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11月14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2300多名黨的十八大代表和特邀代表，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出由376名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組成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和130名中央紀委委員組成的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國共產黨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定不移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這個信息里有好幾個專用名詞與社會主義相關，值得專門考察一下。那麼，從何着手呢？我想到了自己的思想導師。 在奠定了近代政教分離原則基礎的《神學政治論》中，斯賓諾莎運用以《聖經》說明《聖經》的方法，解除《聖經》的神秘面紗，指出：既使在基督到來之前，在希伯來人的國家滅亡之後，希伯來人不必遵守摩西戒律（他們實際上也沒有遵守），上帝與希伯來人的約定已經解除了。這實際上宣示：歷史上，因為人類理智的缺欠，存在過不受挑戰的神權，但是，從此以後，地球上已經不存在任何神聖權力了。斯賓諾莎對於《聖經》舊約的編篡也有不少疑問。例如關於兩卷《歷代志》：“我一向覺得奇怪，那些把《智慧書》、《透比》和別的稱為偽書的書摒之於《聖經》之外的人倒把這兩卷書包括到《聖經》裡”,“有些法師想把《箴言》和《傳道書》摒除於《聖經》之外，想把它們都歸到偽書裡頭，……想到聖書的處置操在這般人的手裡是很可嘆的”。 今天，看到仍然號稱社會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把“三個代表”這樣的背叛社會主義的垃圾“理論”塞進其黨章，是很可嘆的；看到號稱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仍然擺脫不了社會主義流派之一--馬克思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各種“跳蚤”變種（一黨專政的列寧主義及其變種），也是很可嘆的。斯賓諾莎感嘆猶太人鄙視哲學的傳統，先知性地勸告：“大眾或與大眾脾氣相投的人請不要讀我的書”；我對中國的知識階層的政治理性和道德功能早已拋棄，但對中國的政治前途倒不悲觀，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連站立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代表大會主席台中央的“三個代表”的殭屍也不敢公開放棄社會主義的旗號。 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坦克占領中國的政治中心天安門廣場時，在昏庸獨裁的鄧小平主導下，分裂的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慌忙拉出一個投機分子當總書記。雖然任何政治組織都有“盜中道”，但這個政治暴發戶連中國共產黨內部自身的“合法性”也沒有，所以剛上台時還以“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來應付國家社會主義源頭蘇聯及其附庸政權的垮台局面。但是，當鄧小平去世後，這個擺脫傀儡身份的“階級異己分子”在國際上帝國主義（唯一超級強權美國）和資本主義（日本等）的壓力、誘惑下，抬出鄧小平的殭屍—所謂“鄧小平理論”--把中國推行從國家社會主義向國家資本主義的轉換。 本來，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統治集團，包括陳雲、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在1979-89年代裡，適應民心，把毛澤東本人及其嫡系建國後製造的毛澤東思想的負面遺產轉換解釋為主要由其反對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推行的務實的“唯生產力論”，帶來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進步。有人形象地說鄧小平的長處是會“拍板”作決定，但他在本該安享退休生活的晚年，被不民主的制度導致作出把中國拉向倒退的致命決策。如果沒有發生“六·四”悲劇，中國能夠實行政治改革，可以把國家社會主義制度轉型為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制度。 中國的官僚權貴在“六·四”悲劇前還只是一個潛在的、見不得人的小集團，“三個代表”垃圾論用本人不懂理論、討厭理論的鄧小平的實用主義決策中違背社會主義的做法，把一具政治殭屍籠罩在中國人民的頭上，在這具殭屍的庇護下，官僚權貴已經成為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現實新階級。不過，中國民眾的維護自身權利的民主意識也隨着經濟、知識的增長而增強，迫使統治階級讓步。從積極意義上說，“科學發展觀”的可能功效在於恢復鄧小平做法中用“科學決策”（萬里在八十年代先提出過這種說法）來發展生產力的正統“精髓”，加上對黨內“協商”（接近趙紫陽的“社會協商”提法），對社會“權利”、“公平”、“機會”、“規則”等承諾，把“三個代表”垃圾論扔到它在歷史上的本來位置（垃圾堆），回到當年把鄧小平推上中國歷史舞台的改革開放的政治氣候，才可能把中國共產黨拉回到初級社會主義的軌道上來，才談得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本來，社會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並不需要加上“中國特色”）。 當然，強大的官僚權貴階級基本上已經阻塞了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可能，即使中國共產黨能最終拋棄“三個代表”垃圾論、克服鄧小平的違背社會主義的做法，還要面臨揚棄列寧主義的一黨專制、“民主集中”制（民主本來就是一種如何集中公民意願的方式，這種把民主與集中分開的說法本身就是對民主的無知曲解），以及最終放棄把馬克思主義作為唯一社會主義教條的政治原教旨主義等一系列艱巨的轉變。不過，至少在理論方面，其實已經有了不小進展，但中國更需要進一步思想解放和學術、言論、結社自由的突破。至於中國共產黨是否、何時能夠回到國際工人協會和巴黎公社的精神和原則、回到真正的社會主義（自由社會主義/安那祺主義）的方向，目前無法判斷。不過，可以指出的是：現代社會高度分化、國家機能高度複雜，社會主義運動也豐富多彩，不必、也不可能拘泥於一種教義、組織、名稱、形式；沒有必要指望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把中國導向社會主義，如果中國共產黨繼續被“三個代表”殭屍迷惑而不能、不願把中國帶回社會主義，它本身就沒有繼續統治中國的正統性，迴避不了連同“三個代表”殭屍一起被送進歷史墳墓的命運。 正如以人民的名義實行專制的雅各賓主義最後變質為一小撮人對大眾的專政一樣，以工人階級或無產階級以及人為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名義的一黨專制不僅不是社會主義，而且是社會主義的毒瘤。我們在馬赫諾運動、喀琅施塔得起義、西班牙內戰到以天安門民主運動為標誌的中國民權運動、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世界社會論壇、阿拉伯之春、互聯網自由人權等各種社會運動中都看到對自由社會主義精神和基本原則的繼承和發揮。我們勞工各階級的解放只能靠自己去爭取，這個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得任何階級特權和壟斷地位，而是要爭得人人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廢除所有的階級統治。國家廢除之後，巴黎公社試驗過的基於包括草根階層在內的人人參與的直接民主和基於自由聯合的公正、平等社會交換與博愛的方式，是人類永恆的價值，是建立社會主義新生活的基石。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2年11月15日]
順帶提及：中國的官僚階級的可怕、可惡，倒不是今天中國的特殊現象。除了韋伯對國家社會主義（當時的布爾什維克）制度下官僚階級的預言（見趙京譯《社會主義》ISBN: 978-0-557-01998-4, 2010年），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冊（素麥維克節錄，曹未風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也有很貼切的紀錄。古埃及“杜亞夫的教渝”：“我見過挨揍的人，...我見過在強迫勞役以後被釋放了的人，...石匠想盡辦法找工作，什麼硬石頭都不管。石頭雕完了，他的手臂也毀了，他的力氣全用完了。...還有在田地上工作的人，...也是精疲力盡、無法形容。...工廠里的織工，比什么女人的命運都更悲慘。...打魚的人又怎樣？他不是在河上生活，成天同鱷魚打交道嗎？...你聽我說，隨便做什麼工作都要聽人使喚，除了當官。當官的人是使喚人的。”而中國的官僚“也象古代埃及的同行一樣執拗，想盡辦法占據着這種騎在別人頭上的地位，甚至西方文化的衝擊都沒有動搖過他們。舊式的科舉已經廢除了，但是這些官僚們還是可以用一張芝加哥大學的或倫敦經濟學院的文憑在農民面前作威作福。”（第103-104頁） 例如，南斯拉夫的德熱拉斯在《新階級》（陳逸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年，北京）中早就反思過。序：“當我對於當代共產主義現實愈來愈遠時，我就愈來愈接近民主社會主義的觀念”（第2頁）。第六章 對思想的專制統治：“馬克思與恩格斯理論與眾不同之點，並非由於他們所提出的理論的本身，而卻是由於他們運用這些理論時所用的方法。他們不承認同時代人們思想里的任何科學及進步的社會主義的價值，常常一古腦兒稱之為‘資產階級的科學’；這樣一來，一切認真的討論和研究都被他們預先阻止了。”（第111頁）“馬克思、恩格斯兩人進行本身的工作，並不了解同時代的許多最重要的思想，也輕視他們同一運動內部所有與他們相反的意見。…馬克思、恩格斯對付他們在社會主義運動里反對者的辦法完全是憑凶暴與不容異說。這對於蒲魯東的社會學來說也許是不重要的；但對社會主義及社會鬥爭的發展來說，特別在法國，卻是非常重要的。同樣的情形也可適用到巴枯寧。馬克思在他的《哲學的貧困》一書裡，除了把蒲魯東的意見一筆抹煞外，他又輕蔑地說了好多的題外話。他同恩格斯兩人以同樣方法對付德國的社會主義者拉薩爾以及他們自己運動內部的其他反對派。”（第112頁） 巴黎公社是社會主義運動歷史上的里程碑，所有的社會主義流派都在此一顯身手，所有後來的社會主義流派都為此滔滔不絕地辯論、誤導，都以此指導、修正、影響自己的實踐。其中最主要、最有影響的見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流派，特別是在中文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巴黎公社的見解是唯一的話語源。可以說，正是在巴黎公社的立場上，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和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 政治理論。（引自趙京：“巴黎公社悲劇的意義”，2010年11月8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paris.pd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