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从日皇的政治功效来断罪，正如刚从狱中释放出来的德田球一等人的《告人民书》中所提示的那样：“我们的目标是打倒天皇制，树立起基于人民总意的人民共和政府。长期以来的基于封建意识形态的军事警察专制，把人民当家畜以下来处置的残虐政治、殴打拷问、牢狱、伴随着虐杀的殖民地榨取等，与军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菲律宾等岛的侵略暴虐，以及世界天皇的妄想，都内在地紧切相关，正是天皇的本质，他们的自家广告的文词反而暴露了其欺骗性。这样的天皇制，即天皇与宫廷、军事、行政官僚、贵族、寄生土地所有者以及独占资本家的结合体，如果不一扫而光的话，人民就不会获得民主主义的解放，世界和平就无法确立起来。”[3]但是，日本战败的结果并不直接是日本民族以及受侵略的亚洲民族的解放，而主要被转变成美军的占领政策，这个政策的决定正好受限于美苏两大军事集团的新的对立背景，使得日皇的存废本身不再由日本国民自主选择，而从属于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战略。为此，导致日皇得以残存的另一侧面——文化传统——被夸张起来以掩盖其扮演的政治的历史角色。

以神道为名称的意识形态，本是与日本文明进步无关的皇统文化，除了关于如何支配民众之外并没有什么物质或精神的内容，论其起源，与别的民族的原始社会并没有太大差别，[4]即发源于巫术鬼神。《魏志》的倭人传部分记载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能事鬼道以惑众”，即提出证明，日本小国群立的王权首先出自巫术的能力。日本的天皇制度，大致是在容忍小国王权支配的基础上间接支配民众，并吸收中国大陆的文化强化中央集权性的古代官僚国家体制而形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皇作为国家君主的同时继承了最高司祭的祭祀大权，本来是日本“国体”自弥生时代以来没有清算掉的“隔代遗传”，当皇权真正发达起来时并没有兴趣顾及此职能。只是当皇权的政治角色被取消之后，可被作为文化职能的司祭角色反而重要起来，实际上成为它的唯一政治功用的发挥场所了。具体地看，日皇得以充任最高司祭的神道虽被封为日本的民族宗教，好像可与佛教、儒教以及后来的基督教并列似的，其实它既没有教义、经典，又没有正式组织结构，只不过继承了一些旧来的巫术礼仪在镰仓时代以后被人为地制造出来，成了为日皇统治服务的精神鸦片。这些巫术礼仪行为中，略具社会意义的是就是春耕开始时的祈年祭和秋收时的新尝祭，这种民族宗教只是一种村落的农耕行为，并没有固定的设施或强制，主要是到了明治（1868年）以后，天皇绝对主义的国家官僚专制统治形成，从制度上保护、强化了作为国教的神道的形成。例如在每一次大规模地动员民众资源·生命投入与外国的战争之后就在神社中设置醒目的胜利纪念碑[5]供民众参拜，完全脱离了民族宗教的本色。成为固定、具体物质设施的神社，配合国民教育的皇权思想，有效地在日本走向现代化的近代历史中扮演了御用角色，最终成为军国法西斯主义的国权手段。

带有神秘威势的靖国神社是这个国权神道的集大成者。1869年（明治2年）6月29日，在东京中心的九段坂上占地约九万九千平方米的所在由明治天皇下诏奠基“东京招魂社”，并于十年后基于由美国“黑船”舰队出现带来的欧美列强的威胁与刺激，由天皇正式赐名“靖国神社”，为即将来临的日本国民的牺牲提供国家权神的祭典基地，同时也揭开了靖国神社至今为止的罪恶与可悲的历史。明治天皇十一回，大正天皇五回、昭和天皇五十四回亲临靖国神社，加上不计其数的以皇室大祭、合祀祭为中心的“英灵参拜”活动，形成了公开的（或暗示出）日本国民的“靖国神社史观”，在各个层次统治、支配、影响着日本的政治生活。除了神社设施本殿等外，游就馆（取意于《荀子》劝学篇“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与靖国会馆（原为游就馆附属的国防馆）的内容显示出靖国神社完全超逸出任何意义的宗教职能，是十足的皇权军国主义的遗传。如果把那些法西斯军国主义强权的历史记述也连同遗迹实物一同陈列在华盛顿的“集中营博物馆”的旁边，那么，我们将会认识到这个比纳粹迫害犹太人更普通、漫长的罪恶现实：日本的国家权力如何在践踏、侵略不同民族的同时剥夺掉自身民众的基本人权。

靖国神社的祭典中仍然保存着古来民族传统的祈年祭、新尝祭以及春季、秋季例大祭、但它的引人注目的仪式当然是每年七月十三日至十六日的御灵祭和八月十五日的“大东亚战争终战”纪念活动。每到了这个季节，在以天皇历史、战争遗族为中心的“英灵”悼念活动中，实际上根本看不到祈求和平的良心，而笼罩着右翼军国主义势力刺激整个日本政治的宣泄，他们达到了过去天皇专制下极端少壮派军人的功效，引导整个日本政治的翼赞、右倾体制的形成。当然，从“会报”、“战友连”（全国战友联合会）等传单可以知道，自从战败政教分离以来，靖国神社的存立也不容易，虽然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界名人的支持，但丧失了“国民神社”地位的靖国神社唯一能够打动人心的就是那些同时作为加害者的战争受害者（以及家族）的感情。作为战争的性质而言本来没有多余说明的必要，但统治集团却相当成功地把天皇·国权等同于国家·民族，使得相当多的日本普通民众抱着为国（其实是为天皇）的信念开赴战场或承受牺牲。甚至，如果我们只观察某些细部表现，那些为了战友、为了同胞而选择牺牲的每一个单独的日本民众（而不是统治集团成员）体现了人类的善良、高尚的性格。正如《静静的顿河》中所描述的那样，普通善良的民众常常身不由已地被置身于对立集团（民族、国家、宗教等）的悲惨命运之下，我们不能绝对地以“侵略战争”定性而全盘否定被迫附属于某一集团之中的民众的行为。那些死于战争的三百多万日本人中的大多数民众虽然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但更大程度上，他们与被侵略的中国等亚洲民众一样，是日本天皇·军国主义的牺牲品，[6]理解并同情他们（特别是广岛、长崎的死难者）的立场、感情，也是我们这些受侵略民族的民众不被新的国家权贵利用为“爱国主义”手段的责任和良知。当我们看到那些战伤者、战死者家属，[7]那些跪在路边行乞的老兵，深深为日本这个民族忧虑和悲哀！因为按道理，日本国家在惩治日皇等战争犯人的同时给予普通受害者以国家赔偿（因为他们是被国家权力支配从事战争的），自然使义理分明、社会公正得以伸张；但日本统治阶层却不肯放弃对民众的支配，首先竭力保存下天皇制，然后又利用东条等军事战犯的自杀“尽忠”行为，[8]把他们打扮成为国民英雄，这样，祭典放置东条等灵坛的靖国神社就完全成了军国主义教育的道场。“靖国神社的英灵”过去成为停战、和平的阻挠与借口，今天则强制日本国民不去反省、认识自身的犯罪行为。

明治以来，御用文人伦理学者们找来武士的道德作为日本人的光荣传统并赋予其“国民道德”的地位。但“武士道”并不同于出家武士的道德，出家武士的道德在实际历史阶段中存在并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一方面有武士对主君（但不是天皇）的直接忠勤，另一方面也包含着主君对武士（离家来京的单身求职者）的义务。两者的关系与其说是奴隶主与奴隶的隶属关系或封建领主与农奴的从属关系，倒更象今天的资本经营者与职工的契约关系，我们在外表行动上看见武士为主君在战场上卖命，实际上在战斗之前存在着计算恩赏的军忠状，武士的道德正如我们今天的商业道德一样，并没有“绝对献身”的性质。在这种双向性的契约关系中，主君方面也负有同武士一样的道德义务，即在战败时尽可能把后果承担起来，甚至以自杀等行为来求取胜利者不虐待自己武士的承诺。例如日本人认为是“忠臣典型”的赖朝家臣富山重忠，刚开始是平家的家丁，参与对赖朝的讨伐，后来因为赖朝提供的条件更高而“跳槽”。如果忠实地按照这种武士的道德，在天皇与国民的关系上，裕仁简单地自尽好了，[9]或者宣称放弃皇位并废弃之，也可算“立地成佛”吧！

武士道把主从关系规定为无条件的“献身的道德”，就不再与世俗生活中的武士的道德相同，而完全是国家统治阶层人为制造出来的借天皇的绝对权威统治民众的政治制度。[10]这种由皇室御用的“文化”传统越被强调为“国体的精华”、“万邦无比的日本精神”，就越严重地阻挠真正的日本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历史上，朝廷也曾对佛教的“镇护国家”功能抱着过分的期待（741年圣武天皇），与个人修行达及正果的佛教经典并不相关，此举被后来兴起的净土宗（1224年）改革所扬弃，日本朝廷才转而制作神道。神道由对天皇个体的崇拜，转化成对以天皇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的服从。明治以来，除了国家机器中的神道灌输外，统治阶层很容易在初期阶段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中，用国家权力对其注入神道的精神，以支持财阀的形成。[11]日本的财阀虽经战后美军的强制解散，但很快就在大藏省等的推动下再行合并或形成“系列”，[12]把位于“系列”下层或“系列”之外的中小企业排除在正常竞争的市场之外。

日本政治构造从明治以来的发展结局必然是战争的投降，它为日本政治构造带来了新生的转机。从形式上看，新宪法虽然由于美国的战略利益、中国的内战悲剧（蒋介石政府为了获取内战的胜利不可能具有代表全民族的对日政策）保留下日皇使之继续存在，但从主权在民、基本人权保障以及和平建国的基本理念里，提供了日本社会在各个领域里不断斗争和改进的可能。实际上，战后日本社会的许多进步法律的制订如工会组织权利、罢工权利、男女平等权利等等，都是民众通过一次次的斗争，最终迫使统治阶层让步，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的，进一步保障了普通的国民不必再经过艰苦的挣扎也能享受一部分宪法的恩惠。除了外部环境，民主主义（如解散财阀、制订《反独占法》）正是日本经济快速复苏、成长的最根本保障。但日本的民主主义在政治上并没有得以顺利展开，比当初制订宪法时的期待反而退化下去，这一方面是因为对日占领政策完全操纵在美国政府手中，美国很快放弃了改造日本社会的兴趣，转而支持、鼓动反民主主义中的亲美势力的抬头。如果战前的皇道派右翼中起码还包括有部分反抗美、欧在亚洲殖民的民族主义倾向的话，今天残留的民族主义者已被列为政府通缉的恐怖分子（如“日本赤军”派）。[13]

日本民族从根性上讲，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种族，那些驻留在日本的140处占地10亿平方米，每年花掉日本国民6千亿日元税金的美军基地就是日本尚无政治主权的证明。前不久，那些为美军基地服务的日本工作人员要求按照日本的新法律缩短劳动时间，美军就要求日本政府再增派3千名工作人员（达到2万5千人），一向精明善于算计的日本人对此并没有什么反抗和疑问。[14]我们看到，近年来反对扩军的各种努力很轻易地被代表大财阀利益的日本统治阶层[15]所击破（如社会党的“牛步战术”在国会中拖延但未能阻止海外派兵法案的通过）。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政府的反民主、反人权政策正好成为日本、美国扩军备战的最佳借口，日本国会、政府在天安门事件问题上，在战后五十周年的决议上坚决不肯明确表态（担心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但在反对中国的核试验方面却丝毫没有暧昧，在南中国海域的争端中异常兴奋地报道中国的军国主义威胁。

日本有能力与意愿继承美军在亚洲逐渐减弱的势力空白，但它缺乏亚洲各国的容忍（如连亲日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政府都反对美军的撒离）。在亚洲各国家尚没有达成国民主权与基本人权之际，协助这些国家的政府共同抑制亚洲民众的奋起（其中必然包含反日要求）、收买拉拢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僚，就成了日本达到政治、军事大国地位的外交手段。如日本的ODA（政府开发援助）资金的运用，最近开始被用来配合日本的上述政策（如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日本政府表面上为ODA加上“人权、民主”的条件，但天安门事件后西方各国宣言制裁，唯独日本政府不动声色，一九九五年却又以中国的核武器为理由要删减ODA数额。当然，中国政府还没有堕落到完全被日本收买的程度。不过，这种最后由两国政府的幕后交易种下的祸根最终会引发两国国民感情的敌视与对立。

近几年来日本政治构造的迅速保守化、右倾化、国权化，超出了人们的一般预想。其没有进一步达成宪法理念的政治构造正把日本拉回类似战前的轨迹，简单地从国会级别的政治势力看，过去最大反对党社会党在日皇、国歌·国旗、自卫队定位、安保条约等重大政策方面完全堕落，与自民党没有区别，公明党、民社党等反对政党则完全蜕变为强权政治翼赞势力，只有共产党不改初衷，略为吸收了一些革新民众的支持，但其狭隘的意识形态与缺乏民主的组织运营方式注定了其不会获得更大的空间。一个不承认亚洲民众基本人权的日本正迅速地向扩军备战的军国主义强权膨胀，再考虑到没有达成民主主义的中国民族主义随着经济发展的增长，亚洲地区的和平尚没有奠立起基于民众间相互尊重、平等的保证，新的更大的危机正逐渐明晰起来。[16] 

[赵京，1995年8月6日，静冈县三岛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