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屯回忆说：赵紫阳从朝鲜回来就要我上京，要我去找杨尚昆，他认为我与杨关系比较好，说得来，请杨把我们的意见向邓小平转达，去做邓的工作，希望邓小平收回成命；他自己，去说服政治局常委。我就去见了杨尚昆，杨表示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还要我转告赵紫阳：按照你们的意见先做起来，有什么事情他负责
现在可以说了
许家屯回忆在香港工作的若干重大事件（3）
◆高伐林
（续前）赵紫阳要我去找杨尚昆
高：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学潮中，5月1日你上北京，5月2日，你与赵紫阳谈了两个小时，谈了什么问题？
许：交换对天安门学生请愿的看法。
赵紫阳4月30日从出访朝鲜一回到北京，就打了个电报给我叫我去。5月1日我到北京，有人告诉我，北京普遍反映：邓小平上了李鹏的当。李鹏在赵紫阳訪朝走了之后，马上开常委会，听了陈希同的话，陈说给他五万军队，保险可以解决天安门的问题。他们就去向邓报告了，邓同意他们的意见。
赵紫阳和我交谈，要我先讲我的看法。我讲，我认为学生和机关干部是爱党爱国的活动，少数敌对分子、外国人插了手，美国、台湾、香港也有少数对共产党敌视的人参加，有些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学生、干部、市民应该说是爱国爱党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我不赞成。赵紫阳听了我的话很高兴，说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说，我们现在想办法说服邓小平，把社论的意见收回来。他说他在朝鲜时，社论传给他看过了，当时他表示同意，现在看，他认为不妥。假如改变过来，他可以对外表示由他负责。另外他提了八条具体办法，例如，学生反对“官倒”，先从我家里查起，看看我的子弟怎么样，是否参加了“官倒”。
赵紫阳对我说，要我去找杨尚昆，他认为我与杨关系比较好，说得来，请杨把我们的意见向邓小平转达，去做邓的工作，希望邓小平收回成命；他自己，去做说服政治局常委的工作。
第二天我就去见了杨尚昆，杨表示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答应去向邓转达，还要我转告赵紫阳：可以按照你们的意见先做起来，有什么事情他负责。当时杨尚昆还赞成赵紫阳5月4日接见亚银年会代表的讲话，说各方反映很好，杨本人也认为很好。
不过杨尚昆对我又有言在先：老爷子（邓）的脾气你们也是知道的，可能同意，也可能不同意。
我从杨尚昆那里回来，告诉赵紫阳杨已经同意。我们都比较乐观了，认为有希望改变过来。赵紫阳的讲话外界反应也好，相当一部分学生回学校了。如果学生到此为止，事情就好转了，可是学生又开始绝食了。为什么绝食？是自发的还是有人给他们出了主意？我就不清楚了。北京当时是否清楚，我不知道。
高：最近邓小平的女儿说，开枪不是邓下的命令。
许：我相信他不会下命令开枪——不会有人下命令开枪。但是，下了命令，限定了时间要部队一定要进天安门，其结果就是：不下命令，军队也会开枪了！——那种形势，不是平常形势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右），率队到江苏取经交流。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中）出面接待。（许家屯提供）
“六四”使香港人信心接近崩溃
高：当时香港也出现十分复杂的局势，你怎么看待，采取了什么对策？
许：众所周知，香港受到“六四”巨大的冲击。最大的变化是：对北京提出的“一国两制”信心严重下降，惶惑不安。用脚投票，移民多了。许多企业，包括很大的外资和华资企业，虽然没有走，但是纷纷往外地、外国转移、迁册。北京对香港一部分人也很警惕，担心香港变成所谓“外国势力颠覆中国的基地”，双方不信任度增加。
“六四”之后，我忙于安抚香港的中资机构和所谓左派社团，他们担心“秋后算帐”。春夏之交，我们对香港的群众性大游行，基本上表示了参与、支持的态度，我们认为香港人的爱国情绪是空前地高涨，虽然有些人从中活动，反对中共和中国政府，但绝大多数香港人是爱国的，是希望中国进步，不是“反华”。你知道吗，在当时的情况下，中资机构和左派社团要是不参加游行，立刻就会被孤立于排山倒海的香港人爱国潮流之外——不，不仅仅是孤立啊，甚至马上就会崩溃、垮台！就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必须要参与游行。所以我当时告诉他们：可以参加，但是不要发表讲话；有些口号，我们不能呼喊，比如说“打倒某某某”；有些宣言，我们不能附和。有些中资机构要求设胡耀邦灵堂，我们主张，领导不要参加，但是群众自发悼念，不要阻止。
“六四”发生后，《文汇报》几乎是报社全体领导一致主张“开天窗”，有人提出来要写上四个大字，争论是用“痛心疾首”，还是“夫复何言”？新华分社主管宣传的副社长张浚生不敢决定，回来问我：可不可以开天窗，写上四个字？我说你看呢？他说：用“痛心疾首”吧，我说那好嘛，我批准了！上级要追究，不要你们负责，我来负责。我把这个态度传达下去了。
我不搞“秋后算帐”，有人要算我的帐
高：“六四”以后你个人的情况怎么样？
许：新的中央，追究我们在“六四”期间的举措。我与张浚生一起到北京去，港澳办姬鹏飞主持会议，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的两个负责人朱穆之、曾建徽都参加了。我要张先报告了事情的经过，我来补充。我说，香港的情况与内地不一样，因此我们采取了与内地不同的对策来处理。假如有责任，我们负责任。会议无结果而散。
后来港澳办又开了一次会——北京当时所有单位都在搞反省，也要我们反省，要香港工委检查。我对姬鹏飞说，我们香港不搞“秋后算帐”。
在这个会议上，最积极的是周南，他说，我们外交部都检查了，你们香港工委就不能检查一下？我反击他说：香港是香港的情况，内地是内地的情况，我在香港宣布了：这些左派假如将来要追究责任，责任是香港工委领导人的，我是书记，我应该负责任。我说我在会前向姬鹏飞表达过了，假如一定要检讨的话，我来做，不要下面做，我不会“秋后算帐”。这样又无结果而散。
我回香港后，写了一个文字的反省交上去。检讨得够不够？上面没有回音，我估计他们是不会满意的。这个期间我对外主要是继续做人心回归的工作，主要是减少港人对中央老的和新的领导人不信任心理。我积极动员香港中上层人士到北京，请新老领导人会见他们。一方面反映他们的疑虑，一方面请中央领导人解释，让他们重新恢复对中国领导人的信心。我组织他们去，他们很勉强，几乎提出同一个要求：不见李鹏，只见新的领导人。开始一两批这么安排了，后来港澳办的李后打电话来，很不客气：你们这样要求不行，我们无法安排。再来必须要江、李两个人都见。后来勉强安排了一两个团——我记不清了。我也安排了几位，请邓小平亲自接见做工作。当时包玉刚生病，已经比较严重，不在香港，在美国治疗；安排李嘉诚去了北京，见到了邓小平。
为我的退休大摆阵仗
十三届四中全会是批判赵紫阳、江泽民正式就任总书记的会议，江泽民与李鹏每人做了一个长篇报告，提出要“治理整顿”——实际上是对改革开放的方针“治理整顿”。我当时是中顾委委员，是列席会议，同任仲夷一个组，在小组会上讨论发言表态的时候，我记得任仲夷的发言很技巧，没有实际表态，大讲价值判断，实际上是不同意这两个报告。我没有他这么聪明，我就一字都没有讲。会议小组长和其他人要我发言，我说，情况我不清楚，没法发言。他们说你讲讲香港情况吧，我就讲了讲。很不幸，会后相互闲谈的时候，我讲这两个发言下面会抵制的、行不通的，暴露了我的真实想法。
 颇具改革开放意识的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
任仲夷猜到了我的思想，半开玩笑地警告我：我已经安全著陆了，你阁下呢？我知道他的意有所指，领悟了他的好意，于是在会议的中途，向中组部长宋平提出要求退休：年龄大了，精力不行了，请中央考虑。宋平听了很诧异，说中央没有考虑啊，你是否听到什么？我说没有。他说，现在没有适当的人，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说：还是请中央考虑。他说，中央确实没有这个考虑，你还是勉自为之吧。我看看不行，就去找杨尚昆，提出这个要求。他批评我：你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六四”他与我都是亲身经历过的，说：你不要这样想！同时他也说现在没有适当的人。我向他建议说：香港人对叶选平的印象很好，他本人也有这个才能，建议考虑。他说，这也是个人选，但是他们家有好几个人在香港，他去恐怕不太好办。
“一百亿租借香港自治十年”这件事之外，又发生了几个情况。其中最主要的是：港澳办有人向我透露：江泽民找李后和鲁平，连续两天听他们的汇报，听说是反映了不少对你不利的看法。第二件事，江在一次港澳办的简报上写了一个批语，其中有这么一句话：看来许家屯确实犯了右倾错误。中办就将这个批语转给了港澳办，李后接到之后正在看，中办忽然有人来将这个批语又收回去了。我估计这两件事不会假，因为他们从来就是对我有意见的。还有，在四中全会之后我到北京开一次中央的会议上，我给江泽民办公室的秘书打了一个电话，想把所谓“一百亿”的事向他解释一下。两天没有回音，第三天秘书回应了：说总书记工作忙，恐怕要下次再见吧。
我开始没有感觉到是推托。会议散会那天，在走廊里，江泽民迎面走过来，我就迎上去，想找他反映情况讲几句话。他看到了我，却故意将脸侧过去，好像没有看到我，就过去了——很明白了：他不想见我。
我想这样没有办法工作下去。我向宋、杨要求退休，他们又不肯考虑。我就趁香港郑裕彤新开的一家酒店的俱乐部开张请我去剪彩的机会，记者向我采访，主动告诉他们：我已经向中央提出退休。我的打算是两个，一个让北京的领导人特别是江泽民知道，我真要退休；一个是让香港人有点思想准备，以免万一影响香港股市。
我透了这个风以后没有几天，北京传来一个消息说是有重大变化，要调我回去，周南来接任。我心中有数，但新华分社一些人埋怨我，说你为什么要对记者讲这个话，弄假成真。我说，哪里是假？就是真的嘛，我就是想退休嘛。
果然北京要我去开会，李鹏和中组部一位副部长（宋平没有来），对我讲，中央决定让你退休，要周南接任你，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我原来就向宋平部长提出的，现在中央同意了，我很感谢。他们问我对周南有什么看法？我说他对外事有经验，对地方尤其是对香港要摸索一段。可能还是能做好的。当时正是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发生危机，他们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我们曾经议论过，最担心的是军队的态度。就这样谈了半个多小时，结束了会见，我就回香港了。
忽然又接到命令，要新华分社副社长以上一起到北京开会，江泽民、李鹏、港澳办的全体，外交部的周南，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参加。江泽民主持，宣布我退休，周南接任。
会前我同姬鹏飞一起坐车赴会场，途中姬鹏飞悄悄对我讲，他们的决定（他用了“他们”两个字），我也不知道，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李鹏他们已经找我谈过话，我也表过态了，怎么还要开会？
我对姬鹏飞还讲了一句话：（江、李）他们两人对我在香港工作，怎么评价，一句也没有。姬鹏飞可能对江泽民反映了，所以江泽民主持会议的开场白，就说了一句：许某人在香港工作是有成绩的，一句带过。问我对周南任职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意见；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通过基本法还有一两个月，是不是让周南先到任，消息迟宣布，让香港人心理有个准备，免得发生什么意外，影响港币升降。他当时很严肃地回答：还是就回来吧。我也没有意见。
后来，在报纸上公布：经过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免去许某人职务，由周南接任。这个宣布不仅奇特，超越常规，而且是非法的。怎么说超越常规？是说“免去”我的职务，不是说我“退休”，当时说“免去”是很不常见的，为什么“免去”？说是“经过人大常委会讨论”，但是人大常委会并没有开会啊！太离奇了。
（写于2007年年底，未完待续）
上篇文章：
中国诗坛“黄埔军校”的总教头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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