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中共是执政党，又因为中国还属人治，那么，中共内部即使是“同宪政民主无关”的“神仙打架”，也不可能不与亿万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薄熙来事件怎么会与官民的基本生活无关痛痒呢。不信，请看这份原河南省委副秘书长的回忆：关于反右倾抓反党集团和大饥荒、数百万人饿死惨剧的关系
老高按：半个月前我贴出一篇博客文章，谈到当下的薄熙来和重庆模式等问题，有网友不同意我的看法。阿妞不牛就认为：“从根本上说（中央重锤重庆）还是神仙打架，共产党内斗，虽然对中国社会要产生巨大影响（主要是避免毛式复辟），但是同宪政民主无关，也就不从根本上影响改变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因此对官民的基本生活方式环境理念态度也无关痛痒，也就不对中国之外的世界有什么特别影响”。
我觉得不然。
因为中共是执政党；又因为中国还没有摆脱人治，那么，中共内部即使是“同宪政民主无关”的权力之争、“神仙打架”，也不可能不与亿万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谁上台谁下台，绝不会“对官民的基本生活方式环境理念态度也无关痛痒”。
这里我读到一份原河南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接受调查时所介绍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的情况，掩卷深思，为之悚然，久久不能平静。
从这份史料中看得很清楚，党内斗争与民众疾苦，关系紧紧缠绕。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被第二书记吴芝圃突然袭击、得到毛泽东鼓掌称许，而后吴芝圃在河南大权独揽，发动对“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铺天盖地的大批判之后，河南民众就遭了大难。看到文中所述“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有的县死了一半，光山县死人比活人多，估计死了70％”；“光山县（委）要邮局扣压反映实情的信件12000封，有一个村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3个党员向省委写血书求救，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要查处”……有良知者，谁能不为之动容？
为什么我们应该关注薄熙来事件这一类中国执政集团的内斗，而不能像《曹刿论战》中那位乡人所劝：“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让当权者去考虑吧，就别掺和啦）？原因就在于此！
当然，我们身处海外，已经不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连本国公民说话都人微言轻，我们远隔万里，说话更没有什么份量。不过，我们首先是人，也是华夏子孙，有基本的人性和人的爱憎，也关心故国，“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其次，所谓舆论，就是成百上千的个人的看法汇聚而成，海外舆论，也是舆论的一部分，终究能形成一个引起当权者重视的“场”；再次，据我有限的在北京的领导机关内工作的见闻，中共许多机构中都设有专门部门，搜集海内外各种民意和“敌情”，那么，一个普通网民的看法，也可能会通过曲曲折折的渠道上升。
下面这篇调查实录，原文太长，有两万好几千字。我只好删略一部分。省略的文字，除了当事人的一些上升到农业政策层面的体会，就是叙述他的家庭遭受厄运的文字——这些血泪斑斑的厄运，凡是经历过中共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的人，都已经见过、听过太多！而比起深受荼毒、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成千上万老百姓，说老实话，官员家庭所受的迫害，又相形见绌了。
顺便说一句，一直有人对中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是否发生过一场死亡千万人的大饥荒抱有怀疑，甚至对冒着风险艰苦调查、披露真相的人冷嘲热讽。现在，中共在这个问题上逐步开放档案和放宽言路，越来越多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了。我看到的谈及这一史实的学术论著、县志、回忆录，铺天盖地。纸，终究包不住火！ 欲读全文，请访问明镜历史网：http://www.mingjinglishi.com
原河南省委副秘书长：1958年“潘、杨、王事件”
时间：2006年7月5日
地点：山西太原省山西农机局招待所308房
参加人：王庭栋、李仁安、姚监复
记录、整理：姚监复
八大二次会议上省委二把手突袭一把手
姚监复（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以下简称姚）：1958年河南的“潘、杨、王事件”，杨珏同志和你都曾向我简单谈过事件过程及教训。这次希望能听你再详细讲讲当代中国农史的这个重要事件。
王庭栋（原河南省委副秘书长，以下简称王）：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在大会发言，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公开点名批判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同志：“1957年上半年，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河南党内一时也产生了一种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思想倾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同志是当时这种倾向集中的代表。”对第二书记吴芝圃突然发难，批判第一书记潘复生的发言，毛主席鼓了掌。1958年5月18日到20日，把因病未参加会议的潘复生从医院拉到会上，揭发批判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1958年5月18日，中共中央电报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吴芝圃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委于1958年6月6日至7月1日召开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集中揭发批判潘复生、杨珏（省委书记）、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批“潘、杨、王”的背景是：在1958年初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1957年反冒进的右倾“错误”，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陈云再次作了检讨。各省也都在反右倾，广东批冯白驹，毛主席说：“献宝了！”安徽批张恺帆解散无为县的公共食堂。为吴芝圃参加八大二次会议，河南省委经过讨论，为吴芝圃准备好了发言稿，而且印好了带到会上。当时潘复生脑子发炎，因病休息，由吴芝圃亲自召开常委会，讨论通过了河南代表团的发言稿。可是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大会发言时，吴芝圃在会上抛开了这个省委通过的发言稿，自己另外搞了一套，第二书记作了点名批判第一书记潘复生的大会发言。在潘复生养病期间，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主持工作，他对河南团发言稿的讨论和准备是郑重其事的。但是，他在大会正式发言时，没有用省委通过的稿子。……
潘复生是中央委员，吴是候补中央委员，吴在发言前事先未暴露。吴发言后中央通知潘带病参加会议。
姚：潘复生事先毫不知情、一无所知、没有思想准备吗？
王：潘认为上面批准我养病，不干预省委工作。对整套的突然袭击毫不知情。原来他不想参加八大二次会议，后来应召而来。
姚：原来潘杨王同吴芝圃有不同意见？
王：原来确实有不同意见。吴提出“自留地统管。集体垮了才分”。我们不同意他的意见，赞成“自留地、小自由”。吴主张合大流，牲口集体饲养，农业合作化程度越快越好，河南合作化一两夜就完成，省委一催，下面的合作化速度就上去了；农民还不知道，就成为合作社的社员了。吴芝圃想在合作化上抢先，想表现他这位当年毛泽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的工作最符合毛泽东思想。批判了我们（潘、杨、王）之后，他接着又搞了人民公社化。那时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但是知道下面农民接受不了。
姚：吴芝圃批潘复生，为什么又批潘杨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集团”？
王：河南省委1958年6月6日至9月1日召开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八届二中全会精神，先批潘复生十多天，后来又批判分管农业的书记杨珏，杨珏和我是同潘复生一起从原来的平原省合并到河南的。在批判杨珏前，吴芝圃找我（当时任省委副秘书长）谈话，吴说：“你年青，思想、能力强，对我帮助很大。你对农村工作熟悉。”他还给我倒茶，送客，似乎没有反对我的思想。但是，不到一个月后，省委批潘杨没批头时，吴又说：“王庭栋的观点同潘杨一样，他起草的文件都是潘杨的观点”。吴芝圃对潘杨王定性拟划为“右派分子”，上报中央之后，中央不同意。1958年上半年反右派斗争结束后，吴芝圃要反“极右分子”，上面还是不同意，他就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认为潘杨王三人不是孤立的，观点都一致，是一个“反党集团”。反党，不知反党的什么？
吴定为潘杨王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去掉了原来提出的“反革命分子”）集团，“潘杨王反党集团”。潘杨王被戴上帽子后，潘复生官大，是中央委员，被下放到西华农场任副场长，这是一个位于黄泛区的大型机械化国营农场，生活条件好点，能吃饱，还可以吃点蜂蜜；杨珏下放孟县任县委委员，在公社劳动改造；潘杨王中间，我官最小，就下放到生产队当社员，接受劳动改造。地点是许昌地区襄城县孙祠堂公社孙祠堂大队柳林生产队。由一位公安人员陪送我去，把我交到生产队后，他就回去了，我从省里原来被监视的人变成一个人民公社社员了。
分配我住的一间房子是一个社员家里喂牲口的房子，里面有一头毛驴和驴槽，地下有驴粪。靠着一扇小窗下面放着一个小床和一个小桌子。小床只有木头框架，框架上有洞，从洞中穿过绳子，上面再放一个草垫子就是我睡的小床。床单、被子都是自己带去的。吃饭就在队里公共食堂吃。我是从1958年下半年起批斗近半年后，1959年1月下放当社员的。
吴芝圃吹响了死亡号角 姚：对你们的批判是作为党内斗争吗？
王：批判才开始时，1958年6月6日至9月1日，是在省委会议上的批判，还算是讲点道理的口头批判。对潘、杨、王“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归纳为8条“罪状”：
1、否认阶级斗争，否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
2、攻击农业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
3、攻击和企图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对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4、同资产阶级右派内外呼应，向党猖狂进攻；
5、披着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外衣，竭力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
6、坚持发布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指省委关于开展整风运动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分子斗争的指示；关于转发新乡地区大型农业社实行联社独立分红自负盈亏的报告的批语；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等文件，被批判为“带有资本主义纲领性的文件”，认为“宣传要点”尤为突出）；
7、欺骗中央，与中央的正确路线相对抗（指1957年7月潘复生在青岛会议向毛主席反映河南真实情况，认为他把河南工作说成一团糟）；
8、结成反党宗派，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潘复生、杨珏、王庭栋都从平原省调来河南，由于工作分工，接触较多，对形势、农村问题、整风反右等认识比较一致）。
吴芝圃和河南省委第九次全体会议认为，潘、杨、王已经形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集团”，同潘、杨、王斗争的性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坚持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和反对、歪曲、修正中央路线的斗争”。全会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撤销潘复生省委常委、省军区政治委员、省政协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保留省委委员；撤销杨珏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委员；撤销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职务，保留省委候补委员。全会责成潘、杨、王继续检讨，彻底交待其“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并决定立即在河南全党和全省人民中间，广泛、深入、系统地、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潘杨王”，彻底肃清其“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吴芝圃等当时的河南省委领导认为，开展对“潘杨王”的斗争、批判，彻底肃清其“反动思想”的影响，对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贯彻八大二次会议决议，促进河南社会主义建设跃进再跃进，都具有决定性意义。这种公开地在社会上批判潘复生的做法，违反了邓小平在八大二次会后的意见：“对潘复生的批判只能在党内进行，不能扩大到社会上。”
即使在省委会议上，批判斗争潘复生时，不准患病、发烧的潘复生坐下，不让喝水，不准申辩。有人对他大声责骂，有人甚至想动手打。会后，潘复生拖着病体回家，走几步蹲下休息一会，艰难地站起来再走，很长时间才痛苦地回到家中。
姚：省委开会内部批判后，很快就公开批判了吗？
王：省委九次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未经请示中央批准，吴芝圃就在河南报刊上公开批判“潘杨王”。7月1日《中州评论》创刊号登了吴芝圃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公开点名批判潘复生的右倾，把河南在大跃进中已经过左的思想路线推向极左的危险深渊，颠倒黑白地认定主要危险是“右”而不是“左”，这是造成河南非正常死亡几百万人的催命符，吴芝圃吹响了死亡号角。
《河南日报》从6月24日到9月2日陆续发表11篇社论，系统地批判“潘、杨、王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和观点；7月8日起报上辟“插红旗、辩方向、为彻底肃清潘复生的影响而斗争”的专栏，刊登联系实际批“潘杨王”的文章。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甚至火车的播音室的广播中不断地播送批判“潘杨王”的稿件。大字报也遍及全省，铺天盖地，省直机关党委规定每个干部要写100张批潘大字报，农民也要写，有的农民一张大字报上写一个字。在潘复生门口扎了三个草人，上面写着“潘杨王”，后来大跃进时，村边路口设了“跃进门”，门下也有三个草人，代表“潘杨王”挨批斗。乡下农民没听清“潘、杨、王”，就说成是批“潘阎王”。这样做，为了煽起群众的义愤。我驻古巴大使黄振吉从新闻媒体上看到河南如此批潘、杨、王的情况，也很奇怪，怎么在河南会成为这么大的问题，党内斗争变成报刊、广播中公开点名大批判几个月，怎么这样干法。省里不论开什么会，都要对“潘杨王”斗争，不是拉到会上批，就是到家里来斗上一通。对我们规定时间去看大字报。对潘、杨、王是什么问题，小孩也不理解，跟着大人起哄，向我们家里扔石子、倒尿……可是潘复生还是中央委员呀！为什么省委允许社会上这样斗争而不制止？干部在会上表现态度积极，划清界限，是怕旗帜不鲜明，应付不过去，要是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可不得了。从省委到农村，谁同意“潘杨王”的观点，就当作“小潘杨王”挨批判；谁不同意吴芝圃和省委的这种全社会大批判的做法，就给谁扣上“包庇潘杨王”的帽子。
姚：这种大批判的斗争方式实际上不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吗？吴芝圃这样批潘杨王是不是必然地直接导致“信阳事件”的出现？
王：“信阳事件”之所以发生，正是由于批判斗争了“潘杨王”之后，河南干部再不敢说真话了。政治气氛的压力很厉害。我自己心里想，很冤枉，从小干革命，怎么会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1962年平反时，吴芝圃找我谈话，我质问他：“你说我‘反党’，我反了什么党？我怎么反党了？你说我们是‘反党集团’，潘复生是省委第一书记，怎么就成了‘反党集团’？不就是反对你的错误意见吗？”吴芝圃支支吾吾地说：“都过去了”。“算了”。“当时戴帽子错了”。
姚：实际上吴芝圃并没有从思想上真心承认批判“潘杨王反党集团”是错误，只是帽子戴大了而已。
王：把我打成“反党分子”，始终想不通。对敌斗争时，如果被敌人杀了，是光荣的牺牲，我毫无怨言。可是，现在被自己人当成反党分子的敌人斗争，我想不通。我一直对党忠心耿耿，从小家里什么也没有，一个穷学生跟着党，靠党培养成干部，咱有啥理由反党？没有任何具体行为反党，没有任何反党思想，我们只是要求为农民留下自留地、留下活命的口粮，不要让牲畜死亡，这咋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硬给戴大帽子。在很厉害的政治气氛下，家属也受到迫害、侮辱，大孩子在路上可以打我的小孩，因为是“大右派的孩子”。群众不知真情，认为省委大张旗鼓地反对“潘、杨、王”，反对大右派，那么肯定是真正抓住了真的大右派。查查当时这样搞法的根据，原来只是在八届二中全会后省委内部开会解决潘复生问题，并没有要求全社会对“潘杨王”公开地开展群众性斗争。吴芝圃非这样搞不可，一定要搞成群众运动，说明他的极左思想太极端了。
对吴芝圃的极左思想和做法，不少同志是有看法的，对我表示了不同形式的同情。李雪峰在郑州看见了我，问我：“小王，你咋搞的？！”作为华北局第一书记，他其他话也没有说，也不好说。高扬后来是河北省委书记、中央党校副校长，在抗日战争时，他担任地委书记，我是他的秘书长。1958年他是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后来又担任中央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大炼钢铁时，吴芝圃吹牛说，河南的钢铁日产量超过美国。正好上海钢铁厂生产缺少生铁，中央就派高扬到河南催办调运生铁。高扬到现场看了以后，认为没铁可调，因为不能调运这种土法炼铁的烧结铁或者废渣去炼钢，他如实向上反映说，河南的铁不能用于炼钢，这种烧结铁不能往上海调。吴芝圃反过来批评高扬反对大炼钢铁，反对大跃进和三面红旗，高扬就受不了。最后，由于高扬到河南讲了实话，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发配到云南的小工厂劳动改造。当时没法说话，还没说就被打倒了。后来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李琪，也是我从前工作的老领导，见我时说：“小王，你受苦了。”当时，就是这么个环境。据说，胡耀邦也讲过，“那时都不敢去河南了。”因为去了，看见真相了，讲不讲真话？讲了真相，就遭恶运。
社员连吃一顿饱饭的权利都没有
姚：你下放当社员劳改，农民对你怎么样？
王：农民很实在，通过大批判的具体内容，知道“潘杨王”的观点，农民说：“这些人是为咱好，是好人。”但是，生活上按上级安排，要我住在驴圈里。从省委直接下放到生产队劳改，从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最困难的时期，我都是吃队里的公共食堂，吃社员同样的饭，多盛一点也不敢。每顿饭每人两大勺，盛上一大碗，其中每一勺有两块红薯干，剩下的就是野菜和红白罗卜，后来罗卜也吃不上，基本上没有粮食吃。河南省吴芝圃规定4斤红薯顶1斤粮食，其他省是5比1，可为农民多留点红薯（记得我在1968年到湖北天门县插队时，生产队里也是规定5比1，有几次分粮食时，生产队长还对我这个队里唯一的知青按7斤红薯顶1斤粮食发放。社员们对如此“特殊化”也并没有提出异议。让我至今感念！——老高注），而河南4比1是为农民少留点。一天两顿都只是两瓢汤。
我虽然是社员身份，实际上作为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对待，我还有粮票，交给生产队。1959年下地劳动，日夜连轴转，大跃进时都是干重活。吃饭，里面只有两块白薯干，白天干上一小时重活，出汗多，再尿上一泡，肚子空了，饿得站不起来。黑夜也在地里干活，农民爬不起来也得起来，妇女也得出工，主要是平整土地，晚上看不清，在地里挖了几个大坑。结果，平地挖成坑，胡挖！今天挖过来，明天又挖过去。抗旱时，要求农民晚上推水车从井里提水往地里送水浇地，农民累得不行。我摸到了公社干部的活动规律：后半夜1点钟，他们骑着自行车去各队检查劳动出勤情况。他们走近了，才能看见人；在远处只看马灯亮不亮。我把马灯挂在井台上，远处看有灯。社员每人带着席子来，白天干活晚上累的不行就躺在席子上休息，公社干部不到跟前也看不见，无法统计谁出工了没有。我有手表，估计到晚上1点干部要来了，就在12点多时叫醒社员起来干一会，等他们检查完走了，再接着睡。老百姓挺高兴。
有一天，生产队队长找我，喊：“王秘书！”我说：“我不是秘书长了。不是秘书。”队长说：“至少是秘书。”他问我：“辛辛苦苦干了一夏天，咱们吃一顿白面馍行不行？”当时，征购粮基数很大，特别是小麦几乎全征购走了。小麦一打下来，上面就催着交公粮，十几辆马车就把打下的麦子全给送走了。我说：“就让社员吃一顿饱饭吧！”队长说：“今黑夜就干。晚上作扣子馍。”打下的麦子连麦粒一揽子全放在碾子里，磨成比全麦粉还粗的面粉，用大食堂的大蒸笼，十多层，蒸一根根的长条条的扣子馍。蒸出来，马上就分给社员吃。老百姓饿了多少日子，好容易吃上一顿饱饭，高兴得不行。我想社员劳动强度大，口粮又少，身体不行了，就对队长说：“社员身上没劲，咋劳动？吃吧！”后来不知什么人向公社报告了，公社书记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庭栋煽动社员大吃大喝，破坏统购统销。”公社书记把村上干部叫去骂了一顿，接着又召开大会批斗我，我承认：“我同意农民吃一顿饱饭。社员饿得不行了，就吃上一顿饱饭。”会上喊口号：“打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庭栋！”对上面有了交待也就行了。这样，社队干部都表演了一番，上面也没办法。现在想想，农民劳动一年，就吃了一点点收获下的小麦，就吃一顿饱饭，还要批斗一番。社员连吃一顿饭的权利都没有！只允许社员留秋粮——白薯，不让留小麦。农民吃上一顿白面馍，还犯了破坏统购统销的罪！这就是大跃进中间河南的斗争方式。
“跟着王庭栋，吃得走不动”
1959年庐山会议后上面批了彭德怀，每逢什么节日，县里、公社都要把我拉去再斗上一顿，口号改变成：“打倒彭德怀的应声虫、彭德怀的徒子徒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庭栋！”在这种政治运动面前，是不可抗拒的。不论什么政治性节日，都要我们出场点缀一番，造成特有的政治气氛，不然所在的县社对上面交待不过去。我们也习惯了，愉快地接受这种例行公事的斗争。1958年在省城郑州，吴芝圃批判“潘杨王”时，很多人不理解我们的观点，把革命者的火气充分调动起来了，把年青人、小孩的无知的热情也煽动起来了，出现了围攻、侮辱人格的非理性行为。但是，到了农村，反而比较安全。农民听说：“潘阎王”来了，就围在地边看我这个“阎王”的凶相，后来一看，也是同他们长得一样、干同样活的社员，又从批判大会上接受了反面教育：发现“潘杨王”是为农民说话才下放挨批遭罪的，反而偷偷地从心里同情、可怜我这个“潘阎王”。我常常发现，我住的驴圈的小窗外窗台上常常在黑夜里有农民放的小瓶瓶，里面装着些盐腌过的树头芽。我问社员：“弄些腌树芽放我窗台上，啥意思？”社员说：“王秘书，你跟咱们社员不一样。你过去在城里当干部，不习惯这劳动。怕你身体顶不住。哎呀，真没啥可送你。就送树头菜给你，要保住身体！”从批判会上发言的很具体的内容，潘、杨、王的言行中，农民实事求是地得出结论：“这些人为咱农民好！”越是大批判，社员越清楚地看出了：“这些人不是坏人，是想着农民的好人。”一直到现在，到了河南，一说“这是‘潘杨王’的王庭栋”，河南人对我就非常热情。我后来去登封，人大主任本来不认识我，一听“潘、杨、王”的王来了，就热情极了。说过去批判你们，现在认识到了，你们才不是坏人，是真正的好干部。我离开河南好久了，但是只要一提起“潘、杨、王”，对我都很亲切。为什么有些大官，来去匆匆，人们都忘了他们的名字？为什么对“潘、杨、王”这么亲切？农民很实在，说：“他们是好人。”登封的干部也说：“一定要看看潘杨王。受那么大罪，挨那么多批。”总之，到农村当社员劳改的三年中，我看到了农民真是实心实意的。这一点，是吴芝圃始料未及的。
姚：历史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但是，毕竟当事人和家人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和牺牲。
王：我当过省委副秘书长，官不小，有什么名气？但是，在河南一提到“潘、杨、王”就都很热情。吴芝圃那些人在批斗“潘、杨、王”以后都掌握了实权，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成为全党、全国的大红人。但是，吴芝圃采取的政策是饿死几百万老百姓的政策。因此，河南老百姓作出了历史评价：“跟着吴芝圃，受了三年苦”，“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1962年平反后，我到新乡工作，担任书记，仍然贯彻落实曾被批判过的一些政策，老百姓说：“跟着王庭栋，吃得走不动。”
1962年平反以后，理应回原单位工作。但是，吴芝圃同我谈话时讲：“你对农村工作有经验。现在，农村有困难。你到下面工作，帮助渡过困难局面。”虽然，1962年对“潘、杨、王”的甄别、平反，是经过党中央、毛主席审批的。实际上，1960年冬天就在酝酿，后来不平反，省委的会都开不下去。王任重（中南局第一书记）到河南做工作时说：“一个人走路，左了右了，都会摔下去。”实际上是说，左、右都不对。1962年的平反，没有留尾巴。我自己也写材料感谢党，为我们平反。还承认自己有“右倾”思想，要认真改造。当时，思想、环境只能这样讲。后来批“翻案风”，没说对我们甄别、平反是过去有错误、不对。但是，这次对“潘、杨、王”的批判斗争，深深地教育了我：党内斗争比对敌斗争还残酷。
姚：对敌斗争，牺牲了是烈士。党内斗争，被批判、斗争，如果不平反，永世都是“敌人”、“反党分子”。永远翻不了身。如果自杀了，就是叛徒。确实党内斗争很残酷。潘复生、杨珏平反后，分配什么工作？
王：1962年平反以后，杨珏恢复了省委书记职务，以后分配到北京，在华北局经委工作。潘复生由李先念提议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文化大革命前任黑龙江省委书记。他又在“文革”中被打倒，说他是“叛徒”，他的命运很惨。到后来，很长时间才说调查清楚了，可以从沈阳农场回来，没事了。结果，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了。心情太兴奋，心肌梗塞。在潘复生长期被审查期间，他夫人上吊了，小孩也都从部队里被赶出来了，家不成为一个家。整了那么多年，最后又没事。他突然从紧张中松下来，反而乐极生悲，离开了人间。几个小孩受打击太大，妈妈早死了，爸爸也死了，两个女儿两个男孩原来都在部队，后来为了与反党集团划清界限，所在单位也都把他们调出部队了。他们也就没有更好的学习、工作机会，作为被管制的黑帮子女，只能结婚、一般工作、退休。
“一个个都抬出去埋了，今后靠谁劳动？”
姚：吴芝圃在河南非正常死亡几百万人以后，是否真心认错了？
王：他是“潘杨王”的对立面，绝不会向右倾机会主义屈服。他不会认错，听我们的。实际上，他一直往左的方面滑得更远了。
吴芝圃当年讲：“毛主席要我们‘四、五、八’，我们就要一年过黄河，再一年上500斤，过长江。只有这样，才能跟上毛主席。”他决心争当左派。他的意识上也有问题，在平原省同河南省合并时，吴芝圃想当第一书记。原来的河南省委书记张玺调到国家计委任副主任，张玺走以前交待，吴芝圃不能当第一把手，他推荐从平原省来的潘复生作第一把手。这是张玺的姑娘前几年对我讲的。因此，吴芝圃对此一直不服气。河南、平原两省合并后，省委开会，吴芝圃只是礼节性欢迎，后来正式讨论工作，吴就不想参加，使秘书长为难。他在家里研究甲骨文，搞学术劲头大，当过教员，有知识。但是，他作为省委第二书记，应该帮助还不熟悉河南情况的潘复生（第一书记），而吴很消极。同时，吴芝圃又专门收集潘复生的言论，他做这种事很积极，早有准备，早作了准备。对潘复生看到牲口死了，发脾气；对合作化的评论等等，吴芝圃都注意搜集，认为是非常有用的话。在关键时刻，一有机会就一下都抛出来，作为炮弹攻击潘复生。平时不积极参加会议，但是却花大气力认真收集对方言论，在重要时候拿出来用。在潘复生有病休息时，中央要吴芝圃主持省委工作，劲头更大了，决心要作省委第一把手，这样也必须彻底打倒潘复生才行。吴芝圃当过小学教员，人称“吴夫子”，很有修养，有学问，我们原来都尊重他。河南杞县人，杞人忧天的杞人。他这么个人，很难识别。潘复生要求自己很严格，从来不讲平原省，只说向河南学习。批潘复生的错误，我也有责任，收集资料，起草文件，提供的意见中有右倾倾向，向中央提供的材料中有一些阴暗面。杨珏也是这样，过份注意这些阴暗面。
对吴芝圃批判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毛主席拍手了，表态了，这样，此后谁也不敢说话了。如果不批潘复生，等于反对毛主席了。总之，大家党内都是看上面的风，看上面的什么路线，都认为毛主席看的远。
姚：什么时间河南省委认识到批“潘、杨、王”错了？饿死了几百万人，还不认错吗？杜润生说，饿死人了，他心里想，毛主席错了，但是，不敢说。
王：老百姓在地里对我说：“王秘书，农村情况，毛主席真不知道？毛主席要是真知道了，他也不这么干了。”“你们这么些人，王秘书真知道情况。你们有什么办法？真没办法！朝廷真出奸臣了！”老百姓绝对没有反对毛主席的意思，也没有人去抢国家粮库。我劳动改造所在的许昌地区，死人还不算最严重的地方，干活那么厉害，又只吃那么一点东西，说浮肿就都浮肿了，慢慢地就干死了，肉皮紧贴着骨头，饿得不能劳动，男的强劳动力就干不动了；女劳动力闭经，肝炎男的少女的多，不少女的子宫下垂。后来老百姓对我说：“王秘书，上面要咱劳动，咱愿意劳动。可是，现在一个个都抬出去埋了，今后靠谁劳动？”眼看着一个个劳动力不行了，饿死的，抬出去。一个村死上3—5个人是少的，饿死与病死分不清，死了就算是有病的，营养不良而死去。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有的县死了一半，光山县死人比活人多，估计死了70％。的的确确、明明确确饿死人，因为树皮都吃光了，人的两条腿都走不动了。
不准逃荒：省上发文“打击流窜犯”
姚：河南历史上灾年都逃荒，为什么1960年不逃荒？
王：不准逃荒！河南省发文“打击流窜犯”，认为逃荒是为社会主义抹黑，是反对三面红旗，是“流窜犯”。快饿死的老百姓在河南没有逃荒的权利，没有外出要饭的自由，只能在河南家里活活等死、饿死。公安人员堵住路口，村干部也反对逃荒。不准外出要饭！中国老百姓真可怜！公安人员打击流窜犯，是打击罪犯，这样对待可怜的河南农民。
姚：抓住怎么办？
王：流窜犯，犯法！
姚：吴芝圃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又易地升官了吗？
王：吴芝圃调到中共中央中南局任书记，安徽的曾希圣调到西南局任书记。河南、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两个省委书记，都是上调了。刘建勋从广西调到河南担任第一把手。平反，还是由吴芝圃分工负责的。刘建勋到河南采取了三大措施：1、小小队，即公社划小；2、“借地”，地荒了，“借地”到户；3、开放自由市场。老百姓反映，如果没有这三大措施，就渡不过这个困难时期。文革初期造反派提出“打倒刘建勋”，农民和干部，包括我思想上都想不通。吴芝圃到中南局反而受到保护。刘建勋文革中最后也没有结论，心里不平衡。最后临终前，习仲勋等两位领导去医院看望刘建勋时讲：“建勋同志，你是好同志，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对党是有贡献的。相信你的问题一定会处理好的。”后来，刘建勋的事也没人管了。“批邓”是华国锋让他去的，毛主席、党中央要批邓，他也没办法不去。他在批邓会上当然有所表现。要不然，有人又会批刘建勋。这也是党内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
姚：纪登奎在批“潘杨王”时的态度如何？
王：纪登奎是一位很好的同志。抗日战争时，当过县委书记，后来随军南下，随着当时上面的政策，左的右的错误也都有。如土改时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政策，也得执行。他后来担任许昌地委书记，又调到工业部门担任洛阳矿山机器厂厂长。赵紫阳当时是南阳地委书记。纪是很能干的人。平原省同河南省合并以后，在批判“潘杨王”的斗争中，纪登奎的发言是公道的。
姚：纪登奎对我讲过，吴芝圃在省委会上要大家举手表决：“河南粮食产量是300亿斤、400亿斤，还是500亿斤？”不同意500亿斤就是右倾。
王：吴芝圃搞这种300亿、400亿还是500亿斤，以领导举手表决代替统计的办法，就是有意识地弄虚作假，而且由集体共同承担说假话的责任。纪登奎在郑州会议期间表现也好，同意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而吴芝圃主张大队核算，不赞成以小队为核算单位。毛主席说，要以小队为基础，脚在下边。吴芝圃当面同意了，等毛主席一走，吴芝圃又要维持大队核算的体制。纪登奎向毛主席如实反映了吴芝圃的这些情况，毛主席对此很恼火。后来，又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纪登奎敢反映吴芝圃的左倾错误而且拒不改正的情况。实际上，吴芝圃是个两面派。
姚：毛泽东在“文革”初期说纪登奎是他的老朋友。
王：毛主席每年坐火车南巡，从京广线去，由京沪线回京。经过新乡、郑州、洛阳等地时，常叫相邻地区的地委书记到火车上去汇报，他询问下面情况以及市场动向，我有一次在座。我负责记录，害怕记不全，专心作记录，很少发言。毛主席不太高兴说：“你这个秘书长保密呀！？”对我没有多发言不太高兴。毛主席批评吴芝圃“不懂商品经济”，“左得可爱”。
姚：毛泽东认为“左”是方法问题，是可爱的。而“右”是立场问题，敌我矛盾性质，是可恨的。
王：纪登奎在1966年已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在受冲击时，态度好，一再表示“我有错误”。毛主席认为纪登奎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又听过他多次汇报，就说过纪是他的“老朋友”的话。此后不久，中央就把纪登奎和李德生调到北京，负责过掌握北京军区的重任。毛主席在庐山会议后，让他们去军委办事组“掺砂子”。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负责日常业务工作，也尽力保护一些人，不冒冒失失，很辛苦。“文革”敢到群众中去，到工人中去接受批判，家里人都见不着他。后来得到造反派的信任，又被说成是“二七公社”的后台。
吴芝圃脸成了红布：饿死几百万人反而升官
姚：还有一个问题，是毛主席对“潘杨王”事件是什么态度？
王：在吴芝圃八大二次会议上以河南省第二书记的身份，公开发动突然袭击，点名批判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在主席台上的毛主席拍手了。这种地点、时刻，对这种发言鼓掌，可能表明了他的态度。接着免去潘复生第一书记，任命吴芝圃为第一书记的决定，应当是得到毛主席首肯的。
后来，在董必武为书记的中纪委等中央许多部门认真调查反映了河南信阳地区饿死几十万人的严重情况后，毛主席批示，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并没有批评指责吴芝圃的左倾错误。因此，吴芝圃上报中央，要把信阳地区地委书记和10个县委书记作为阶级敌人枪毙。吴芝圃没经过地委直接到固始县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实际上，杨守绩在1959年出现浮肿病和饿死人时，未经地委直接向省委写了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吴芝圃逮捕杨守绩正是为了捂盖子，掩饰自己的错误。并将信阳地区8位县市委第一书记开除党籍、逮捕法办，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打死了副书记张福鸿，吴芝圃报中央拟定马死刑，毛主席说，我还没有杀过一个县委书记，判死缓吧。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停职检查，9个地委常委只留下2个没有动，其他副书记、部长靠边站检查。信阳农村20多万基层干部集中进行“特殊训练”，调用部队将他们用绳子一个个拴起来武装押运。吴芝圃在信阳进行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信阳地区一些被撤职、逮捕的县委书记说，我们县里饿死这么多人，把我们枪毙100回都不冤枉。但是，我们执行的政策，没有一个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土政策，都是省委的政策，我们可是按省委指示干的呀！
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的遗作：《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回忆了他当着李先念、陶铸、王任重等人的面，同吴芝圃的对话。当时吴芝圃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地委书记）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问题吗？”本来不想对中央领导说什么的张树藩，在吴说了谎言后，说：“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都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上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产时地委定的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产，又拿出700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才给扣上严重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安排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谈什么？”吴芝圃的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陶铸看张树藩还想谈，加以阻止说：“不要往下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判错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啦。”
张树藩的遗作指出：“信阳事件的发生，与此前河南省开展的一些错误的政治运动有很大关系。1958年，河南曾发生过震动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在吴芝圃主持下把潘杨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这些极左的做法使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瞪着眼睛说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1958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吴芝圃这样一些意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又推向了高潮。这就是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信阳事件，实际上也是河南省事件，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应负主要责任。”
但是，吴芝圃并未受到严肃的批评与处理。1962年4月8日，河南省委作出为潘杨王平反的决议，认为潘有错误，实际上留有尾巴。1962年5月2日，中南局批示，说吴芝圃犯了“左倾蛮干的错误”，结果到中南局当书记，去上一级党组织继续作更大的官了。想来，对吴芝圃的这些结论和处理是经过毛主席同意的。
姚：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吴芝圃批“潘杨王”是错误的，你们当时有哪些政策主张，后来被批判呢？
王：你看看这份资料《河南省的“潘、杨、王”事件》，其中有张林南（河南党校党史教研室）写的《关于反“潘、杨、王”事件》一文，原载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河南省委党史委编的《风雨春秋》书中。……
姚：批“潘杨王”以后，是非颠倒，造成河南几百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惨剧。还有那些具体的严重后果与评论？
王：这本资料《河南省的‘潘、杨、王’事件》中有一些可作参考的信息。包括：
1、批判“潘杨王”的“生产悲观论”、“河南特殊论”，高指标的浮夸风更烈。
吴芝圃等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12年达到的目标）、水利化、“四无省”（无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消灭文盲、实现绿化。1958年5月宣布全省实现水利化，7月放小麦卫星西平县和平社亩产7320斤，新乡专区日产钢铁120万吨大卫星。
2、批判“潘杨王”的“小农经济优越论”，大刮共产风。
1958年8月6日毛主席视察河南七里营人民公社后，8月底河南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全国第一。省委规划4年过渡到共产主义。1958年夏，1959年秋“一平二调三收款”，剥夺农民20多亿元。大办水利，1959年冬—1960年春平调3.3亿元。大办公共食堂，剥夺农民自留地、家禽家畜、直至锅碗瓢勺，不准农民家里开火。大跃进时公社大队劳动军事化，大兵团作战，强迫群众光膀子，化妆唱歌，连轴转。建共产主义新村，并村拆房大搬家。
3、批“潘杨王”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结果高估产、高征购，后饿死人。
批判、停止执行“潘杨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策，认为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反对统购统销的“右倾错误”，结果大搞浮夸，高估产，高征购。1958年粮食产量实际281亿斤，高估到702亿斤；1959年大旱灾，粮食实产194.9亿斤，吴芝圃主观定为450亿斤，不准动摇。高估产必然高征购，1958年征购粮食80.8亿斤，占实际产量的28.7％；1959年征购72亿斤，加上公社自筹粮和周转粮，仍为80.8亿斤，占实际产量的37.14％。两年多征购60多亿斤，不少地方把种子、饲料粮、口粮都交了。还不准群众家里冒烟（做饭）、不准挖野菜、不准逃荒、不准上访告状，认为这是阶级敌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故意给社会主义抹黑。导致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严重后果。饿死人最多的信阳地区，1958年粮食产量56亿斤，1959年大旱百日没下雨，地委估计72亿斤，实际上产20多亿斤。各县都超额征购了粮食，出现透底粮，有外出逃荒、浮肿，还继续反瞒产，光山县要邮局扣压反映实情的信件12000封，有一个村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3个党员向省委写血书求救，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要查处。
4、“信阳事件”中，光山、商城、固始、潢川最为严重，河南非正常死亡200万人。
1961年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说：“我到光山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先念同志对我说：‘西路军失败惨得很，我没有流泪，到光山看到这种情况流了泪。’是痛心哪！”“如果把自留地坚持下来，小自由多一点，即使是反革命破坏，人也要少死好多。既没有自留地，又不让群众挖野菜，又把小锅砸破，群众根本不能搞一点吃的。严重的地方食堂停伙90天，不准群众家里冒烟，难道还不痛心地接受这样的教训吗？”
李富春副总理到河南吃着掺上野菜的面团子感慨地说，如果河南人民都能吃上这个就好了。
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给吴芝圃一封群众来信，反映商城、罗山、息县有些地方食堂停伙，以致饿死人的现象。而吴芝圃未予重视，一意孤行地反右倾，反瞒产，抓阶级敌人，最终结果是河南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难道这样悲惨的令人痛心和震惊的后果，不能促使我们对河南吴芝圃“反潘杨王”事件进行深刻的反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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