯合政府的籌備工作便緊鑼密鼓地展開了。
　　事實上，發布“五一”節口號前三天，毛澤東已致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長劉仁，指示其設法轉告張東蓀、符定一，邀請他們及平津文化界人士至解放區，討論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諸事宜。5月1日，中共中央給上海局、香港分局下達指示，提出了擬邀請來解放區出席政協會議的民主人士名單。同日，毛澤東親自致函李濟深、沈鈞儒，告知政協會議召開擬定的地點（哈爾濱）和時間（今秋），並提議由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共中央“發表三黨聯合聲明，以為號召”。5月5日，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章伯鈞等民主黨派領導人和民主人士聯名致電毛澤東並轉解放區全體同胞，表示擁護中共關於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五一口號。此後，國統區及香港各界民主人士紛紛來到解放區。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說：“大約明年春天要召開各個民主黨派、團體和群眾組織代表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並且將組建民主聯合政府。現在非常必要建立一個這樣的政府，完成這件事的所有條件已經成熟。” 中譯文見《中蘇關係》第1卷，第329—331頁。不過，這裡還存在一個疑點。
　　
　　儘管中共從自身的考量出發，願意從積極的方面去理解蘇共的意向，但斯大林在4月20日的電報中關於南斯拉夫的那句話，卻令人難以理解。這句看似不經意的話可能觸動了毛澤東敏感的神經：既然不讓中國仿照蘇聯的做法，又說南斯拉夫不是“一黨制”，那就是說中國可以學習南斯拉夫了？但就在此時，蘇聯與南斯拉夫的衝突已經公開化，斯大林的這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毛澤東不得不細細掂量。
　　此前，毛澤東很重視東歐國家尤其是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建國經驗，並希望與鐵托建立直接的聯繫。1947年7月7日，作為解放區對外貿易的負責人，劉寧一訪問南斯拉夫，得到鐵托接見。劉寧一提出希望南斯拉夫與中共建立貿易關係。此後，中共東北局還派出新華社特約記者到南斯拉夫，希望在那裡建立分社或代辦處。東北局書記林彪在給鐵托的介紹信中提到，希望與南斯拉夫“建立經常性的聯繫”。在194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統一戰線要研究南斯拉夫經驗”。在1948年1月的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將來要像南斯拉夫等國那樣，也搞一個類似“人民陣線”的組織，所有各黨派、人民團體、個人都參加。
　　然而，就在中共與南共密切往來時，1948年初，蘇南之間發生了嚴重衝突，結果鐵托和南斯拉夫共產黨被開除出共產黨情報局。中共中央很快就了解到這一情況 ，並且做出了傾向性的表示。1月28日，蘇聯《真理報》編輯部發表聲明，明確表示不同意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國在巴爾幹聯邦問題上所持的立場。2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了《真理報》編輯部的聲明。
　　6月28日情報局會議做出決議，指責南共在一些基本問題上執行了一條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路線。新華社立即行動，於7月10日播發了根據莫斯科俄語廣播的《真理報》6月29日所載的決議內容，7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決議全文。第二天，《人民日報》又刊登了中共中央7月10日的決議：完全同意情報局通過的對鐵托集團進行批判的決議。11月1日，劉少奇撰寫《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一文，公開表明了中共對南共的批判立場。為了避免被斯大林看成中共在走鐵托的“獨立”道路，毛澤東還特別注意不要突出宣傳自己：不要提“毛澤東主義”，更不能“將我的名字和馬恩列斯並列”。1949年1月，毛澤東要求將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章草案中的“毛澤東思想”，一律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將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改為學習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再次強調不要把他與馬、恩、列、斯並列。顯然，中共必須撇清與南斯拉夫的關係。
　　毛澤東在1947年11月30日的電報中提到，要學習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榜樣，而斯大林在1948年4月20日回電中說南斯拉夫不是這方面的榜樣。這自然讓毛澤東想到斯大林的用意所在。此後，毛澤東立即要求訪問蘇聯。斯大林推遲訪問日期後，毛澤東很着急，再次要求儘快到莫斯科請教，而所提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與小的民主黨派和團體（及民主活動家）的關係；關於準備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在9—10月，毛澤東多次提出訪蘇，並“再三強調他已經準備好，必須出發”。毛澤東此時最迫切需要搞清楚的是莫斯科的真實意圖，並一定要讓斯大林明白，中共不是以南斯拉夫為榜樣，而是站在蘇聯一邊的，是值得信任和幫助的真正的共產黨人。中共在各個方面都要與蘇共保持一致，在新政權建設方面，自然也必須聽從莫斯科的意見。
　　
　　那麼，蘇共究竟希望新中國成立一個什麼樣的政府？蘇聯自己是“一黨制”政體，冷戰後也要求東歐各國搞“一黨制”，而南斯拉夫實際上早就搞起了一黨制。南斯拉夫共產黨1945年8月建立的“人民陣線”吸納了獨立民主黨、人民農民黨等幾個黨派，在此之外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反對黨。而陣線內的這幾個黨派到1948年也都被全部清除了。斯大林在電報中這樣說，只是強調其表面意義，內中含義就是不能把鐵托與他本人相提並論。從理論上講，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制的前提是這些國家已經或開始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和制度。而在斯大林看來，中國實在太落後，根本無法搞公有制和集體化。既然不是社會主義，自然也就談不上“一黨制”。斯大林4月20日電報里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後來的一系列談話和電報，把這個問題講得更清楚了。
　　在1949年1月6日給毛澤東的復電中，斯大林再次表示，同意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並建議時間提前，即在解放北平之後立即進行。毛澤東則準備立即前往莫斯科，與斯大林商談所有問題。後來因調停國共和談，與毛澤東之間產生了分歧和爭論，斯大林決定派米高揚前往中國，全面聽取中共的意見。毛澤東雖然在涉及中共根本利益的問題上堅持己見，但並不想得罪斯大林。在西柏坡的會談中，中共領導人充分顯示了對蘇共的忠誠。毛澤東說，鐵托是叛徒，而“中國應該站在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陣營一邊”，“對我們來說中間道路是沒有的”。關於未來國家政權的結構和性質，中蘇雙方意見完全一致，即中國“與俄國和歐洲的條件不同”，不必也不能照搬蘇聯的模式，只能實行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成立聯合政府。後來斯大林還告誡中國領導人，在經濟上“希望中國共產黨人不要排斥民族資產階級”。1949年夏天，劉少奇秘密訪蘇。在給聯共（布）中央的報告中，劉少奇詳細講述了中共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成立聯合政府的理論根據和具體做法，斯大林在閱讀時連連批示，表示贊同。在7月11日與劉少奇會談時，斯大林指出：“你們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並吸收他們參加政府的觀點，是正確的。”
　　蘇共的態度和立場如此明確，中共也就放心了。聯合政府的組建雖然推遲了幾個月，但確實吸收了大量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在1949年10月組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機構中（後來增補者不計），全國政協主席、副主席6人，非中共人士4人，常務委員27人，非中共人士17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7人，非中共人士3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56人，非中共人士27人；政務院總理、副總理5人，非中共人士2人，政務委員15人，非中共人士10人，政務院組成機構主官35人，非中共人士16人；最高司法機構（最高法院、最高檢察署）主官、副主官6人，非中共人士3人。非中共人士比例如此之高，聯合政府可謂名副其實，至少在人員結構上可以這樣說。
　　不過，也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在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中，沒有出現“聯合政府”這個用語。在此前毛澤東及中共領導人的講話或文章中，凡談到未來新政府時，一直使用的都是“聯合政府”的概念。在一個月前，即8月22日周恩來送毛澤東審閱的《共同綱領》草案初稿中，還多次使用這一用語，並且引用了毛澤東《論聯合政府》中的一段話：“在一個共同承認的新民主主義的綱領之下從事工作的聯合政府。”《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的一則注釋註明：這句話引自東北書店1948年版的《毛澤東選集》（第318頁），但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和1991年版的《毛澤東選集》中，都沒有包含着“聯合政府”一詞的這句話了。這是不是受到蘇共的影響？毛澤東本人是否也有這樣的考慮？吸收民族資產階級和民主黨派參加政府是否只是民主革命時期的策略主張？抑或這個時候毛澤東本人的主張開始發生變化？這是另一個需要考證的問題了。
　　無論如何，至此關於“電報風波”的討論可以告一段落。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如此行事的動機，有着非常複雜的歷史背景，如果不下功夫解讀和考證所能收集到的所有史料，研究者確實很難做出合理的判斷，也就難免對當事人產生種種誤解。當然，隨着史料的發掘和披露，這個問題有可能再次引起爭議，筆者不過是就目前所見史料談談一己之見而已。
　　最後要說的是，檔案本身不可能替人們解開以往的所有歷史謎團，這裡需要歷史學家付出艱辛的努力。這樣說絲毫不是否認檔案本身的重要性，而只是強調謹慎使用檔案和利用包括檔案在內的複合材料的必要性。因為只有經過歷史研究者耐心細緻地對他們千辛萬苦所得到的史料進行考證、對比、分析，人們才有可能獲得一幅相對接近於真實的歷史畫面。在這個意義上，愛德華·卡爾的另一句名言也值得回味：“歷史是歷史學家與他的事實之間相互作用的連續不斷的過程，是現在與過去之間的永無止境的問答交談。” 因此可以說，目前所做的一切歷史判斷都不是終極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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