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家屯回憶說：趙紫陽從朝鮮回來就要我上京，要我去找楊尚昆，他認為我與楊關係比較好，說得來，請楊把我們的意見向鄧小平轉達，去做鄧的工作，希望鄧小平收回成命；他自己，去說服政治局常委。我就去見了楊尚昆，楊表示完全同意我們的意見，還要我轉告趙紫陽：按照你們的意見先做起來，有什麼事情他負責
現在可以說了
許家屯回憶在香港工作的若乾重大事件（3）
◆高伐林
（續前）趙紫陽要我去找楊尚昆
高：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學潮中，5月1日你上北京，5月2日，你與趙紫陽談了兩個小時，談了什麼問題？
許：交換對天安門學生請願的看法。
趙紫陽4月30日從出訪朝鮮一回到北京，就打了個電報給我叫我去。5月1日我到北京，有人告訴我，北京普遍反映：鄧小平上了李鵬的當。李鵬在趙紫陽訪朝走了之後，馬上開常委會，聽了陳希同的話，陳說給他五萬軍隊，保險可以解決天安門的問題。他們就去向鄧報告了，鄧同意他們的意見。
趙紫陽和我交談，要我先講我的看法。我講，我認為學生和機關幹部是愛黨愛國的活動，少數敵對分子、外國人插了手，美國、台灣、香港也有少數對共產黨敵視的人參加，有些影響，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學生、幹部、市民應該說是愛國愛黨的。《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我不贊成。趙紫陽聽了我的話很高興，說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說，我們現在想辦法說服鄧小平，把社論的意見收回來。他說他在朝鮮時，社論傳給他看過了，當時他表示同意，現在看，他認為不妥。假如改變過來，他可以對外表示由他負責。另外他提了八條具體辦法，例如，學生反對“官倒”，先從我家裡查起，看看我的子弟怎麼樣，是否參加了“官倒”。
趙紫陽對我說，要我去找楊尚昆，他認為我與楊關係比較好，說得來，請楊把我們的意見向鄧小平轉達，去做鄧的工作，希望鄧小平收回成命；他自己，去做說服政治局常委的工作。
第二天我就去見了楊尚昆，楊表示完全同意我們的意見，答應去向鄧轉達，還要我轉告趙紫陽：可以按照你們的意見先做起來，有什麼事情他負責。當時楊尚昆還贊成趙紫陽5月4日接見亞銀年會代表的講話，說各方反映很好，楊本人也認為很好。
不過楊尚昆對我又有言在先：老爺子（鄧）的脾氣你們也是知道的，可能同意，也可能不同意。
我從楊尚昆那裡回來，告訴趙紫陽楊已經同意。我們都比較樂觀了，認為有希望改變過來。趙紫陽的講話外界反應也好，相當一部分學生回學校了。如果學生到此為止，事情就好轉了，可是學生又開始絕食了。為什麼絕食？是自發的還是有人給他們出了主意？我就不清楚了。北京當時是否清楚，我不知道。
高：最近鄧小平的女兒說，開槍不是鄧下的命令。
許：我相信他不會下命令開槍——不會有人下命令開槍。但是，下了命令，限定了時間要部隊一定要進天安門，其結果就是：不下命令，軍隊也會開槍了！——那種形勢，不是平常形勢啊。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擔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的趙紫陽（右），率隊到江蘇取經交流。江蘇省委第一書記許家屯（中）出面接待。（許家屯提供）
“六四”使香港人信心接近崩潰
高：當時香港也出現十分複雜的局勢，你怎麼看待，採取了什麼對策？
許：眾所周知，香港受到“六四”巨大的衝擊。最大的變化是：對北京提出的“一國兩制”信心嚴重下降，惶惑不安。用腳投票，移民多了。許多企業，包括很大的外資和華資企業，雖然沒有走，但是紛紛往外地、外國轉移、遷冊。北京對香港一部分人也很警惕，擔心香港變成所謂“外國勢力顛覆中國的基地”，雙方不信任度增加。
“六四”之後，我忙於安撫香港的中資機構和所謂左派社團，他們擔心“秋後算帳”。春夏之交，我們對香港的群眾性大遊行，基本上表示了參與、支持的態度，我們認為香港人的愛國情緒是空前地高漲，雖然有些人從中活動，反對中共和中國政府，但絕大多數香港人是愛國的，是希望中國進步，不是“反華”。你知道嗎，在當時的情況下，中資機構和左派社團要是不參加遊行，立刻就會被孤立於排山倒海的香港人愛國潮流之外——不，不僅僅是孤立啊，甚至馬上就會崩潰、垮台！就從這個角度來講，也必須要參與遊行。所以我當時告訴他們：可以參加，但是不要發表講話；有些口號，我們不能呼喊，比如說“打倒某某某”；有些宣言，我們不能附和。有些中資機構要求設胡耀邦靈堂，我們主張，領導不要參加，但是群眾自發悼念，不要阻止。
“六四”發生後，《文匯報》幾乎是報社全體領導一致主張“開天窗”，有人提出來要寫上四個大字，爭論是用“痛心疾首”，還是“夫復何言”？新華分社主管宣傳的副社長張浚生不敢決定，回來問我：可不可以開天窗，寫上四個字？我說你看呢？他說：用“痛心疾首”吧，我說那好嘛，我批准了！上級要追究，不要你們負責，我來負責。我把這個態度傳達下去了。
我不搞“秋後算帳”，有人要算我的帳
高：“六四”以後你個人的情況怎麼樣？
許：新的中央，追究我們在“六四”期間的舉措。我與張浚生一起到北京去，港澳辦姬鵬飛主持會議，中央對外宣傳領導小組的兩個負責人朱穆之、曾建徽都參加了。我要張先報告了事情的經過，我來補充。我說，香港的情況與內地不一樣，因此我們採取了與內地不同的對策來處理。假如有責任，我們負責任。會議無結果而散。
後來港澳辦又開了一次會——北京當時所有單位都在搞反省，也要我們反省，要香港工委檢查。我對姬鵬飛說，我們香港不搞“秋後算帳”。
在這個會議上，最積極的是周南，他說，我們外交部都檢查了，你們香港工委就不能檢查一下？我反擊他說：香港是香港的情況，內地是內地的情況，我在香港宣布了：這些左派假如將來要追究責任，責任是香港工委領導人的，我是書記，我應該負責任。我說我在會前向姬鵬飛表達過了，假如一定要檢討的話，我來做，不要下面做，我不會“秋後算帳”。這樣又無結果而散。
我回香港後，寫了一個文字的反省交上去。檢討得夠不夠？上面沒有回音，我估計他們是不會滿意的。這個期間我對外主要是繼續做人心回歸的工作，主要是減少港人對中央老的和新的領導人不信任心理。我積極動員香港中上層人士到北京，請新老領導人會見他們。一方面反映他們的疑慮，一方面請中央領導人解釋，讓他們重新恢復對中國領導人的信心。我組織他們去，他們很勉強，幾乎提出同一個要求：不見李鵬，只見新的領導人。開始一兩批這麼安排了，後來港澳辦的李後打電話來，很不客氣：你們這樣要求不行，我們無法安排。再來必須要江、李兩個人都見。後來勉強安排了一兩個團——我記不清了。我也安排了幾位，請鄧小平親自接見做工作。當時包玉剛生病，已經比較嚴重，不在香港，在美國治療；安排李嘉誠去了北京，見到了鄧小平。
為我的退休大擺陣仗
十三屆四中全會是批判趙紫陽、江澤民正式就任總書記的會議，江澤民與李鵬每人做了一個長篇報告，提出要“治理整頓”——實際上是對改革開放的方針“治理整頓”。我當時是中顧委委員，是列席會議，同任仲夷一個組，在小組會上討論發言表態的時候，我記得任仲夷的發言很技巧，沒有實際表態，大講價值判斷，實際上是不同意這兩個報告。我沒有他這麼聰明，我就一字都沒有講。會議小組長和其他人要我發言，我說，情況我不清楚，沒法發言。他們說你講講香港情況吧，我就講了講。很不幸，會後相互閒談的時候，我講這兩個發言下面會抵制的、行不通的，暴露了我的真實想法。
 頗具改革開放意識的前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
任仲夷猜到了我的思想，半開玩笑地警告我：我已經安全著陸了，你閣下呢？我知道他的意有所指，領悟了他的好意，於是在會議的中途，向中組部長宋平提出要求退休：年齡大了，精力不行了，請中央考慮。宋平聽了很詫異，說中央沒有考慮啊，你是否聽到什麼？我說沒有。他說，現在沒有適當的人，你不要有這樣的想法。我說：還是請中央考慮。他說，中央確實沒有這個考慮，你還是勉自為之吧。我看看不行，就去找楊尚昆，提出這個要求。他批評我：你為什麼要提出這個問題？“六四”他與我都是親身經歷過的，說：你不要這樣想！同時他也說現在沒有適當的人。我向他建議說：香港人對葉選平的印象很好，他本人也有這個才能，建議考慮。他說，這也是個人選，但是他們家有好幾個人在香港，他去恐怕不太好辦。
“一百億租借香港自治十年”這件事之外，又發生了幾個情況。其中最主要的是：港澳辦有人向我透露：江澤民找李後和魯平，連續兩天聽他們的匯報，聽說是反映了不少對你不利的看法。第二件事，江在一次港澳辦的簡報上寫了一個批語，其中有這麼一句話：看來許家屯確實犯了右傾錯誤。中辦就將這個批語轉給了港澳辦，李後接到之後正在看，中辦忽然有人來將這個批語又收回去了。我估計這兩件事不會假，因為他們從來就是對我有意見的。還有，在四中全會之後我到北京開一次中央的會議上，我給江澤民辦公室的秘書打了一個電話，想把所謂“一百億”的事向他解釋一下。兩天沒有回音，第三天秘書回應了：說總書記工作忙，恐怕要下次再見吧。
我開始沒有感覺到是推託。會議散會那天，在走廊里，江澤民迎面走過來，我就迎上去，想找他反映情況講幾句話。他看到了我，卻故意將臉側過去，好像沒有看到我，就過去了——很明白了：他不想見我。
我想這樣沒有辦法工作下去。我向宋、楊要求退休，他們又不肯考慮。我就趁香港鄭裕彤新開的一家酒店的俱樂部開張請我去剪彩的機會，記者向我採訪，主動告訴他們：我已經向中央提出退休。我的打算是兩個，一個讓北京的領導人特別是江澤民知道，我真要退休；一個是讓香港人有點思想準備，以免萬一影響香港股市。
我透了這個風以後沒有幾天，北京傳來一個消息說是有重大變化，要調我回去，周南來接任。我心中有數，但新華分社一些人埋怨我，說你為什麼要對記者講這個話，弄假成真。我說，哪裡是假？就是真的嘛，我就是想退休嘛。
果然北京要我去開會，李鵬和中組部一位副部長（宋平沒有來），對我講，中央決定讓你退休，要周南接任你，你有什麼意見？我說，我原來就向宋平部長提出的，現在中央同意了，我很感謝。他們問我對周南有什麼看法？我說他對外事有經驗，對地方尤其是對香港要摸索一段。可能還是能做好的。當時正是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發生危機，他們問我有什麼看法？我說我們曾經議論過，最擔心的是軍隊的態度。就這樣談了半個多小時，結束了會見，我就回香港了。
忽然又接到命令，要新華分社副社長以上一起到北京開會，江澤民、李鵬、港澳辦的全體，外交部的周南，還有幾個我不認識的人參加。江澤民主持，宣布我退休，周南接任。
會前我同姬鵬飛一起坐車赴會場，途中姬鵬飛悄悄對我講，他們的決定（他用了“他們”兩個字），我也不知道，沒有徵求我的意見。我說，李鵬他們已經找我談過話，我也表過態了，怎麼還要開會？
我對姬鵬飛還講了一句話：（江、李）他們兩人對我在香港工作，怎麼評價，一句也沒有。姬鵬飛可能對江澤民反映了，所以江澤民主持會議的開場白，就說了一句：許某人在香港工作是有成績的，一句帶過。問我對周南任職有什麼意見，我說沒意見；問我還有什麼意見，我說，離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通過基本法還有一兩個月，是不是讓周南先到任，消息遲宣布，讓香港人心理有個準備，免得發生什麼意外，影響港幣升降。他當時很嚴肅地回答：還是就回來吧。我也沒有意見。
後來，在報紙上公布：經過人大常委會討論，決定免去許某人職務，由周南接任。這個宣布不僅奇特，超越常規，而且是非法的。怎麼說超越常規？是說“免去”我的職務，不是說我“退休”，當時說“免去”是很不常見的，為什麼“免去”？說是“經過人大常委會討論”，但是人大常委會並沒有開會啊！太離奇了。
（寫於2007年年底，未完待續）
上篇文章：
中國詩壇“黃埔軍校”的總教頭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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