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早期国民党人中有很多发动暗杀的死士，那么共产党人中有许多发动政变的高手。志士仁人们都讲求“投入产出比”，但也有不同：发动暗杀，是着眼于“代价最小最小最小”，成本仅为自己一人或三两同伴的生命；发动政变呢，是着眼于“成果最大最大最大”，一举夺得全党、全军、全国领导权
◆高伐林
自从江泽民上任以来的20来年，尽管有几番政坛争斗，但在最容易起争端、起杀心的权力交替问题上，总算保持了平顺，甚至还建立了某些成文不成文的游戏规则。民主虽谈不上，毕竟有了一定的可预见性——黑箱外面的观众，也能根据这些游戏规则，对博弈游戏结果，猜个八九不离十。人们于是期望，“血雨腥风中交班”，在中国成为永远翻过去了的一页。
却突然爆发了薄熙来、王立军事件。
“政变”这个词，一夜之间回到了我们身边。更准确地说，它一直就没离开，突然冒了出来，让人惊悚：黑箱之内有多少鲜为人知的可怕力量，而约束它们的游戏规则，又是多么脆弱！
很希望哪位识者写出一本《中国现代政变史》，认真探究政变的内外规律。
什么是“政变”？辞典上有解释：指统治集团内部某一部分人通过密谋策划，采取非法的、非程序的军事或政治手段，夺取领导权的行为。政变如果成功，会造成权力的转移、政府的更迭，甚至政体的改变。
这部书，光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部分，恐怕就会是厚厚的几大册！
政变，离不开搞策划，也离不开抓武力；必有奉天承运，也必有坑蒙拐骗。有政变就有反政变；有真政变也有假政变；有突然袭击，也有后发制人；有大谈特谈“政变经”，实际上啥也没干的“口头政变派”；也有不哼不哈，“闷声发大财”，“咬人的狗不叫唤”；有大叫某人“政变”来发动政变；也有拖人下水让其“被政变”……假借民心，矫诏上意，援引敌情，乃至天灾，人祸，没有什么不能用来搞一场政变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这部书，想必会是一部集阴谋诡计大成的百科全书。
如果说早期的国民党人（包括同盟会等等）中有很多发动暗杀的死士，那么共产党人中不论早期还是晚期，有许多发动政变的高手。虽然志士仁人们都讲求“投入产出比”，但也有不同：发动暗杀，是着眼于“代价最小最小最小”，成本仅为自己一人或三两同伴的生命；发动政变呢，是着眼于“成果最大最大最大”，一夜间能够夺得全党、全军、全国的领导权。
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政变史——或许建党之初三五年可以除外。自打“四一二”之后，明的不行来暗的，文的不灵来武的，“程序”呀“规则”呀“合法”呀“公开”呀，就都专属于“右倾机会主义者”“本本主义者”的帽子了。以密谋团体起家，靠武装夺权得手，进城了，掌权了，已是第三代、第四代了，积淀在心、成为遗传基因一部分的，仍然是“目的正确，不计手段”，“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是胜利者写的”。
——这部书，不能没有对政变者的心理成因与畸变的剖析。
政变，算得上是个贬义词，然而，史上政变，并不都出于坏的动机、引出坏的结果。例如1976年10月那次拿下“四人帮”的政变，就打破了禁锢，中国的翻天覆地才有了可能。历史有时就僵在某个节骨眼上：当权者没有变革的动力，老百姓没有变革的实力，难怪何频说“期待下一次政变”——这种关头，要想打破现状，唯一能指望的，也就只能是政变了！
然而，政变动用阴谋手段，破坏合法程序；政变势必激得对方反击、镇压，政变一起，鲜有能守住法治、规则底线，有理有利有节地斗得恰到好处，不善始，更难保善终。一场“超限战”打下来，对民众，对中国，从生态环境到精神资源，从长远看，得失又是如何呢？
——这部书，最应该从长时段，来总计政变的收支账目。
不将中国现代政变史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中国政治，恐怕难以走上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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