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是在香港支聯會1993年出版的《中國的良心》上讀到吳方城的文章，留下印象，1995年春首次訪美時從旅館第一次與他通話。我不斷地往電話機塞入硬幣，他幾次要我回到房間接他打過來的電話。我說：“由你打過來也一樣花錢”，直到硬幣用完。記得我們交流中國民主人權運動在美日的不同處境，他認為不應該給那些沒有參加民主運動的人留美身份，我理解他的用心，但從安那祺/自由社會主義的原則出發，解釋說任何人都有資格獲得包括國籍任何社會政治權利。

1996年春，我作為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政治學系訪問學者去芝加哥中國領館申請護照延長，剛開始似乎正常，因為管威斯康辛州的賈（假）領事讓我把個人支票改為現金支票。等我把現金支票寄去後，好久沒有任何回復，再三問詢之下，芝加哥領館回答說沒有收到過我的申請，也沒有假（賈）領事，證實了我的預感：中國教委和駐日機構轉來了李鐵映、唐家璇等人當年對我的迫害材料，除了貪污我那可憐的國家教育委員會獎學金外，連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資格也剝奪了（直到今天還沒有任何書面理由）。我打電話給紐約的一個有名的人權機構的有名負責人物，他說我沒有資格留在“他們”美國，又證實了我的另外一種預感（依附於另外一個國家權力）。與他同在西單民主牆事件中共事過的趙南知道後，馬上從日本打電話給他，那個人物才趕緊打電話來向我道歉。我向他道謝，就掛斷了電話。

我給吳方城打電話，說雖然訪問研究剛開始幾個月，我被迫考慮準備回中國服務了。他力勸我留下來， 還邀請我去肯塔基他家裡，讓我先在他這個“移民官”面前練習一下英文面試，使我感到我們畢竟都是理工科熱血書生，難能可貴。於是，我乘“灰狗”汽車，碾轉幾次，深夜到達吳“老闆”府上。

第二天，方城兄說還有許多別的朋友來訪，邀我一同與會。我見到老萬等在巴黎民陣成立大會的老朋友、一些在美民運名人和幾個後來從中國出來的 “領袖”，觀摩民聯、民陣在這裡召開的聯合大會。

以下摘錄於我發表在東京《華人時報》1996年6月15日的文章“在中國的民族主義中樹立民主主義的認同”。[5月17日至20日民陣第四次代表大會和民聯第七次代表大會… 。民聯在93年的“華盛頓合併大會”的分裂之後﹐被迫把總部也從紐約搬到主席吳方城的住址，也只有經營着 3家快餐店的吳老闆能盡地主之誼。民陣的狀況更是今不如昔。…如果說巴黎大會“成立宣言”的內容是幾個剛從國內恐怖環境下逃出來的文人以天安門廣場激情(加上個人意願)壓倒政治分析的結果﹐那麼﹐事隔7年之後﹐民聯民陣的共同宣言中仍然把擁戴“中產階級”(如果存在並可以明確定義的話)、“發展私營經濟”作為主要訴求﹐就難以用“文人議政”的水平問題來解釋﹐而是偏離民眾生活的政治立場的局限了。…明顯地過分強調了以鄧力群為代表的左派保守勢力的弊害。…在說明宣言時竟然擺出對陣的姿態要與鄧力群“打好不滿現狀的工人這張牌”! … 7年以來﹐以天安門事件觸發的海外民主運動己經耗盡了政治資源﹐也轉化為多層面的社會進化活動了。各種半政治性的、非政治性的團體在輿民運組織的競爭中產生並活躍起來﹐以各種形式表達了民運的部分要求﹐並以“非政治”的形式部分地得以實現。…正好借“所有外部資助都斷絕”的時機﹐首先徹底清理與各國政府當局的關係。當海外民運盲目自大地幻想與中共爭奪政權時﹐其團體負責人就必然會力圖利用外國政府的政治資源﹐結果只是被外國政府利用並導致內部的分裂。…我們沒有任何一件需求助於任何國家權力的﹐我們必須捍衛任何國家權力企圖但不能剝奪的權利﹐我們必須反對任何國家權力迫害、壓制人權的行為。以此﹐我們就立於最沒有權勢的﹑最廣大的中國民眾之中﹐成為中國平民的一員﹐為我們自身﹑而不是為“他們”的前景而奮鬥。… 在中國的民族主義中樹立民主主義的認同﹐正是包括海外民運組織在內的一切中國進步政治力量的責任和使命。]

我一方面惋惜有太多的純樸良知學子在失望受騙之後離開了中國的民權運動，同時又更加理解尊重方城兄這些原本與我同類的書生仍然堅持政治鬥爭。斯賓諾莎早就說過：德行不在於結局，而是在追求過程之中。而在追求中國自由民主人權的偉大曆程中，方城兄不愧為一個中國的良心。

安息吧！方城兄。

[趙京，2013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