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股东大会基本上是走形式（绝大多数提案的投票在此之前已经完成），但也是整个战斗的最后关键阶段，况且，今天的惠普2013年股东大会的三个股东提案，都与我有关。我提前一个小时达到会场Computer History Museum (计算机历史博物馆) 。除了记者外，还看到三个人权活动人士在举牌抗议，我过去与她们交谈，知道她们不是我之前联系过的总部在华盛顿的工会组织Chang to Win，而属于The Coalition to Stop HP （www.stophp.org），抗议惠普帮助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她们了解到我的人权提案后，才意识到还可以合法进入股东大会抗议，说要购买惠普股票明年再来！如果巴勒斯坦的美国支持者们开始有意识地系统利用股东大会这个一直被犹太金融控制的生意场，这里将变成斯文扫地的战场。

惠普的Epstein女士带我进入会场时，同行的还有两位衣冠楚楚的绅士。我向他们问候，知道他们是第7号提案者（全美长老会基金、德州的天主教姊妹会、神圣上帝会众、联合美以美教会的全球牧师和慈善投资服务等）的代表律师和牧师[1]。他们的提案紧接着我的第6号提案（前5个提案都是公司董事会的提案），也要求公司改善人权政策，连理由也与我的提案类似，但更温和、模糊，董事会反对他们的提案的声明也屡次提到我的提案。

整个会场座无虚席，约有两、三百人出席会议。我默念准备提案时，一直犹豫是否也提及巴勒斯坦的人权问题。前不久，哈格尔因为说过“外交部（美国国务部）成为以色列的后院”被在美犹太人纠住不放、差点当不成国防部长。我并不在乎犹太人会找我麻烦，但考虑到自己势单力薄（千万分之一股份），不便分散火力，只好按下为巴勒斯坦民众打抱不平的念头。轮到我发言时，我指出我的人权提案的要点是公司在非民主国家做生意的legitimacy正统性/合法性问题，而董事会的反对声明虽然包括公司的一些政策进步，但缺乏独立的验证机制[2]，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就很快结束了我的发言。

接着我下一个提案的律师和牧师的发言显得啰里啰唆，听不出要点，超过了5分钟，被主持人提醒。发言中提到以色列时，有人在后面高叫，使人体会到美国政治的紧张气氛。

之后，我又站起来代替老朋友Chevedden宣读他的与去年类似的火力十足的谴责以Whitman为首的董事们贪婪与无能的提案[3]。在会议之前，有一些机构大股东也放风要选掉几个董事，成为这个提案的同盟军。实际上，这个提案得到27.6%的赞同（当场初步统计结果），远远高于我的提案的赞同率（初步结果3.39%）。这提示我：虽然得到了高达几十万倍的“投资回报”，我以后也可以把人权这个崇高的政策理想与实际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争取更多股东的同盟。

在提问期间，股东们踊跃发言，大大超过了原定的一个小时会议时限，被Whitman限制为12人。有一个惠普退休员工说他支持以色列，但希望公司的人权政策更透明一些，多少附和了我的要求。那一个总是来股东大会支持董事会的白人老头攻击第7号提案者（教会）对以色列的批判。有几个忠诚的老股东（其中一人还拿出公司创始人当董事时的图片）抱怨股价下跌太厉害，恳求现董事会负起责任来。加州公务员基金（美国最大的机构基金股东）提出董事会主席的独立性问题，被Whitman圆滑地化解。令我感到意外的是：SEIU工会（有二百五十万会员）的代表没有提到人权问题，而是追问惠普在收购英国软件公司Autonomy失败上的责任。我本来希望与他们合作，改进高盛集团、苹果公司等的人权政策，看来不能指望美国工会的律师和脱产专职人员了[4]。

总的看来，今年的股东大会毕竟比去年有所进步，我把惠普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CSRI也从C+提高一级到B-。会议结束后，自由亚洲电台的朋友来采访，我总结到：利用股东提案这个阿基米德杠杆推动惠普的人权政策改变的基本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下一步目标是与惠普业务类似、但像“动物农庄”那样对待产业链下端的富士康那样的公司的劳工的苹果公司。[5]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3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