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过了沙皇宪警与哥萨克骑兵的追捕，普列汉诺夫逃到了西欧，主要在瑞士度过了长年的流亡生涯。在这里，他由反对沙皇专制的恐怖斗争转向面对大众的社会主义宣传，并达成了由巴枯宁向马克思的过渡。自《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1883年)以来，直到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在俄罗斯社会民主劳动党中的支配为止，普列汉诺夫是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权威。而正是这样的先驱最容易为时代的潮流所摒弃，1905年尼古拉二世开枪屠杀莫斯科广场的请愿民众，普列汉诺夫却发出惊人的感叹：“要是他们(殉难者)不去夺取武器就好了！”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普列汉诺夫与大多数第二国际的领导人物(如声明“不打第一枪”的爱国主义者考茨基)一样，支持本国(俄罗斯)政府的战争政策。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普列汉诺夫回到自己为之宣传奋斗一生的“理想之乡”，除了新的权贵，他没有看到一个劳动者的踪影，几个月之后在芬兰悄然逝去。

《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写于1894年(我的读本为春秋社昭和3年(1928年)发行的迁润日译版)，第一章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流派”，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18世纪法国的唯物论以来的追求“完全立法”、“完全社会”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回顾。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对于空想社会主义发源的人性论“空想性”的批判，主要受基佐等资产阶级政治家、学者的启示：“基佐认为：最善的社会组织，根本没有探求完全立法的必要，现存的一切已经足够满意的了。而且，面对现存社会组织，反驳那些非难者的攻击的最有力武器就是人性本身。……人性本身就决定了法兰西不可能从事社会与政治制度的真正改革。”与此同时，以谢林、黑格尔为代表的德意志唯心主义哲学也宣布了历史动力存在于人性之外的历史哲学之中。

在第二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普列汉诺夫归结到，只有卡尔·马克思克服了“空想”与唯心主义哲学的虚无，从政治经济学(生产力条件)解明了“财产状态”的神秘，完成了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明：“反过来看，那些枉费苦心的带有天才奇想的完全立法构想，那些探求可能社会中的最善组织的努力，还有甚么价值呢？准确地讲：毫无价值！这也同时证明了那些埋头于此类研究的人们缺乏起码的科学教养，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没有任何劳动党不服从科学社会主义，或者《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主义的旗帜。”这样的鼓动言论，具备政治的战斗性，却疏远了科学性与社会性，把社会主义原有的广泛、生动、多彩的流源归于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狭小、僵硬的现实要求之下了。

第三章“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历史展开及其观点”是本文的精彩部分，显出普列汉诺夫对无政府主义的认真研究。无政府主义的哲学来源可追溯到德国人斯特纳(MaxStimer，1806-1856年)的《唯一存在与其所有》，首先开端于对宗教哲学的驳难，“斯特纳与他(费尔巴哈)完全相同，只不过从费尔巴哈的理论出发演绎出极端的、过激的结论与命题：神是幻想的产物、神是幽灵，这都不错，但你强求我们去爱的人类是甚么呢？不也是幽灵、也是抽象物、也是人的想象吗？你所称的人类，到底存在于何方呢？在人脑、人脑的何处存在呢？所以，唯一的存在，只是具备自己的欲求、自己的志向、自己的意志的个人而已。如此，作为一个实际存在的个人，怎么可能去为抽象物人类的幸福而牺牲呢？你反抗旧神，对极了，却没有拋弃神学的见解，你为我们提供的(人类)解放，完全受到神学、神的支配的。”这个出发点可与尼采、叔本华并论，但其展开主要是针对国家社会(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以及那些资产阶级改良家、有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献身”、“救济”的自私本性。“共产主义者认为共同社会必须是财产的所有者，但“我”才是财产的所有者，只是关于我的财产，才能与他人协议、契约。”面对国家，斯特纳禁不住大叫：强盗！“在国家里，不存在财产(即个人财产)，存在的只是国家的财产，正如我的存在必须通过国家才能成立一样，我的财产也是通过国家才成立的。”

普列汉诺夫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对斯特纳的难解的说教不抱任何恶意，反倒要说明蒲鲁东这个自称“无政府主义之父”的理论的粗俗，因为正是在蒲鲁东那里，提出了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差异。“权力的信仰，与神的信仰一样，既原始又普遍，人们聚集在一块儿的时候，就产生了权威，即政府的萌芽。”“与秩序相当，与秩序同一的自由是权力与政治的唯一实在。秩序的同义语这个绝对的自由如何才能达成呢？可以通过对各种权力方式的分析达成学到。不管怎样，正如我们再不可忍耐人对人的榨取一样，我们也不能允许人对人的统治了。”国家不过只是人统治人的一种方便，“我要区别所有社会中的两种制度，第一是社会性制度，其二是政治性制度。前者存在于人的本性中，既自由也必要，随着其发展，就削弱、拋弃了本质上不自然的、一时的后者制度了。”“社会性制度是以自由契约为基础的各种经济关系的组合，在其中实行利益的均衡并普遍地达到劳动、分工、合作、竞争、商业、货币、股票、信用、财产、交换的平等和互相担保等等。”“政治性制度的原理是权力，表现在阶级的差别、权力的异化、行政的集权、司法的分离，选举产生的主权代表等形态。政治性制度是为了秩序而设计、逐渐完成的，这是因为社会性制度尚没有存在的缘故。社会性制度的原理和法则，只有经历了长久的历史才被刚刚发现，今天正成为各社会主义流派的争议对象。”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性运动正是经历了长久的历史才被蒲鲁东从各种政治性斗争中发现出来，为了达到社会性目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组织也必须否定政治性的制度利用：“政党的否定，权力的否定，人及市民的绝对自由。以上的三条中包含了我们的政治、社会的信仰宣言。”而马克思主义对于蒲鲁东的驳斥简单而干脆：既然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阶级斗争必然是政治性的斗争。至于蒲鲁东在经济学方面依据小手工生产者展开的设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与《经济学批判》中一针见血地指明其激进革命口号中隐藏的最保守的期待，把他与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区别开来的只是其精神的贫困、狭隘的气质，和对于一切真正革命的厌恶。在他的“政党无用、政治无用、国家无用”论的背面就赫然写着：“政治万岁！选举运动万岁！国家干涉万岁！”

第一国际的内部史就是围绕着蒲鲁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展开的，继承蒲鲁东对社会性制度与政治性制度的区分，巴枯宁更专注于实际运动中的社会性革命与政治性革命的不同。看看那些无产阶级的议员吧！生活在资产阶级的生活状态，完全被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所包围，终于变成了资产阶级，不，比资产阶级还资产阶级化(回到工区，学会了敲门而入，讲甚么“隐私权”等等)，为甚么呢？并不是人创造了地位，而是地位创造了人。普列汉诺夫在这里的驳难展开不如对斯特纳或蒲鲁东那样小心，主要是因为他是从马克思的批判中吸取的第二手理论来打倒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实际阻碍(例如不赞同无政府主义者出席社会主义的大会)，连列宁也批注道：“前一部分是历史文献，是关于斯特纳、蒲鲁东等思想的贵重材料，后一部分完全是诡辩，用杂乱的推理把无政府主义与强盗之间嘲笑得没有甚么区别。”普列汉诺夫在“无政府主义是空想主义者，他们的见解与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共同处”的结论下，在第四章 “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称战术，他们的道德”、以第五章“结论—第三阶级、无政府主义及社会主义”之后草草收尾：“这样，以革命之名，无政府主义者为反革命效劳，以道德之名从事最不道德的行为，以个人自由之名践踏他人的权利。”并且他举例告诫那些糊涂成为无政府主义俘虏的劳动者：“如果从别的角度来看社会问题，就会明白其无政府主义‘同志’其实不学无术，编造的理想不过是幻想而已。在资产阶级政治之外，有无产阶级政治与之对抗，这才是从根本上彻底废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

普列汉诺夫的命运本身也暗示了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在(1)社会性制度与政治性制度的理论、(2)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实践斗争这两方面的差异远远超过普列汉诺夫简单武断的判决，更进一步影响到布尔什维克胜利后苏联国家政权内的残酷斗争，以及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主流的争夺国家权力的世界性共产主义运动。今天看来，我们没有权利认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铁托、胡志明他们的选择有甚么错误，因为时代环境(主要是政治斗争、武装斗争的条件)不同，但我们起码可以指明：政治斗争并不能代表一切，不可能完成必须经过社会性连动才能达及的许多方向的社会改进。特别当我们面对中国社会的变革时更强烈地感受到政治性斗争的限制，可以举两个典型的例子：(1)中共党内的权力之争；(2)几乎只在海外进行的政治性民主运动的方向性迷误，都在迅速地远离中国社会变革的中心。

自邓小平南巡至中共的十四大，海外媒介(包括《中国之春》)竟倾注大量篇幅去登载、评述甚么人的儿子的“写作班子”的甚么“纲领”，表明关于中国政治动向的风流本身已经没有甚么可值得一顾的文字了。过后李粱先生邀我就中共的十四大写点评论，我一无兴致，二无精力去耗费在中国社会分析的表层时髦上。最近由《民主中国》等媒介略知“民联”、“民阵”两个组织的政治性活动的挫折(此挫折或其成功，意义都不宜渲染)，那些投身于政治性斗争的民主运动的朋友们，有几个人理解政治性斗争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并没有多大的政治意义或力量这一方向呢？当然，中国必然走向民主，在民主力量主导国家权力之前，彼此先争吵一番可以避免实际掌握国家权力的人之间落得托洛茨基、刘少奇那样的命运，在今天的政治性民主运动组织中也会产生一些由此获得经历的人才。但我依然坚信，以八九中国之春为代表的中国的社会改进运动，是由以下三种缺一不可的要素构成的：(1)政治制度的民主化；(2)基本人权的保障；(3)为达成全民族幸福的自我献身的爱国主义。我们说：为甚么它没有消沉也不可能失败，因为它不仅只是政治性的斗争(当然也很需要)，更是社会性的，拯救每个个人的社会性运动。

[赵京，首发于东京【民主中国】199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