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中共是執政黨，又因為中國還屬人治，那麼，中共內部即使是“同憲政民主無關”的“神仙打架”，也不可能不與億萬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薄熙來事件怎麼會與官民的基本生活無關痛癢呢。不信，請看這份原河南省委副秘書長的回憶：關於反右傾抓反黨集團和大饑荒、數百萬人餓死慘劇的關係
老高按：半個月前我貼出一篇博客文章，談到當下的薄熙來和重慶模式等問題，有網友不同意我的看法。阿妞不牛就認為：“從根本上說（中央重錘重慶）還是神仙打架，共產黨內鬥，雖然對中國社會要產生巨大影響（主要是避免毛式復辟），但是同憲政民主無關，也就不從根本上影響改變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因此對官民的基本生活方式環境理念態度也無關痛癢，也就不對中國之外的世界有什麼特別影響”。
我覺得不然。
因為中共是執政黨；又因為中國還沒有擺脫人治，那麼，中共內部即使是“同憲政民主無關”的權力之爭、“神仙打架”，也不可能不與億萬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誰上台誰下台，絕不會“對官民的基本生活方式環境理念態度也無關痛癢”。
這裡我讀到一份原河南省委副秘書長王庭棟接受調查時所介紹的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的情況，掩卷深思，為之悚然，久久不能平靜。
從這份史料中看得很清楚，黨內鬥爭與民眾疾苦，關繫緊緊纏繞。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被第二書記吳芝圃突然襲擊、得到毛澤東鼓掌稱許，而後吳芝圃在河南大權獨攬，發動對“以潘復生為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鋪天蓋地的大批判之後，河南民眾就遭了大難。看到文中所述“信陽地區非正常死亡人數最多，有的縣死了一半，光山縣死人比活人多，估計死了70％”；“光山縣（委）要郵局扣壓反映實情的信件12000封，有一個村23個黨員，餓死了20個，剩下的3個黨員向省委寫血書求救，被省委秘書長戴蘇理扣壓並要查處”……有良知者，誰能不為之動容？
為什麼我們應該關注薄熙來事件這一類中國執政集團的內鬥，而不能像《曹劌論戰》中那位鄉人所勸：“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讓當權者去考慮吧，就別摻和啦）？原因就在於此！
當然，我們身處海外，已經不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連本國公民說話都人微言輕，我們遠隔萬里，說話更沒有什麼份量。不過，我們首先是人，也是華夏子孫，有基本的人性和人的愛憎，也關心故國，“說了也白說，白說也要說”；其次，所謂輿論，就是成百上千的個人的看法匯聚而成，海外輿論，也是輿論的一部分，終究能形成一個引起當權者重視的“場”；再次，據我有限的在北京的領導機關內工作的見聞，中共許多機構中都設有專門部門，搜集海內外各種民意和“敵情”，那麼，一個普通網民的看法，也可能會通過曲曲折折的渠道上升。
下面這篇調查實錄，原文太長，有兩萬好幾千字。我只好刪略一部分。省略的文字，除了當事人的一些上升到農業政策層面的體會，就是敘述他的家庭遭受厄運的文字——這些血淚斑斑的厄運，凡是經歷過中共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的人，都已經見過、聽過太多！而比起深受荼毒、在死亡線上掙扎的成千上萬老百姓，說老實話，官員家庭所受的迫害，又相形見絀了。
順便說一句，一直有人對中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是否發生過一場死亡千萬人的大饑荒抱有懷疑，甚至對冒着風險艱苦調查、披露真相的人冷嘲熱諷。現在，中共在這個問題上逐步開放檔案和放寬言路，越來越多的真相終於浮出水面了。我看到的談及這一史實的學術論著、縣誌、回憶錄，鋪天蓋地。紙，終究包不住火！ 欲讀全文，請訪問明鏡歷史網：http://www.mingjinglishi.com
原河南省委副秘書長：1958年“潘、楊、王事件”
時間：2006年7月5日
地點：山西太原省山西農機局招待所308房
參加人：王庭棟、李仁安、姚監復
記錄、整理：姚監復
八大二次會議上省委二把手突襲一把手
姚監復（原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以下簡稱姚）：1958年河南的“潘、楊、王事件”，楊珏同志和你都曾向我簡單談過事件過程及教訓。這次希望能聽你再詳細講講當代中國農史的這個重要事件。
王庭棟（原河南省委副秘書長，以下簡稱王）：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河南省委第二書記吳芝圃在大會發言，題為“右傾機會主義是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公開點名批判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同志：“1957年上半年，當資產階級右派向黨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的時候，河南黨內一時也產生了一種有利於資產階級、不利於無產階級的思想傾向，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同志是當時這種傾向集中的代表。”對第二書記吳芝圃突然發難，批判第一書記潘復生的發言，毛主席鼓了掌。1958年5月18日到20日，把因病未參加會議的潘復生從醫院拉到會上，揭發批判他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
1958年5月18日，中共中央電報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復生河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由吳芝圃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河南省委於1958年6月6日至7月1日召開第九次全體擴大會議，集中揭發批判潘復生、楊珏（省委書記）、王庭棟（省委副秘書長）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
批“潘、楊、王”的背景是：在1958年初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批評了周恩來1957年反冒進的右傾“錯誤”，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周恩來、陳雲再次作了檢討。各省也都在反右傾，廣東批馮白駒，毛主席說：“獻寶了！”安徽批張愷帆解散無為縣的公共食堂。為吳芝圃參加八大二次會議，河南省委經過討論，為吳芝圃準備好了發言稿，而且印好了帶到會上。當時潘復生腦子發炎，因病休息，由吳芝圃親自召開常委會，討論通過了河南代表團的發言稿。可是在八大二次會議的大會發言時，吳芝圃在會上拋開了這個省委通過的發言稿，自己另外搞了一套，第二書記作了點名批判第一書記潘復生的大會發言。在潘復生養病期間，第二書記、省長吳芝圃主持工作，他對河南團發言稿的討論和準備是鄭重其事的。但是，他在大會正式發言時，沒有用省委通過的稿子。……
潘復生是中央委員，吳是候補中央委員，吳在發言前事先未暴露。吳發言後中央通知潘帶病參加會議。
姚：潘復生事先毫不知情、一無所知、沒有思想準備嗎？
王：潘認為上面批准我養病，不干預省委工作。對整套的突然襲擊毫不知情。原來他不想參加八大二次會議，後來應召而來。
姚：原來潘楊王同吳芝圃有不同意見？
王：原來確實有不同意見。吳提出“自留地統管。集體垮了才分”。我們不同意他的意見，贊成“自留地、小自由”。吳主張合大流，牲口集體飼養，農業合作化程度越快越好，河南合作化一兩夜就完成，省委一催，下面的合作化速度就上去了；農民還不知道，就成為合作社的社員了。吳芝圃想在合作化上搶先，想表現他這位當年毛澤東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員的工作最符合毛澤東思想。批判了我們（潘、楊、王）之後，他接着又搞了人民公社化。那時我們不了解上面的意圖，但是知道下面農民接受不了。
姚：吳芝圃批潘復生，為什麼又批潘楊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宗派集團”？
王：河南省委1958年6月6日至9月1日召開第九次全體擴大會議，傳達八屆二中全會精神，先批潘復生十多天，後來又批判分管農業的書記楊珏，楊珏和我是同潘復生一起從原來的平原省合併到河南的。在批判楊珏前，吳芝圃找我（當時任省委副秘書長）談話，吳說：“你年青，思想、能力強，對我幫助很大。你對農村工作熟悉。”他還給我倒茶，送客，似乎沒有反對我的思想。但是，不到一個月後，省委批潘楊沒批頭時，吳又說：“王庭棟的觀點同潘楊一樣，他起草的文件都是潘楊的觀點”。吳芝圃對潘楊王定性擬劃為“右派分子”，上報中央之後，中央不同意。1958年上半年反右派鬥爭結束後，吳芝圃要反“極右分子”，上面還是不同意，他就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認為潘楊王三人不是孤立的，觀點都一致，是一個“反黨集團”。反黨，不知反黨的什麼？
吳定為潘楊王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去掉了原來提出的“反革命分子”）集團，“潘楊王反黨集團”。潘楊王被戴上帽子後，潘復生官大，是中央委員，被下放到西華農場任副場長，這是一個位於黃泛區的大型機械化國營農場，生活條件好點，能吃飽，還可以吃點蜂蜜；楊珏下放孟縣任縣委委員，在公社勞動改造；潘楊王中間，我官最小，就下放到生產隊當社員，接受勞動改造。地點是許昌地區襄城縣孫祠堂公社孫祠堂大隊柳林生產隊。由一位公安人員陪送我去，把我交到生產隊後，他就回去了，我從省里原來被監視的人變成一個人民公社社員了。
分配我住的一間房子是一個社員家裡餵牲口的房子，裡面有一頭毛驢和驢槽，地下有驢糞。靠着一扇小窗下面放着一個小床和一個小桌子。小床只有木頭框架，框架上有洞，從洞中穿過繩子，上面再放一個草墊子就是我睡的小床。床單、被子都是自己帶去的。吃飯就在隊裡公共食堂吃。我是從1958年下半年起批鬥近半年後，1959年1月下放當社員的。
吳芝圃吹響了死亡號角 姚：對你們的批判是作為黨內鬥爭嗎？
王：批判才開始時，1958年6月6日至9月1日，是在省委會議上的批判，還算是講點道理的口頭批判。對潘、楊、王“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歸納為8條“罪狀”：
1、否認階級鬥爭，否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製造“階級鬥爭熄滅論”；
2、攻擊農業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優越性，宣揚“小農經濟優越論”；
3、攻擊和企圖取消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反對批判資本主義自發勢力；
4、同資產階級右派內外呼應，向黨猖狂進攻；
5、披着領導反右派鬥爭的外衣，竭力阻撓、破壞反右派鬥爭；
6、堅持發布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指省委關於開展整風運動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指示；關於不在縣級以下機關開展反右派分子鬥爭的指示；關於轉發新鄉地區大型農業社實行聯社獨立分紅自負盈虧的報告的批語；關於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爭取秋季大豐收的宣傳要點等文件，被批判為“帶有資本主義綱領性的文件”，認為“宣傳要點”尤為突出）；
7、欺騙中央，與中央的正確路線相對抗（指1957年7月潘復生在青島會議向毛主席反映河南真實情況，認為他把河南工作說成一團糟）；
8、結成反黨宗派，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潘復生、楊珏、王庭棟都從平原省調來河南，由於工作分工，接觸較多，對形勢、農村問題、整風反右等認識比較一致）。
吳芝圃和河南省委第九次全體會議認為，潘、楊、王已經形成了“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宗派集團”，同潘、楊、王鬥爭的性質，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是堅持執行中央正確路線和反對、歪曲、修正中央路線的鬥爭”。全會建議並報請中央批准，撤銷潘復生省委常委、省軍區政治委員、省政協委員會主席等職務，保留省委委員；撤銷楊珏省委常委、書記處書記職務，保留省委委員；撤銷王庭棟省委副秘書長職務，保留省委候補委員。全會責成潘、楊、王繼續檢討，徹底交待其“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並決定立即在河南全黨和全省人民中間，廣泛、深入、系統地、大張旗鼓地揭發批判“潘楊王”，徹底肅清其“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吳芝圃等當時的河南省委領導認為，開展對“潘楊王”的鬥爭、批判，徹底肅清其“反動思想”的影響，對整風和反右派鬥爭的徹底勝利，貫徹八大二次會議決議，促進河南社會主義建設躍進再躍進，都具有決定性意義。這種公開地在社會上批判潘復生的做法，違反了鄧小平在八大二次會後的意見：“對潘復生的批判只能在黨內進行，不能擴大到社會上。”
即使在省委會議上，批判鬥爭潘復生時，不准患病、發燒的潘復生坐下，不讓喝水，不准申辯。有人對他大聲責罵，有人甚至想動手打。會後，潘復生拖着病體回家，走幾步蹲下休息一會，艱難地站起來再走，很長時間才痛苦地回到家中。
姚：省委開會內部批判後，很快就公開批判了嗎？
王：省委九次全會結束後的第二天，未經請示中央批准，吳芝圃就在河南報刊上公開批判“潘楊王”。7月1日《中州評論》創刊號登了吳芝圃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右傾機會主義是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公開點名批判潘復生的右傾，把河南在大躍進中已經過左的思想路線推向極左的危險深淵，顛倒黑白地認定主要危險是“右”而不是“左”，這是造成河南非正常死亡幾百萬人的催命符，吳芝圃吹響了死亡號角。
《河南日報》從6月24日到9月2日陸續發表11篇社論，系統地批判“潘、楊、王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和觀點；7月8日起報上辟“插紅旗、辯方向、為徹底肅清潘復生的影響而鬥爭”的專欄，刊登聯繫實際批“潘楊王”的文章。河南人民廣播電台，甚至火車的播音室的廣播中不斷地播送批判“潘楊王”的稿件。大字報也遍及全省，鋪天蓋地，省直機關黨委規定每個幹部要寫100張批潘大字報，農民也要寫，有的農民一張大字報上寫一個字。在潘復生門口扎了三個草人，上面寫着“潘楊王”，後來大躍進時，村邊路口設了“躍進門”，門下也有三個草人，代表“潘楊王”挨批鬥。鄉下農民沒聽清“潘、楊、王”，就說成是批“潘閻王”。這樣做，為了煽起群眾的義憤。我駐古巴大使黃振吉從新聞媒體上看到河南如此批潘、楊、王的情況，也很奇怪，怎麼在河南會成為這麼大的問題，黨內鬥爭變成報刊、廣播中公開點名大批判幾個月，怎麼這樣干法。省里不論開什麼會，都要對“潘楊王”鬥爭，不是拉到會上批，就是到家裡來斗上一通。對我們規定時間去看大字報。對潘、楊、王是什麼問題，小孩也不理解，跟着大人起鬨，向我們家裡扔石子、倒尿……可是潘復生還是中央委員呀！為什麼省委允許社會上這樣鬥爭而不制止？幹部在會上表現態度積極，劃清界限，是怕旗幟不鮮明，應付不過去，要是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可不得了。從省委到農村，誰同意“潘楊王”的觀點，就當作“小潘楊王”挨批判；誰不同意吳芝圃和省委的這種全社會大批判的做法，就給誰扣上“包庇潘楊王”的帽子。
姚：這種大批判的鬥爭方式實際上不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預演”嗎？吳芝圃這樣批潘楊王是不是必然地直接導致“信陽事件”的出現？
王：“信陽事件”之所以發生，正是由於批判鬥爭了“潘楊王”之後，河南幹部再不敢說真話了。政治氣氛的壓力很厲害。我自己心裡想，很冤枉，從小幹革命，怎麼會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分子”？1962年平反時，吳芝圃找我談話，我質問他：“你說我‘反黨’，我反了什麼黨？我怎麼反黨了？你說我們是‘反黨集團’，潘復生是省委第一書記，怎麼就成了‘反黨集團’？不就是反對你的錯誤意見嗎？”吳芝圃支支吾吾地說：“都過去了”。“算了”。“當時戴帽子錯了”。
姚：實際上吳芝圃並沒有從思想上真心承認批判“潘楊王反黨集團”是錯誤，只是帽子戴大了而已。
王：把我打成“反黨分子”，始終想不通。對敵鬥爭時，如果被敵人殺了，是光榮的犧牲，我毫無怨言。可是，現在被自己人當成反黨分子的敵人鬥爭，我想不通。我一直對黨忠心耿耿，從小家裡什麼也沒有，一個窮學生跟着黨，靠黨培養成幹部，咱有啥理由反黨？沒有任何具體行為反黨，沒有任何反黨思想，我們只是要求為農民留下自留地、留下活命的口糧，不要讓牲畜死亡，這咋就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硬給戴大帽子。在很厲害的政治氣氛下，家屬也受到迫害、侮辱，大孩子在路上可以打我的小孩，因為是“大右派的孩子”。群眾不知真情，認為省委大張旗鼓地反對“潘、楊、王”，反對大右派，那麼肯定是真正抓住了真的大右派。查查當時這樣搞法的根據，原來只是在八屆二中全會後省委內部開會解決潘復生問題，並沒有要求全社會對“潘楊王”公開地開展群眾性鬥爭。吳芝圃非這樣搞不可，一定要搞成群眾運動，說明他的極左思想太極端了。
對吳芝圃的極左思想和做法，不少同志是有看法的，對我表示了不同形式的同情。李雪峰在鄭州看見了我，問我：“小王，你咋搞的？！”作為華北局第一書記，他其他話也沒有說，也不好說。高揚後來是河北省委書記、中央黨校副校長，在抗日戰爭時，他擔任地委書記，我是他的秘書長。1958年他是冶金工業部副部長，後來又擔任中央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大煉鋼鐵時，吳芝圃吹牛說，河南的鋼鐵日產量超過美國。正好上海鋼鐵廠生產缺少生鐵，中央就派高揚到河南催辦調運生鐵。高揚到現場看了以後，認為沒鐵可調，因為不能調運這種土法煉鐵的燒結鐵或者廢渣去煉鋼，他如實向上反映說，河南的鐵不能用於煉鋼，這種燒結鐵不能往上海調。吳芝圃反過來批評高揚反對大煉鋼鐵，反對大躍進和三面紅旗，高揚就受不了。最後，由於高揚到河南講了實話，也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發配到雲南的小工廠勞動改造。當時沒法說話，還沒說就被打倒了。後來擔任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的李琪，也是我從前工作的老領導，見我時說：“小王，你受苦了。”當時，就是這麼個環境。據說，胡耀邦也講過，“那時都不敢去河南了。”因為去了，看見真相了，講不講真話？講了真相，就遭惡運。
社員連吃一頓飽飯的權利都沒有
姚：你下放當社員勞改，農民對你怎麼樣？
王：農民很實在，通過大批判的具體內容，知道“潘楊王”的觀點，農民說：“這些人是為咱好，是好人。”但是，生活上按上級安排，要我住在驢圈裡。從省委直接下放到生產隊勞改，從1959年到1961年這三年最困難的時期，我都是吃隊裡的公共食堂，吃社員同樣的飯，多盛一點也不敢。每頓飯每人兩大勺，盛上一大碗，其中每一勺有兩塊紅薯干，剩下的就是野菜和紅白羅卜，後來羅卜也吃不上，基本上沒有糧食吃。河南省吳芝圃規定4斤紅薯頂1斤糧食，其他省是5比1，可為農民多留點紅薯（記得我在1968年到湖北天門縣插隊時，生產隊裡也是規定5比1，有幾次分糧食時，生產隊長還對我這個隊裡唯一的知青按7斤紅薯頂1斤糧食發放。社員們對如此“特殊化”也並沒有提出異議。讓我至今感念！——老高注），而河南4比1是為農民少留點。一天兩頓都只是兩瓢湯。
我雖然是社員身份，實際上作為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對待，我還有糧票，交給生產隊。1959年下地勞動，日夜連軸轉，大躍進時都是乾重活。吃飯，裡面只有兩塊白薯干，白天幹上一小時重活，出汗多，再尿上一泡，肚子空了，餓得站不起來。黑夜也在地里幹活，農民爬不起來也得起來，婦女也得出工，主要是平整土地，晚上看不清，在地里挖了幾個大坑。結果，平地挖成坑，胡挖！今天挖過來，明天又挖過去。抗旱時，要求農民晚上推水車從井裡提水往地里送水澆地，農民累得不行。我摸到了公社幹部的活動規律：後半夜1點鐘，他們騎着自行車去各隊檢查勞動出勤情況。他們走近了，才能看見人；在遠處只看馬燈亮不亮。我把馬燈掛在井台上，遠處看有燈。社員每人帶着蓆子來，白天幹活晚上累的不行就躺在蓆子上休息，公社幹部不到跟前也看不見，無法統計誰出工了沒有。我有手錶，估計到晚上1點幹部要來了，就在12點多時叫醒社員起來干一會，等他們檢查完走了，再接着睡。老百姓挺高興。
有一天，生產隊隊長找我，喊：“王秘書！”我說：“我不是秘書長了。不是秘書。”隊長說：“至少是秘書。”他問我：“辛辛苦苦幹了一夏天，咱們吃一頓白面饃行不行？”當時，徵購糧基數很大，特別是小麥幾乎全徵購走了。小麥一打下來，上面就催着交公糧，十幾輛馬車就把打下的麥子全給送走了。我說：“就讓社員吃一頓飽飯吧！”隊長說：“今黑夜就干。晚上作扣子饃。”打下的麥子連麥粒一攬子全放在碾子裡，磨成比全麥粉還粗的麵粉，用大食堂的大蒸籠，十多層，蒸一根根的長條條的扣子饃。蒸出來，馬上就分給社員吃。老百姓餓了多少日子，好容易吃上一頓飽飯，高興得不行。我想社員勞動強度大，口糧又少，身體不行了，就對隊長說：“社員身上沒勁，咋勞動？吃吧！”後來不知什麼人向公社報告了，公社書記說：“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王庭棟煽動社員大吃大喝，破壞統購統銷。”公社書記把村上幹部叫去罵了一頓，接着又召開大會批鬥我，我承認：“我同意農民吃一頓飽飯。社員餓得不行了，就吃上一頓飽飯。”會上喊口號：“打倒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王庭棟！”對上面有了交待也就行了。這樣，社隊幹部都表演了一番，上面也沒辦法。現在想想，農民勞動一年，就吃了一點點收穫下的小麥，就吃一頓飽飯，還要批鬥一番。社員連吃一頓飯的權利都沒有！只允許社員留秋糧——白薯，不讓留小麥。農民吃上一頓白面饃，還犯了破壞統購統銷的罪！這就是大躍進中間河南的鬥爭方式。
“跟着王庭棟，吃得走不動”
1959年廬山會議後上面批了彭德懷，每逢什麼節日，縣裡、公社都要把我拉去再斗上一頓，口號改變成：“打倒彭德懷的應聲蟲、彭德懷的徒子徒孫、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王庭棟！”在這種政治運動面前，是不可抗拒的。不論什麼政治性節日，都要我們出場點綴一番，造成特有的政治氣氛，不然所在的縣社對上面交待不過去。我們也習慣了，愉快地接受這種例行公事的鬥爭。1958年在省城鄭州，吳芝圃批判“潘楊王”時，很多人不理解我們的觀點，把革命者的火氣充分調動起來了，把年青人、小孩的無知的熱情也煽動起來了，出現了圍攻、侮辱人格的非理性行為。但是，到了農村，反而比較安全。農民聽說：“潘閻王”來了，就圍在地邊看我這個“閻王”的兇相，後來一看，也是同他們長得一樣、干同樣活的社員，又從批判大會上接受了反面教育：發現“潘楊王”是為農民說話才下放挨批遭罪的，反而偷偷地從心裡同情、可憐我這個“潘閻王”。我常常發現，我住的驢圈的小窗外窗台上常常在黑夜裡有農民放的小瓶瓶，裡面裝着些鹽醃過的樹頭芽。我問社員：“弄些醃樹芽放我窗台上，啥意思？”社員說：“王秘書，你跟咱們社員不一樣。你過去在城裡當幹部，不習慣這勞動。怕你身體頂不住。哎呀，真沒啥可送你。就送樹頭菜給你，要保住身體！”從批判會上發言的很具體的內容，潘、楊、王的言行中，農民實事求是地得出結論：“這些人為咱農民好！”越是大批判，社員越清楚地看出了：“這些人不是壞人，是想着農民的好人。”一直到現在，到了河南，一說“這是‘潘楊王’的王庭棟”，河南人對我就非常熱情。我後來去登封，人大主任本來不認識我，一聽“潘、楊、王”的王來了，就熱情極了。說過去批判你們，現在認識到了，你們才不是壞人，是真正的好幹部。我離開河南好久了，但是只要一提起“潘、楊、王”，對我都很親切。為什麼有些大官，來去匆匆，人們都忘了他們的名字？為什麼對“潘、楊、王”這麼親切？農民很實在，說：“他們是好人。”登封的幹部也說：“一定要看看潘楊王。受那麼大罪，挨那麼多批。”總之，到農村當社員勞改的三年中，我看到了農民真是實心實意的。這一點，是吳芝圃始料未及的。
姚：歷史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但是，畢竟當事人和家人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和犧牲。
王：我當過省委副秘書長，官不小，有什麼名氣？但是，在河南一提到“潘、楊、王”就都很熱情。吳芝圃那些人在批鬥“潘、楊、王”以後都掌握了實權，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成為全黨、全國的大紅人。但是，吳芝圃採取的政策是餓死幾百萬老百姓的政策。因此，河南老百姓作出了歷史評價：“跟着吳芝圃，受了三年苦”，“跟着潘復生，一天吃一斤。”1962年平反後，我到新鄉工作，擔任書記，仍然貫徹落實曾被批判過的一些政策，老百姓說：“跟着王庭棟，吃得走不動。”
1962年平反以後，理應回原單位工作。但是，吳芝圃同我談話時講：“你對農村工作有經驗。現在，農村有困難。你到下面工作，幫助渡過困難局面。”雖然，1962年對“潘、楊、王”的甄別、平反，是經過黨中央、毛主席審批的。實際上，1960年冬天就在醞釀，後來不平反，省委的會都開不下去。王任重（中南局第一書記）到河南做工作時說：“一個人走路，左了右了，都會摔下去。”實際上是說，左、右都不對。1962年的平反，沒有留尾巴。我自己也寫材料感謝黨，為我們平反。還承認自己有“右傾”思想，要認真改造。當時，思想、環境只能這樣講。後來批“翻案風”，沒說對我們甄別、平反是過去有錯誤、不對。但是，這次對“潘、楊、王”的批判鬥爭，深深地教育了我：黨內鬥爭比對敵鬥爭還殘酷。
姚：對敵鬥爭，犧牲了是烈士。黨內鬥爭，被批判、鬥爭，如果不平反，永世都是“敵人”、“反黨分子”。永遠翻不了身。如果自殺了，就是叛徒。確實黨內鬥爭很殘酷。潘復生、楊珏平反後，分配什麼工作？
王：1962年平反以後，楊珏恢復了省委書記職務，以後分配到北京，在華北局經委工作。潘復生由李先念提議任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主任，文化大革命前任黑龍江省委書記。他又在“文革”中被打倒，說他是“叛徒”，他的命運很慘。到後來，很長時間才說調查清楚了，可以從瀋陽農場回來，沒事了。結果，突然心臟病發作去世了。心情太興奮，心肌梗塞。在潘復生長期被審查期間，他夫人上吊了，小孩也都從部隊裡被趕出來了，家不成為一個家。整了那麼多年，最後又沒事。他突然從緊張中松下來，反而樂極生悲，離開了人間。幾個小孩受打擊太大，媽媽早死了，爸爸也死了，兩個女兒兩個男孩原來都在部隊，後來為了與反黨集團劃清界限，所在單位也都把他們調出部隊了。他們也就沒有更好的學習、工作機會，作為被管制的黑幫子女，只能結婚、一般工作、退休。
“一個個都抬出去埋了，今後靠誰勞動？”
姚：吳芝圃在河南非正常死亡幾百萬人以後，是否真心認錯了？
王：他是“潘楊王”的對立面，絕不會向右傾機會主義屈服。他不會認錯，聽我們的。實際上，他一直往左的方面滑得更遠了。
吳芝圃當年講：“毛主席要我們‘四、五、八’，我們就要一年過黃河，再一年上500斤，過長江。只有這樣，才能跟上毛主席。”他決心爭當左派。他的意識上也有問題，在平原省同河南省合併時，吳芝圃想當第一書記。原來的河南省委書記張璽調到國家計委任副主任，張璽走以前交待，吳芝圃不能當第一把手，他推薦從平原省來的潘復生作第一把手。這是張璽的姑娘前幾年對我講的。因此，吳芝圃對此一直不服氣。河南、平原兩省合併後，省委開會，吳芝圃只是禮節性歡迎，後來正式討論工作，吳就不想參加，使秘書長為難。他在家裡研究甲骨文，搞學術勁頭大，當過教員，有知識。但是，他作為省委第二書記，應該幫助還不熟悉河南情況的潘復生（第一書記），而吳很消極。同時，吳芝圃又專門收集潘復生的言論，他做這種事很積極，早有準備，早作了準備。對潘復生看到牲口死了，發脾氣；對合作化的評論等等，吳芝圃都注意搜集，認為是非常有用的話。在關鍵時刻，一有機會就一下都拋出來，作為炮彈攻擊潘復生。平時不積極參加會議，但是卻花大氣力認真收集對方言論，在重要時候拿出來用。在潘復生有病休息時，中央要吳芝圃主持省委工作，勁頭更大了，決心要作省委第一把手，這樣也必須徹底打倒潘復生才行。吳芝圃當過小學教員，人稱“吳夫子”，很有修養，有學問，我們原來都尊重他。河南杞縣人，杞人憂天的杞人。他這麼個人，很難識別。潘復生要求自己很嚴格，從來不講平原省，只說向河南學習。批潘復生的錯誤，我也有責任，收集資料，起草文件，提供的意見中有右傾傾向，向中央提供的材料中有一些陰暗面。楊珏也是這樣，過份注意這些陰暗面。
對吳芝圃批判潘復生右傾機會主義的發言，毛主席拍手了，表態了，這樣，此後誰也不敢說話了。如果不批潘復生，等於反對毛主席了。總之，大家黨內都是看上面的風，看上面的什麼路線，都認為毛主席看的遠。
姚：什麼時間河南省委認識到批“潘、楊、王”錯了？餓死了幾百萬人，還不認錯嗎？杜潤生說，餓死人了，他心裡想，毛主席錯了，但是，不敢說。
王：老百姓在地里對我說：“王秘書，農村情況，毛主席真不知道？毛主席要是真知道了，他也不這麼幹了。”“你們這麼些人，王秘書真知道情況。你們有什麼辦法？真沒辦法！朝廷真出奸臣了！”老百姓絕對沒有反對毛主席的意思，也沒有人去搶國家糧庫。我勞動改造所在的許昌地區，死人還不算最嚴重的地方，幹活那麼厲害，又只吃那麼一點東西，說浮腫就都浮腫了，慢慢地就乾死了，肉皮緊貼着骨頭，餓得不能勞動，男的強勞動力就干不動了；女勞動力閉經，肝炎男的少女的多，不少女的子宮下垂。後來老百姓對我說：“王秘書，上面要咱勞動，咱願意勞動。可是，現在一個個都抬出去埋了，今後靠誰勞動？”眼看着一個個勞動力不行了，餓死的，抬出去。一個村死上3—5個人是少的，餓死與病死分不清，死了就算是有病的，營養不良而死去。信陽地區非正常死亡人數最多，有的縣死了一半，光山縣死人比活人多，估計死了70％。的的確確、明明確確餓死人，因為樹皮都吃光了，人的兩條腿都走不動了。
不准逃荒：省上發文“打擊流竄犯”
姚：河南歷史上災年都逃荒，為什麼1960年不逃荒？
王：不准逃荒！河南省發文“打擊流竄犯”，認為逃荒是為社會主義抹黑，是反對三面紅旗，是“流竄犯”。快餓死的老百姓在河南沒有逃荒的權利，沒有外出要飯的自由，只能在河南家裡活活等死、餓死。公安人員堵住路口，村幹部也反對逃荒。不准外出要飯！中國老百姓真可憐！公安人員打擊流竄犯，是打擊罪犯，這樣對待可憐的河南農民。
姚：抓住怎麼辦？
王：流竄犯，犯法！
姚：吳芝圃沒有受到任何處分，又易地升官了嗎？
王：吳芝圃調到中共中央中南局任書記，安徽的曾希聖調到西南局任書記。河南、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數最多的兩個省委書記，都是上調了。劉建勛從廣西調到河南擔任第一把手。平反，還是由吳芝圃分工負責的。劉建勛到河南採取了三大措施：1、小小隊，即公社劃小；2、“借地”，地荒了，“借地”到戶；3、開放自由市場。老百姓反映，如果沒有這三大措施，就渡不過這個困難時期。文革初期造反派提出“打倒劉建勛”，農民和幹部，包括我思想上都想不通。吳芝圃到中南局反而受到保護。劉建勛文革中最後也沒有結論，心裡不平衡。最後臨終前，習仲勛等兩位領導去醫院看望劉建勛時講：“建勛同志，你是好同志，為黨做了大量工作，對黨是有貢獻的。相信你的問題一定會處理好的。”後來，劉建勛的事也沒人管了。“批鄧”是華國鋒讓他去的，毛主席、黨中央要批鄧，他也沒辦法不去。他在批鄧會上當然有所表現。要不然，有人又會批劉建勛。這也是黨內鬥爭的複雜性和殘酷性。
姚：紀登奎在批“潘楊王”時的態度如何？
王：紀登奎是一位很好的同志。抗日戰爭時，當過縣委書記，後來隨軍南下，隨着當時上面的政策，左的右的錯誤也都有。如土改時的“村村點火、戶戶冒煙”政策，也得執行。他後來擔任許昌地委書記，又調到工業部門擔任洛陽礦山機器廠廠長。趙紫陽當時是南陽地委書記。紀是很能幹的人。平原省同河南省合併以後，在批判“潘楊王”的鬥爭中，紀登奎的發言是公道的。
姚：紀登奎對我講過，吳芝圃在省委會上要大家舉手表決：“河南糧食產量是300億斤、400億斤，還是500億斤？”不同意500億斤就是右傾。
王：吳芝圃搞這種300億、400億還是500億斤，以領導舉手表決代替統計的辦法，就是有意識地弄虛作假，而且由集體共同承擔說假話的責任。紀登奎在鄭州會議期間表現也好，同意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而吳芝圃主張大隊核算，不贊成以小隊為核算單位。毛主席說，要以小隊為基礎，腳在下邊。吳芝圃當面同意了，等毛主席一走，吳芝圃又要維持大隊核算的體制。紀登奎向毛主席如實反映了吳芝圃的這些情況，毛主席對此很惱火。後來，又開了第二次鄭州會議。紀登奎敢反映吳芝圃的左傾錯誤而且拒不改正的情況。實際上，吳芝圃是個兩面派。
姚：毛澤東在“文革”初期說紀登奎是他的老朋友。
王：毛主席每年坐火車南巡，從京廣線去，由京滬線回京。經過新鄉、鄭州、洛陽等地時，常叫相鄰地區的地委書記到火車上去匯報，他詢問下面情況以及市場動向，我有一次在座。我負責記錄，害怕記不全，專心作記錄，很少發言。毛主席不太高興說：“你這個秘書長保密呀！？”對我沒有多發言不太高興。毛主席批評吳芝圃“不懂商品經濟”，“左得可愛”。
姚：毛澤東認為“左”是方法問題，是可愛的。而“右”是立場問題，敵我矛盾性質，是可恨的。
王：紀登奎在1966年已擔任河南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在受衝擊時，態度好，一再表示“我有錯誤”。毛主席認為紀登奎能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又聽過他多次匯報，就說過紀是他的“老朋友”的話。此後不久，中央就把紀登奎和李德生調到北京，負責過掌握北京軍區的重任。毛主席在廬山會議後，讓他們去軍委辦事組“摻砂子”。他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時，負責日常業務工作，也盡力保護一些人，不冒冒失失，很辛苦。“文革”敢到群眾中去，到工人中去接受批判，家裡人都見不着他。後來得到造反派的信任，又被說成是“二七公社”的後台。
吳芝圃臉成了紅布：餓死幾百萬人反而升官
姚：還有一個問題，是毛主席對“潘楊王”事件是什麼態度？
王：在吳芝圃八大二次會議上以河南省第二書記的身份，公開發動突然襲擊，點名批判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時，在主席台上的毛主席拍手了。這種地點、時刻，對這種發言鼓掌，可能表明了他的態度。接着免去潘復生第一書記，任命吳芝圃為第一書記的決定，應當是得到毛主席首肯的。
後來，在董必武為書記的中紀委等中央許多部門認真調查反映了河南信陽地區餓死幾十萬人的嚴重情況後，毛主席批示，信陽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需組織力量進行民主革命補課。並沒有批評指責吳芝圃的左傾錯誤。因此，吳芝圃上報中央，要把信陽地區地委書記和10個縣委書記作為階級敵人槍斃。吳芝圃沒經過地委直接到固始縣召開萬人大會，宣布原縣委書記楊守績是反革命，並將其逮捕。實際上，楊守績在1959年出現浮腫病和餓死人時，未經地委直接向省委寫了報告，反映了真實情況，要求撥給糧食。吳芝圃逮捕楊守績正是為了捂蓋子，掩飾自己的錯誤。並將信陽地區8位縣市委第一書記開除黨籍、逮捕法辦，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打死了副書記張福鴻，吳芝圃報中央擬定馬死刑，毛主席說，我還沒有殺過一個縣委書記，判死緩吧。其餘縣市委書記統統被撤換。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停職檢查，9個地委常委只留下2個沒有動，其他副書記、部長靠邊站檢查。信陽農村20多萬基層幹部集中進行“特殊訓練”，調用部隊將他們用繩子一個個拴起來武裝押運。吳芝圃在信陽進行了一次全面徹底的大奪權。
信陽地區一些被撤職、逮捕的縣委書記說，我們縣裡餓死這麼多人，把我們槍斃100回都不冤枉。但是，我們執行的政策，沒有一個是我們自己創造的土政策，都是省委的政策，我們可是按省委指示干的呀！
信陽地委副書記、行政公署專員張樹藩的遺作：《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中，回憶了他當着李先念、陶鑄、王任重等人的面，同吳芝圃的對話。當時吳芝圃說：“樹藩同志，信陽地區發生的問題，省委事先一點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裡了。聽說你和路憲文（地委書記）認識不一致，你怎麼不找我談談呢？如果早找我談談，不就避免了發生這樣大問題嗎？”本來不想對中央領導說什麼的張樹藩，在吳說了謊言後，說：“芝圃同志，你真的一點情況都不知道嗎？那麼地委給我戴上右傾帽子，對我進行幾個月的批判鬥爭，這不是省委批準的嗎？既然是省委批準的，又是根據什麼批的，還不就是根據我在生產救災會議上的講話，在地省委估產時地委定的高，我說的少，反瞞產時我在遂平縣不僅沒反出瞞產，又拿出700多萬斤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以及說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打死人是國民黨作風等，才給扣上嚴重右傾帽子進行批鬥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據，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見嗎？芝圃同志，怎能說省委一點情況都不了解呢？對我的安排不都是你的安排嗎？我還找你談什麼？”吳芝圃的臉紅得成了紅布，確實相當難堪。陶鑄看張樹藩還想談，加以阻止說：“不要往下說了，我們都清楚了，過去批判錯了，我們給你平反，不要再說啦。”
張樹藩的遺作指出：“信陽事件的發生，與此前河南省開展的一些錯誤的政治運動有很大關係。1958年，河南曾發生過震動全省的‘反潘楊王事件’，在吳芝圃主持下把潘楊王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在全省到處抓‘小潘復生’，‘插紅旗、拔白旗’，批鬥了一大批說實話辦實事的黨員、幹部。這些極左的做法使人人自危，黨內生活極不正常。從此，很多人都瞪着眼睛說瞎話，浮誇風、共產風、一平二調風，特別是幹部的強迫命令，瞎指揮風，就大刮起來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1958年秋，省委擴大會議上，吳芝圃在報告中說，歷史上有一個人手執寶劍，指石為金。過去人們說‘巧媳婦做不出無米粥’是錯誤的，現在‘巧媳婦’就能做出‘無米粥’。就是吳芝圃這樣一些意想天開的宣傳鼓動，把本來已經完全脫離實際的‘大躍進’又推向了高潮。這就是造成信陽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信陽事件，實際上也是河南省事件，以吳芝圃為首的河南省委應負主要責任。”
但是，吳芝圃並未受到嚴肅的批評與處理。1962年4月8日，河南省委作出為潘楊王平反的決議，認為潘有錯誤，實際上留有尾巴。1962年5月2日，中南局批示，說吳芝圃犯了“左傾蠻幹的錯誤”，結果到中南局當書記，去上一級黨組織繼續作更大的官了。想來，對吳芝圃的這些結論和處理是經過毛主席同意的。
姚：最後還有一個問題，吳芝圃批“潘楊王”是錯誤的，你們當時有哪些政策主張，後來被批判呢？
王：你看看這份資料《河南省的“潘、楊、王”事件》，其中有張林南（河南黨校黨史教研室）寫的《關於反“潘、楊、王”事件》一文，原載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河南省委黨史委編的《風雨春秋》書中。……
姚：批“潘楊王”以後，是非顛倒，造成河南幾百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慘劇。還有那些具體的嚴重後果與評論？
王：這本資料《河南省的‘潘、楊、王’事件》中有一些可作參考的信息。包括：
1、批判“潘楊王”的“生產悲觀論”、“河南特殊論”，高指標的浮誇風更烈。
吳芝圃等提出一年實現“四、五、八”（《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定12年達到的目標）、水利化、“四無省”（無蒼蠅、蚊子、老鼠、麻雀）、消滅文盲、實現綠化。1958年5月宣布全省實現水利化，7月放小麥衛星西平縣和平社畝產7320斤，新鄉專區日產鋼鐵120萬噸大衛星。
2、批判“潘楊王”的“小農經濟優越論”，大刮共產風。
1958年8月6日毛主席視察河南七里營人民公社後，8月底河南全省實現人民公社化，全國第一。省委規劃4年過渡到共產主義。1958年夏，1959年秋“一平二調三收款”，剝奪農民20多億元。大辦水利，1959年冬—1960年春平調3.3億元。大辦公共食堂，剝奪農民自留地、家禽家畜、直至鍋碗瓢勺，不准農民家裡開火。大躍進時公社大隊勞動軍事化，大兵團作戰，強迫群眾光膀子，化妝唱歌，連軸轉。建共產主義新村，並村拆房大搬家。
3、批“潘楊王”經濟上“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結果高估產、高徵購，後餓死人。
批判、停止執行“潘楊王”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政策，認為是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反對統購統銷的“右傾錯誤”，結果大搞浮誇，高估產，高徵購。1958年糧食產量實際281億斤，高估到702億斤；1959年大旱災，糧食實產194.9億斤，吳芝圃主觀定為450億斤，不准動搖。高估產必然高徵購，1958年徵購糧食80.8億斤，占實際產量的28.7％；1959年徵購72億斤，加上公社自籌糧和周轉糧，仍為80.8億斤，占實際產量的37.14％。兩年多徵購60多億斤，不少地方把種子、飼料糧、口糧都交了。還不准群眾家裡冒煙（做飯）、不准挖野菜、不准逃荒、不准上訪告狀，認為這是階級敵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故意給社會主義抹黑。導致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嚴重後果。餓死人最多的信陽地區，1958年糧食產量56億斤，1959年大旱百日沒下雨，地委估計72億斤，實際上產20多億斤。各縣都超額徵購了糧食，出現透底糧，有外出逃荒、浮腫，還繼續反瞞產，光山縣要郵局扣壓反映實情的信件12000封，有一個村23個黨員，餓死了20個，剩下的3個黨員向省委寫血書求救，被省委秘書長戴蘇理扣壓並要查處。
4、“信陽事件”中，光山、商城、固始、潢川最為嚴重，河南非正常死亡200萬人。
1961年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說：“我到光山去看過，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確實這樣，這不是什麼右傾機會主義攻擊我們，這是真的。先念同志對我說：‘西路軍失敗慘得很，我沒有流淚，到光山看到這種情況流了淚。’是痛心哪！”“如果把自留地堅持下來，小自由多一點，即使是反革命破壞，人也要少死好多。既沒有自留地，又不讓群眾挖野菜，又把小鍋砸破，群眾根本不能搞一點吃的。嚴重的地方食堂停伙90天，不准群眾家裡冒煙，難道還不痛心地接受這樣的教訓嗎？”
李富春副總理到河南吃着摻上野菜的面糰子感慨地說，如果河南人民都能吃上這個就好了。
周恩來總理親自批給吳芝圃一封群眾來信，反映商城、羅山、息縣有些地方食堂停伙，以致餓死人的現象。而吳芝圃未予重視，一意孤行地反右傾，反瞞產，抓階級敵人，最終結果是河南經濟遭到了極大的破壞。……
難道這樣悲慘的令人痛心和震驚的後果，不能促使我們對河南吳芝圃“反潘楊王”事件進行深刻的反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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