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1854年的手稿說明了喀琅施塔得對俄國的戰略意義，阿格拉諾夫的秘密報告大致勾畫出1921年事件的輪廓。為了準確地把握英勇悲壯的喀琅施塔得起義，有必要重新整理一下。

駐紮在喀琅施塔得的波羅的海艦隊，也是俄羅斯裝備和精神現代化的象徵。除了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被托洛茨基稱為“俄羅斯革命的驕傲和榮光”外，喀琅施塔得水兵也在1918年1月5日被布爾什維克利用，強行解散由社會革命黨占多數的制憲會議。其實，正是喀琅施塔得水兵們，包括本人是制憲會議代表的Pavel Dybenko和制憲會議所在地Tauride宮殿的衛隊長、年輕的無政府主義者Anatolii Zhelezniakov，在1917年初還狂熱地響應布爾什維克口號，用制憲會議反對臨時政府！[1]高爾基在沒有被斯大林收買之前，對布爾什維克深惡痛絕，特別把布爾什維克解散制憲會議的暴舉和沙皇衛隊屠殺請願平民的1905年1月9日“血腥的星期日”相比：“幾乎一百年來，最文化的俄羅斯人都盼望着制憲會議—一個能夠讓所有民主的俄羅斯人自由表達自己意志的政治體”[2]。不過，對於安那祺主義（無政府主義）水兵們，制憲會議是資產階級的產物，也是中央集權的象徵，必須粉碎。只是他們那時還沒有認識到更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在他們的幫助下形成。[3]

在內戰期間，喀琅施塔得水兵們還是堅決地站在布爾什維克一邊，幫助布爾什維克取得軍事勝利，喀琅施塔得水兵們成為新組建的紅軍的中堅，許多人，[4]包括Zhelezniakov，在與白軍的激戰中犧牲。絕大多數從1914年以來被連續七年戰爭所害的俄羅斯民眾渴望在內戰結束後，終結布爾什維克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正如農民代表在第八次蘇維埃大會上對布爾什維克武裝征糧隊的控訴：“一切都好—土地是我們的但糧食是你們的，池塘是我們的但魚是你們的，森林是我們的但木材是你們的”。托洛茨基也承認：“農民忍受征糧，當它是短暫的禍害。但內戰打了三年。城市囊空如洗，為了供應軍需掠走鄉村的一切。農民說：俺們擁戴分地的布爾什維克，俺們反對征糧的共產黨。”[5]到1921年春，農民暴動已遍及全國。城市情況也是如此，許多工廠倒閉、工人流落街頭。列寧本人在一個莫斯科工廠講演時又用白衛軍統治威脅時，有人氣憤地回答：管他是黑還是白，只是不要你們。[6]他們自然地期望、也以為可以和平地終結布爾什維克的一黨專政，回到俄羅斯革命的起點和目標：一切權力歸蘇維埃！而布爾什維克內部也要求建立所有社會主義者參與的政府，因為只有布爾什維克的一黨政府意味着政治恐怖。[7]在布爾什維克黨內的工人反對派要求獨立工會、工廠自治、反對黨的官僚和軍隊化。[8]

內戰雖然已經結束，但有將近5萬人的波羅的海艦隊水兵們仍然不得復員，他們覺得疲憊不堪；糧食供應狀況日益惡化，軍紀越來越嚴，甚至不得休假和離開艦艇，軍隊布爾什維克長官的特權日益增長；再加上與家鄉通信得知的自己的村莊被布爾什維克搶奪、破壞的壞消息。所有這些因素導致了某些現象的出現：波羅的海艦隊俄共黨組織40%多的人要求退黨，一些人用宗教信仰來說明自己的退黨理由，一些人則用吃不飽感到疲倦來說明，一些人是因為對美好的未來喪失信心，還有一些人則已經把黨員證給撕了。當局1920年12月4日截獲了裝有兩份無政府主義傳單的以一個水兵的名義發出的信，準備將無政府主義者等清除出艦隊。[9] 12月11日，波羅的海艦隊政治部主任博季斯鑑於艦隊騷動形勢，發布命令要求艦隊到12月份替換25%的政委，然後按照這個比率每個月替換。在2月15日舉行的波羅的海艦隊第二次布爾什維克大會上，已經有不少要求立即政治控制分權化、官僚機構民主化的呼聲。一個布爾什維克軍官就警告道：“如果不改革，兩三個月內會有叛亂”[10]。

當波羅的海艦隊的不滿情緒高漲的時候，蘇俄政府派出大量特工，關注喀琅施塔得要塞上的超過2萬6千人的水兵，找出可疑人物，編訂成信息通報最高當局。1921年2月，有2,554人被登記在案，被懷疑參加所謂的反革命活動，受到審查。另一方面，白衛軍在芬蘭的機構很敏感地察覺到十幾海里外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們的反叛情緒。在內戰後期接任白衛軍統帥的瓦蘭格爾將軍主要依靠法國的接濟，在伊斯坦布爾、突尼斯和西伯利亞還維持近十萬沒有被打散的武裝。瓦蘭格爾在芬蘭的代表向法國的流亡俄僑發送過一份“關於如何在喀琅施塔得組織反叛的絕密備忘錄”，指出這年春天（芬蘭灣解凍後）在喀琅施塔得發動反叛的有利機會，要求尋求法國政府的援助。[11]

誰也沒想到，歷史的展開有其自身的過程。

白衛軍沒有能力發動喀琅施塔得的反叛，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發生也不需要白衛軍等任何外部力量的發動，而與彼得格勒工人的罷工和騷動息息相關。

1921年2月21日，彼得格勒的特魯博奇制管廠工人舉行會議，與會者通過了要求實行人民政權的決議，提出取消共產黨的專政和建立自由選舉的蘇維埃政權。當局對此的反應是，決定關閉該工廠並宣布重新進行職工登記。這一舉措讓工人們的情緒更加激動。2月24日晨，崗哨不允許工人進廠時，約三百名特魯博奇廠的工人便帶動波羅的海廠、費爾拉姆廠等其他一些工廠的工人走上街頭，進行示威遊行，大約有2千5百人匯集於瓦西里耶夫斯基區。鑑於這一嚴重的形勢，政府派出了學員兵前去驅散人群。當天下午，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員會執委會召開了緊急會議，認為近期在工廠中發生的騷亂是暴亂行為，決定在彼得格勒戒嚴，並採取一系列措施保證戒嚴的實施。次日，彼得格勒軍區軍事委員會發布公告，宣布彼得格勒戒嚴：“為了實施軍事戒嚴，恢復各區的革命秩序，應在各區成立由相應黨委領導人主持的革命三人小組。革命三人小組所有的軍事行政命令和決定對該區所有居民有效。所有部署在行政區的軍事力量必須服從該區的軍事三人小組，在特別情況下也可徵得軍事委員會的同意。命令自發布之時即刻生效。”

就在這天，工人們仍然舉行示威遊行，他們要求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要求釋放最近因政治原因而被捕的工人、紅軍和水手，要求立即在無記名投票的基礎上改選蘇維埃。遊行示威的工人與設置於各區的軍事院校學員兵崗哨發生了數起衝突。2月28日，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局勢，認為當前的首要任務是鎮壓政治反對派。當天，全俄肅反委員會（契卡）發布了關於加強同反對派鬥爭的命令，要求"所有省肅反委員會應在最短的時間內粉碎反蘇維埃政黨的機關"，把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從特別是地方自治機關、糧食機關、配給機關中清除出去；禁止他們號召罷工、演講、遊行示威的活動。根據這一命令，契卡開始逮捕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彼得格勒，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被逮捕者超過一百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孟什維克領袖唐恩。另外還有約2百名工人和知識分子被捕。通過實施嚴格的戒嚴措施以及鎮壓政治反對派，政府控制了彼得格勒的局勢。

但彼得格勒工廠的騷動已經嚴重影響了近在咫尺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工人的情緒。本已躁動不安的水兵得知了彼得格勒工人罷工、騷動的消息，也公開騷動起來。最為典型的是塞瓦斯托波爾號和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戰列艦。兩艦本來駐防於彼得格勒，後來被調至喀琅施塔得，艦隊中普遍存在着不滿。25日晚，塞瓦斯托波爾號戰列艦的士兵開始聚集於公共甲板上，要求就彼得格勒事件舉行會議。在大型戰列艦支隊政委佐西莫夫到來後會議開始。水兵們要求：“1:於2月26日中午1時召開艦隊會議；2: 不允許逮捕在彼得格勒演說的特魯博奇廠的工人，既不允許在演講工人中進行逮捕，也不允許在部隊中進行；3:必須闡明演說工人的要求；4: 必須闡明是哪個海軍部隊向演說的工人和他們的首創精神開槍。”當即，塞瓦斯托波爾號選出了五人組成的代表團。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戰列艦也選出了七人代表團。26日晨，代表團前往彼得格勒以查明工廠騷動的原因以及工人們的要求。他們抵達彼得格勒後，立即深入罷工工廠了解情況。儘管工人們提出的“要求立即在無記名投票的基礎上改選蘇維埃”、“要求給予所有社會主義黨派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的口號和工人們的情緒極大地感染了水兵們，喚醒了他們朦朧的政治意識。他們自覺到：除了我們，誰來拯救俄羅斯民眾呢？

2月27日，代表們返回艦隊後在艦隊大會上報告了特魯博奇廠、波羅的海廠、停泊在涅瓦河上的甘古特號和波爾塔瓦號戰列艦發生騷動的原因，彼得格勒工人大批被抓的嚴重形勢以及特魯博奇廠實行人民政權的決議。次日，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和塞瓦斯托波爾號戰列艦通過了一項提交波羅的海艦隊所有軍艦、軍區代表討論的決議，共13點：

1、今日蘇維埃不反映工農意志。應立即在秘密投票基礎上改選蘇維埃。應在全體工農中進行自由的選舉宣傳。

2、工農、無政府主義者和左翼社會主義黨派應享有言論和出版自由。

3、落實會議自由、工會及農民團體的結社自由。

4、不遲於1921年3月10日召開彼得格勒市、喀朗施塔得要塞和彼得格勒省工人、紅軍士兵（水兵）的無黨派大會。

5、釋放社會主義黨派的全體政治犯。釋放從事工農運動被捕的全體工人、農民和紅軍戰士。

6、選舉一個特別委員會，重新審查監獄集中營的在押犯人。

7、廢除各企業機關的政治處。任何政黨均無宣傳自身主張並收取國家經費的特權。應建立相應的文化教育委員會並給予國家財政支持。

8、立即取消所有督戰隊。

9、全體勞動者的食品供給一律平等，有毒車間的生產者除外。

10、解散軍中的共產主義戰鬥隊。停止各企業的共產黨員值勤制。假如類似的值勤和戰鬥隊確有必要，應由連隊（士兵）和工廠工人視形勢而定。

11、農民應有充分自由決定如何耕種土地以及——不使用僱傭勞力前提下——如何放養牲畜。

12、請全軍指戰員和軍事學員同志們支持本決議。

13、要求廣泛公布所有相關決議。[12]

2月28日深夜，彼得格勒國防委員會主席季諾維也夫在給列寧的密電中把這兩艘戰列艦的決議形容為“社會革命黨黑幫分子”的決議。3月1日托洛茨基再電博季斯，提醒他們要引起對事件的高度重視，同時每個12小時匯報一次所有的情況。

3月1日，第一、第二戰列艦支隊各艦隊會議全體以僅有兩票棄權的絕對多數通過了該項決議，並且補充了兩點，即：14、指定流動小組進行監督；15、允許自己勞動的自由手工業生產。這項決議反映了喀琅施塔得起事者的基本要求，從內容上看，除了大致重複彼得格勒工人的要求外，表達的是農民們要求取消"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強烈願望，他們想獲得土地和自由，而這也是布爾什維克當初向他們許諾過的。

當天，喀琅施塔得衛戍軍全體大會在雅科爾廣場召開，與會者達1萬6千人。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的領導人認為，可以在集會的過程中扭轉水兵們的情緒。全俄中央執委會主席加里寧[13]專程趕來、與波羅的海艦隊政委庫茲明受到禮炮歡迎，喀琅施塔得蘇維埃主席瓦西里耶夫任會議主席。他們企圖說服與會者放棄如上所述的政治要求，然而他們的講話卻被"夠了，這些無聊的話我們已經聽了三年了，再也不想聽了"的呼聲打斷。之後，一位名叫佩列佩爾金的水兵（塞瓦斯托波爾號戰列艦的槍炮電工兵）發表了反對現政府的演說，並且宣讀了第一、第二艦隊支隊全體大會的決議，除了極少數黨員外，大部分與會者附和這一決議。佩列佩爾金在發言的最後還建議所有的部隊和組織選出兩名代表參加討論在這一決議的基礎上重新選舉喀琅施塔得蘇維埃的問題。當天，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和塞瓦斯托波爾號戰列艦從水兵中選舉了艦艇委員會取代政委維持艦艇的秩序。委員會很快就控制了艦艇的通訊部門和警戒衛隊。晚上，兩艦的艦艇委員會召開了會議，停泊在彼得格勒涅瓦河上的特魯沃爾號和奧戈利號破冰船派代表參加。部分代表於次日返回彼得格勒後在特魯沃爾號和奧戈利號上做了關於喀琅施塔得形勢的報告，這兩艘艦艇也在只有幾個人反對的情況下通過了喀琅施塔得人的決議。3月1日晚，在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的艦艇委員會會議上有人提議逮捕加里寧並把他作為人質，但大多數人表示反對。當夜，俄共喀琅施塔得黨委開會討論武裝鎮壓的可能性，但得出結論，他們的能力不夠。加里寧離開喀琅施塔得時，允諾他一回到彼得格勒就採取一切措施集中兵力從外部鎮壓。

在圍困喀朗施塔特的同時，當局3月1日向彼得格勒的工人妥協：道路管卡解除、貿易自由、大量的肉、鞋、衣物開始發放。[14]喀朗施塔特水兵的優越地位使他們忽視了普通俄羅斯人的怯弱、政治不關心、身體的疲勞等，以為他們的鬥爭會喚起民眾，但他們的犧牲卻也為民眾爭取到一定的現實利益。[15]雖然，水兵們後來不免生彼得格勒工人的氣，認為他們為工人們而戰，但工人們“為了一俄磅的肉”而沒有支持他們。[16]其實，這正是自由社會主義/安那祺主義的精髓，本來就不要求回報，這在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的犧牲精神中再次體現出來。

3月2日，在喀琅施塔得國民教育館舉行了代表大會，大約有6百名代表參加，其中25%的代表為俄共黨員。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戰列艦書記員佩特里琴科主持會議，代表們選出了由5名無黨派人士組成的主席團。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改選喀琅施塔得蘇維埃委員會。庫茲明、瓦西里耶夫仍未放棄扭轉士兵情緒的努力，積極發表演說，但水兵們數次打斷他們，最後乾脆不讓他們發言。突然，會場外傳來消息，說軍事院校的學員兵正持槍趕來，意圖逮捕會議的參加者。大會主席團立即做出決定成立臨時革命委員會，由佩特里琴科任主席，其他成員包括：雅科文科（通訊部喀琅施塔得區域的話務員）、奧索索夫（塞瓦斯托波爾號戰列艦的機械操縱員）、圖金（電機廠工人）和奧列申（第三勞動學校主任）。在匆忙中大會通過了一系列決議，其中包括：“讓無黨派人士占領所有重要的據點和通訊站，在嚴密的監督下讓擔任職務的共產黨員繳械並逮捕他們，嚴格清點在執行命令中所繳獲的武器；選舉革命三人小組，承擔領導工作的職責。”受大會委託，臨時革命委員會掌握喀琅施塔得政權，維持秩序，將衛戍軍大會通過的決議付諸實施，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

臨時革命委員會逮捕了庫茲明、瓦西里耶夫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共產黨領導人，但一些共產黨員從要塞出逃。3月2日晚，駐要塞的紅軍決定和臨時革命委員會聯合。通訊部門的所有機關都被臨時革命委員會的警戒隊占領。這樣，臨時革命委員會向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紅軍、工人以及附近的居民宣稱：“1921年3月2日在喀琅施塔得基於廣大群眾、水兵和紅軍的意志，城市和要塞的政權不費一槍一彈已由共產黨員那裡轉到了臨時革命委員會手中。”臨時革命委員會還號召水兵、紅軍、工人支持他們的行動,以下的“對要塞及喀琅施塔得地區居民的呼籲書”[17]反映了他們的立場：

“同志們與公民們！我國經歷着嚴峻時刻。饑寒與經濟崩壞使我們飽受重壓已達三年。統治國家的共產黨脫離群眾，無力把我國帶離總崩潰狀態。彼得格勒與莫斯科的諸多新抗議，足夠鮮明地說明共產黨喪失了工人大眾的信任。對此，黨不屑一顧。對工人的諸條要求，共產黨同樣不屑一顧，斥為反革命詭計。共產黨大錯特錯了。

上述抗議與要求，是全體人民的心聲，全體勞動者的心聲。今時今日，全體工人、水兵與士兵看得清楚：惟有勞動者的共同意志與一致努力能讓國家得到麵包、柴火及煤炭，讓衣不蔽體者穿暖，讓共和國擺脫絕境。三月一日（星期二）我市全體集會上，勞動者、士兵與水兵的以上共同意志得到明確執行。集會上，第一、第二艦隊船員決議獲得一致通過。相關各決定包括立即改選蘇維埃。選舉應建基於更公平原則之上，使勞動者的真正代表進入蘇維埃，使蘇維埃成為充滿幹勁和積極行動的機構。

三月二日，全部海軍、紅軍與工人組織的代表於啟蒙大廈聚會。會議曾提出制訂新選舉的原則章程，以求隨後展開改造蘇維埃制度的和平工作。鑑於有理由擔心當局迫害，鑑於官方代表的威脅講話，會議成立了臨時革命委員會，向它移交本市及要塞的管理全權。

臨時革命委員會位於彼得羅帕夫洛夫茨克戰列艦。

同志們與公民們！臨時革命委員會為不流一滴血而操勞。它採取了在市內、要塞和炮台上組織革命秩序的非常措施。

同志們與公民們！不要停工！工人們！請留在機床旁，士兵和水兵，請留在部隊和艦隊中。全體蘇維埃工作人員與機構，請繼續上班。臨時革命委員會呼籲所有工人組織、作坊、工會、全體陸海軍與個體公民支持我方，並全面施以援手。臨時革命委員會的任務，是友好同心地努力在要塞及市內組織新蘇維埃的正確公平選舉。

就這樣，同志們，讓我們追求秩序、平和與克制，讓我們追求造福全體勞動者的誠實新社會主義建設。

喀琅施塔得

1921年3月2日

彼得羅帕夫洛夫茨克戰列艦

臨時革命委員會主席彼得里琴科、書記圖金”

這些號召都發表於從3月3日起開始出版的臨時革命委員會的機關報《臨時革命委員會消息報》（在整個喀琅施塔得事件期間共出版了14期）。在這份刊物上，臨時革命委員會發布了最初的兩道命令：必須全面地完成委員會的指令；未經委員會許可不得離開喀琅施塔得。

伴隨着政權變動的是喀琅施塔得共產黨組織的迅速瓦解。3月2日，3位喀琅施塔得的重要負責人成立了喀琅施塔得俄共組織臨時局。3月3日，他們在《臨時革命委員會消息報》上發出呼籲，號召改選蘇維埃，號召俄共黨員積極參加改選，號召所有黨員堅守崗位，不要對臨時革命委員會採取的措施施以任何阻撓。臨時局的這一態度及其呼籲對俄共黨員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後來，臨時局的6名負責成員全被槍決。從3月3日起大批共產黨員、預備黨員聲明退黨，他們還在報紙上公開發表退黨聲明，聲明中表達的是對俄共的深深失望。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戰列艦的黨員幾乎全體退出黨組織。喀琅施塔得的41個黨組織完全瓦解，總計大約有9百人退出俄共，其中有些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時就入黨的。

據後來被關押在一起的孟什維克領袖唐恩回憶：“不需要任何政權，需要的是無政府主義—這就是多數水兵由於對工人運動和各政黨失去信心而得出的結論。”“起義對起義者來說是完全意外的。誰也沒有料到，他們那些樸素的、幾乎得到所有喀琅施塔得共產黨員贊成的要求不但遭到粗暴而堅決的拒絕，而且還招致托洛茨基發布的毫不留情地鎮壓喀琅施塔得的嚴厲命令。後來，當起義成為事實時，大夥都義無反顧地投身於其中。”“我的交談者在談到喀琅施塔得起義時期的氣氛時所流露出的由衷的感動令我驚訝。他說，當時大家都樂意互相交換看法，都樂意執行交給自己的任務。當時大家都能暢所欲言，就連共產黨員也能做到這一點。”“起義者領導人之一、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員會委員佩列皮奧爾金的敘述也同樣流露出這樣一種令人欣慰的激動之情。”“佩列皮奧爾金本人同樣傾向於無政府主義。”“佩列皮奧爾金在手稿中描述了擺脫了布爾什維克之後的喀琅施塔得的激動人心的歡樂氣氛和人們在街頭翩翩起舞的情景；描述了往前沿陣地運送食品的情景；還描述了水兵、紅軍戰士和工人之間產生的兄弟般的情義。”[18]讀起來仿佛回到了1989年我在日本組織民主運動時中國同學與日本民眾對我們的支持，這是一種人生中從未經歷過精神解放，因為絕大多數人一輩子都被迫生活在人支配人的社會結構中，連對自由社會的幻想都沒有了。

3月2日，蘇維埃彼得格勒委員會正式為喀琅施塔得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性質，他們要求喀琅施塔得人立即投降。同一天，勞動國防委員會發布了由列寧、托洛茨基簽署的政府公告，將這一事件宣布為“新白衛軍的陰謀。由舊俄將領科茲洛夫斯基和彼得巴甫洛夫斯克號軍艦發動的叛亂”，喀琅施塔得人通過的決議被定性為“極端反動的、社會革命黨的”宣言。蘇維埃政府、勞動國防委員會做出了一下三項決定：1、舊俄將領科茲洛夫斯基及其同謀不受法律保護；2、宣布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戒嚴；3、彼得格勒防區的全部政權轉交給彼得格勒國防委員會。當天，彼得格勒軍區司令部方面命令騎兵連、步兵營、炮兵排和佩傑爾戈夫斯指揮連組成的187旅奪去了奧拉寧包姆，逮捕了駐紮在這裡的第一艦艇大隊司令部的全體成員，他們是準備支持喀琅施塔得人的，這樣政府軍控制了這一從喀琅施塔得通往彼得格勒的唯一通道。

3月3日，彼得格勒國防委員會發布了對彼得格勒防區實施戒嚴的命令，通過戒嚴有效封鎖了來自喀琅施塔得的消息。同日，臨時革命委員會收到了蘇維埃彼得格勒委員會發出的警告，要求喀琅施塔得人立即停止騷動，釋放被捕的共產黨員並交出事件的主謀。臨時革命委員會把警告的內容向喀琅施塔得衛戍軍和居民公開，在得到他們的同意後，臨時革命委員會拒絕了彼得格勒委員會的要求。之後，蘇維埃彼得格勒委員會又提出一個建議，從蘇維埃派出代表，以了解在喀琅施塔得人和蘇維埃政府之間到底存在什麼實質性的分歧。在喀琅施塔得人看來，這是一個騙局，因為水兵的決議已經清楚地反映了這一點。但臨時革命委員會通過無線電仍然給了政府一個答覆，那就是同意他們派代表團來喀琅施塔得，但必須在喀琅施塔得代表監督下由彼得格勒工廠和部隊自由選舉產生的代表參加代表團。這個答覆沒有得到政府的回應。

3月3日深夜，“臨時革命委員會邀請了要塞司令部的所有負責人和軍事專家……並建議他們積極行動使要塞處於戰鬥狀態，對此，他們表示同意。”隨即成立了防衛司令部，由過去的要塞司令索諾維亞諾夫（任防衛司令）、要塞司令部軍事負責人阿爾卡尼科夫中校和其他軍官組成 。除此之外，由喀琅施塔得著名的軍事專家組成了防衛軍事委員會，其中包括戰列艦支隊指揮德米特里耶夫（沙俄時期的海軍少校）和炮兵司令科茲洛夫斯基。

原沙皇將軍科茲洛夫斯基是舊俄軍事專家，時任要塞炮兵司令，還是托洛茨基任命的。這是內戰中常見的一般軍事專家，對水兵和工人談不上什麼影響，他本人也不過問政治。科茲洛夫斯基在喀琅施塔得陷落後說過：“共產黨人提我的名字是為了把喀琅施塔得的起義說成是白衛分子的密謀，因為當時我是要塞惟一的將軍。”3月4日晚，科茲洛夫斯基的妻子、一個女兒和四個兒子全部被捕。整個事件中，因科茲洛夫斯基而被俘的多達27人，甚至遠親也受牽連，大多數被流放和接受勞動懲罰。所有參與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有關領導者的親屬均被逮捕扣為人質。國防委員會當天發出了“對兵變者的警告”的通告，意思是說逮捕他們的家屬是為了營救被扣押的布爾什維克黨員，如果這些同志少了一根頭髮，這些婦女和孩子就要人頭落地。臨時革命委員會立即用無線電報回覆：他們會在24小時內釋放被扣押的布爾什維克，“衛戍軍並不想以彼得格勒委員會為榜樣，因為在他們看來，哪怕是處於極端仇恨中，這樣的逮捕也是最為無恥和卑鄙的。” 艦隊政委庫茲明被立即釋放，列寧格勒《真理報》謊稱庫茲明被虐待，好不容易逃出來。在共產國際工作的法國猶太人Serge見到他，說：“我很難相信他們想槍斃你，你看見槍斃令了嗎？”他猶豫了一會兒，很尷尬地解釋：“噢，你總是看到這樣的誇張。” [19]

布爾什維克早已習慣扣押人質。1920年12月21日，克魯泡特金就致信列寧：

“尊敬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

《消息報》和《真理報》發表聲明，宣布了蘇維埃政權的一項決定：將……社會革命黨人、……軍官們，抓作人質；一旦蘇維埃領袖們被害，將堅決‘毫不留情地消滅’這些人質。

難道你們當中就沒有一個人能提醒自己的同志並讓他們相信，這類做法是向中世紀時期和宗教戰爭的醜惡時期倒退，他們這種人不配在共產主義原理上創建未來社會，珍視共產主義未來的人是不能採取上述措施的！

……難道您的同志們還沒有意識到，你們共產黨人不管犯過多少錯誤，你們仍是在為未來而工作？因此，你們無論如何不應該用近似恐嚇動物的行為，來玷污自己的事業。因為正是以往的革命者們所干的這類事情，使新的共產主義嘗試變得如此困難。

……為什麼要把革命推嚮導致其毀滅的道路呢？而這主要又是因為犯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完全不應當有的錯誤，這種錯誤原是舊制度的餘毒，是毀滅一切的專制政權過時了的惡行。”[20]

3月4日，喀琅施塔得衛戍軍、工人代表大會召開，共有202人參加。由於事務繁忙，根據佩特里琴科的建議，臨時革命委員會增補了10名委員。為了提高工作效率，臨時革命委員會還做了內部分工。由於政府對喀琅施塔得騷動的態度日趨明朗，本來自信政府不會進攻喀琅施塔得的臨時革命委員會感到了事態的嚴重性。佩特里琴科在這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中開始強調要塞和衛戍軍要做好充分的戰鬥準備。會議決定武裝喀琅施塔得工人並委託他們作城市的內部防禦。當天，成立了以佩特里琴科為首的軍事三人小組，以與要塞軍事專家聯繫，制訂總的行動計劃。在積極做軍事準備的同時，臨時革命委員會展開了宣傳攻勢，以爭取那些還動搖徘徊的人，特別是竭力爭取那些擁有武器的人，《臨時革命委員會消息報》號召：“與共產黨員以及他們掌握的要塞權力做鬥爭不能只進行到一半……應當進行到底……沒有折中。不是勝利就是死亡！”3月4日，臨時革命委員會向喀琅施塔得居民發出通告，“喀琅施塔得正處在為自由而戰的關鍵時刻。每一分鐘都有可能迎來共產黨員的進攻，他們為的是奪取喀琅施塔得並重新把我們置於只會帶來飢餓、寒冷和崩潰的他們的政權之下。我們每一個人都將為我們已經取得的自由而堅定地戰鬥，不會交出喀琅施塔得；如果他們企圖用武力達到目的，我們將堅決給予還擊。所以臨時革命委員會預先通告居民們，如果聽到炮擊聲，不要驚慌害怕。”鑑於要塞糧食有限，臨時革命委員會決定實行配額制，以渡過難關。

3月5日，在彼得格勒的安那祺主義者柏克曼、古爾德曼、Perkus和Petrovsky致函季諾維也夫：“保持沉默已經不可能，甚至是犯罪。最近的事態迫使我們安那祺主義者站出來聲明我們對目前狀況的立場。”“我們向你建議：成立以一個五人委員會，包括兩名安那祺主義者。委員會將去喀琅施塔得用和平方式解決爭端。這是當前最具激進性的手段，具有國際革命的意義”。[21]他們忘記了列寧的警告：反對我們的安那祺主義者就是匪徒，就要關進監牢。[22]

3月6日，防衛司令部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軍事專家們建議，在政府軍進攻以前首先發起進攻，奪取奧拉寧包姆和謝斯特羅列茨克，以擴大起義的基地。但臨時革命委員會拒絕了這一建議，把軍事行動僅限於防禦。遭到殘酷鎮壓後水兵們才意識到：“要想取得軍事上的勝利，就應該把起義的組織工作交給軍官去做。但是起義者對軍官做組織工作的政治後果有所顧忌，因此在軍事上遭到失敗。”[23]除了要塞上2萬6千名水兵，波羅的海艦隊在彼得格勒還有2萬多名戰友，事變後他們陸續被6列軍車押送到南方服役。據共和國軍事委員會野戰司令部參謀長列別傑父3月20日的報告：“2月25日遊行示威者出現在城市的各個地區，但到處遭到學員的驅趕，儘管紅軍部隊沒有發生騷動，但不能只靠他們，”“彼得格勒地區約有22，000名水兵，他們的情緒表明，雖然他們沒有參與叛亂，但同時也不能利用他們平息暴動。由於他們控制着在彼得格勒過冬的大部分戰艦，而這些戰艦的火力僅次於喀琅施塔得，因此這個不穩定因素對該市來說是一種非常可怕的長期危險。”“至於彼得格勒軍區的陸軍，阿夫羅夫同志認為他們中的大多數都不是發動攻勢的可靠分子。”[24]如果水兵們真有計劃，是有可能趁布爾什維克在莫斯科開大會時起義，奪取兵力薄弱的彼得格勒的。至少，如果他們推遲兩、三個星期，等冰面融化再起義，可以堅守要塞，等待國際支援。在這不由得使人聯想起1871年沒有趁機向凡爾賽進攻的巴黎公社國民自衛隊、1989年沒有沖入人民大會堂直接向鄧小平請願的天安門廣場上的中國學生。他們寧願選擇失敗的命運，也不會不擇手段。要塞司令部只好通過了防禦性部署計劃。在整個起義過程中，要塞的軍官們習慣了革命以來在紅軍中服役的做法：政治上服從政委（現在變成了民主選舉出來的臨時革命委員會），沒有（也沒有機會）表露自己的政治態度。他們的內心，與其嚮往水兵們的“公正的蘇維埃政權”，更傾向於立憲會議，與白衛軍相通。[25]科茲洛夫斯基後來被捕交待：“看到自己處境困難的祖國被分割為幾個部分，他認為蘇維埃政權的存在是造成這一切的原因，強烈渴望拯救俄羅斯，恢復俄羅斯的強大，保持統一而不可分割的舊傳統。”[26]

3月8日是蘇俄當局正式進攻、鎮壓喀琅施塔得水兵起義的時間。也就在這一天，俄共召開了第十次代表大會，一直開到16日，在這次會議上，做出了《關於以實物稅取代餘糧徵集制》的決定，宣告“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破產，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其實，早在1921年的2月2日，列寧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上討論了他親自撰寫的《農民問題提綱初稿》，主要內容為：“（1）滿足非黨農民關於用糧食稅代替餘糧徵集制的願望；（2）減低糧食稅稅額，使其低於上年餘糧徵集制的數額；（3）同意稅額與農民積極性相適應的原則，即依照農民積極性的增高而降低稅率；（4）在迅速地繳足稅款的條件下，使農民在地方經濟流轉中有更大的自由來運用其納稅以外的餘糧。”在危亡關頭，蘇聯最高當局已經醞釀着政策的重大調整了，而喀琅施塔得的起義，是布爾什維克政權面臨的空前的政治危機的信號。既然喀琅施塔得水兵造反，就是因為殘酷的餘糧徵集制，取消“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似乎可以為雙方尋找到妥協的基礎。如果俄共按照預定，在2月就召開了第十次代表大會，也可能根本就不會發生彼得格勒工人抗議和喀琅施塔得起義。但列寧一方面開始調整推行不下去的經濟政策，一方面對喀琅施塔得這些“穿着軍裝的農民”提出的“在自由、平等的基礎上重新選舉蘇維埃”的政治訴求決不妥協，進行最嚴厲無情的鎮壓，目的就是維持布爾什維克的一黨專政政權。

3月7日18時35分，謝列斯特羅列茨克和“紅山”炮台先發起了試探性炮擊。第二天圖哈切夫斯基下令強攻，紅軍士兵用偽裝的白色披風在沒有任何掩體的冰面強攻（插圖），犧牲慘重。炮擊加強，飛機向起義的兩艘戰列艦“彼得巴甫洛夫斯克”號和“塞瓦斯托波爾”號投擲了525俄磅炸彈，激起了喀琅施塔得人猛烈的反擊。布爾什維克只是奪取了7號要塞，而派往沿着解凍的芬蘭灣進攻的紅軍情緒並不穩定，以南方軍隊集群561團為代表的紅軍士兵，公開拒絕執行鎮壓命令（喀琅施塔得守衛部隊的560團也是庫班人組成的），有一個營大約六百人公開投奔了喀琅施塔得方面。

喀琅施塔得最大的困難是給養。3月8日，國際紅十字會三人代表團來到喀琅施塔得方面，表示願意提供糧食和藥品，但是由於沒有得到芬蘭政府的同意，所以物資只能偷運過來。社會革命黨領袖切爾諾夫派來信使，表示如果臨時革命委員會方面允許他作為立憲會議主席，他願意來喀琅施塔得，在立憲會議的旗幟下與布爾什維克政權戰鬥，並表示願意提供武器援助。對此，與會代表大部分表示拒絕。

政府決定增兵，圖哈切夫斯基重新調整了火炮布置。鑑於強攻中有部隊動搖，布爾什維克採取了嚴厲的內部懲罰手段，設立了程序簡單的軍事巡迴審判庭，設立革命三人軍事小組，每支部隊安排情報員，進攻中設立散兵線，防止有人後退，凡是被認為不可靠的部隊，一律解除武裝，調到離喀琅施塔得很遠的大後方，帶頭起鬨的軍人一律就地槍決。3月9日，根據彼得格勒委員會的要求，電召150名堅定、堅強有覺悟的黨員臨時指揮。臨時革命委員會成員維爾舍寧在奧拉寧包姆被俘時，聲稱他是受命來此與布爾什維克方面進行停火談判的，但政府不會談判。同一天，政府加強了彼得格勒工廠的工人登記，大部分工廠開始復工。

 芬蘭灣的解凍期在臨近，蘇俄政權的攻勢也在加強。11日，喀琅施塔得方面獲得了大約400普特的來自外逃的俄僑各類團體的糧食，暫時緩解了糧食危機，但是臨時革命委員會的成員也難以掩飾矛盾的心情，因為，這一沒有政治義務的接受援助也會使得布爾什維克繼續誣陷他們和白衛軍勾結。

3月14日，預定在北方進攻的第27奧姆斯基師第79旅第235團和第237團宣布兵變，士兵們全副武裝走出營房，拒絕進攻喀琅施塔得，喊出了“不要到冰面上去”和“召回部隊”的口號。這些軍人被立即解除武裝，兩個團一共有74名士兵被立即槍決，判決書下發全軍，反覆廣播，以示警告。

3月15日，臨時革命委員會方面邀請了四名外國記者來了解他們為什麼而戰鬥，並且發表了著名的文章《政權歸蘇維埃，不歸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同志們，把我們推進這個泥坑的就是那一群人。他們現在正戴着共產主義的假面具而高據在我們的共和國之上……讓我們來把那些使得工人反對農民、農民反對工人的傢伙趕走，因為我們已經自相殘殺得夠了。”“12天來，一部分真正的英雄們——工人、水兵和紅軍戰士們，被迫同全世界隔絕，忍受着共產主義劊子手們的攻擊。我們堅定地捍衛我們所從事的事業：使人民從一個黨的狂熱性的桎梏下解放出來。我們在臨死前高呼：自由選舉的蘇維埃萬歲！願全世界無產階級了解事件的真相！同志們！我們需要你們道義上的援助，抗議共產主義專制者們的殘殺！”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個事件中，西方國家沒有象俄國內戰時那樣介入。相反，3月16日，英國與蘇俄簽訂貿易協定，成為第一個實際上正式承認蘇俄的西方大國。

3月17日，圖哈切夫斯基發出了總攻擊的命令，其中包括不晚於明天用窒息性氣體和有毒氣體的炸彈進攻兩艘戰列艦的命令。晚上，喀琅施塔得城徹底淪陷，絕境中的起義者派出了洽降代表，聲明如果得到生命安全保證他們願意投降，此前有水兵建議炸毀軍艦，但遭到反對。布爾什維克拒絕了投降建議，在後來被判決的人當中沒有俘虜，因為他們都被就地槍決了。在占領卡琅施塔得城後開始大逮捕。起義已經失敗，包括大部分臨時革命委員會和要塞司令部的成員在內的大約有8千人逃到了芬蘭。

3月18日，布爾什維克軍隊占領了喀琅施塔得的所有要塞，抓獲了城中所有反抗布爾什維克的起義者。新任的喀琅施塔得衛戍司令彼得羅夫立即下命令：全城戒嚴，所有市民立即24小時內交出武器；交出所有嫌疑人，違令者按戰時法律處置，城內所有布爾什維克黨員重新登記。伏羅希洛夫指令加強特別部開始大逮捕。當天，蘇俄政府以“紀念巴黎公社50周年”來慶祝對俄羅斯巴黎公社的鎮壓勝利！

蘇俄政府對這次戰鬥中的死亡人數秘而不宣。許多死在結冰的波羅的海上的人屍體都沒有人收埋，直到芬蘭灣開始融化，造成污染問題，蘇聯方面才在事後三個月加以解決。戰鬥結束後也不知有多少人受害。僅芬蘭國境警衛特別處第一、二特別分處肅清喀琅施塔得叛亂三人小組就“從3月2日到4月15日共逮捕了3千名積極參加叛亂的人，其中40%被判處死刑。”[27]“彼得巴甫洛夫斯克”號和“塞瓦斯托爾”號戰列艦的全體人員由於被認為在起義中表現積極，受到了最嚴厲的懲罰，彼得巴甫洛夫斯克號巡洋艦有167人被槍決，塞瓦斯托波爾號有39人被槍決。兵變期間仍留在要塞的也被認為是犯罪，相當一部分被流放到白海的集中營。三人小組還審判了兵變期間退黨的人，分成了四類，第一類，退黨並積極從事反抗活動的，全部殺掉；第二類，遞交了不好的聲明，被動參加叛亂的人，判處五年強制勞動，第三、第四類遞交了沒有論據聲明的和沒遞交聲明認罪的，被釋放，一小部分參加一年的勞動，緩期執行。

3月21日俄國駐芬蘭全權代表別爾津給契切林寫信徵求意見，如何對待逃到芬蘭8千名逃亡者，3月28日得到回覆“要求在芬蘭腹地遠離我們邊界線的地方鎮壓喀琅施塔得人”。臨時革命委員會成員佩列佩爾金、瓦利克、維爾舍寧，《臨時革命委員會消息報》成員弗拉季米洛夫、洛馬諾夫等被抓獲槍決。被俘的艦隊和要塞指揮官也被槍決或強制勞動。

1921年夏，又對2,103人執行了槍決，對6,459人處以不同期限的監禁，有1,464人獲釋，但是起訴並未撤銷。1921年11月4日，為了紀念十月革命勝利四周年，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對被判有罪的“不是自覺參與行動的喀琅施塔得兵變者”作出了赦免決定。1922年11月2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赦免了“在國外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參與者”。但在赦免前，這批人已經或被槍決，或被強制勞動懲罰過了。

為了“淨化”喀琅施塔得的政治環境，避免類似事件，蘇俄政府在1922年春天成立了疏散委員會，對喀琅施塔得居民進行甄別和遷徙。從1922年2月1日到1923年4月1日，共有2,756人被重新登記，被劃分為三類，即“叛亂分子”及其家屬（2,048人）、與要塞無聯繫的人（516人）、刑事犯罪（192人）。到了1923年4月1日，共有2,514人被流放，只有242人為技術水平較高的專業工人及其家屬，因為很難找到替代他們的人被留在喀琅施塔得。在整個清算過程中，偶爾也顯露出一點沒有泯滅的人性。例如，高級偵查員納扎里耶夫認為應該赦免被判處送往阿爾漢格爾斯克強制勞動5年的女公民尼基福羅娃姐妹，“給予他們回到彼德格勒年邁母親身邊的權利，理由如下：（1）女公民尼基福羅娃姐妹二人不是由於反革命行為，而只是由於她們作為普通志願衛生員為受傷的叛亂分子提供醫療救護而被判刑，她們是在仁愛的情感影響下才這麼做的；在戰時，為震懾反對蘇維埃政權的一般群眾處罰她們是有道理的，但是，現在這種處罰已沒有任何目的和意義，應予撤銷。”[28]遺憾的是，這是我能讀到的參與審訊的政權官員中的唯一例外，真令人擔憂他後來的命運。

如果說，列寧、托洛茨基等人剛開始還以為在3月8日一陣強攻後就可以解決戰鬥“迎接第十次代表大會的召開”而沒有預謀大規模殺人的話，在戰鬥結束後，如此血腥地鎮壓（至少槍決3千多人），道出了列寧的本性：“現在正應該教訓一下這些人，讓他們在幾十年裡都不敢再想什麼反抗”[29]，令人不寒而慄。[30]這樣看來，斯大林主義不過是列寧主義的延續和變種罷了。實際上，除了加里寧（其妻子被斯大林逮捕）和伏羅希洛夫自然死亡外，幾乎所有參與鎮壓喀琅施塔得起義的布爾什維克官僚都沒有好死。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刺殺，季諾維也夫被槍斃，拉舍維奇自殺，德邊科被槍斃，庫茲明、瓦西里耶夫、格里博夫等喀琅施塔得共產黨官員在被審後命運不祥，圖哈切夫斯基被槍斃，普特納被槍斃。自願去進攻喀琅施塔得的第10次黨代會的代表們中，普雅托洛夫被槍斃，魯希莫維奇被槍斃，布勃諾夫被廢黜後失蹤，扎通斯基被廢黜後失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