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亲手杀过人吗？

    余不洁

在文革结束初期，人们普遍认为毛泽东在政治斗争中更偏爱实施精神凌迟，而不是直接杀掉对手。从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受尽屈辱和折磨后悲惨死去的历史中，人们也隐约体会到毛泽东似乎有意不让自己的手沾血。而且，这种看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几乎成为一种共识。以研究毛泽东而闻名世界的美国政治学家和汉学家斯图尔特·施拉姆在1966年出版的《毛泽东》一书中曾经写道：“现在并无证据证明，毛泽东像许多握有绝对权力的人（尤其是斯大林）那样，以杀戮或折磨革命敌人或自己的政敌为乐事。但是，只要他认为必要，他从来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的。......他绝不发慈悲，也不要求别人的慈悲。（《毛泽东》143-144页施拉姆著中央文献研究室翻译红旗出版社出版）

然而，随着后来历史文献和资料的不断披露，上述结论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单单将刘少奇被批斗过程拍成彩色电影供毛泽东欣赏这一件事，就足以让人质疑毛泽东对“折磨革命敌人或自己的政敌”没有快感的说法。那是一个百姓只能拍摄黑白照片的时代，拍摄彩色电影实在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从后来披露出的一些零星史料中可以看出，对于刘少奇这类钦犯，毛泽东对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清楚，而处置过程也都在毛泽东的控制之下。换句话说，毛泽东等于看到了这些人从受摧残到屈辱死亡的全过程。试想一下，如果对折磨人没有兴趣，一个人如何能耐心审视这样的过程？当然，由于官方档案的控制，人们只能见到有限的片鳞半爪，无法一窥全貌。不过，我们通过仔细阅读官方正式出版的毛泽东文集，也可以对毛泽东的秉性和偏好得到比较直接的感受。以下文字全部摘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卷，时间自一九五一年一月到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华北新区约有二千万左右人口是在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年两年内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至今这些地方的地主威风还有很多没有打下来，贫苦群众不敢抬头。”第二卷36页“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第二卷47页

“广东必需有计划地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才能降低敌焰，伸张正气，望妥慎布置施行。”第二卷51页

“广西工作大为开展，歼匪九万余，处决匪首恶霸三千余，土改亦已发动，匪焰大落，民气大伸，成绩甚大，我及中央同志都很高兴。”第二卷63页

“华东局给福建省委电所说肃反应注意之点，我以为是对的。即为了打落敌焰，伸张民气，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第二卷70页

“尚昆同志：镇反工作的重要材料，请随时送给我。另件请传阅发出。毛泽东三月九日”

“尚昆同志：凡各地镇反电报及综合报告，均请清出送我。毛泽东三月二十日”第二卷158页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大量摘录毛泽东的原稿，就是让人们对他能有一个稍微全面的认识和感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编入毛泽东一九五一年的文稿４０９篇，其中关于指导镇反的文稿一百零三篇。当然，这仅仅是收录进此书的部分，相信这绝非全部。想当时内战甫平，民生憔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理应是要务。然而，从这镇反的一百零三篇文稿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不仅给各大区中央局的指示，而且还直接对大区下属各个省市逐个进行具体督导，并划出杀人的规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毛一再要求杨尚昆将“凡各地镇反电报及综合报告”送达。说毛泽东对此项工作缺乏热情，显然不能令人信服。相反，仅仅从引用的这有限几篇文稿的字里行间，人们便足以从中体会到毛泽东对于杀人的兴趣。所谓“不以杀戮或折磨革命敌人或自己的政敌为乐事”的论断，显然是过于草率了。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便是，毛泽东究竟如何从一个乡间书生毛泽东，变成了以杀人为乐事的领袖毛泽东？相信有很多人在阅读毛泽东的各种传记中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当年，毛泽东将秋收暴动的队伍带上井冈山，不久之后便痛下辣手、杀掉了在军中颇有威望的四个黄埔出身的军官——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一营营长黄子吉，手段之狠毒、身份转换之快令人吃惊。官方所谓陈浩等人擅自将队伍拉出井冈山而受到处决的说法根本不能服人，毕竟毛泽东擅自将部队拉上井冈山在先，陈浩等人将队伍拉出在后，而陈浩等人的行动未必不是受党中央的影响。如何处置陈浩等人或许有多种选择，将陈浩等人放逐也不失为稳妥之策，但毛泽东却偏偏选择了最狠毒的方式。陈浩至死都在说，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连毛泽东最后都不得不在他的尸体上覆盖红旗。毛泽东杀害陈浩等人可谓初试牛刀，首开中共屠杀自己同志的先河。虽然此后又有王佐、袁子才与手下六个连长等一起被害，红四军2000余人被打成AB团被杀，江西省委被一网打尽，红20军全体军官被处决，九死一生到达新疆的西路军高级干部黄超、李特等被密裁以及红军改编后后张国焘旧部高敬亭和其亲信被枪决等一系列事件，但毛泽东最初是如何越过杀人这道坎、此前是否经过特殊历练，显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我们或许能从毛泽东早年获得两万大洋的故事中一窥端倪。

毛泽东从章士钊那里获得两万大洋的事情，现存的各种毛泽东传记罕有记载。甚至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当今大陆最具权威性的《毛泽东传》对此段历史亦付之阙如，毛泽东一生显然对此事讳莫如深。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2002年6月首次公开披露了这段珍贵的历史资料，引起人们对毛泽东一生中最神秘的经历的关注。学者钱文军以大量而详实的史料为依据令人信服地证明，毛泽东并没有将此巨款用于他所谓的革命事业，多篇文章提及毛泽东利用这笔巨款办了若干个工厂。从侥幸存留于世的毛泽东家庭账簿——“清抵簿”上可以发现，毛泽东家确实拥有一个织布厂，只是具体规模不详。这家织布厂在毛泽东父亲在世之时并不存在，显然是由毛泽东亲自创建。

至于毛泽东如何把这笔原本用于资助湖南学生勤工俭学的巨款变成其私人财富，学者陈小雅的著作《毛泽东的“第一桶金”》在一个全景式的历史画面中给读者复原了整个事件的基本轮廓。从中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至少贪匿了一万大洋（这笔钱在北京当时可以买座贝勒府）。而且为了贪匿这笔巨款，毛泽东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其中令人震惊的是当年陪同毛泽东面见章士钊的青年才俊彭璜、也是两万大洋的唯一见证人几个月后竟然“精神失常”，被毛泽东和另一位同学送进医院后，于次日失踪、下落不明。从此，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成为一段迷案。正如陈小雅所说：一个正常的彭璜是不会去自杀的；而一个神经错乱的“自杀者”又不会藏匿自己的尸体。以彭璜的知名度，以及当时新闻媒体的活跃程度，彭璜的尸体一旦被发现，一定会立即见诸报端，“下落不明”一事的确令人费解。

回到章含之所述故事的起点1962年，这一年在毛泽东的一生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也是中国当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年年初，中共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当众道出了三年大饥荒“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实质，并对各个省市的具体情况进行了严厉的追查，掌握了饿死数千万百姓的事实。此事激起了毛泽东极大的担心和愤怒，并下定了铲除刘少奇的决心。那一年，毛泽东曾经书写了《七绝·屈原》这首古怪而令人吃惊的诗：“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整诗呆滞且做作，第二句却直白粗鄙而无韵，突兀异常，与全诗极不协调。然而由此亦可推断，此句可能恰恰是毛泽东诗兴的由头，或者说此句正是该诗的诗眼，其他几句不过是敷衍陪衬而已。相信任何一个不抱成见的人，都可以从这首诗里体会到当时毛泽东仇恨愤怒的心绪。从1962年底到1963年初，毛泽东做了许多重大决定：政治上再次强调阶级斗争，军事上发动中印边界战争，人事上了结潘汉年案件，秘密逮捕中国四大历史学家之一吕振羽，这一切行动和部署显然都是围绕着和刘少奇的对决而展开。

就是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毛泽东忙里偷闲，举办了他一生之中罕见的一次家宴，并邀请了章士钊等四位故人赴会，还特意嘱咐可带一个子女随同，从而让章士钊之女章含之有了一段重要的谈资。查毛泽东年谱，在立国初期除了彼此书信往来，毛泽东每年与章士钊有一两次会面，至56、57年两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此后数年，仅在毛泽东招见所谓民主人士的时候，章士钊与他人一起觐见过两三次，这次宴会无论是对于毛泽东还是章士钊都属稀奇之事。更稀奇的是，就在这次宴会上，毛泽东请章含之为其英语教师，随后便有了毛泽东和章含之的如下谈话。

“毛泽东突然问：行老有没有告诉你，我还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呢？”“毛泽东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想起来了。早该还了！”（《跨过厚厚的大红门》340页）

一个人真心想还旧债，难道还需要核实一下债主是否忘记了？毛泽东登基之后，与章士钊交往十多年，从未想起还债一事。显然，毛泽东此时发问，关心的并不是还债，而是债主是否还牢记此事以及是否将此事告诉过他人。在准备和刘少奇对决的重要时刻，毛泽东显然要防范刘少奇从历史上寻找突破点对他进行攻击，就像他正在搜索刘少奇的历史污点那样。毛泽东贪得两万大洋和彭璜之死，无疑是他的软肋和阿基琉斯之踵。

章含之在其著作《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谈到毛泽东召见章士钊等四位老人共同庆祝70岁生日，时间是1962年12月26日，是年毛泽东69周岁，而官方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则写作1963年12月26日。按照过去的风俗习惯，60、70、80等整寿，有过九不过十的讲究。也就是说，七十寿辰要在六十九岁生日举行。或许是因为九为阳数的极数，在国人心目中极为尊贵，故而有九重宫阙、九五之尊的说法。此外，九与久同音，有吉祥长寿的寓意。从毛泽东邀请的章士钊、王季范、程潜、叶恭绰四位老人来看，他们都是民国时代的饱学之士，不是鸿儒，便是名宿，这些传统他们自然非常讲究。从这一点分析，章含之所述时间也应该无误。再者，对于章含之这样一个普通人，第一次见到神一样的领袖肯定是一件终身难忘的事情，而后又意外成为侍读学士，陪领袖学英语，记错这些时间点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而且，此文还涉及到毛泽东开始还钱一直到1972年10年累计送满两万元，以及1973年后又开始还利息之事。章含之对此事的叙述环环相扣，逻辑严谨，根本看不出记忆错误和笔误的可能，只能认为《毛泽东年谱》给出的时间并不可信，或者别有怀抱。当然，如果中南海大内保存有毛泽东的起居注，相关时间记录由此而来，自当别论。

此外，毛泽东是否真的像他对章含之所说的那样，此前已经完全忘记了围绕着两万大洋的故事，直到1962年“我见到你，想起来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所谓人过留踪、雁过留声，上苍似乎有意与领袖为难，偏偏就让人记录了如下一节难得的史料，足以证明毛泽东对这段故事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且看这段惊世骇俗的对话：

那是1951年春天，毛泽东乘专列沿京广铁路南下视察，在途中召见了一位28岁的青年干部。会见从简单地了解这个年轻干部的基本情况开始，毛泽东问了他的年龄、他的经历。

毛主席又问：“你杀过人没有？”......主席逼问：“你杀错过没有？”

这段话摘自“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一文，读来惊心动魄，真不愧是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百无禁忌。毛泽东通篇尽管提问很多，但中心问题其实只有一个——你杀过人没有。在这里毛泽东显然是特指你亲手杀过人没有，而不是指干部在战场上或者刑场上下令杀人。因为在那个年代，军队干部要打仗，地方干部要“剿匪”“除霸”，连乡干部都有权批准杀人，这样常识性的问题毛泽东根本无需发问。“你杀错过没有？”的含义应该是你杀过好人没有？很明显，作为过来人，毛泽东是把亲手杀过人、杀过好人当作一个重要的指标，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具备“领袖”的潜质。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会对一个初次见面的年轻人谈起常人极为避讳的、暗室之中的话题？一个合理的推断是，面对眼前的这个28岁的年轻人，毛泽东不禁想起了自己28岁时的经历，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好人之死（彭璜死于1921年，毛泽东时年28岁）。心理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凶手做案，整个犯罪过程就是一次强烈的心理体验，一定会在他大脑中留下记忆的痕迹。当然，凶手会尽力克制，压抑这个秘密，不告诉任何人，但心理痕迹是决不会消失的。一旦被恰当的诱因激发，凶手便会有难以抑制的内在反应，所谓测谎仪便是利用了这个原理。毛泽东在这个毫无根基的青年干部面前，不需要警惕，不需要伪装，际遇所至，压在心头的秘密便脱口而出了。

当年，毛泽东在师范学校读书之时，曾针对泡尔生“毋杀人，毋盗窃，毋欺诬，皆良心中无上之命令”的话就写下这样的批语：“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毛批伦理学原理120页）大约只知有利害而不知有“良心”，早就是毛泽东的处世之道。和毛泽东一生的“功名”对比，两万大洋完全不值得一提。然而，为了获得这笔巨款，毛泽东当时所采取的行动和它的“成功”无疑对毛泽东的一生具有独特意义。毛泽东从此完成了从常人到“非常之人”的根本性跳跃，就好似过凌云渡脱掉了肉身，从此以后可以无任何羁绊、任何约束地去做任何事情了。而且，通过多次的实践，食髓知味，毛泽东已经把杀人当作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最重要的手段。

注释

一、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界战争全面爆发，毫无准备的印度军队一败涂地，中国军队迅速收复了全部被占领土，捷报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街头巷尾。然而，1962年11月22日零时，中国军队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1962年12月1日，中国军队主动后撤，到1963年3月1日全部后撤到麦克马洪线以北20公里以内，9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悄然放弃。

二、1963年1月，中国四大历史学家之一吕振羽教授在参加学术会议返回北京的路上被秘密逮捕并长期关押。拘禁期内，吕振羽被逼写伪证，证明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八月负责国共南京秘密谈判期间，“跪在蒋介石脚下，充当了革命的内奸”。但吕振羽不畏逼迫，拒做伪证，使得这次拘捕没有达到目的(李冰封：呼天辨诬董狐篇《书屋》2004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