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近年来投入美国股东大会的战场，注意到除了我这样的极小股东个人、环境组织和信仰团体外，一些工会[1]组织通过它们控制的退休基金不时也提交一些围绕医疗保险和收入差距的提案。今年，当我得知拥有550万工会成员的Chang to Win (CtW)[2] 的投资基金也与我同样，克服了公司阻力将提案付诸高盛集团和惠普公司的股东大会表决时，马上通过其律师联系到CtW负责股东提案的专职研究员，希望合作。

我解释说：股东大会赋予大小股东同样的提案权，我这样的独立小股东提案灵活，除了追求共同的社会经济正义外，可以帮助美国工会提交原则性、战斗性很强的内容，以第三者的角度保护工会的广大成员的实际利益。我人在硅谷，还可以在宣读我自己的提案的同时，代表在首都华盛顿的他们出席股东大会或与公司交涉。纳闷的是，CtW总是回避我，不肯回答实质问题。后来，我吃惊地从华尔街日报上读到：CtW撤销了自己的提案，去附和量子基金等大资本股份要凑热闹选掉某些董事会成员，陷入“一股一票”的资本游戏，把550万成员之众的意志用于与少数握有更雄厚资本的大股东的幕后交易。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CtW下属的在硅谷比较活跃的SEIU工会当地分支自行在苹果公司的股东大会外组织抗议[3]，就直接联系他们以后在谷歌、雅虎等股东大会时内外呼应。遗憾的是，他们也没有回应我的建议，却只把我的电邮加入他们的宣传名单。从这些细节中，多少可以看出美国工会与外部社会脱节、连年衰落（目前在私营企业中只有8%的雇员加入工会）的运作实情。不由得使人想起德国社会学者Michels研究德国工会得出的著名iron law of oligarchy（寡头制铁则）：“谁在讲组织，谁就是在讲寡头制”。

好在我对美国劳工运动的认知超越了这些具体接触中的缺欠。在反战运动期间，我作为劳工党成员，曾经与San Jose Labor Council圣何西劳工议会的专职人员深入硅谷的一些工会支部动员抗战、接待伊拉克独立工会代表团等。我去旧金山查询过主要是关于美国劳工运动的书店Bolerium Books（有6千多种书籍和历史文物），也从社会学专业的角度读到美国知名的社会学者Lipset、Bell等人对美国劳工的分析。当然，我切入的视角是安那祺-工联主义评论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推崇的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 或称Wobbly的劳工史观。正是从这里，我注意到美国劳工史上IWW海上运输工会MTW费城码头的第8支部（Local 8）的经典工联主义个案。幸运的是，我终于找到一本社会学者的以第8支部和纽约餐饮业工会为中心的工联主义专论[4]。

从1913年由3千名码头装卸工成立到1926年被IWW的对手AFL支部吸收为止，第8支部的普通工人成员通过实践为美国劳工展示了工联主义的精髓：劳工阶级的团结（不分种族、移民身份、技能程度。例如，黑人成员和领导职位都占一半，比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提前半个世纪付诸实践）、社会运动（当地黑人教会的动员）、义无反顾的直接行动（不看老板眼色、不怕政府镇压）等。在这可歌可泣的13年间，第8支部还经历了美国甚至世界劳工运动的宝贵教训：政府“调解”劳资关系的机构Shipping Board总是站在资方或是与资方合作的AFL支部；世界大战期间军方、联邦调查局和法庭的迫害导致它的4名最出色的领导人在1917-18年被以“国家安全”罪名逮捕并被判10年以上徒刑，等。更为离奇的是：实际上作为IWW所有基层组织中最有战斗力的第8支部竟然两次被IWW领导层错误地停止工会成员资格！第一次发生在1920年8月5日，在纽约的苏俄大使馆得到收到来自费城的IWW的对手AFL的来历不明的情报，说费城码头停靠的一艘美国商船运载的是送往克里米亚俄国白卫军的军火。苏俄大使馆联系IWW负责人Scott，威胁要暴露IWW的“出卖”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行为。其实，在IWW内部对苏俄的态度也有分歧，但Scott没有调查真相，就命令第8支部拒绝装卸，没有得到并不关心国际意识形态纠纷的一般码头工人的理解和全面执行。IWW领导层听不进第8支部的声辩就停止了他们的资格。

怪不得不明真相的外部人士把第8支部的最终“易帜”解释为普遍的美国劳工运动向保守、妥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对手AFL的投降。不过，Kimeldorf的这本研究揭示道：至少在费城码头，这实际上是工联主义的凯旋，因为在得不到IWW领导层支持[5]、邻近的巴尔第摩和纽约港口工会早已被AFL控制、全美疯狂压制安那祺主义的恐怖形势下[6]，能够原封不动地保持从领导层到普通成员的所有人马、毫不损伤的工联主义的战斗精神和传统、特别是对码头运转的实际控制（主要是雇用权，即新雇用的工人必须加入工会，既保护了工人又加强了工会力量），是对AFL的改造，把工联主义注入占工会人口80%的AFL的广大成员中。

本文对同时期的分散的纽约餐饮业各工会的情况评述，不象费城第8支部那样工联主义旗帜鲜明。1913年新年，2千名受工联主义影响的国际旅店工会IHWU成员罢工，在纽约的复杂政治背景下，由领导罢工的IWW成员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110页），但成功地在普通劳工中撒下了工联主义的种子。在后来的不同工会名义组织的罢工中，普通劳工成员实际上采取了可能他们自己并没有明确意识到的工联主义的策略和原则。而且，与完全由男性组成的码头工人不同，反而是纽约餐饮业的雇主为了对付罢工，促进了妇女的就业！这本社会学杰作令人信服地说明：与资方和政府妥协合作、拒绝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打着（相对于欧洲的）“美国独特价值”的AFL（特别是后来AFL-CIO）的各工会支部正是因为广泛地采取了工联主义的一系列战术（包括后来的直接占据公司行动）和精神才取得了支配地位，“毫无疑问，衡量美国劳工的真正标准就是它的工联主义/性质的强度”（167页）。

将近一个世纪以后，2011年11月下旬，中国巴士司机在新加坡的罢工，证明了上述历史教训。据《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介绍：“在外来工所进入的新加坡就业环境中，公开的不满表达遭到压制，劳工抗议活动几乎闻所未闻。从1959年掌权以来，人民行动党对公开集会进行了严格控制，限制工会权利，并朝有利于雇主的方向重写劳动法。当初的工会遭到毁灭性打击，留下来的工会大多归属于全国职工总会，而全国职工总会常常由某个内阁部长来领导。/根据新加坡法律，工会只有在通过秘密投票获得大部分成员同意之后才能举行罢工。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外来工不能成为工会的正式成员。/根据法律，如果参与者的诉求超过具体的劳资纠纷，…那么罢工就有可能被视为非法。/提供‘核心服务’──包括医疗、消防和公共交通等──的劳动者必须在罢工之前14天告知。水、电等公用事业单位的员工完全没有罢工权利。”[7]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司机的命运（被监禁、驱赶出境）可想而知。如果全世界的劳工们有一点工联主义的知识和传统，雇主和政府就会老实多了。

今天，在人们庆祝半个世纪前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演说之际，快餐店的工人们在全美六十多个城市罢工，要求把最低工资从每小时7.25美元提高到15美元[8]。由资本控制的御用经济学家们很喜欢用“就业机会稀少”来威胁，这实际上把问题带回到安那祺-工联主义的另一个传统方案：4小时工作制！[9]这对多数不属于最低工资阶层、没有加入任何工会、也不属于（传统）劳工阶级的享受了一个多世纪的“8小时工作制”（这也主要是安那祺-工联主义的成果）普通人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3年8月29-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