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屯说，包玉刚的女婿给我一份建议书，上面有十多位香港社会精英、名人巨贾签名，以一百亿港币，向中国政府租借香港，由他们自治十年。这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我揣测，包不便出面，所以由他的女婿出面。我对他讲：这个建议，我会向北京报告转达，但我估计北京不会同意，我建议他，到此为止，不要再扩散
现在可以说了
许家屯回忆在香港工作的若干重大事件（2）
◆高伐林
（续前）港澳国际投资公司的来龙去脉
高：最近周南出版的书中说，你1988年成立港澳国际投资公司，拿了国家一亿美金去投资，但是弄到最后，钱都没有了，你“肥了自己”。是不是有这么回事？真相如何？
许：事情是这样的。那次我向赵紫阳汇报说：香港的精英在本地和内地投资酒楼，酒楼造价十几万美金，他们本人只出一部分，然后向银行贷款。这是普遍做法，当然，你要有信用，要按时付息、还本。银行对这些户头是“晴天放伞，雨天收伞”，项目规模愈大，银行愈放心，越希望你多贷款。我想，香港可以这样做，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所以我建议中央政府，将给外资的政策扩大到给香港的中资企业，让香港的中资企业到内地投资，用香港银行的钱回内地投资，“肥水不落外人田”，可以加快内地发展速度，可以壮大中资。
我在香港就提出，英国人在香港有汇丰银行，有太古、有裕和……我们为什么不能在香港搞一个、搞几个汇丰、太古、裕和？周南（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李后（时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兼秘书长）反对我的说法，但赵紫阳赞成，于是就调整了政策，让香港的中资企业到内地投资，享受外资待遇。
随后我就又对赵紫阳建议，想在香港由中资出面，找一些香港的大商人，成立一个投资公司，吸引他们，用他们的经验，他们的银行的资金，一同回内地投资。当时他们有些人对中国的信心不够，所以我有这么个建议。赵紫阳又表示同意。
我就问赵紫阳要两亿美金，来组建这个公司。他要我去找副总理姚依林，姚是国务院掌握财权的。当时赵紫阳有困难：他奉命搞物价闯关遇到大的挫折，刚刚挨了批，同李鹏、姚依林的关系很紧张。赵紫阳认为我同姚的关系比较好，要我直接找姚，请他做决定。我就去见姚依林，没有先说紫阳同意了，直接就向他提出这个建议，要求给两亿美金来组建这样一个公司。姚依林立即表示同意，但没有马上决定给我多少钱，说要等紫阳召集开会时讨论一下。过了一段时间，就批准了我这个建议，同意拨款一亿美金：由国务院拨给我五千万，要我向香港的中资银行贷款五千万。
这个港澳国际投资公司就成立起来了。我邀请了包玉刚、李嘉诚等十多位香港著名企业家，开了一个筹股会，请他们共同到内地投资。他们也热心地参加，拿出了资金参加股份。但是后来开董事会往往开不起来，董事们多半缺席，不像开头那么积极。这是什么道理？我们研究，得出一个看法，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是中银驻港的总裁、总经理是华润的总经理，而这些香港巨商们都习惯了自己做大股东，自己控股，自己判断经营，他们做不惯听别人指挥的小股东。当初之所以入股，是碍于面子，不想伤我们的心——说得难听一点，免得得罪我，所以投了股，但之后并不积极参加。我就跟财经领导小组商量决定，想退出的话，立即退股，利息照付。多数股东就撤了资，这个投资公司就成为以中银、华润为主导了。
投资不可能马上见效，数量也不大。公司成立之后，海南岛开发，搞了一个电厂；在河南，山东，搞了些工厂；在福建考虑投资搞高速公路。我亲自陪霍英东到福建，专门去看陈嘉庚在家乡建起的厦门大学，建议霍英东在家乡也这么搞一所大学——主要搞教育，附带搞产业，我们港澳国际公司可以参加。当时厦门正在搞海沧特区，我要他们具体商量。
我们想由这个投资公司来搞沪宁、沪杭高速公路，当时江泽民在上海当市长，我亲自请上海、江苏、浙江和交通部的领导——一个市长、两个省长和一个部长，在上海开会，我提了建议，他们都同意了，我请上海市委写报告给中央批。后来上海不写，我催了几次也不写，到现在我也弄不清什么原因，后来就烟消云散了。
这一套很庞杂的计划，为了什么？为了开发内地，为了充分发挥香港的作用。他们说我说我“安排私人、亲戚”去参加港澳国际投资公司，我一个人都没安排！——从来想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人事上，港澳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由中银的老总兼，总经理由华润的总经理兼，我只是参加决定投资公司这两个主要人选，其他人员我一概不知道，下面的人事安排由他们提出意见，港澳工委组织部门审定。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根据说我“安排私人、亲戚”？拿出证据来。
当时港澳国际投资公司正在向内地投资，还没有收益，讲什么“亏空”？完全是造谣。我离开之前，虽然受了“六四”的影响，正是港澳国际投资公司大展鸿图的阶段。以后垮没垮，我并不很清楚，假如垮了，要看是谁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是他周南的问题，因为他取代了我，接任了港澳国际的最高领导人。
包玉刚说“只有你没向我提出过私人问题”
我在香港从来不管钱，我自己连零用钱都不带。包玉刚先生现在去世了，如果他没有去世，他可以证明。记得有一次我跟包玉刚先生吃饭，吃完我站起来了，他突然讲了一句话：我很佩服你。我很诧异，看着他，他说，我认识到的你们的高干，只有你没有向我提出过私人问题。我当时说不出的感觉，虽然他是在表扬我，但“只有你”三个字包括了很多意思。
这期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有一次，我同李嘉诚共进工作午餐，他提出一个建议说，准备一百亿到海南岛搞开发，征求我的意见，要我当企业董事长、最好能兼海南的行政负责人。我听了非常兴奋，觉得这个想法太好了。但是我表示，我担任企业董事长、行政负责人，中央不会同意，而且我岁数大了，也没有这个精力，我可以做顾问，尽我最大的力量来支持这个企业。他虽然有点失望，还是同我议论了谁可以当董事长。他这个想法给我很大的鼓舞。我回到办公室，立即向中央和邓小平写了一个电报，反映李的想法，也提出了我的建议，主要是两条：建议中央用香港的经验、人才、资金，让香港人经营，香港人支持，来进一步开发内地尤其是海南岛，内地也应该学习香港，在改革开放参考香港经验；第二个建议是：海南岛是否建省，成为一个省级特区。邓小平看了，亲自批，要赵紫阳考虑落实。这样，海南岛的建省工作就马上行动了，成立了建省筹备班子，领导小组负责人又邀请我做他们的顾问。
（以上这一段所讲述的史实，在徐庆全发表在《中国改革》杂志的文章《建立海南特区的推动者：王震、许家屯、梁湘》中，得到了证实。可参看我的博文《许家屯出走20年首次受中国报刊赞扬》。——高伐林注）
李嘉诚的建议给香港大企业家进入内地投资带了头，在此之前都是中小企业投资。
邓、胡、赵、姚依林，他们几位，还有杨尚昆、习仲勋、王胡子王震、万里，对香港都非常重视。事实上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香港作出了很大贡献。港澳对内地的投资，占内地的外资投资的60％左右。近几年来是否有变化，我没有查资料，记忆之中，到了最近两三年，都还占外资投资的第一位。
另外一面，香港经济繁荣，八十年代后期，也受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很大的促进，效果越来越显著。当然，这是整体工作的结果，特别是中国内地内地改革开放的结果，香港积极配合，不是哪一个人努力的结果。
许家屯（左）同香港船王包玉刚。（许家屯提供）
“百亿美元租借香港十年”真相
高：据说包玉刚的女婿，提出要“出百亿美元租借香港十年”的建议，引起一场风波，这又是怎么回事？
许：是这样的。“六四”以后，香港人对北京、对中共、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受到很大的挫折——本来就信心脆弱，“六四”以后受到冲击，接近崩溃。我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挽回港人的信心，做了不少工作。
包玉刚的长婿苏海文先生，是位奥地利人。有一天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来见我，带来一份建议书，上面有十多个人签名——都是香港本地社会精英、名人巨贾，内容是自荐，以一百亿港币，向中国政府租借香港，由他们自治十年。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我问他：“你征求过包先生的意见吗？”他不置可否。我揣测，包不便出面，所以由他的长婿出面，就不再问他。我对他讲：这个建议，我的看法，估计北京不会同意，但我会向北京报告转达。北京有什么回答，我会向你们转达。我建议他，到此为止，不要再扩散，扩散了对香港、对中国、对你们这些建议的人，都不见得会有好的效果。这个问题太严肃了，我当时态度很严肃；他虽是个外国人，却是中国人的女婿，可能对中国国情、社情有所了解，所以也态度严肃地不断点头。
我作为中共在当地负责人，我的任务就是随时要向中央报告当地的情况，何况是这么一件重大的事情？我马上向北京汇报。后来我到北京去参加十三届四中全会，那次是江泽民正式就任总书记的会议，江泽民应我的要求接见了我，我谈了很多情况，也报告了这件事。他没有表态。我说这件事这么重大，是否我将建议原文报中央和小平参阅？——我用了“参阅”两个字，他点头答应。因此我后来发了电报。后来大概不到一个月，我又为什么事到北京开会，去见我的上司姬鹏飞，进他办公室前，听到里面姬同鲁平、李后正在议论这个电报。我听鲁平批评：“这简直是卖国！”我进去后向他们解释，这个电报，我事先请示了总书记，他同意我发的。他们当场没有话讲。
后来是我得知，李后（还是鲁平）说，是我讲的，发这个电报是因为“总书记同意这个‘香港人出一百亿租借十年’电报”，他们说我“造谣”。但我很坦然，我想，事情真相将来可以当面核实，我讲总书记同意“发电报”，根本没有讲总书记同意“电报”。
况且，提建议的人，都是中国人、香港人，虽然来跟我说的人是个外国人，但他也是香港人的女婿。我发电报，一是我应该忠实向中央反映香港人、尤其是有重大影响的人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即使有欠考虑的地方，也不是“大逆不道”；他们是置身于资本主义社会，用钱来衡量，对中国政府不够了解；用钱来向中国政府租借实行自治，说明他们还是承认中国政府的、承认香港领土是属于中国的，这能叫“卖国”吗？
当然，这就成为我的罪状之一了。
（写于2007年年底。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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