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日两个政权交易赶出日本的大学，只有日本企业才肯收买我的劳动价值了。1992年1月8日，我第一次到东京参加一个公司的面试。而一般三月份毕业的学生早就拿到就职通知书了。此时，一直“人手不足”的“平成景气”已经开始漂浮危机的暗云。虽然白跑了几次，我根本没有在意自己将置身于什么环境中，不过转机还是来到了。一月二十日的面试气氛平等轻快，同校大阪大学毕业的专务还开玩笑地对我说总务部长开列的待遇不够，我声称一切信任公司，如果发现我不合格的话明年再降也不为晚，轻松地避开了可能引起公司顾忌的政治麻烦，最后还借花献佛，由公司出面在大阪希尔顿饭店对五、六年来教授我社会学训练的导师表示感谢。这就是我此后一段时间置身其间的日本M I C株式会社，我被分到国会议事堂边上的公司办事处，举“家”（主要是十几捆舍不得扔掉的文书）迁到千叶县流山市的三间一厅的公司公寓。产业社会，这个我研究了几年的对象，以其实体（公司）蕴存我这个被其寄生体（所谓学术界）破门的异端。唉，世界如此拥挤，如此之小，这就是我审视它的立足点。 英国铁道公司雇员斯宾赛（1820-1903年）最早体会出由军事性强权向产业社会的转变，新出现的产业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杜尔凯姆（1858-1917年）所指出的“分业”（social division）或亚当·斯密的“分工”的组织形态。韦伯进一步以官厅科层制指出军队、行政、商务等等都必须沿进的演化，以此相对应的就是各分业部门的高度专业、智能化，可知当年邓小平先生所提“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的官僚统治方针只是向分业的过渡。军队是最早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并改变作战形态的典型，毛奇式的参谋统帅本部打败了拿破仑式的“马背之神”，德国人很快把军事上的胜利方法运用于金融、铁道管理，迅速成为另一个世界性列强。日本与德国相仿，更在二战之后超越英、法、（西）德，成为第二经济大国。我们细心注意一下领导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工商界巨头，就会感到来自于军事热情的精神。日本是产业革命（普选、教育、革命、自由经济等等）的最大受益者，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近代社会进化的根本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关于日本经济、产业的知识（当然有各种侧面和程度）就不可能认识日本，认识现代产业社会，而所谓“日本式经营”又成为理解日本产业革命的一个关键。关于日本式经营，不可能只从课本、刊物中习得，而要由实际的与日本人共同工作的体验才能认识。 我本来只适应在欧文（1771-1858年）的模范纺织场或圣西门、普鲁东设计的社团中谋身。研修（把没有社会责任的学生培训为公司机件的必要步骤）刚结束，我就被告知调到本社所在地——与我名字发音相仿的沼津市。因为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我们这种“情报服务”产业首当其冲，地价高涨的国会和东京站边的两个办事处都收缩到东阳町的本部，我则被调到自己第一次听说的静冈县伊豆半岛上，切身体会到国会的“景气回复”议题并不比“政治改革”、“国际化贡献”、“尊重人权”逊色。 战后日本企业最大的制度特征就是终身雇用，应该说这是日本式经营、日本式资本主义（对比英美式的自由竞争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大创举，保障普通职工的生活，保持企业技术能力，维护社会安定。在今天高度发达的产业分工里，每一个企业都必须具有高度熟练的专长技能，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才能获得户主满意，具备竞争能力。辞退职工，既使企业不易立即找到补替，又使具有某一狭隘技能（或占有某些固定户主）的职工个人不能维持原来的收入。一般地，新职工头两年内都不会为企业带来直接收益，企业在职工身上的再教育投资要在几年后才显示出来，那些三十、四十岁经验丰富、身强力壮的企业战士就成为企业中坚，是日本企业横行世界市场的本钱。但这种特征也带来很深刻的社会结构差异。首先，妇女几乎被排斥在产业革命进程与成果之外，因为妇女的体力不如男子，又得生儿育女，所以她们进入公司注定被分派服务事务性的杂活（当然待遇也不如同龄男子）。到了结婚、育子年龄，日本式特有的（直接语言之外的）气氛、环境就会使她们自动提交退职申请，等带大孩子再想就职时，就只能干一些不需要技能、报酬不高的临时性工作，构成了日本产业的另一股众多的第二就业梯队。少数不甘心当家庭妇女而靠知识、技术、进取心留在事业上的女性只能牺牲家庭，往往独身生活。这是一种在别的国度也经常看到的类似社会现实，在“万众一心”的繁华表象（如宗教立国、无产阶级专政、“单一民族国家”）下隐蔽起多数集团（阶级、人种、信仰、性别、职业、国籍等等）对少数集团个人的专制、残忍。无论任何人处于任何位置，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原罪性的“社会之罪”，没有任何社会利益是完全清白地被某部分社会集团或个人占有的。 我在研究日本社会的阶级阶层状况时，注意到日本的实证分析往往把职业按企业规模分类，比美国人的蓝领工人、白领雇员分类更有效用，进入公司后才体会到一个公司在同一产业分工中占据的系列位置造成了职工地位很大不同。Keiretsu（系列）已经成为英文专有名词，大公司为了提高效益，把所承包的项目中许多收益不高或非其职能的项目转给下属的中公司，中公司也以此得以参与那些只凭其实力名声不可能（技术不足或外界不承认）参与的项目，中公司再如法炮制，把部分工作转给下属的小公司或个人，造成了大中小公司差距很大的待遇。在情报咨询服务产业中，在广告业世界占第一的电通公司（本身就是一个产业集团）稳居首位，MIC公司的头脑多出于电通，成为电通下的一个系列中单元，其下又有十几个小公司。我第一个担当项目就是参与规划静冈县滨北市的二十一世纪蓝图，以电通名义承包（才可获市议会承认），实由MIC经营企画室和下属的Xecta公司完成，实感大公司（电通）普通员工与中公司（MIC）的部课长、小公司（Xecta）的总经理地位相当。中小公司实际担任业务的部长、课长们必须认识众多的大公司职员，增加获取项目的机会；反过来，普通的大公司职员由于自身没能力完成项目，也必须有很多系列中小公司的人缘关系保证找到最终实际完成业务的人。当然大企业客户（如汽车制造厂、新闻电视台）、政府部门之所以肯把项目交给电通，也是明白电通能够调动、利用广泛的技术力量，为“官倒”披上合法外套，造成小公司的职工劳动强度待遇令人于心不忍，那些从通产省、建设省、冲绳北海道开发厅等官场辞官，去大公司任名誉顾问之类的国家权贵们却无本万利。多数善良国民不得不依附于这样一个压榨体制，除了寄身于被压迫的公司之外根本没有个人生活的出路，实在是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一个不幸。 工会的有无和性质是日本式经营的又一重要特征，MIC里根本没有工会，新型产业的中小企业很难具备成立工会的条件，同一公司中工作内容高度分化，上下关系排除了横向调节利益冲突的可能，职工之间连自己的工资都不愿让同僚知道，更难产生团结抗争的情形。我们从马克思主义教科书里学到了劳资对立的物质基础在新产业中不复存在，日本人的协作习惯使一个公司更容易团结对外、共同富裕，如欧洲中世纪的城邦社区，成为连接个人与国家（教会）的桥头堡，使现代产业社会最强劲的纽带以赤裸裸的金钱形式表露出来，不同于以直接权力关系连接起来的“社会主义”形态——中国的“单位”。在日本，无论从事什么社会活动（从选举到足球比赛）都离不开企业。我们明确感受到日本的政治、文化、外交等等都是为经济利益服务（所以有“经济动物”之称）。例如日本的选举，基本上可以由金钱（加上地盘系列）计算（如一万日元/票），市民运动没有力量，日本的学术界除了技术、商业等实用行业外，很难有自主性的社会贡献。但人类社会生活并不可能完全由产业运行来决定一切，最近很深刻的“不法在留伊朗人”问题就源于日本政府的制度本身，人类面临的环境、人权等事关人类前途的课题，不可能由“日本株式会社”式的经营方法来改善。 当然，日本式经营在其逾越产业、国境时引发的负面效应对于中国来讲却正是现成的参照样板（如在西方的自由贸易论战中“臭名昭著”的通产省成为北京政府经济改革的模特儿）。今天在日本的公司中出卖劳动力也获得最基本的人权法律保障，如果没有这一条（正如目前中国工人在企业所处的状态），金钱就会奴役人类，使他们中的一小撮人任意支配大多数，日本的公司也不会有贡献于社会的效用，只成为现代的领主、庄园（在一些行业的小公司中可以看到此类现象的严重发生）。如果我们略读一些工人运动史（如《野麦岭》），就会明白今日中国所进行的市场化变革中必然会引发、提起保障劳动工人基本就业权益（人权）的政治、制度性变革。中国经济的进一步稳固发展，并不是靠中共的政策或什么开明“大人”，而是靠能够保障基本人权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的建立，不是靠统治阶层的好意（当然，我们欢迎一切阶层为民族负责的诚意）而是靠亿万民众的争取。在实现包括正常经济体制建立的现代化过程中，处于“反体制派”立场的社会改进党人，乐于希望中国的统治阶层有足够的良心和智慧，避免法俄式的革命。 [赵京，1993年5月29-30日于日本三岛市初稿，2008年10月30日美国圣拉蒙修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