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赫诺[1]

第二天1点钟，我再次来到克里姆林宫（插图为1918年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在同一地点见到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他立即带我去见列宁。列宁很友好地欢迎我。他一只手抓住我的胳膊，用另一只手轻轻地拍拍我的肩膀，指示我坐到一个椅子上。把斯维尔德洛夫让在另一把椅子后，他对他的女秘书说，“请不要打扰我们，直到两点钟。”然后他在我对面坐下，开始提问。

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什么地方来的？”然后问：“你的地方的农民如何理解‘在村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敌人--特别是（乌克兰）中央拉达当局—对这个口号是什么反应地区？”最后：“你那里的农民反抗奥德侵略者吗？如果反抗，农民的反抗为什么不能转变与红军共同战斗的起义呢？你看，我们为了捍卫革命果实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

对所有这些问题，我给了简短的答复。列宁以他的特殊方式，努力提出问题让我逐点回应。例如，列宁重复3次问我：“你的地方的农民如何理解‘在村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他对我的答复感到惊讶。 

“农民以自己的方式在理解这个口号。根据他们的解释，一切权力，在所有生活领域，必须与劳动人民的意识与意愿相同。农民明白：工人和农民的苏维埃，无论在乡村、县城和地区，只是革命组织和人民的经济自我管理工作的手段来反对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右翼社会党和他们的联合政府。”

列宁问：“你认为这样解释我们的口号对吗？”  

我回答“对”。 

“那么，你的地区的农民被安那祺主义感染了！”

“这有什么不好？” 

“这不是我的意思。相反，我们很高兴，因为这将意味着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列宁回答道：“但我怀疑这种现象是自发的，它是安那祺主义宣传的结果，但不会持久。我更倾向于相信这个革命热情，在有机会生出一个组织之前，就被得势的反革命的力量破灭，已经消失了。” 

我对列宁指出：一个政治领导人不应悲观或怀疑。 

“因此，根据你的意见，”斯维尔德洛夫打断道，“我们应鼓励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存在的安那祺主义倾向？”

我回答：“哦，你们的党不会鼓励他们的。”

列宁抓住机会了：“为什么我们要鼓励他们？分裂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为反革命铺平道路来最终摧毁自己和无产阶级吗？”

我无法克制自己，变得非常难过。我对列宁指出：安那祺主义和安那祺主义者与反革命毫无共同之处，我们没有导引无产阶级朝那个分裂的方向。 

“这真是我说的？”列宁问我，然后说：“我想说的是：安那祺主义者缺乏大众组织，无能组织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因此，他们没有高升到任何地位，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来保卫我们所夺得的、极为珍贵的一切。”

谈话接着转向列宁所提出的其他问题。包括如何解除从前线回来的哥萨克士兵的武装、中央拉达等乌克兰势力、德国军队、以及红军卫队在乌克兰的影响只限于铁路沿线等（译文略）。

斯维尔德洛夫有时盯着我，有时看列宁。列宁紧紧地握住手，斜着头，陷入沉思。然后，他直起身，说：“你刚才对我说的一切真令人遗憾。”

转向斯维尔德洛夫，他补充说，“通过改组红军卫队到红军，我们正沿着正确的道路，夺取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

斯维尔德洛夫热情地回答道：“对，对”。 

然后，列宁问我：“你在莫斯科有什么工作打算？”

我回答说，我没有长留的打算。按照在塔甘罗格召开的党派团体会议决定，我会在7月初重返乌克兰。”

列宁问“秘密地？”

“是的”。 

面对斯维尔德洛夫，列宁评论说：“安那祺主义者总是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他们已经准备好任何牺牲。但他们是盲目的狂热分子，他们忽略现实，只考虑遥远的未来。”这不是针对我的，他说：“你，同志，我认为，有一个现实的态度面对我们时代的问题。如果俄罗斯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安那祺主义者都像你，我们共产党人将准备与他们合作，在某些条件下组织劳动者的自由机构。”

在这个时刻，我觉得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尊重列宁，尽管我刚获得的信息告诉我正是他对毁灭莫斯科的安那祺主义组织负责，而这也是在许多其他城市毁灭类似组织的信号。我的良心使我对自己感到羞愧。面对列宁，我对他直截了当地说：“革命和它的成果对安那祺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同样重要。我们都是真正的革命者。” 

“哦，不要这样教育我们，”列宁笑着反驳说。“我们了解那些安那祺主义者和你。他们多数没有考虑现实，或至少他们对现实很少关心。但是，现在事态非常严重。对革命者来说，不会去关心现实或不采取积极的态度与立场，就很可耻了。大多数安那祺主义者只是思考和描写未来，不了解现状。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与你们的分歧。”

说完这些话，列宁从他的椅子上起身，开始来回踱步。

“是的，是的，安那祺主义者们对未来有高明的见解，但在目前，他们不脚踏实地。他们的态度是可悲的，因为他们的狂热是缺乏内容，他们没有对于未来梦想的真正的联系。”

斯维尔德洛夫带着恶意的微笑，转向我说：“你不能否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评论是公正的。”

列宁急忙补充：“那些安那祺主义者们认识到他们缺乏当今生活的现实观吗？为什么？他们根本不想这些问题。”  

对此，我告诉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我是一个半文盲农民，不能以适当的方式反驳列宁关于安那祺主义者的意见。“但我必须告诉你，列宁同志，你说安那祺主义者不理解现实，说他们没有与现实的真正联系等等，基本上是错误的。安那祺-共产主义者在乌克兰（或叫‘南俄’，因为你们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尽量避免‘乌克兰’这个词）已经证明他们坚定地深入现实。整个乌克兰农村反抗中央拉达的革命斗争，是在安那祺-共产主义指导下进行的，也有部分是由社会革命党人推动的（当然，他们有完全不同于安那祺-共产主义的目标）。你们布尔什维克在我们的村庄中几乎没有任何存在。在他们渗透之处，影响也很小。几乎所有的乌克兰社区和农会都是在安那祺-共产主义影响下成立的。劳动人民抵抗反革命、特别是反抗奥德入侵的武装斗争，都完全是在安那祺-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有机指导下进行的。”

“当然，把这些功劳归于我们，对于你们的党很不光彩，但这些都是事实，你不能反驳。我想，你知道得很清楚，谁是乌克兰自由革命的有效力量和战斗能力 。你们（在俄罗斯的斗争）激起他们英勇地捍卫共同的革命果实的勇气。其中，至少有一半的人战斗在安那祺主义的旗帜下--莫克罗索夫、马利阿·尼克佛罗瓦、特切德勒底尼亚克、加林、鲁涅夫等忠于革命的军队指挥官，还有很多人，都是安那祺-共产主义者。我也可以提起我自己所属的组织和所有其他的保卫革命的志愿兵党派团体，他们对于红军卫队是必不可少的。”

“这说明你是如何的错误。列宁同志，你说我们安那祺-共产主义者没有脚踏实地，说我们对现实的态度可悲、说我们只会梦想未来。我现在对你讲的都是事实，不可质疑。我刚才所讲的这些，都与你对我们的结论相矛盾。大家都看到我们坚定地根植于现实，我们正在努力工作、搜索实现未来愿望的手段。我们实际上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

在这一刻，我看着斯维尔德洛夫。他脸红起来但继续微笑着。至于列宁，他摊开双手，说：“也许我错了。” 

“是的，是的，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同志，你太刁难我们安那祺-共产主义者了。我相信，简单地说，这是因为你太不了解乌克兰的实情和我们的作用。” 

“也许我能不否认这点。但无论如何，错误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 列宁回答说。

察觉到我的情绪，他极力安抚我，像一个父亲那样。他巧妙地试图转换话题。但是，我的坏脾气（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不容许我有兴致再进一步讨论下去，尽管我多么尊重列宁。我感到侮辱。虽然我知道在我面前的是谁，他还有许多其他问题要处理，而我还有很多需要向他学习。我的心情改变了，我的回答也心不在焉。我感到一种断裂和厌恶的感觉。

列宁很难对付我的这种态度变化。他努力化解我的愤怒，转移到其他的事情上。注意到我由于他的口气变化而恢复到以前的态度，他突然问我：“你打算秘密返回乌克兰？”

“是的，”我回答道。 

“我能为你提供帮助吗？” 

“我很乐意，”我说。

转向斯维尔德洛夫，列宁问：“谁目前负责派遣我们的人到南方去？”

“卡尔片科同志或扎通斯基同志，”斯维尔德洛夫回答道。“我需要确认一下。” 

在斯维尔德洛夫打电话问谁负责向乌克兰派遣特工人员的同时，列宁试图向我表明：共产党对于安那祺主义者并非如我认为的那样敌对。

列宁说，“如果我们被迫采取有力措施赶出占据马勒亚·迪米特罗夫斯卡大楼的安那祺主义者，责任不在我们。因为他们在那里或其他地方窝藏土匪。你必须知道，他们被允许占有与马勒亚·迪米特罗夫斯卡大楼不远处的另一栋大楼，他们可以在那里自由地按他们自己的方式工作。”

“你有什么证据，”我问列宁，“证明在马勒亚·迪米特罗夫斯卡大楼的安那祺主义者包庇土匪？”

列宁回答道：“有。我们的特别委员会收集和验证过情报。否则，我们党就不会授权采取措施。”

与此同时，斯维尔德洛夫坐下来告诉我们，卡尔片科同志负责转送特工，但扎通斯基同志也很知道此事。”

列宁立即叫道：“好，同志，明天下午或什么时候，去找卡尔片科同志，请他为你提供秘密进入乌克兰的帮助。他会让你跨过边界。”

“什么边界？”我问。

“你不知道最新的进展吗？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已经设立了边界，由德国军队守卫着。”列宁气愤地说。 

“然而，你不是认为乌克兰是‘南方俄罗斯'吗？”我问道。 

“同志，主观考虑一件事物是一回事，客观处理一件事物是另外一回事。”列宁反驳道。 

我没来得及作出反驳，他说：“你去告诉卡尔片科同志，说我派你去乌克兰。如果他不相信，让他打电话给我。这是他的地址。”

然后，我们都站了起来，握手、交换亲切的致意，我就离开了列宁的办公室。我甚至忘记提醒斯维尔德洛夫让他的秘书给我一个证明文件，使我在莫斯科苏维埃找到一间免费住处。

我很快出了克里姆林宫的大门，立即出发去找布尔采夫同志。

[赵京2010年1月30日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