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年代一首“民歌”唱道：“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北京摄影师杜斌却说：在大饥荒中被饿死的数千万亡灵，会同意对党史、对毛泽东的这种妙笔生花吗？在他们眼中，中共描绘的“天堂”，带领他们通向天堂的“金桥”，分明就是“炼狱”！
◆高伐林
被毛泽东称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迎来了自己的九十大寿。歌颂九十年的丰功伟绩、英勇事迹，成为中国官方媒体的主旋律。但是，在旅居北京的摄影家、作家杜斌眼中，中共党史是另一番景象。因为他知道，有成万上亿的人已经无法发出声音，其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在大饥荒中被饿死的数千万亡灵。当年有首“民歌”描绘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杜斌对我说：他们如果在世，会同意对党史、对毛泽东的这些妙笔生花吗？在他们眼中，党描绘的“天堂”，党带领他们向天堂走去的“金桥”，分明就是“炼狱”！
谎言搭建的真实“炼狱”
《毛主席的炼狱》，这正是杜斌在中共九十寿辰前夕所编著的一本书的书名，这本图文并茂的书已经在明镜出版社出版。
杜斌给海内外中英文媒体拍摄过大量照片，他的《上访者：中国以法治国下幸存的活化石》一书，集中了大量真实的镜头，描绘了上访者满腹冤屈、求告无门的悲惨经历，让读者“百闻不如一见”，赢得海内外广泛重视。中国政法大学学者萧瀚说，这本书“弥补了中国历史的部分遗憾”。
他还出版过《上海骷髅地》、《北京的鬼》、《牙刷》等多部作品，用了很多意识流之类艺术手法，但杜斌强调：百分之百都是非虚构。“在台湾出版的《牙刷》，我标为‘后现代小说’，但内容完全是真实的，标为‘小说’，当然是为了避免政治上惹麻烦。”
但是，《毛主席的炼狱》这部书，13万文字和150多幅图片，只有几百字是他自己写的，他也几乎没有用自己拍的照片。杜斌决定全部用真实的史料：从大跃进到大饥荒的岁月中毛泽东的党内批示和公开讲话，粮食官员的私人笔记，寄到中南海的民间上书，内参简报，亲历者的追忆等等文字，穿插以那个年代的宣传画、农民画、报刊插图、照片，甚至还有歌曲简谱、年历、邮票、香烟盒……
就用这些乍看起来杂乱得无以复加的大量碎片，杜斌要还原中共在庆祝九十年征程的大喜日子里注定讳莫如深的五年——1958年到1962年真实的“炼狱”。
这本书的编排框架，杜斌决定就用编年史的形式，按年份按日期顺序排列。他要让那段岁月，用其本身的色彩、图案和旋律来呈现自身。“这比我说多少话都更加雄辩。我把这些资料编在一起，就是让数千万被饿死的亡灵说话，听听他们对90年党史会说什么？”
“野生”的新闻人
杜斌出生于1972年，正是中国好不容易跋涉出了大饥荒之后的十年。谁曾料，安稳日子过了没三四年，毛泽东他老人家又把中国推入“文革”的动乱深渊？杜斌在山东郯城县一个镇上长大，那段岁月中，在政治运动中无休无止颠簸的父母都只字不提大饥荒，官方更是缄口不言，他又早早离开了家，以致对那段惨痛的岁月竟一无所知。后来到北京工作后，回家很少，一年才探望父母一次。“直到去年才问了父母，他们告诉我，爷爷也挨过饿，但我们那里还算好，没饿死人。”
杜斌对《新史记》记者坦承，自己并没有读过多少书。不过他从小酷爱文学写作，年轻时写过五、六年的诗歌，但从来没有投过稿。1993年去当兵，三年后复员，待业一年多才被安排到家乡一家工厂的保卫科工作。上班比较安闲，精力充沛的他对新闻发生了兴趣。
“在这里学著写稿，学著拍照片——没有人教我，就是自己摸索，看看报刊上人家是拍什么、怎么拍，然后自己学了就往外投稿。为什么后来摄影搞得多？写稿子很费劲嘛，几百字上千字，要吭哧吭哧写；照片省事嘛，对准焦距，按下快门，成了！”
说是这样说，但正如一个美国笑话所讲的：花了一千美元请专家来查验机器的故障。他来后，只画了一道线指出了故障所在。有人不服气：这就值一千美元？专家说，画线，值1美元；知道往哪儿画，值999美元！
杜斌也是如此。拍照似乎只是举手之劳，但是知道拍什么有意义，怎么拍得好，这可绝对不是像他自谦的那么轻巧。在别人看来，杜斌的路走得真顺，中国当时那么多著名大报，只有一两家没采用过他的照片；后来又在美国《纽约时报》、《时代》杂志、英国《卫报》、德国《明星》杂志等国际著名媒体发表。“台上十秒钟，台下十年功。”他经历过多年的颠踬、淬炼，才能在电光石火的刹那间，成就一张优秀摄影作品。
杜斌给我讲起他如何起步学摄影：他那时没有积蓄，说动了父亲掏出两三千元存款让他去去临沂，买下来一台海鸥相机。没人教，老是曝光过度、照虚了；投稿也发表出来一些，但自己也不满意。他仔细研究各家媒体拍的照片，下班时将工厂宣传部订的各种报纸都搬回家看一夜，第二天早上上班时再送回来。自己也订了《摄影世界》杂志，还买过《黑镜头》、《普利策获奖照片选》等书，揣摩大师杰作的精髓：用光、取景、角度、构图……后来他又登录《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的网站，琢磨别人为什么拍得好，自己为什么拍不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省吃俭用，对相机和镜头不断升级换代。
“2004年我跟一个《纽约时报》记者出去工作，他问我：是在哪所学校学的摄影？我通过翻译告诉他，我没有受过一天摄影专业教育。这位记者大吃一惊。我补充说，我摄影与你写文章一样，靠的是悟性。他非常认同我的这个体会。”
杜斌说：我走的，是一条“野生”的路子。“我拍的一些照片，画面里的人是端端正正的，但是场景是倾斜的。有人问我，我说，我眼里的就是倾斜的世界——这就是我的感觉。”
中国著名摄影记者卢广曾评论：“杜斌是个下手更狠的家伙”，卢广指著《中国社会导刊》中一幅图说：“除了杜斌，没人敢这样拍”。
杜斌回忆，曾获得过世界摄影比赛等国际国内很多奖的“获奖专业户”卢广，对他说：你的照片，每一张的构图都非常好，我在向你的风格学习。“我很惊喜：是嘛！我没有受过摄影的专业训练啊。”
杜斌告诉我：“我也参加过摄影比赛，但没有获过奖。”
“不对呀，2010年5月，你不是获过亚洲人权新闻大奖吗？”
“哦，对，但那不是摄影奖。那一组照片《写出冤情》，发表在《南华早报》上的，我真没想到，他们放到17吋那么大——将杂志的两页连起来。”
《明镜月刊》18期彩页专门介绍杜斌和他的《上访者》。左上角图片为杜斌。
拍照靠眼、靠手，更靠心
获得亚洲人权新闻大奖，说明杜斌摄影闯出名号，不仅仅来自他的眼准手快，更来自他对公平、正义的信念。“我来自草根，我就是草根，我对底层民众有一种本能的同情心，可能这跟我喜欢写诗也有关系吧。”
而他走向全国，走向首都，走向国际，也与此有关：有这种悲悯情怀，才能捕捉到真实的社会生活的瞬间，才能震撼千万观众的心。
杜斌告诉我说，最开头的一次，是知道了有一个农村家庭，丈夫给人修房子摔下来半身不遂，三个孩子，一个男孩两个女孩，他就去拍他们的故事，希望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对他们伸出援手。杜斌知道这家人肯定非常非常艰难，连矿泉水都自己带。这次去，拍下照片，又配上文字，做成一个图片故事，给山东一家媒体发表了。
后来北京一个电视摄制组来山东拍摄一个被人贩子拐卖给麻风病人的七岁小女孩，但他们听不懂当地的方言，杜斌知道了，又出手相助。相处了一段，摄制组的人了解了这个山东小伙子的本事，也了解了他的热诚，成了很好的朋友。其中有位摄像师，两次三番地鼓动他到北京闯天下：“《北京青年报》正在招聘摄影记者，你来应聘嘛！”
杜斌也越来越感到，确实，郯城县的舞台太小了，山东的舞台也小了。此前的1999年，杜斌已经是在山东发表图片故事最多的人，县委宣传部让这个自学成才的青年去给通讯员讲课。他在那里偶然发现了一张彩色的《北京青年报》，留下印象。这次听摄像师朋友再三催促，就去了北京。“面试我的人开头告诉我说，我们招聘的人要有北京户口；我当然没有，就把我的作品给他看，他看了就说，你下星期就来上班吧。我当晚赶回山东，买了份《北京青年报》，在火车上打开一看，居然把我的一个图片故事刊出了漂漂亮亮的整整半个版！面试我的人居然都没给我提一个字……”
锥处囊中，脱颖而出。年轻的杜斌，先后在《北京青年报》、《工人日报》、民政部下属《中国社会导刊》等媒体工作，为这些媒体，也为国内外其它大量媒体拍下聚焦弱势群体的新闻照片。
不可避免卷进风波
依杜斌的性格，不惹出风波是不可能的。
他在《北京青年报》工作时，2002年8月，与芦荡合写过一篇报道《“山东栖霞57名村官集体辞职事件”真相》。他们深入当地十几个村庄，走访了几十位当事人，尽其所能地客观报道这一事件，反映了村委会主任、村支书、上级镇党委张书记、栖霞市委王副书记等各方面的陈述和看法，指出：
虽然57名村官上访一事不能称为辞职，虽然57名的数字有些水分，虽然出现联名事情的45个村子和全市945个行政村比起来显得有些微小，虽然栖霞市领导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很多人因此断了上访的念头，但是有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落实，比如印章的使用问题。虽然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法律，但是在栖霞的部分村中却存在著这样一个问题：按规定，党支部、村委会的印章应该由党支书与村主任之外的第三人进行保管，但是如果书记与主任出现矛盾时，印章的使用权实际上就落在了保管人的手里。还有村主任连帐目都看不了，还谈什么财务公开？甚至有些村的村民大会制度没有落实，有的村甚至几年也难得开一个村民会。我们还了解到，村里的家族式管理也十分严重，甚至有的一家几兄弟全是村里的主要干部，这样村委的决定实际上成了自己家里的决定。
在当时，这是个轰动一时的新闻，《人民日报》报道过，在海外也有影响，《纽约时报》2001年5月就曾报道过。 调到《工人日报》后，杜斌持续关注山东栖霞这57位被选出来却无法干下去的村主任的遭遇。一场风波，就起于杜斌要报道其中一位村主任孙学德所经历的不公遭遇。孙学德在2000年被人带走，失踪了几个月，2001年12月，在一次秘密审判中被以闯入政府办公室和盗用公款的罪名判刑8年。
杜斌这篇稿件的细节，这里就不细说了，简而言之就是：村委会主任被选出来当家作主，村支书不甘心“大权旁落”，于是百般刁难、迫害村委会主任。
“我揭露的当事人得知我搞了新的报道，从山东派人来北京阻止稿件问世。他们找我，我肯定不会答应他们撤稿；他们就找全国总工会——全总是《工人日报》的顶头上司嘛，他们从上面来压，果然奏效。有一天我偶然听见报社总编辑对我们编辑主任吴琰说：“那个村官涉及经济犯罪，被抓起来了，马上要判刑，你们那篇报道就不要再登了。”
杜斌绝望了。他没想到，过了两个月，编辑主任吴琰问他：你那篇稿子给谁发了？杜斌说，谁也没给。吴琰说：我还想登。
杜斌告诉我：“这会儿总编辑出差了，就瞅了这个空儿。我打电话给孙学德的哥哥，向他们通报：稿件可能起死回生，还建议，要是刊出了，来人从北京买500份报纸带回去——我怕当地政府扣住这期报纸。”孙学德的哥哥马上赶到了北京。
回忆起当时的场面，杜斌沉浸在紧张而兴奋之中：他和编辑主任眼看著当夜值班的副总编辑大笔一挥签了这个版，才放下心来：过了最后一关！第二天的报纸，登出来洋洋洒洒大半个版。
“出了个插曲：本来交了钱要印刷厂加印500份，好让山东来人带回去，结果印刷厂忘了！他们很不好意思。想办法补救，告诉我们说：从北京的彩色版抽出一百份、再印400份黑白的，不要你们的钱。我们当然高兴啦，一小时后就取到了这五百份报纸。我交代：拿回山东后，给市里每个领导送一份，全市每个村委会主任一份，你们村每家一份。”
杜斌自己，用红笔将这篇稿件圈起来，给当地的市委书记、市长、宣传部长、公安局长，一人邮寄了一份。
可想而知，这引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省市县领导人是怎样勃然大怒！“报社总编辑也很恼火，他发了话要不要刊出，却还是将稿件刊出了——不是藐视他的权威嘛。我在武汉出差，部门主任打电话来说，你千万不要回来。山东来了三个人，一定要见你。”见他当然不会给他什么好果子吃。
杜斌很欣慰。他坚信，这篇稿件，写得真实，发得正义。
《纽约时报》的驻京记者看到了杜斌在《工人日报》刊登的许多图片，印象很深，跟编辑主任吴琰一起吃饭时，还说起你们某某报道的照片拍得真好——都是杜斌拍摄的。杜斌认识这位记者之后就问他：你们还需要摄影师吗？“他很高兴，因为他的老板正要他们找中国本土的摄影师。后来约时间让我去见了他们老板，我就给他们干活了。”
《纽约时报》开始一段时间刊登他的照片时，没有署名，是为了不给杜斌惹麻烦。但是后来该报驻京办事处换了另外一批记者，他们没有经验，一不留神将杜斌的名字登出去了。杜斌说，“登了就登了吧，也好，以后我也就不在乎了。”
自己是个幸存者
杜斌终于与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惨剧邂逅相逢。
那是2004年，他通过代理服务器翻墙来到海外网络社区，接触到海量信息。他原来也听说过饥荒，但相信上面灌输的说法：都是自然灾害加苏修逼债才引起的。看到这些血淋淋的资料之后，时年32岁的杜斌愕然大惊，难以置信：中国竟发生过这样的大惨剧！
震惊之余，杜斌著了魔般地到处搜求资料。虽然此前他对国内官方媒体和出版物隐瞒、掩盖和粉饰真相的种种做法，早有认识，但是对这么大的事儿，到底真相如何，他不敢贸然相信。杜斌告诉我，“从大跃进到大饥荒”这个问题紧紧地吸引住了他，他一头扎进那个年代的各种官方和民间资料。有朋友到香港，也请他们带些有关资料回来。杨继绳的书《墓碑》出版之后，杜斌也在第一时间细读。“看了之后我更想抒发我内心的感受，越看越觉得毛泽东的罪恶太大了。我越来越感觉：毛泽东简直是故意要将这么多人饿死！”
杜斌后来又找到了《毛泽东思想万岁》《学习资料》（都是“文革”中的毛泽东新语录选集——明镜记者按），将能找到的毛泽东从1956年到去世前的讲话都看了一遍。杜斌一度还想申请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资料中心去查阅资料。
后来，他在网上搜索到《人民日报》从1945年创刊到2005年的电子版，但太贵了，竟然要六万块钱，不是他能承受得了的。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他望洋兴叹之际，他看到网络上有人登出这套资料的销售广告，价格便宜得多，他料想是盗版，可也顾不得了，立即寄钱去，获得18张盗版光盘。杜斌从头到尾、一天一天、一版一版地浏览长达数年的中央党报，“幸亏，那个年代的《人民日报》没有多少版”。
杜斌归纳成三条思路：
第一，毛泽东如何蓄意制造这样一场悲剧？第二，被饿死的人知道自己面临绝望的结局吗？第三，毛泽东和中央、省、市地县和公社的官员，在干什么？与此同时，农民在干什么？“我特别想找到这样的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的戏剧性的对比资料。非常可惜的是，毛泽东讲话的时间，当然都是被秘书们记载得精确到天、到下午或者晚上的；找到一些农民回忆苦难的文章，他们却都没有将悲剧的时间记载得很精确——农民嘛，哪一天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人饿死了、牛饿死了……”——杜斌毕竟是写诗、摄影出身，他的几条思路，很明显带有形象思维特征。
官方说法和民间说法、谎言和真相的截然反差，让杜斌感受到极度的荒谬、也涌起极大的义愤：怎么可以这样心安理得地鱼肉人民，同时又这么正义凛然地愚弄世人？别说一句表示歉疚和忏悔的话了，还要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那样，继续自诩、也继续要求民众讴歌“伟大”“光荣”“正确”？
让他特别愤怒的是，他通过大量阅读大饥荒之后的文献，发现造成惨剧的罪魁祸首毛泽东，自称代表人民利益、被称颂为“人民大救星”，却一直对造成和平年代如此惨重的饥馑，数千万朴实的人民无声无息地倒下，竟没有一丝一毫的愧悔。
杜斌的结论是：毛泽东并非像许多善良的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或者像官方为之开脱所说的那样，是为了美好理想、急于求成而造成了始料未及的失误；不，毛泽东是蓄意的！
杜斌说，如果毛泽东的初衷真是为实现大同理想的话，当发现遍地饿殍时，他应该痛心不已，改弦更张，让人民休养生息。但是毛泽东并不如此。为了向笔者证明这一点，杜斌找来2000年6月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第74期，长篇大论地朗读毛泽东如何粗暴训斥李富春，坚持催促国家计委上马劳民伤财的攀枝花钢铁基地，当李富春汇报，筹集资金非常困难，毛泽东甚至说出“用我的工资”这种蛮不讲理的话来。
杜斌还引述毛泽东对国外领导人为大跃进的自我辩护：“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
毛泽东对几千万饿殍是否表示过内疚歉意？杜斌翻遍各种资料，没有找到这样的记录——他相信，如果真有，中共的文人和媒体，是不会放过的。他倒是找到一条毛泽东向鱼道歉的记录：美国人罗斯·特里尔写的《毛泽东传》中记载，毛泽东对护士吴旭君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杜斌说：你看，他向吃过的鱼“赔不是”，也没有向人民道歉！
杜斌明白了：毛泽东毫无懊悔之心——“这不就证明他就是蓄意的吗？”
杜宾的一家之言能获得多少认同？不得而知。毛泽东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做出荒谬残忍的决策，最终造成大饥荒，在学界还会长久地争论下去。
用拼贴凸显谎言与真相
年近不惑的杜斌难以容忍：自己不少同龄人和下一辈人，竟然跟过去的自己一样，仍处在“大惑”当中，既不知道、也不相信这样的浩劫惨剧果真在神州大地发生过。
杜斌产生了还原历史真相的强烈冲动。
怎么还原？他想出一个用当年的各种真实资料来拼贴的主意。
一个世纪之前的1912年，毕加索创作出世界上第一件精致拼贴艺术品；一个世纪之后的2011年，这位不知“拼贴”为何物的摄影师杜斌，编出了一本拼贴式的图书。
《毛泽东的炼狱》（杜斌编，明鏡出版社出版）
他对我说：没有什么比《献礼》《载著我们上天堂》《夜战》《送粮路上》这些大跃进画作更虚假的了，但是，也没有什么比这些东西更真实地展现那个时代了！ 用真实的史料来编辑，其实不比自己创作容易。文字资料相对来说还容易找，要找到恰当的图像资料就费事得多。他花了很大功夫去潘家园旧货市场上淘宝。
他举出书中选用的《大豆过江》这幅漫画为例。这幅作品，是江苏邳县农民朱会然和漫画家华君武合作的，当时被视作艺术家“与工农兵结合”的典范。后来在“文革”中首先被毛泽东抛出来的“三家村”主将邓拓配诗写道：“叶作风帆荚作船，长江飞渡若云烟。出自豆类成大器，家在东吴试验田。”假不假？假；真不真？真！
杜斌觉得《大豆过江》这张画很能反映问题，但是网上只找到黑白的，而且图片很小。他找了很多年，后来在潘家园偶然发现了1958年第21期《漫画》杂志，正刊有这幅彩色漫画。他如获至宝，但又不敢声张，怕惊动了卖家，奇货可居，漫天要价。“我买下来了，就这一本，60元——这算真便宜了！”
为找到以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为题材的宣传画，杜斌不知去潘家园翻拣过多少次。终于发现有个摊主有两张1961年的年历，上面的宣传画正是“三面红旗”。一张下面的年历因为破损而被裁掉了，150元钱；另一张则是完整的、带有年历。杜斌想，反正我要的是这个“三面红旗”，半张就半张吧，掏了150元。回到家一想，不对呀，带1961年年历，不是更有历史价值嘛！还是得买完整的。旧货市场周末才营业，他熬到下一个星期六，一大清早就我又去了，问摊主那张年历是否还没卖出？“他要了我200元。给他钱之后，我告诉他，我要用这个做我的书的封面。摊主告诉我，这张画，他是15年前收进来的。我说，你保留了15年，就是特地留给我的啊！”
但后来因为书的开本设计有变化，并没有用这幅图片作封面，而是另选了一张《时代》周刊1963年9月13日刊出的漫画。
杜斌共从旧货市场淘来200多幅画。“靳尚谊的《祖国颂》，我花了600元——画家自己的画册中没有收入这张画，可能他不好意思拿出来吧；1957年的漫画《猫头鹰》，60元买下的……”但他说不清总共到底花了多少钱。他只记得，仅仅花在对这些资料进行高精度扫描上的费用，就有八千元。
如果说，一个世纪之前毕卡索的拼贴创作从此打破了艺术中真实与幻象的区别，那么杜斌的这本拼贴书，则正相反，坚决地划清了谎言与真相的界限。
此书中将五花八门的资料碎片集中摆放后，非现实的重组和叙述手法，否定和反讽的意味，产生了奇特的对比效果。杜斌一一列举说：毛泽东那些美妙的高调与神州遍地饿殍的对比；宣传机器全速开动的巨大声浪与底层民众不忍卒闻的呻吟的对比；各级官员对上“逢君之恶”，对下残民以逞的对比；文人们外表豪气干云闭眼唱颂歌与内心极大恐惧的对比……他强调：这种编年体例，就是要让读者一目了然：某年某月某日，毛泽东在干甚么，党中央在干甚么，省里的市里的村里的干部在干甚么，农民在干甚么……
到时候了，“中共该对数千万寂灭的亡灵悔罪了”——杜斌说。
 我对杜斌的这篇专访，刊载在《新史記》第二期（2011年6月底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