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家屯說，包玉剛的女婿給我一份建議書，上面有十多位香港社會精英、名人巨賈簽名，以一百億港幣，向中國政府租借香港，由他們自治十年。這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我揣測，包不便出面，所以由他的女婿出面。我對他講：這個建議，我會向北京報告轉達，但我估計北京不會同意，我建議他，到此為止，不要再擴散
現在可以說了
許家屯回憶在香港工作的若乾重大事件（2）
◆高伐林
（續前）港澳國際投資公司的來龍去脈
高：最近周南出版的書中說，你1988年成立港澳國際投資公司，拿了國家一億美金去投資，但是弄到最後，錢都沒有了，你“肥了自己”。是不是有這麼回事？真相如何？
許：事情是這樣的。那次我向趙紫陽匯報說：香港的精英在本地和內地投資酒樓，酒樓造價十幾萬美金，他們本人只出一部分，然後向銀行貸款。這是普遍做法，當然，你要有信用，要按時付息、還本。銀行對這些戶頭是“晴天放傘，雨天收傘”，項目規模愈大，銀行愈放心，越希望你多貸款。我想，香港可以這樣做，我們自己為什麼不能這樣做呢？所以我建議中央政府，將給外資的政策擴大到給香港的中資企業，讓香港的中資企業到內地投資，用香港銀行的錢回內地投資，“肥水不落外人田”，可以加快內地發展速度，可以壯大中資。
我在香港就提出，英國人在香港有滙豐銀行，有太古、有裕和……我們為什麼不能在香港搞一個、搞幾個滙豐、太古、裕和？周南（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李後（時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兼秘書長）反對我的說法，但趙紫陽贊成，於是就調整了政策，讓香港的中資企業到內地投資，享受外資待遇。
隨後我就又對趙紫陽建議，想在香港由中資出面，找一些香港的大商人，成立一個投資公司，吸引他們，用他們的經驗，他們的銀行的資金，一同回內地投資。當時他們有些人對中國的信心不夠，所以我有這麼個建議。趙紫陽又表示同意。
我就問趙紫陽要兩億美金，來組建這個公司。他要我去找副總理姚依林，姚是國務院掌握財權的。當時趙紫陽有困難：他奉命搞物價闖關遇到大的挫折，剛剛挨了批，同李鵬、姚依林的關係很緊張。趙紫陽認為我同姚的關係比較好，要我直接找姚，請他做決定。我就去見姚依林，沒有先說紫陽同意了，直接就向他提出這個建議，要求給兩億美金來組建這樣一個公司。姚依林立即表示同意，但沒有馬上決定給我多少錢，說要等紫陽召集開會時討論一下。過了一段時間，就批准了我這個建議，同意撥款一億美金：由國務院撥給我五千萬，要我向香港的中資銀行貸款五千萬。
這個港澳國際投資公司就成立起來了。我邀請了包玉剛、李嘉誠等十多位香港著名企業家，開了一個籌股會，請他們共同到內地投資。他們也熱心地參加，拿出了資金參加股份。但是後來開董事會往往開不起來，董事們多半缺席，不像開頭那麼積極。這是什麼道理？我們研究，得出一個看法，這個公司的董事長是中銀駐港的總裁、總經理是華潤的總經理，而這些香港巨商們都習慣了自己做大股東，自己控股，自己判斷經營，他們做不慣聽別人指揮的小股東。當初之所以入股，是礙於面子，不想傷我們的心——說得難聽一點，免得得罪我，所以投了股，但之後並不積極參加。我就跟財經領導小組商量決定，想退出的話，立即退股，利息照付。多數股東就撤了資，這個投資公司就成為以中銀、華潤為主導了。
投資不可能馬上見效，數量也不大。公司成立之後，海南島開發，搞了一個電廠；在河南，山東，搞了些工廠；在福建考慮投資搞高速公路。我親自陪霍英東到福建，專門去看陳嘉庚在家鄉建起的廈門大學，建議霍英東在家鄉也這麼搞一所大學——主要搞教育，附帶搞產業，我們港澳國際公司可以參加。當時廈門正在搞海滄特區，我要他們具體商量。
我們想由這個投資公司來搞滬寧、滬杭高速公路，當時江澤民在上海當市長，我親自請上海、江蘇、浙江和交通部的領導——一個市長、兩個省長和一個部長，在上海開會，我提了建議，他們都同意了，我請上海市委寫報告給中央批。後來上海不寫，我催了幾次也不寫，到現在我也弄不清什麼原因，後來就煙消雲散了。
這一套很龐雜的計劃，為了什麼？為了開發內地，為了充分發揮香港的作用。他們說我說我“安排私人、親戚”去參加港澳國際投資公司，我一個人都沒安排！——從來想都沒有想到這個問題。人事上，港澳國際投資公司董事長由中銀的老總兼，總經理由華潤的總經理兼，我只是參加決定投資公司這兩個主要人選，其他人員我一概不知道，下面的人事安排由他們提出意見，港澳工委組織部門審定。我不知道他們有什麼根據說我“安排私人、親戚”？拿出證據來。
當時港澳國際投資公司正在向內地投資，還沒有收益，講什麼“虧空”？完全是造謠。我離開之前，雖然受了“六四”的影響，正是港澳國際投資公司大展鴻圖的階段。以後垮沒垮，我並不很清楚，假如垮了，要看是誰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是他周南的問題，因為他取代了我，接任了港澳國際的最高領導人。
包玉剛說“只有你沒向我提出過私人問題”
我在香港從來不管錢，我自己連零用錢都不帶。包玉剛先生現在去世了，如果他沒有去世，他可以證明。記得有一次我跟包玉剛先生吃飯，吃完我站起來了，他突然講了一句話：我很佩服你。我很詫異，看着他，他說，我認識到的你們的高幹，只有你沒有向我提出過私人問題。我當時說不出的感覺，雖然他是在表揚我，但“只有你”三個字包括了很多意思。
這期間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有一次，我同李嘉誠共進工作午餐，他提出一個建議說，準備一百億到海南島搞開發，徵求我的意見，要我當企業董事長、最好能兼海南的行政負責人。我聽了非常興奮，覺得這個想法太好了。但是我表示，我擔任企業董事長、行政負責人，中央不會同意，而且我歲數大了，也沒有這個精力，我可以做顧問，盡我最大的力量來支持這個企業。他雖然有點失望，還是同我議論了誰可以當董事長。他這個想法給我很大的鼓舞。我回到辦公室，立即向中央和鄧小平寫了一個電報，反映李的想法，也提出了我的建議，主要是兩條：建議中央用香港的經驗、人才、資金，讓香港人經營，香港人支持，來進一步開發內地尤其是海南島，內地也應該學習香港，在改革開放參考香港經驗；第二個建議是：海南島是否建省，成為一個省級特區。鄧小平看了，親自批，要趙紫陽考慮落實。這樣，海南島的建省工作就馬上行動了，成立了建省籌備班子，領導小組負責人又邀請我做他們的顧問。
（以上這一段所講述的史實，在徐慶全發表在《中國改革》雜誌的文章《建立海南特區的推動者：王震、許家屯、梁湘》中，得到了證實。可參看我的博文《許家屯出走20年首次受中國報刊讚揚》。——高伐林注）
李嘉誠的建議給香港大企業家進入內地投資帶了頭，在此之前都是中小企業投資。
鄧、胡、趙、姚依林，他們幾位，還有楊尚昆、習仲勛、王鬍子王震、萬里，對香港都非常重視。事實上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香港作出了很大貢獻。港澳對內地的投資，占內地的外資投資的60％左右。近幾年來是否有變化，我沒有查資料，記憶之中，到了最近兩三年，都還占外資投資的第一位。
另外一面，香港經濟繁榮，八十年代後期，也受中國內地的改革開放很大的促進，效果越來越顯著。當然，這是整體工作的結果，特別是中國內地內地改革開放的結果，香港積極配合，不是哪一個人努力的結果。
許家屯（左）同香港船王包玉剛。（許家屯提供）
“百億美元租借香港十年”真相
高：據說包玉剛的女婿，提出要“出百億美元租借香港十年”的建議，引起一場風波，這又是怎麼回事？
許：是這樣的。“六四”以後，香港人對北京、對中共、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受到很大的挫折——本來就信心脆弱，“六四”以後受到衝擊，接近崩潰。我的中心任務，就是要挽回港人的信心，做了不少工作。
包玉剛的長婿蘇海文先生，是位奧地利人。有一天到新華社香港分社來見我，帶來一份建議書，上面有十多個人簽名——都是香港本地社會精英、名人巨賈，內容是自薦，以一百億港幣，向中國政府租借香港，由他們自治十年。
這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我問他：“你徵求過包先生的意見嗎？”他不置可否。我揣測，包不便出面，所以由他的長婿出面，就不再問他。我對他講：這個建議，我的看法，估計北京不會同意，但我會向北京報告轉達。北京有什麼回答，我會向你們轉達。我建議他，到此為止，不要再擴散，擴散了對香港、對中國、對你們這些建議的人，都不見得會有好的效果。這個問題太嚴肅了，我當時態度很嚴肅；他雖是個外國人，卻是中國人的女婿，可能對中國國情、社情有所了解，所以也態度嚴肅地不斷點頭。
我作為中共在當地負責人，我的任務就是隨時要向中央報告當地的情況，何況是這麼一件重大的事情？我馬上向北京匯報。後來我到北京去參加十三屆四中全會，那次是江澤民正式就任總書記的會議，江澤民應我的要求接見了我，我談了很多情況，也報告了這件事。他沒有表態。我說這件事這麼重大，是否我將建議原文報中央和小平參閱？——我用了“參閱”兩個字，他點頭答應。因此我後來發了電報。後來大概不到一個月，我又為什麼事到北京開會，去見我的上司姬鵬飛，進他辦公室前，聽到裡面姬同魯平、李後正在議論這個電報。我聽魯平批評：“這簡直是賣國！”我進去後向他們解釋，這個電報，我事先請示了總書記，他同意我發的。他們當場沒有話講。
後來是我得知，李後（還是魯平）說，是我講的，發這個電報是因為“總書記同意這個‘香港人出一百億租借十年’電報”，他們說我“造謠”。但我很坦然，我想，事情真相將來可以當面核實，我講總書記同意“發電報”，根本沒有講總書記同意“電報”。
況且，提建議的人，都是中國人、香港人，雖然來跟我說的人是個外國人，但他也是香港人的女婿。我發電報，一是我應該忠實向中央反映香港人、尤其是有重大影響的人的意見；他們的意見即使有欠考慮的地方，也不是“大逆不道”；他們是置身於資本主義社會，用錢來衡量，對中國政府不夠了解；用錢來向中國政府租借實行自治，說明他們還是承認中國政府的、承認香港領土是屬於中國的，這能叫“賣國”嗎？
當然，這就成為我的罪狀之一了。
（寫於2007年年底。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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