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日兩個政權交易趕出日本的大學，只有日本企業才肯收買我的勞動價值了。1992年1月8日，我第一次到東京參加一個公司的面試。而一般三月份畢業的學生早就拿到就職通知書了。此時，一直“人手不足”的“平成景氣”已經開始漂浮危機的暗雲。雖然白跑了幾次，我根本沒有在意自己將置身於什麼環境中，不過轉機還是來到了。一月二十日的面試氣氛平等輕快，同校大阪大學畢業的專務還開玩笑地對我說總務部長開列的待遇不夠，我聲稱一切信任公司，如果發現我不合格的話明年再降也不為晚，輕鬆地避開了可能引起公司顧忌的政治麻煩，最後還借花獻佛，由公司出面在大阪希爾頓飯店對五、六年來教授我社會學訓練的導師表示感謝。這就是我此後一段時間置身其間的日本M I C株式會社，我被分到國會議事堂邊上的公司辦事處，舉“家”（主要是十幾捆捨不得扔掉的文書）遷到千葉縣流山市的三間一廳的公司公寓。產業社會，這個我研究了幾年的對象，以其實體（公司）蘊存我這個被其寄生體（所謂學術界）破門的異端。唉，世界如此擁擠，如此之小，這就是我審視它的立足點。 英國鐵道公司雇員斯賓賽（1820-1903年）最早體會出由軍事性強權向產業社會的轉變，新出現的產業社會的最大特徵就是杜爾凱姆（1858-1917年）所指出的“分業”（social division）或亞當·斯密的“分工”的組織形態。韋伯進一步以官廳科層制指出軍隊、行政、商務等等都必須沿進的演化，以此相對應的就是各分業部門的高度專業、智能化，可知當年鄧小平先生所提“革命化、年輕化、專業化、知識化”的官僚統治方針只是向分業的過渡。軍隊是最早採用先進科學技術並改變作戰形態的典型，毛奇式的參謀統帥本部打敗了拿破崙式的“馬背之神”，德國人很快把軍事上的勝利方法運用於金融、鐵道管理，迅速成為另一個世界性列強。日本與德國相仿，更在二戰之後超越英、法、（西）德，成為第二經濟大國。我們細心注意一下領導日本戰後經濟奇蹟的工商界巨頭，就會感到來自於軍事熱情的精神。日本是產業革命（普選、教育、革命、自由經濟等等）的最大受益者，也最大限度地發揮出近代社會進化的根本特徵，從某種意義上講，沒有關於日本經濟、產業的知識（當然有各種側面和程度）就不可能認識日本，認識現代產業社會，而所謂“日本式經營”又成為理解日本產業革命的一個關鍵。關於日本式經營，不可能只從課本、刊物中習得，而要由實際的與日本人共同工作的體驗才能認識。 我本來只適應在歐文（1771-1858年）的模範紡織場或聖西門、普魯東設計的社團中謀身。研修（把沒有社會責任的學生培訓為公司機件的必要步驟）剛結束，我就被告知調到本社所在地——與我名字發音相仿的沼津市。因為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我們這種“情報服務”產業首當其衝，地價高漲的國會和東京站邊的兩個辦事處都收縮到東陽町的本部，我則被調到自己第一次聽說的靜岡縣伊豆半島上，切身體會到國會的“景氣回復”議題並不比“政治改革”、“國際化貢獻”、“尊重人權”遜色。 戰後日本企業最大的制度特徵就是終身雇用，應該說這是日本式經營、日本式資本主義（對比英美式的自由競爭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一大創舉，保障普通職工的生活，保持企業技術能力，維護社會安定。在今天高度發達的產業分工里，每一個企業都必須具有高度熟練的專長技能，提供高質量的服務才能獲得戶主滿意，具備競爭能力。辭退職工，既使企業不易立即找到補替，又使具有某一狹隘技能（或占有某些固定戶主）的職工個人不能維持原來的收入。一般地，新職工頭兩年內都不會為企業帶來直接收益，企業在職工身上的再教育投資要在幾年後才顯示出來，那些三十、四十歲經驗豐富、身強力壯的企業戰士就成為企業中堅，是日本企業橫行世界市場的本錢。但這種特徵也帶來很深刻的社會結構差異。首先，婦女幾乎被排斥在產業革命進程與成果之外，因為婦女的體力不如男子，又得生兒育女，所以她們進入公司註定被分派服務事務性的雜活（當然待遇也不如同齡男子）。到了結婚、育子年齡，日本式特有的（直接語言之外的）氣氛、環境就會使她們自動提交退職申請，等帶大孩子再想就職時，就只能幹一些不需要技能、報酬不高的臨時性工作，構成了日本產業的另一股眾多的第二就業梯隊。少數不甘心當家庭婦女而靠知識、技術、進取心留在事業上的女性只能犧牲家庭，往往獨身生活。這是一種在別的國度也經常看到的類似社會現實，在“萬眾一心”的繁華表象（如宗教立國、無產階級專政、“單一民族國家”）下隱蔽起多數集團（階級、人種、信仰、性別、職業、國籍等等）對少數集團個人的專制、殘忍。無論任何人處於任何位置，都不可避免地帶有原罪性的“社會之罪”，沒有任何社會利益是完全清白地被某部分社會集團或個人占有的。 我在研究日本社會的階級階層狀況時，注意到日本的實證分析往往把職業按企業規模分類，比美國人的藍領工人、白領雇員分類更有效用，進入公司後才體會到一個公司在同一產業分工中占據的系列位置造成了職工地位很大不同。Keiretsu（系列）已經成為英文專有名詞，大公司為了提高效益，把所承包的項目中許多收益不高或非其職能的項目轉給下屬的中公司，中公司也以此得以參與那些只憑其實力名聲不可能（技術不足或外界不承認）參與的項目，中公司再如法炮製，把部分工作轉給下屬的小公司或個人，造成了大中小公司差距很大的待遇。在情報諮詢服務產業中，在廣告業世界占第一的電通公司（本身就是一個產業集團）穩居首位，MIC公司的頭腦多出於電通，成為電通下的一個系列中單元，其下又有十幾個小公司。我第一個擔當項目就是參與規劃靜岡縣濱北市的二十一世紀藍圖，以電通名義承包（才可獲市議會承認），實由MIC經營企畫室和下屬的Xecta公司完成，實感大公司（電通）普通員工與中公司（MIC）的部課長、小公司（Xecta）的總經理地位相當。中小公司實際擔任業務的部長、課長們必須認識眾多的大公司職員，增加獲取項目的機會；反過來，普通的大公司職員由於自身沒能力完成項目，也必須有很多系列中小公司的人緣關係保證找到最終實際完成業務的人。當然大企業客戶（如汽車製造廠、新聞電視台）、政府部門之所以肯把項目交給電通，也是明白電通能夠調動、利用廣泛的技術力量，為“官倒”披上合法外套，造成小公司的職工勞動強度待遇令人於心不忍，那些從通產省、建設省、沖繩北海道開發廳等官場辭官，去大公司任名譽顧問之類的國家權貴們卻無本萬利。多數善良國民不得不依附於這樣一個壓榨體制，除了寄身於被壓迫的公司之外根本沒有個人生活的出路，實在是包括日本人在內的一個不幸。 工會的有無和性質是日本式經營的又一重要特徵，MIC里根本沒有工會，新型產業的中小企業很難具備成立工會的條件，同一公司中工作內容高度分化，上下關係排除了橫向調節利益衝突的可能，職工之間連自己的工資都不願讓同僚知道，更難產生團結抗爭的情形。我們從馬克思主義教科書裡學到了勞資對立的物質基礎在新產業中不復存在，日本人的協作習慣使一個公司更容易團結對外、共同富裕，如歐洲中世紀的城邦社區，成為連接個人與國家（教會）的橋頭堡，使現代產業社會最強勁的紐帶以赤裸裸的金錢形式表露出來，不同於以直接權力關係連接起來的“社會主義”形態——中國的“單位”。在日本，無論從事什麼社會活動（從選舉到足球比賽）都離不開企業。我們明確感受到日本的政治、文化、外交等等都是為經濟利益服務（所以有“經濟動物”之稱）。例如日本的選舉，基本上可以由金錢（加上地盤系列）計算（如一萬日元/票），市民運動沒有力量，日本的學術界除了技術、商業等實用行業外，很難有自主性的社會貢獻。但人類社會生活並不可能完全由產業運行來決定一切，最近很深刻的“不法在留伊朗人”問題就源於日本政府的制度本身，人類面臨的環境、人權等事關人類前途的課題，不可能由“日本株式會社”式的經營方法來改善。 當然，日本式經營在其逾越產業、國境時引發的負面效應對於中國來講卻正是現成的參照樣板（如在西方的自由貿易論戰中“臭名昭著”的通產省成為北京政府經濟改革的模特兒）。今天在日本的公司中出賣勞動力也獲得最基本的人權法律保障，如果沒有這一條（正如目前中國工人在企業所處的狀態），金錢就會奴役人類，使他們中的一小撮人任意支配大多數，日本的公司也不會有貢獻於社會的效用，只成為現代的領主、莊園（在一些行業的小公司中可以看到此類現象的嚴重發生）。如果我們略讀一些工人運動史（如《野麥嶺》），就會明白今日中國所進行的市場化變革中必然會引發、提起保障勞動工人基本就業權益（人權）的政治、制度性變革。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穩固發展，並不是靠中共的政策或什麼開明“大人”，而是靠能夠保障基本人權的社會制度。這個制度的建立，不是靠統治階層的好意（當然，我們歡迎一切階層為民族負責的誠意）而是靠億萬民眾的爭取。在實現包括正常經濟體制建立的現代化過程中，處於“反體制派”立場的社會改進黨人，樂於希望中國的統治階層有足夠的良心和智慧，避免法俄式的革命。 [趙京，1993年5月29-30日於日本三島市初稿，2008年10月30日美國聖拉蒙修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