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作古已经15个春秋。邓如何看待和评价历史，集中体现在他主持制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上。中共党史专家、《党史笔记》作者何方一针见血：1981年《历史决议》和1943年延安《历史决议》“都是为了搞个人崇拜”，在坚持独裁上，邓小平就是第二个毛泽东
《新史記》第六期终于在香港上市了，前一段投入编辑，十分紧张忙碌，总算告一段落。今天有点时间，介绍一下。
光阴似箭，邓小平作古恍若昨日，但已经是15个春秋之后了。这一期，按原计划，是围绕美国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的新著《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重新再来讨论邓小平的功过。
重要历史人物身后的争论，往往会延续很长时间，人物越重要，争论越长久，并必定会随着时代的转折而时起时伏。傅高义的这本书，目前只出版了英文版，中文版要两个月之后才问世，但英文版已经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在中共十八大即将又一次新老交替、并重新给中国定位、定向的背景之下，关于邓小平的大争辩自然更具有鲜明的当下色彩。天体物理学家、著名异议人士方励之、最后一任香港总督、被中共高层人士骂为“千古罪人”的彭定康等人，都写了书评，也对邓小平的评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新史記》杂志以10万字篇幅，刊出了记者柯宇倩对傅高义的长篇专访，摘要编译了傅高义这本厚达900来页的“邓传”的主要内容，此外还有回忆、人物专论和史实回溯文章，有声有色地加入了对邓小平功过评价的大讨论。
在接受《新史记》记者专访时，引发争议的傅高义教授坚信，他历时12年完成的这部邓小平传，廓清了不少人对邓小平的误解和传闻。例如：许多人都认为邓小平反对民主，他的研究发现“实际上邓小平不是一个单纯反对民主的人”；人们称颂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他研究发现邓小平“不是启动改革的人”。
评价邓小平的分歧，焦点集中在“六四”上。傅高义指出，邓小平知道镇压会导致糟糕的结果，但不这么做，国家可能分崩离析。他对《新史记》说：“很难因为中国之后的稳定和经济成长，就说天安门镇压有其正当性，但确实采取行动后，邓小平让中国保持了稳定，过去20年，中国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对邓小平“六四”镇压举措如何评价，果然成为海内外争论的引爆点（对此，傅高义想必早有预料），并由此生发出众多相关联话题，在《新史记》第6期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前中宣部官员郑仲兵等人的文章，详细讨论了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异同、二人在“文革”中关系的演变、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真实态度及原因、邓小平改革思路的成功和失误……等等。
杨力宇教授1983年6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邀访问北京，与大陆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结束后，邓小平会见他，畅谈两小时，首次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随着“一国两制”构想在香港逐步落实，楊力宇教授也随着名传青史。而郑仲兵原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官员，他在本期《新史記》上发表长篇文章《毛泽东从批江青到批邓小平的嬗变》，详细论述了邓小平通过向毛泽东检讨、表白，终于在1973年復出，到1976年被毛泽东再次打倒这三年间，毛、江、邓三人的互动。 研究邓小平的重要侧面之一，是看邓小平如何看待和评价历史，这方面，集中体现在邓小平主持制订、并在1981年6月获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上。
《新史记》刊出了郑仲兵、李洪林、张思之、卢跃刚等一批思想理论界、新闻界、法律界重量级人士，关于这一“历史决议”的讨论发言纪要。2011年，包括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等人在内的多种背景的人士，为此举行过不止一次关于类似主题、但侧重点、倾向性都大异其趣的研讨会。郑仲兵强调：邀集朋友们来评说30年前出台的这一“历史决议”，是“不带任何政治功利目的的、纯史学意义的、民间的自由讨论”，“无意针对其它机构召集的有关讨论”。但与会者的看法则毫不含糊：
“多年来，官方和一些学者的著述，都把《决议》说成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产物，说它是在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下搞出来的。其实不然。”恰恰相反，它是邓小平“反‘自由化’的产物，是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版，完全是邓小平意志的反映，与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相悖的”。
从外交部退休的中共党史专家、著有《党史笔记》一书，受到党史界人士重视的何方老先生，也赞同郑仲兵的观点。他指出，1981年《历史决议》，和1943年延安《历史决议》一样，“都是为了搞个人崇拜。那次是确立对毛的个人崇拜，这次则既捍卫对毛的崇拜，也制造对邓的崇拜”。他指出，其实，在坚持专制独裁制度和实行独断专行上，邓小平就是第二个毛泽东。而且在“六四”镇压、教训越南、一手扳倒华、胡、赵三个总书记和指定两代接班人的问题上，邓还超过了毛。
当前中国朝野乃至海外观察中国政局的最大关注热点，非重庆王立军事件和薄熙来前途莫属。这一事件也冲击到编辑《新史記》，为此而撤下若干时间性不那么强的稿件，换上了读者更为关心的稿件，致使《新史記》不得不延后了几天出版。这期杂志，以六万多字的篇幅，介绍了从薄一波到薄熙来其父其子的政治品格，被官方指称为“精神病”的打黑英雄王立军的仕途浮沉；尤其是以知情人的最新披露，回顾了可资对比的十多年来前两次“政变”——整垮两个政治局委员陈希同和陈良宇的来龙去脉。坊间流传两句话：“江泽民斗垮陈希同，瓦解了北京帮；胡锦涛整倒陈良宇，重创了上海帮”。但《新史记》记者从接近北京中共高层的知情人得知，前一句话“陈希同是江泽民斗垮的”，不假；后一句话“陈良宇是胡锦涛整倒的”，则不实。
我曾经在我的博客上介绍过丁凯文、司马清扬合著的《找寻真实的林彪》一书。承蒙作者授权，在这期《新史記》上选载了其中关于“文革”前夕整倒罗瑞卿的一章，标题改为《叶剑英、聂荣臻发难整垮罗瑞卿》，着实不短，有25000字，光是出处注解就有64条。我相信也会像舒云的答问一样，引起读者激烈争论吧。
此外，这一期杂志还刊出了芦笛专论《关于“赛金花救慈禧”的笑话》，以及我对《南京大奸杀》一书的主编素丹的专访，并节录该书令人不忍卒读的篇章；在“争鸣”栏目，还发表了张光明教授质疑何方的《“马克思主义分为前后两期”说献疑》。
期待着读者对《新史記》第六期的评头品足——鼓励或者批评，无任欢迎！
《新史记》第6期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