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中国阵线于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在巴黎宣告成立。关于它的性质、意义、作用及组织运行的论述可以详见有关的文件和报道﹐本文只是捕捉几个会场的断面情节﹑简单地发放一点个人感受﹐把会议的气氛传感给广大同学﹐以尽到一个代表的微薄责任。

一﹑开幕式

开幕式会场的巴黎大学会议厅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証人﹐许多吸引全球的消息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前不久访法的戈尔巴乔夫先生也刚在这里发表过演说。不过﹐让它容纳来自全球的170多名各地代表﹑200多名来宾和观察员﹑加上150多家新闻机构的记者﹐却显得略为拥挤了一些。我好不容易坐定下来﹐发觉边上的人有些面熟﹐原来是王炳章先生。两年前，我被定罪为“干了王炳章想干都干不了的事” 而被骗去了正要去欧洲的护照扣押到签証期满﹐吓得我由此再也不敢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阪总领事馆”能够“保护”我的范围﹐连中国都不敢回去。我眼看着这个人物﹐很不以为然﹐为什么当局这样恨他﹑怕他呢?他决不会比当年国民党宣传的共党厉害。不过我却深知与王炳章同座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制止了杨中美要拍照的企图﹐要是被他在《民主中国》上登上这样一张相片，我的罪行又要被升高一级了。

致词的来宾除了各界民间代表外﹐还有许多政治性组织的代表﹐例如波兰的团结工会和西欧的各国社会党﹐可惜匈牙利的社会党那时还没有成立﹐否则一定会参加的。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面对面地接触了国民党的代表﹐与我们头脑中被输灌了几十年的形象全然不同。李胜峰先生也意识到这是国民党代表四十年来首次面对真正的大陆民众的代表﹐出色地发挥了多党制下的竟选才能﹐怪不得继他发言的民进党代表康宁祥也恭维道﹕“我又回到了台湾李先生的选区了﹗”也不用说《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他﹐并把民阵判刑为“国民党的走狗”。作为大陆中国人的我则是第一次欣赏到执政党和反对党对民众的讨好(虽然这种讨好可能每年只有一次)﹐在这样的竞争中﹐对手是反对党﹐听众和裁判却是国民。我体会到一丝“选民”的满足﹐理解了为什么美国人偏爱他们的弊端众多的总统选举制度。唉﹐可惜没有听到共产党代表的演说﹐据说是向北京中共中央发了邀请信的。为什么又要在北京搞一个独自的新闻发布会﹐自立为孤家寡人呢?共产党过去也曾经在宣传方面与国民党竞争赢得了民心的﹐现在恐怕已经在此机能方面大为衰退﹐以后再宣传竞争起来输给国民党怎么办呢?后来听说共产党取消了原定于22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以示对民阵的轻蔑。

中国人民在选择了两个暴力竞争对手之一的四十年后的今天﹐应该有能力、有权力选择非暴力竞争对手作为“僕人”了。如果结束一党专制这一天到来了﹐我立即做一个“国家主人”﹐退出一切政治组织(包括民阵)﹐热心地行使公民的权力﹐津津有味地品析江泽民先生(如果他还坐得稳的话)、李登辉先生(希望他真能有胸怀全中国的气魄)和严家其先生等人物的竞选演说和施政纲领﹐投下庄严的一票。

二﹑达赖喇嘛的全权代表

第一天开幕式中的陈一咨宣布“达赖喇嘛的全权代表正在飞来途中”引起了我的好奇。第二天一早一进会场我就被这位与我想象截然不同的全权代表的英语演说吸引住了。这当然也是第一次听到西藏人为自己的民族利益辩护。他回顾了藏族的历史和文明以及共产党当局对它的破坏和摧残。共产党把特别是文革期间的暴行归于达赖的出逃﹐如果共产党坚持达赖不能代表西藏人民的话﹐为什么把达赖的“罪责”转嫁到人民头上呢?全权代表提到胡耀邦先生对于改善西藏问题所做的努力和谈判工作的进展﹐但赵紫阳下台后把一切可能性都失掉了。他又特别强调﹐西藏的自治不仅是藏人的自由﹐也是汉人的一种解放﹐起码可以稍微缓解一下李鹏政权带给中国人民的经济危机。

这还用你讲吗?本人当年就因为“边疆需要”差点被校方当局分配到新疆去了。共产党为什么要花费汉人的这么多财力物力人力去买藏人的仇恨呢?邓小平先生可以容忍同是汉族的台湾实行“一国两制”﹐为什么不允许在文化、社会上都完全不同的西藏实行自治呢?初一看到达赖获得和平奖的消息心中为共产党担忧﹐再仔细一想又为中国庆贺和哀叹﹕我很赞同达赖的非暴力原则和精神﹐同情理解他们为解决西藏问题所持的主张和所做的努力﹐今天﹐这个问题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会推动它的解决。但西藏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讲﹐与港台澳一样﹐都有赖于中国大陆民主制度的确立。民阵宣言中提到:“民主中国阵线深刻反省长期以来中国民主力量对于西藏人民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忽略﹐认为西藏问题以及其他民族问题同样必须在人权、法治、自由、民主的基础上才能解决。”是一个很好的回顾。但如何开展工作则是一件我们都不熟悉的过程﹐当我们由北京戒严看清了李鹏政权的狰狞面目之后﹐我们才深刻地体会到早在此之前被李鹏宣布戒严之下的拉萨的苦斗。马克思先生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当一个民族还在压迫别的民族的时候﹐它也同时不能摆脱对自身民族的压迫。当然﹐共产党决不会用马克思的教义来分析自身的。

三﹑民主程序

在短短几个月的民主运动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民主不是一种所有物，好象共产党不要它﹐我们就自然地占有了它。民主是一种程序式的过程。我们每一个投身于民主运动的人都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才逐步加深对民主的理解的。我想。严家其先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大学”的演讲和杨中美代表提议在民阵中继续开展民主学习就是基于这种体会的。这一点。美国来的代表是得天独厚的﹑也值得我们学习。

大会进行到第二天下午﹐由全德学联主席李波主持会议修改章程。大家争论非常激烈﹐常常相持不下﹐美国来的留学生挟“芝加哥会议”余威、要撤换主持者。李波原是《莱茵通讯》编辑﹐与我们《雁鸣》曾有过往来，所以我不忍心换掉老朋友﹐坚决不肯举起已经被赵南先生抬起来的手。更重要的是不对新选出的主持人抱更大的期待。几个来自美国的代表竟自吹精通什么Robert Law来主持会议的程序。我心里却要问﹕谁有权利要在我们这个会场施行大多数人都没听说过的这套程序呢?很显然﹐这种美国式的民主程序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且只适用于议会的﹐它与其说发挥代表的智慧﹐不如说更适于指责对手、防范自己的短处被对手攻击。实际上许多人的发言都没有什么意思﹐常常有人连问题都没有听懂就要求发言﹐被轰了下去不知害羞还要发言﹐搞得大会拖到深夜还不能结束。而且﹐绝大多数代表只是听众而已﹐幸好有人提醒主持人清点人数﹐果然不到半数﹐又去把那些溜掉的代表叫来出场﹐可谓民主不易。倒霉的是我们这些日本来的代表﹐几乎被这种程序本身剥掉了发言权﹐有许多好的建议都只能“胎死腹中”﹐我只能趁休息时间上台抓起麦克风发一通火：“请你们为我们这些性格内向的人考虑一下!”引起了大家的同感。

在民主的具体运作上﹐中国人确实不适应这种美国模式。我们倒是对日本式的运作稍微熟悉一点﹐议会也只是表演预定好了的安排。但日本样式一般讲来不仅有效率﹐而且合理性强﹐这大概是日本胜过欧美的一个原因吧!不过﹐日本样式也有行不通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个负责实际运作的人就得为主子承担责任﹐例如我们常常见到的政治家丑闻后秘书的自杀。比起游戏式的美国样式来﹐日本式的残忍又表明了它的“劣根性”。我留意到了这一点，决心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活学活用一次﹐就自告奋勇地承担了第三天最艰巨的选举工作中亚太组的会议主持工作。结果还好，既充分满足了大家的竞选的欲望(例如为了满足“自我介绍”欲望的李梁先生也得以上台“老王卖瓜”了一番)﹐又使大家能够严肃认真地挑选﹐在预定的十一点三十分整完成了理事和监事的选举工作﹐博得了包括台湾来的代表黄伟成先生的好评 (黄先生被选为台湾地区的理事)。

民主是一个动听的字眼﹐共产党似乎也没有宣称放弃民主的意图(可以参见中共发言人袁木的宣言)。我想﹐如何在实际的运行中而不是在截然相反的“民主”争议中使共产党的组织整体也意识到民主制度是符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社会组织形态﹐是更有意义和更为艰巨的工作。我并没有对共产党本身能够改造自己的变化完全绝望﹐正如被毛泽东带入绝境的共产党组织会产生邓小平体制一样﹐被邓李杨葬送了的共产党现状也有摆脱困境的可能性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一大悲剧在于它宣称消灭阶级的时候没有提及如何消亡自身。如果社会的发展证明民阵错了没有存在的必要，这倒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福音。

四﹑小小的担心

这次大会汇集了许多风流人物﹐一睹他们的风采﹐观察他们的言行，学习他们的过人之处﹐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此外﹐各种类型的人物的角色和表演﹐也是我乐于分析的专业本行。你看﹕民联主席胡平先生和蔼可亲﹐从四川老乡关系扯到八O年北大清华的学生竞选﹐最后从怀中掏出文书拉我入盟﹔台湾来的教授、议员的深谋老算与三个小姑娘大学生认为民主是生来俱有之物的对比﹔“匪情分析专家” 的冷酷目光﹔日本去的台湾代表谢伟先生更为有趣﹐他发表了一通与监委选举无关的演说遭到哗然嘲笑和猛烈责问﹐以最少票数落选。会后他告诉我:“我只是故意这样做来考察大家的性格﹐美洲来的代表果然认真﹐按照程序追问不舍。一般人都反应激烈﹐唯有一个人很沉着﹐丝毫不为所动。”

这个人就是民阵的管家﹐人称“万总”的秘书长万润南先生。我一方面为自己的校友自豪﹐同时也为他担心﹐因为民阵的组织营运﹐在许多方面是与共产党既相对立又相似的﹐万先生乐意表明他的政治智商比李鹏高出不少﹐而整个民阵会议中也漂浮着这样的一种气氛﹐有一种“民阵精英”优越于共产党腐朽官僚的自我满足感﹐以至于大学一年级的吾尔开希同学还要郑重其事地声明﹕“我不是领袖”。

我记得在中国的农村里﹐村里的小孩子都有小名儿的。那名字要取得低贱﹐那孩子才能健康成长﹕什么毛毛、草草呀﹐二狗、小耗子的。可惜我父母受了共产主义教育不信这一套﹐弄得我从小体弱多病。我们看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兴衰史﹐也知道好大喜功的风云人物的命运本身多灾多难，也为组织带来了不少不必要的损失。“领袖”这个词也只是抗战胜利后的蒋中正先生和内战胜利后的毛泽东先生才当之无愧的。外界的报道决不能影响民阵的运作。说实话﹐大陆逃出来的许多学生、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连在西方社会站得住脚的能力都还必须学习﹐如何谈得上展开有效的民主运动呢?我临分手时不客气地对高自联的小校友张锐说:“你能够逃出来，提供了绝对难得的机会﹐到了美国后﹐把以前的事情都忘掉﹑老老实实地念书吧﹗”

这也包含着我对民阵的小小的担心和忠告。我希望每一个民阵的成员(包括领导者)在完全脱离民主运动的假设状态下都能在西方社会中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这样的人参加民阵﹐可以对民主运动有所贡献而不需要索取﹐也不会在民阵内部产生一些极为无聊的权力﹑荣誉争夺。我坚持认为﹐民阵成员对于民主运动和民阵组织﹐绝不该抱什么索取的心态﹐否则会葬送民阵的前途的﹔那些“靠组织吃饭”而不是为组织增添砖瓦的念头是不能在民阵里站住脚的。

[首次发表于东京《民主中国》月刊1989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