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過了沙皇憲警與哥薩克騎兵的追捕，普列漢諾夫逃到了西歐，主要在瑞士度過了長年的流亡生涯。在這裡，他由反對沙皇專制的恐怖鬥爭轉向面對大眾的社會主義宣傳，並達成了由巴枯寧向馬克思的過渡。自《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1883年)以來，直到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派在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動黨中的支配為止，普列漢諾夫是俄羅斯馬克思主義運動的先驅和權威。而正是這樣的先驅最容易為時代的潮流所摒棄，1905年尼古拉二世開槍屠殺莫斯科廣場的請願民眾，普列漢諾夫卻發出驚人的感嘆：“要是他們(殉難者)不去奪取武器就好了！”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普列漢諾夫與大多數第二國際的領導人物(如聲明“不打第一槍”的愛國主義者考茨基)一樣，支持本國(俄羅斯)政府的戰爭政策。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後，普列漢諾夫回到自己為之宣傳奮鬥一生的“理想之鄉”，除了新的權貴，他沒有看到一個勞動者的蹤影，幾個月之後在芬蘭悄然逝去。

《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寫於1894年(我的讀本為春秋社昭和3年(1928年)發行的遷潤日譯版)，第一章為“空想社會主義的流派”，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對18世紀法國的唯物論以來的追求“完全立法”、“完全社會”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潮的回顧。從中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對於空想社會主義發源的人性論“空想性”的批判，主要受基佐等資產階級政治家、學者的啟示：“基佐認為：最善的社會組織，根本沒有探求完全立法的必要，現存的一切已經足夠滿意的了。而且，面對現存社會組織，反駁那些非難者的攻擊的最有力武器就是人性本身。……人性本身就決定了法蘭西不可能從事社會與政治制度的真正改革。”與此同時，以謝林、黑格爾為代表的德意志唯心主義哲學也宣布了歷史動力存在於人性之外的歷史哲學之中。

在第二章“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普列漢諾夫歸結到，只有卡爾·馬克思克服了“空想”與唯心主義哲學的虛無，從政治經濟學(生產力條件)解明了“財產狀態”的神秘，完成了十九世紀最偉大的科學發明：“反過來看，那些枉費苦心的帶有天才奇想的完全立法構想，那些探求可能社會中的最善組織的努力，還有甚麼價值呢？準確地講：毫無價值！這也同時證明了那些埋頭於此類研究的人們缺乏起碼的科學教養，他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今天，沒有任何勞動黨不服從科學社會主義，或者《共產黨宣言》中的共產主義的旗幟。”這樣的鼓動言論，具備政治的戰鬥性，卻疏遠了科學性與社會性，把社會主義原有的廣泛、生動、多彩的流源歸於一個主義、一個政黨的狹小、僵硬的現實要求之下了。

第三章“無政府主義學說的歷史展開及其觀點”是本文的精彩部分，顯出普列漢諾夫對無政府主義的認真研究。無政府主義的哲學來源可追溯到德國人斯特納(MaxStimer，1806-1856年)的《唯一存在與其所有》，首先開端於對宗教哲學的駁難，“斯特納與他(費爾巴哈)完全相同，只不過從費爾巴哈的理論出發演繹出極端的、過激的結論與命題：神是幻想的產物、神是幽靈，這都不錯，但你強求我們去愛的人類是甚麼呢？不也是幽靈、也是抽象物、也是人的想象嗎？你所稱的人類，到底存在於何方呢？在人腦、人腦的何處存在呢？所以，唯一的存在，只是具備自己的欲求、自己的志向、自己的意志的個人而已。如此，作為一個實際存在的個人，怎麼可能去為抽象物人類的幸福而犧牲呢？你反抗舊神，對極了，卻沒有拋棄神學的見解，你為我們提供的(人類)解放，完全受到神學、神的支配的。”這個出發點可與尼采、叔本華並論，但其展開主要是針對國家社會(即使是“最民主”的國家)，以及那些資產階級改良家、有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的“獻身”、“救濟”的自私本性。“共產主義者認為共同社會必須是財產的所有者，但“我”才是財產的所有者，只是關於我的財產，才能與他人協議、契約。”面對國家，斯特納禁不住大叫：強盜！“在國家裡，不存在財產(即個人財產)，存在的只是國家的財產，正如我的存在必須通過國家才能成立一樣，我的財產也是通過國家才成立的。”

普列漢諾夫出於現實政治鬥爭的需要，對斯特納的難解的說教不抱任何惡意，反倒要說明蒲魯東這個自稱“無政府主義之父”的理論的粗俗，因為正是在蒲魯東那裡，提出了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原則性差異。“權力的信仰，與神的信仰一樣，既原始又普遍，人們聚集在一塊兒的時候，就產生了權威，即政府的萌芽。”“與秩序相當，與秩序同一的自由是權力與政治的唯一實在。秩序的同義語這個絕對的自由如何才能達成呢？可以通過對各種權力方式的分析達成學到。不管怎樣，正如我們再不可忍耐人對人的榨取一樣，我們也不能允許人對人的統治了。”國家不過只是人統治人的一種方便，“我要區別所有社會中的兩種制度，第一是社會性制度，其二是政治性制度。前者存在於人的本性中，既自由也必要，隨着其發展，就削弱、拋棄了本質上不自然的、一時的後者制度了。”“社會性制度是以自由契約為基礎的各種經濟關係的組合，在其中實行利益的均衡並普遍地達到勞動、分工、合作、競爭、商業、貨幣、股票、信用、財產、交換的平等和互相擔保等等。”“政治性制度的原理是權力，表現在階級的差別、權力的異化、行政的集權、司法的分離，選舉產生的主權代表等形態。政治性制度是為了秩序而設計、逐漸完成的，這是因為社會性制度尚沒有存在的緣故。社會性制度的原理和法則，只有經歷了長久的歷史才被剛剛發現，今天正成為各社會主義流派的爭議對象。”無政府主義的社會性運動正是經歷了長久的歷史才被蒲魯東從各種政治性鬥爭中發現出來，為了達到社會性目的，無政府主義運動的組織也必須否定政治性的制度利用：“政黨的否定，權力的否定，人及市民的絕對自由。以上的三條中包含了我們的政治、社會的信仰宣言。”而馬克思主義對於蒲魯東的駁斥簡單而乾脆：既然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而階級鬥爭必然是政治性的鬥爭。至於蒲魯東在經濟學方面依據小手工生產者展開的設計，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與《經濟學批判》中一針見血地指明其激進革命口號中隱藏的最保守的期待，把他與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傅立葉、歐文等)區別開來的只是其精神的貧困、狹隘的氣質，和對於一切真正革命的厭惡。在他的“政黨無用、政治無用、國家無用”論的背面就赫然寫着：“政治萬歲！選舉運動萬歲！國家干涉萬歲！”

第一國際的內部史就是圍繞着蒲魯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展開的，繼承蒲魯東對社會性制度與政治性制度的區分，巴枯寧更專注於實際運動中的社會性革命與政治性革命的不同。看看那些無產階級的議員吧！生活在資產階級的生活狀態，完全被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所包圍，終於變成了資產階級，不，比資產階級還資產階級化(回到工區，學會了敲門而入，講甚麼“隱私權”等等)，為甚麼呢？並不是人創造了地位，而是地位創造了人。普列漢諾夫在這裡的駁難展開不如對斯特納或蒲魯東那樣小心，主要是因為他是從馬克思的批判中吸取的第二手理論來打倒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實際阻礙(例如不贊同無政府主義者出席社會主義的大會)，連列寧也批註道：“前一部分是歷史文獻，是關於斯特納、蒲魯東等思想的貴重材料，後一部分完全是詭辯，用雜亂的推理把無政府主義與強盜之間嘲笑得沒有甚麼區別。”普列漢諾夫在“無政府主義是空想主義者，他們的見解與現代的科學社會主義沒有任何共同處”的結論下，在第四章 “無政府主義者的自稱戰術，他們的道德”、以第五章“結論—第三階級、無政府主義及社會主義”之後草草收尾：“這樣，以革命之名，無政府主義者為反革命效勞，以道德之名從事最不道德的行為，以個人自由之名踐踏他人的權利。”並且他舉例告誡那些糊塗成為無政府主義俘虜的勞動者：“如果從別的角度來看社會問題，就會明白其無政府主義‘同志’其實不學無術，編造的理想不過是幻想而已。在資產階級政治之外，有無產階級政治與之對抗，這才是從根本上徹底廢除資本主義社會的動力。”

普列漢諾夫的命運本身也暗示了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在(1)社會性制度與政治性制度的理論、(2)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的實踐鬥爭這兩方面的差異遠遠超過普列漢諾夫簡單武斷的判決，更進一步影響到布爾什維克勝利後蘇聯國家政權內的殘酷鬥爭，以及成為社會主義運動主流的爭奪國家權力的世界性共產主義運動。今天看來，我們沒有權利認為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鐵托、胡志明他們的選擇有甚麼錯誤，因為時代環境(主要是政治鬥爭、武裝鬥爭的條件)不同，但我們起碼可以指明：政治鬥爭並不能代表一切，不可能完成必須經過社會性連動才能達及的許多方向的社會改進。特別當我們面對中國社會的變革時更強烈地感受到政治性鬥爭的限制，可以舉兩個典型的例子：(1)中共黨內的權力之爭；(2)幾乎只在海外進行的政治性民主運動的方向性迷誤，都在迅速地遠離中國社會變革的中心。

自鄧小平南巡至中共的十四大，海外媒介(包括《中國之春》)竟傾注大量篇幅去登載、評述甚麼人的兒子的“寫作班子”的甚麼“綱領”，表明關於中國政治動向的風流本身已經沒有甚麼可值得一顧的文字了。過後李粱先生邀我就中共的十四大寫點評論，我一無興致，二無精力去耗費在中國社會分析的表層時髦上。最近由《民主中國》等媒介略知“民聯”、“民陣”兩個組織的政治性活動的挫折(此挫折或其成功，意義都不宜渲染)，那些投身於政治性鬥爭的民主運動的朋友們，有幾個人理解政治性鬥爭在當前的中國社會的變革中並沒有多大的政治意義或力量這一方向呢？當然，中國必然走向民主，在民主力量主導國家權力之前，彼此先爭吵一番可以避免實際掌握國家權力的人之間落得托洛茨基、劉少奇那樣的命運，在今天的政治性民主運動組織中也會產生一些由此獲得經歷的人才。但我依然堅信，以八九中國之春為代表的中國的社會改進運動，是由以下三種缺一不可的要素構成的：(1)政治制度的民主化；(2)基本人權的保障；(3)為達成全民族幸福的自我獻身的愛國主義。我們說：為甚麼它沒有消沉也不可能失敗，因為它不僅只是政治性的鬥爭(當然也很需要)，更是社會性的，拯救每個個人的社會性運動。

[趙京，首發於東京【民主中國】199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