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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北京学者张耀杰谈起国内风起云涌的抗争，常常联想起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学生运动中一句话：华北之大，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有良知，有血性的学者，尽管很想在专业领域作出成就，但是毕竟，在门外、在巷口就能耳闻目睹多少不公之事、不平之鸣！他们实在不能不关注社会，发出警世通言
◆高伐林
从事文艺史研究的北京学者张耀杰，在明镜出版社出版两本书《民权保障同盟的暗箱黑幕》与《俞梅荪和新民权运动》之际，正值他的“不惑之年”，他追问的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却是一种困惑：对历史的困惑，对社会现实的困惑，对中国精神走向和当代知识分子品格的困惑。
1932年12月17日，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五个人，联名签署《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旨在“保障人类生命与社会进化所必要之思想自由与社会自由”的民权组织，由此竖起大旗。然而，这个民权保障同盟昙花一现，随着杨铨被国民党特务枪杀而烟消云散。在过去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上，都归结为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白色恐怖”，然而，张耀杰在这本新书中，却对史料钩沉发微，揭示出不仅这些发起人都是具有极复杂政治背景的高层异议人士，民权保障同盟也是他们和陈翰笙、鲁迅等人各有企图地从事暗箱黑幕中政治斗争的产物,“本身就是一个见不得阳光的既自相矛盾又自欺欺人的民权怪胎”。
张耀杰在书中甚至写道：“比起既黑幕重重又深不可测的蓝衣社，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政治背景更加复杂也更加黑暗。”
如果说这本专著虽然逸出张耀杰原来从事的专业领域，但毕竟是从文化领域延伸出来，其中若干主角是文坛名宿，那么张耀杰的下一本《俞梅荪和新民权运动》则完全与他的本职研究八竿子打不着了，所写的俞梅荪，是一位帮助农民维护合法权利的法律界人士，书中撷取的“新民权运动”几个浪头，是自贡失地农民、唐山库区移民、福建市维权农民的故事。前一本书厚积薄发，开掘的是已经冷却沉淀的过去岁月，这本带有急就章痕迹的新书，则是“现在进行时”，几乎与社会现实民间那灼热岩浆奔突激荡的走向完全同步。
不仅如此。戏剧学专家张耀杰还越来越从“第三人称”的台下观众，变为“第一人称”的剧中角色。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他没有想到，过去潜心体会“戏如人生”，如今自己“人生如戏”，转型成了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中的后起之秀，义不容辞地投入了“维权”行动。
“我不是理想主义者，我是现实主义者”
在他应邀首次来到美国，参加“网络时代的族群关系”学术会议之际，我与他做了一次长谈。
我不解：你长期从事中国戏剧史研究，写过关于曹禺、田汉这些戏剧大师的多种专著、传记，是什么样的契机，使你转而成为一个对维权投入精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呢？
张耀杰觉得这非常顺理成章：我这个人本来就是先有生活，后做学问。我从小在农村就吃不饱饭，对农民的甘苦有切身感受。18岁时又成为农村中学教师，后来之所以拼命从农村出来，就是要闹明白我不明白的一些事情：为啥农民这么苦地干活，还吃不饱饭？公家人怎么就能让我们吃不饱饭？我不是只想着到北京，拿个学位，过上个人的小日子。
他讲起了自己的家世和童年——“我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样的人”？
“我在河南禹州农村土生土长，父母都是小学教师，1962年下放回农村。他们生了六个孩子，我是老三，上面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三个妹妹。我们那地方，在北方其实不算特别穷的地方，不过我们村在周边几个村子里算是比较穷困的，是个‘光棍村’，有很多光棍。我最初拼命念书，动力来自我父亲的一句话：‘你不好好读书，长大连个老婆都娶不上！’我这个人不是个理想主义者，而是个现实主义者！”张耀杰的笑声中分明透露出一丝苦涩。
穷，不全是老天造成的，更多的源于人祸。张耀杰的伯父是“一贯道”信徒，“他是我们县‘一贯道’的师爷，也就是管钱的会计，人很老实、很胆小，共产党镇压‘一贯道’，他被抓起来判了死缓。在监狱里关了15年给放了出来”。他因祸得福，在牢里躲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倒是牢外的家人更倒霉：“我爷爷是从十四五岁就‘一条扁担挣家业’的人，挑着货郎担子，走村穿户，用鸡蛋换些针头线脑之类的小商品谋生，他在我们那一带口碑很好，但受我伯父的牵连，三年困难时期天天挨斗，又不让吃饭，给活活饿死了。那几年，我们河南饿死的很多啊。我大爷（爷爷的哥哥）本来被划成分是‘下中农’，‘贫下中农’还算农村的依靠对象嘛，可是没过几天也饿死了；我奶奶眼睛也哭瞎了……”
“我上学第一天，老师教我们几句话：‘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我放了学拿著书就去问我父亲：‘接班人’是啥意思？记得是在家门口的公共场所，我父亲随口说：‘我死了，你就接班呀。’我的嘴快，接过来就说：‘毛主席死了，林副主席就接班了！’话音刚落，我父亲两个耳光，一下就将我打愣了。看见周围那些人都狠狠地瞪著我，我不敢说话了，可心里想：妈的，他怎么就不会死呢？他怎么就‘万岁’？他不也是一个人嘛！”
“文革”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意味着现代迷信登峰造极，可小小年纪的张耀杰，却因为这两个耳光起到了奇妙的除魅效应：“后来男女老少唱《东方红》，我从来不唱，觉得周围这些人的样子真难看！”
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讳
过了两年，当局的管制稍微宽松了一点，可以养鸡放羊了，他家养了两只羊，去山上放羊的活儿落在他头上。“我不爱跟别的孩子扎堆，翻出我父亲教书时留下的旧书，记得其中有本很旧的繁体字《论语》，羊吃草时，我就一边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将它抠通了。中间有一段说：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不能出来举报（《论语·子路》：“其父攘羊……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高注）。我读了很窝火：孔子这说的是什么浑帐话嘛！我放的羊要是被人偷了，我们家这一年就没有任何零花钱了，油盐酱醋都吃不起。几千年前也是这样嘛，这个父亲做了这么缺德的事，儿子还不能揭发出来？丢羊的人家不就倒霉了吗？”
由这句话，张耀杰对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采取了一种审视态度，与眼下“弘扬传统文化”的滔滔声浪拉开了距离，“自己写文一直坚持既要反毛又要反孔的独立知识分子的品格”：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讳。写曹禺、田汉等前辈也好，为俞梅荪作传也好，对传主都敢于写出其不足、缺陷。“既然是公共知识分子，那么做了好事我要说，做了不妥当、不理性的事我也要说。如果跟某人好我就只说他好，我不又是一个共产党了吗？作为一个以发表公共言论为主要生存方式的独立知识分子，我一直在努力构造我自己的话语空间和话语平台。在我自己的话语平台上，我自己就是裁判和法官。无论是政府当局还是维权公民，无论是被告还是原告，无论是甲方还是乙方，我都只能据实判断。我要做的是说明政府方面有多少责任，公民方面有多少责任，而不是站在甲方去压倒乙方，或者站在乙方去压倒甲方。当然，我也应该成为别人笔下的被告或原告、甲方或乙方去接受批评。除了胡适等少数人之外，中国社会很少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
年轻的耀杰在当地当了小学教员（顺便说一句，他的太太本也是小学教师，现在是全职家庭妇女，“因为没有大专文凭，进京没有单位能安排。我只好将她的档案放在我的抽屉。”），随后去了河南教育学院中文系进修。“想变个花样，就去考南京大学陈白尘的研究生，希望跟他学编剧。后来才知道，陈先生年纪大了，并不亲自带学生，只挂名而已。我那年外语考得不错，他们也还想招别人，就主动介绍我到北京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来读书了。”那正是“六四”那一年。
思想者或早或迟总会感到与社会环境的矛盾，尤其是当今中国以社会、文化为研究领域的知识分子，就好像在一间密不透风的房间摸索，最后必然会撞上坚硬的墙壁。“我关注的问题，我写的文章，本来也与民主、宪政有关。我第一次参与‘维权请愿’，是2001年杨子立那一次（杨子立等四位青年知识分子成立探索社会改造的“新青年学会”，在网上发表文章，于2001年3月13日被捕，半年后被正式起诉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两年后，2003年5月28日被判罪名成立，四人被判监禁10年、8年不等——高伐林注）。当时刘晓波、余杰我们几个人一起签名——实际上这个事是我先对他们提出来的，晓波起草后我觉得可以认同，就签了名。”这样的事后来就数不胜数了：刘荻案、孙志刚案、罗永忠案、欧阳懿案、杜导斌案……各种签名、请愿、呼吁，“只要找到我，我都会支持。”
张耀杰分析他的思想过程时说：写《民权保障同盟的暗箱黑幕》，就是想回过头来看看前一代人怎么搞民权运动、搞维权的。“既然写出来了，我就想把自己的理念用实践检验一下。这是我基本的思想基础。”
我对张耀杰提起：学者谢泳曾经这么评论你：“我不大赞成耀杰行文的风格，因为他有时使用的语言太情绪化，反而影响了他那些深入的学术观点。”
张耀杰承认：我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当初是有一点过激、有点情绪发泄的东西，有时候写到愤怒的时候，可能有点激动，没有来得及反复推敲。不过，我一步一步在走向理性和成熟，我觉得我的尖锐话语还不至于影响（表达我的学术观点）。他强调说：“一本书拿到海外来出版，我希望能够畅所欲言地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该说的话，我一定要说，我对自己说的话完全负责任。”
“我要不说话，就没有人说了！”
至于俞梅荪为唐山、秦皇岛库区移民帮忙上书，为什么最后把张耀杰卷进来呢？“这件事是很偶然的，”他说。
张耀杰以前与俞梅荪之间并不是太熟，今年春节前俞读到张为四川省自贡“坑农大案”而写的声援文章，才第一次约他见面，谈起来张才知道，俞梅荪是《申报月刊》主编、中国新闻界著名的自由主义先驱者俞颂华的孙子，俞颂华保护过包括瞿秋白在内的许多共产党人。俞梅荪的父亲在“反右”中却含冤自杀，俞梅荪本人经过磨难，成为一名出入于中南海的处级官员，直接参与过中国多项法律的起草和制订，没想到陷入冤狱丢了官，现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任职，业余从事失地农民的维权活动。
关于他在2003年“两会”期间在天子脚下惊心动魄的逃亡过程和原委，海外报刊曾用了很大篇幅报道：
1992至1997年，原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2.3万移民，为建设桃林口水库而迁入唐山市4县2区，一直没有得到按国家规定应给予的各种补偿费六千多万元。背井离乡的库区移民上访8年都没有结果。俞梅荪与他们认识后，非常关切他们遭受侵权的生存状况。2003年1月27日，俞梅荪应《中国改革》记者赵岩之邀，一同来到移民代表张友仁家，通过学习宪法和法律，与他们一同决定发动万人签名，向河北省人大和全国人大提出“罢免唐山市委书记张和的人大代表资格的动议”。
移民代表要上访，这还了得！当地官员和员警出动大批人马围追堵截，上百辆车追到北京。3月1日，7位移民代表在京被捕，为了确保万人请愿书能如愿寄交，俞梅荪和张友仁不得不连夜逃亡……
但是读者当时知之不多的是，张耀杰也被卷进来。“俞梅荪在躲避唐山警察追捕的逃亡过程中，把文章发给我了，他是在见义勇为的过程中被人追捕，十万火急，我必须响应，不能见死不救！我站出来先写了一篇文章。后来他躲到山里时煤气中毒，难受中用头撞墙，将舌头咬断半截，不能说话了——没看到别人出来帮他，只有我一个人，我觉得很恐怖啊！我也不是铁打的，我也是肉长的，我豁不出去，有老婆孩子要养嘛！只是我要不说话，就没有人说了，我更不能退缩，不能不帮他呼吁，当仁不让啊！”
抱著“当仁不让”之心的张耀杰，站到顶替俞梅荪的位置，全力以赴，用他的电脑键盘辟辟啪啪地打出了一篇又一篇文章。
3月5日早上，他在电子邮箱中收到前一天发来的《唐山贪官万民怨 野火春风斗古城——万人连署要求罢免唐山市委书记张和……维权学者与维权农民一起在首都北京大逃亡》，于第一时间回应：希望俞与他保持全天候联系。
3月6日，他得知前一天俞梅荪和农民维权代表张友仁躲藏在香山附近一个矿泉水厂的仓库中过夜，用炭火取暖时煤气中毒，俞醒来后撞墙咬舌头，把舌头咬掉了半个，被送到医院缝了8针，无法说话，立即写了《张耀杰紧急呼吁》，披露事态，呼吁援助。
3月12日，他与俞梅荪通过电话后写出《唐山张和案最新进展》；3月13日，他写出《俞梅荪逃难回家被监视，侯青林已被关押13天》；3月15日，又写出《唐山员警横行北京，公民维权孤掌难鸣》……
张耀杰由这个偶然事件与维权有了不解之缘，再也脱不了身。他认识了唐山移民代表，认识了自贡失地农民代表。他们上告、呼吁，不断给他发来、送来一些材料，他接到后，只要力所能及，就助以一臂之力。他将他们的呼吁书修改润色，录入电脑，改得不多，就用他们的名字发表；改得多了，为文责自负，就用自己的名字发。
“不过，我基本上只是在文字上帮忙，没有参与直接行动。有些事我如果没有亲自调查，就不能轻率地表态。像福建市民上书，我就不知道到底实情如何，有次有个福州农民叫吴忠凯被当地政府搜捕，他逃到坟地里躲了一宿，第二天赵岩给我打长途说，他不在北京没办法为他们说话，要我帮帮他们，吴忠凯后来给我打电话，我就记录了他的电话并公布于众……但我只能做到这个程度。”
张耀杰秉持自己的良知投入维权，但是他对民间维权并不乐观。笔者问他：你为什么在最近一篇文章说“民间维权事业前途渺茫”呢？
张耀杰解释说：我所说的“维权”，是在承认法律权威的前提下进行的。既然是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进行，必须要与政府有互动。政府要是不动，我们民间再怎么呐喊都是没有用的，那不就“前途渺茫”嘛。民间的抗争除了维权就是暴动了。我不赞成、也不会参与暴动，但是别人暴动，我也没有办法啊。
他加重语气说：对于民间上书、请愿，“我没有看到政府方面有任何积极的回应！”
谈到后来的事态，张耀杰忧心忡忡：张友仁的儿子张国栋被警方告知，他们一直严加监视、病重住院的张友仁“逃跑了”。张友仁要是个健康人，倒也罢了，抓就抓、关就关，在中国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他是糖尿病后期的重症病人啊，还有心血管病，双目接近失明……从医院里跑出来，在外面得不到治疗，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我真觉得唐山政府是丧心病狂了！完全不讲人道，没有任何理由，将一个公民监视居住，限制自由大半年了。出了事，谁负责？”
社会矛盾已经进入一个爆发期
谈起知识分子在“维权”中的使命，张耀杰十分感慨：知识分子中，唱高调的人太多，做实事的人太少。真正愿去与农民、与工人深入接触、了解实际情况的文化人相当少，“有些所谓‘文化人’很恶劣，不择手段地攻击别人‘背叛农民’啊什么的。”还有的人则是企图在为民请命中捞取个人的好处。“有一个自称是中国什么党什么阵线负责人，说是要去帮农民‘维权’，实际上去向农民要钱，他和记者都带着自己的老婆，坐飞机去浙江湖州帮失地农民‘维权’——这能叫‘维权’吗？！”
另一方面，张耀杰由衷地敬佩维权的农民：他们除了不会写文章以外，思想境界和理论水平绝对不低于一些所谓“大学教授”。农民中有很多明白人，他们并没有漫天要价。农民本应得50元，政府只给10元，当然不合理，农民就去要，可他们并没有奢望将50元全要回来，他们提出的要求只是30、甚至20元。“可政府就是不给他们。这就是逼上梁山，激化矛盾嘛！政府你给不了50，给20、30不行吗？危机化解了，社会安定一点，和平一点，有什么不好呢？”
说到这里，张耀杰恨不得将心窝子都掏出来：我从来没有想推翻这个政府，从来没有想与政府对著干，我不是“职业革命家”，也没有那个本事。你“三个代表”也好，“十个代表”也好，既然声称“代表”我，把我的权利拿走了，我当然就要问问，你怎么“代表”我了？这就像银行，把我的钱拿去干什么了，我可以问问吧？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确信，坏政府也比无政府要好，我们只是要求政府往好处变。我所干的，就是催促政府把农民应该得到的权益还给他们，帮助政府来化解农民的怒火，预防可能爆发的大规模集体抗争。根本途径，就是要搞宪政民主。政府朝这个路上走，这样才可避免暴动。
张耀杰说：我是农村来的，我感觉中国农村的状况，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胡、温一定也知道，他们有渠道搜集下情，掌握的信息应该比我们更多、更全；他们心理紧张的程度，一定比我要大得多。整体上来看，胡温比江李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要理性一点。但是现在问题越来越多，他们所谓“提高执政能力”，说白了，说明他们感到力不从心。处理的思路只有两种：要么是积极的，往前推进一步，走宪政民主的道路、法治的道路，但是这两位领导人是否有这样的能量和魄力？要么是消极的，还是“稳定压倒一切”，把自己执政的这几年“稳定”拖过去，再把问题交给下一任……
可是，万一拖不过去呢？“上一代人给他们留下的问题这么多、这么急迫，社会矛盾已经进入了一个爆发期！在这种情况下，明智的做法就是放宽言论，让官方和民间双方建立起更加宽松的对话机制，才能齐心协力地将危机化解。”
张耀杰认为：国内的知识分子，应该尽可能争取扩大言论空间，彼此之间应呼应配合。海外的文化人，“既然在海外，没有任何政治风险，你就更不能唱高调，说话更应该负责任！”
那么，由于中国的现状，在实力对比悬殊、利益复杂纠缠的现实中，如果要求完全按照法律条文，完全遵循法律程序，是否有时会过于学究、教条，缓不应急？是否必须学会采取一些政治手段、动用私人关系？是否还必须学会妥协？——不得已而为之么！
张耀杰并不反对这种说法，他说：“我写文章、作研究时，不向任何人妥协。但是我参与‘维权’，主张的正是妥协：以中间立场来调和矛盾双方，争取官方相应地退让妥协，让农民获得哪怕是很小的一点成果。只是我不赞成‘潜规则’。任何真正的民主活动都应该是光明正大的，而不是见不得阳光的地下活动。大陆流传著非常好的一本书，就是崔卫平教授主持翻译的《通往公民社会》，原作者是波兰的民主先驱亚当·米奇尼克。中国民主人士中新一轮的领军人物何家栋先生，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题目是《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协》。说是‘我们中国人在1989年丧失了一次难得的妥协机遇，电视上所播出的50年难得的对话镜头，不能算是对话，更像是僵持，……妥协实现之日，民主就诞生了。’看了何家栋的话，我才觉得真正找到了知音。我家里饿死过人，这也是血债，但是，我不可以为了血债就高喊暴力革命的野蛮高调。”
当公共知识分子，是否会弄得没有精力和时间从事研究？张耀杰介绍，自己主要还在研究历史。“我有一套以‘真相’命名的学术专著系列，《民权保障同盟的暗箱黑幕》就是其中一本，后面有五六本书要写呢：‘《新青年》真相’、‘鲁迅真相’、‘1925年的学潮真相’……现在有很多已经是半成品了。”他打算通过这个新文化运动的“真相系列”，达到一个目的：还原历史。“我没有任何党派观念，不事先设定独立立场之外的某一个立场，而是拿文本，拿证据。”
听张耀杰谈起国内风起云涌的抗争，常常联想起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爱国学生运动中一句话：华北之大，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有良知，有血性的学者，尽管很想在专业领域作出成就，但是毕竟，在门外、在巷口就能耳闻目睹多少不公之事、不平之鸣！他们实在不能不关注社会，发出警世通言。“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说明白话，把话说明白了，专制政府就没有容身之地，根本上说，就怕知识分子自己不明白。1949年，多少大知识分子也不明白，那么著名的报人，别人犯糊涂可以，你犯糊涂就是历史罪人。不能说明白话，你索性就做生意去，种地去，别当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的价值不是鼓吹和政府对立，而是要说明白话。将民主宪政的道理说明白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就算尽到了。”
是的，为了避免村民“揭竿而起”，当局有必要更细心地倾听像张耀杰这样的学者们“拍案而起”。
【张耀杰简介】
张耀杰1964年出生于河南省禹州市农村，1989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获文学硕士学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中国话剧史》（与人合著）、《曹禺戏剧与宗教文化》、《戏剧大师曹禺——呕心沥血的人间悲剧》、《影剧之王田汉——爱国唯美的浪漫人生》。2004年，他在明镜出版社出版了《民权保障同盟的暗箱黑幕》和《俞梅荪和新民权运动》。近年来除有上百万字的学术和史料文章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外，还曾参与《小关一家人》、《山河作证》、《农电之光》等数十部长短电视片的编创。（写于2004年）
张耀杰著《民权保障同盟的暗箱黑幕》。
张耀杰著《俞梅荪与新民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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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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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土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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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9-08 21:06: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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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中共。不过对反共反昏了头的类似张耀杰这样所谓精英，反而
更加厌恶。他反共是够彻底的，连49年以前同情中共的民主派人士也不
放过。国民党反而是伟光正。其实他自己什么都不是。他的文章总流露
出一股农民的小家子气。永远在细节上纠缠不清。他是伪独立知识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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