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2日我在英特尔总部与Jacobson（企业责任办公室主管）、Miller（全球公共政策高级法律顾问）等6位公司各部门负责人就人权和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会谈后[1]，Jacobson2月22日做成一个书面备忘录，并承诺在此基础上继续对话[2]。我致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撤回我的人权提案。3月24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被英特尔收购的软件公司McAfee为中东的集权政权提供压制民众的通讯自由的业务，我立即致函英特尔表达担忧，Jacobson马上回复，欢迎再开对话。为此，虽然我很想参加4月4日的股东大会，特别想就英特尔在中国的业务询问董事候选人Charlene Barshefsky[3]、就信息自由询问董事候选人Susan Decker[4]，但为了安抚英特尔就没有出席大会。我同意在股东大会后，介绍我的老伙计Morton Sklar来共同帮助英特尔这个传统的制造业巨头在介入信息服务业务时面临的人权挑战。

4月14日，我赶到英特尔与Jacobson和从中国回到美国总部开会的首席企业责任官杨钟仁会谈。杨介绍了英特尔在中国帮助建设公民社会的“社会创新”活动，比别的跨国公司先进。我指出英特尔作为一个跨国公司的局限（例如，只能资助官方的“民间”机构、不能接触敏感社会问题、人士等），介绍人道中国对中国维权运动的支持，Jacobson让我起草一个方案。我第二天立即致函他们一份人道中国与英特尔的联合“社会创新”项目：“对中国底层少年儿童的人道援助”，还没有得到他们的答复。

5月6日，我再次赶到英特尔与Jacobson和Miller会谈，Sklar在东海岸从电话加入。Miller具体负责英特尔吸收McAfee的法律政策，我们在这次会议中特别讨论英特尔加入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GNI，全球网络倡议）的可能。GNI 由微软、谷歌和雅虎三家互联网巨头创始，其简单的中文介绍为：“全世界各地 - 从美洲到欧洲、中东、非洲和亚洲 - 信息与通讯技术(ICT)业的公司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来自于当地政府的压力，要遵从可能会与国际公认的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相冲突的其国内法律和政策。”“对此，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公司集团、民间社会组织（包括人权和新闻自由的团体）、投资者和学者花了两年时间协商，建立了一个合作方式，以保护和促进信息与通讯技术业的言论自由和隐私权，并形成了推动这项工作的倡议。”“这些原则旨在获得全球性的应用，其根据是国际人权法律和准则，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5]这次会议之前，我们力劝GNI成员之一的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也共同与会，未果。我感到不解，但Miller告诉我们，伯克曼中心实际上在与英特尔合作。哈佛只是不愿意由我们来主导而已。其实，保护和促进信息与通讯技术业的言论自由和隐私，需要全球各种领域的全方位参与，我们资源有限，很高兴为大家作垫脚石。将来，我还计划邀请包括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中国机构的参与呢！

这次会议只计划一个小时，再加上Sklar从电话加入，完全没法展开我们准备好的企业社会责任、人权原则、员工守则等一些列重大课题。Miller给我一份他和同事制定的“英特尔全球数字基础建筑政策”建议[6]，邀请我们参加夏天举行的公司整合会议。后来，英特尔解释说我们不适宜参加他们的内部会议，而改为会后8月23日，由Jacobson、Miller和Suzanne Fallender（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和通讯部门主管）与我们开会。我的观点英特尔已经基本上了解，专程从东海岸赶来与会的Sklar主导这次两个多小时的会议。针对面临信息内容服务的McAfee业务，我们介绍了帮助谷歌、雅虎、思科等软件公司改进人权政策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提出如何在组织机制上防止出现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政策，同时建议结合企业社会责任，预先设立救济基金等。我以自己的中国工程专业和政治难民背景，指出在制定国际信息与通讯技术业的政策方面的特点和政治困难。我特意把8月19日我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同学张林的电子通讯译给英特尔。以下是部分摘要：“贾春旺跟我还都是工物系出来的，也见过面，但是他当安全部长时照样打击过我。LYZ……后来担任全国学联主席时还专程到我家乡蚌埠调查我的背景，也参与过对我的打压。……清华现在的两个副书记SZK、CJP，前者跟我在一个宿舍住过一年（不过我在参加校庆时才突然意识到他那时就奉命监视我），后者也算同学加老乡，这次在北京还一起喝过酒……。张朝阳是我同班同学，但是根本不愿单独见我，连个名片都不愿给。/我参加完校庆之后，最大的感叹就是，这帮人惟利是图，如此堕落！”

英特尔和波音[7]等大公司都在清华设有研发据点，但它们不愿、不敢、不能向清华提出人权、自由等议题，而清华更严重的问题还涉及到学术自由的担忧。2011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是清华百年校庆，我懒得去管那些闲事（包括硅谷的校友会活动）。我倒记得30年前校庆时，自己作为一年级新生，被分派接待上海来的老校友，其中有一个叫“黄菊”的男士。1985年毕业时，我考上当年国家教委唯一的社会学专业公派留学生，计划学成后回到清华。我后来也写过几篇关于清华的文章，但在常年的无国籍难民岁月里，“我已经抛弃回到清华‘创建中国社会学’的梦想……，认为必须解散、摧毁清华、北大这些已经堕落为当代奴隶制（所谓‘中国模式’）的精神帮凶机器。”“不会象别的权贵……那样也跑到清华、北大这些摧残自由的交易处去凑热闹”[8]

去年我开车去见老校友万润南，他笑我是清华的异端。其实我在校期间，已经选定做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视金钱、权势为罪恶，现在能享受人身自由，已经比苏格拉底等幸运；倒是他作为校学生会主席和国家主席的“驸马”，与我同享自由的流亡生活，连现任岳父（李昌）去世，也无法回国告别。

说起来，李昌与别的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加入中共的清华学生如姚依林、胡乔木、蒋南翔等在当时也是异端，后来都成为权倾一时人物，为绝大多数清华学生所向往。不同的是，李昌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保持了年青时的异端精神。据清华的另一个“异端”介绍：“1989年4月22日和5月3日，受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委托，杜润生邀请了李锐、李昌、于光远等老人在科学会堂开了两次会。在会上大家对学生反腐败、要民主的爱国热情表示同情，建议政府采取坦率、公开、真诚的态度和学生对话，按法制渠道解决问题；提出了‘防止矛盾激化，不宜压制，绝对不能流血’的希望。他们还建议趁此机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推进民主，制订新闻出版法，以及取消干部特殊供应，压缩特权，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解决高干子弟以父兄的权力谋私的问题。……5月13日发生绝食以后，李昌坐立不安，他连续不断地给几位老同志打电话，商讨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平息学潮的办法。5月25日，他给中央一位领导人的秘书打电话，提出他想约几位原来在大学里做过领导工作的老同志，劝说学生返回学校，部队不进城，尽快恢复秩序。”“进入暮年，李昌冲破了几十年的思想禁锢，反思自己曾经为之而奋斗所建立的体制。2006年12月10日，李昌92岁寿辰与老友小聚时，有过一番痛切的表述：中国有一个封建附庸的等级体系，这个体系最上面是帝王，下面都是奴才。解放后封建附庸思想影响还很深。……这个封建附庸等级体系还在，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9]可惜李昌没有留下自己作“奴才”的回忆录。我想，他主要顾忌那些更高级的奴才校友如姚依林、胡乔木、蒋南翔等。

有趣的是，另一个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加入中共的清华学生倒留下了书名为《思痛录》的回忆。官至人民文学社长、总编辑的韦君宜在这里很诚实，羡慕那些二流的清华学生到美国留学当上教授等。在书的最后一章特别写老上司：“周扬这位从延安起一直担任共产党文艺领导干部的人物，做过无数次报告。那时真的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多少作家同志的一生事业成败都决定在他手里。最后他竟对自己生平所作所为作了痛心的忏悔”[10]。她也说这本书“还不可能完全说透”（主要指对毛泽东的批判），并准备到海外出版。韦君宜特别对她的丈夫杨述（又一个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加入中共的清华学生）悲哀。我在为韦君宜这些校友的命运惋惜的同时，不由得对比起俄罗斯革命事业中的贵族女性（例如，因为参加1881年3月1日刺杀俄皇亚历山大二世事件在狱中度过22年时光的俄国革命团体民意社的成员妃格念尔[11]）所从事的高尚事业和动人的人道精神。除了当大官、赚大钱、捞大名，清华就没有干大事业的校友吗？归根结底，中国的知识阶层在政治生活中丧失了思想自由和独立人格，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不可能指望他们担负起精神引导的功能和使命。

话说回来，知识阶层丧失了思想自由和独立人格，倒不是毛泽东治下才有的特殊历史遗留问题。现在统治中国的清华校友们既不象帝王，也不是奴才，而是国家官僚资本利益集团/阶级的看门人和代理、演员，思想自由和独立人格在他们眼里值多少钱？前几年，我见到来美国的前后两个校党委书记贺美英和陈希，当他们知道我在1989年被驻日公使唐家璇勾结日本政府迫害被赶出日本的大学，逃到美国后一直没有国籍时，赶忙把“除了4/9政治局常委”的话题转换，声称“清华与外交部没有关系”。其实，陈希在校短跑队时，我在长跑队，他后来官至教育部常务副部长（部长是另一个清华校友），而我1990年后被教育部贪污的公派留学奖学金至今都没有一个书面说明。前不久，美国能源部代表团访问清华，一个成员对我提到接待他们的清华的现任头号副校长KKJ，我才想起此君在1980年中国唯一的学生会选举时跑到我们宿舍来污蔑电机系的独立候选人赵国杰“偷吃同学奶粉”。 KKJ因为学业不佳没法留学（中等以上的清华同学毕业后都可以考上留学），只好留校。在1989年的民族悲剧中，江泽民跑到清华来找打手，教师同学们毕竟还有起码的良心，多不耻于此行当，但KKJ却由此发迹。看到我们多少还有点自豪的清华大学如此堕落[12]，就不用提整个中国的学术自由的悲哀了。

不过，话说回来，西方的学术界也是半斤八两。日本的以国立大学（来源于帝国大学）为主流的知识阶层，在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中，伙同国家政权（文部省、来源于“特高科”的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出入国管理局、东京警视厅、中国驻日使领馆等）出卖、迫害我们中国留学生，早把所谓的“学术自由”拍卖得一钱不值。我1995年逃到美国来以后，刚开始还卖劲地突击英文，编辑、写作以日本政治为主的论文，但我很快发现美国的日本政治研究主流，其实掌握在日本财团的手中，哪肯容忍我这样的异端批判？例如，我用心血完成的论文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Tiananmen’s Shadow over Japan最后只能拿到西班牙去发表。

前不久，我所属的中国政治研究会ACPS（应该下属于美国政治学研究会）为了与国际关系学院在北京于10月22-23日为召开纪念中国进入WTO十周年学会征集论文，我根据几年来在美国推动企业人权政策的经历写了一篇International Corporate Human Rights Policy and China（国际企业的人权政策与中国）论文提交。没想到在美国的ACPS的政审功夫也很到家，害怕我的论文会得罪东道主，特别声明“不是因为内容”、而是“位子不够”拒绝了我的论文。本来，由于很少会员投稿，ACPS连续几次发出通知，请求会员投稿，虽然优先考虑完整论文，连论文概要也接受。我为了得到签证[13]，提前一周提交全文，并加以说明。这大概引起了ACPS审查官的政治警觉，他们竟在8月19日投稿截止日还没有过去（即还没有收到所有可能的投稿之前）就匆忙以“位子不够”的荒唐借口打发了我。我不由得联想起几年前，中国国内爆发抗议日本进入联合国安理会的游行，中日关系引人注目时，我正好在ACPS的年会宣读中日关系论文。在中日关系的分科会上，除了我以外，别的所有学者都以英文为母语且不懂日语，年会的赞助商《星岛日报》的记者在采访我们时，我又同时用中文简述了我的论文的概要，特意指出1989年天安门悲剧对中日关系的消极影响。后来，我吃惊地注意到，在配有醒目照片的报道我们的中日关系分科会论文的整个半版新闻中，完全遮掉了我的头像、名字和论文。本来，在美国靠吃“中国政治学”饭，属于爱玛·古尔德曼所同情的“知识无产阶级”，并不容易，但ACPS的头头们这样为了讨好主人，把学术自由出卖得如此廉价，还有什么必要打着“研究会”的招牌？

比较起学术界来，英特尔对于自由倒更货真价实。在我们推动人权进步的艰难进程中，英特尔愿意与我们进一步合作，共同解决包括社会创新的难题，使我们感到一丝欣慰，坚定了继续工作的信心。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老对手思科。因为全球网络倡议本来以“信息与通讯技术(ICT)”产业为主，就希望思科的加入，但思科却以“我们不从事信息的业务”为由逃避开了。

2010年9月3日我们与六位思科高层主管的会谈标志着思科人权政策的进展[14]，我在9月9日至思科的信中也透露出乐观：“感谢你们就股东关注的人权问题继续与我们对话，特别是安排公司多位高层官员出席9月3日的会议并以开放和负责的态度参与其中。我们很高兴能以建设性、合作的方式与你们分享我们的经历、观点和想法。/我们希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也相信我们的主要主张已经被你们理解和接纳。我们的主张是思科需采取更实质更具体的步骤来实施、加强公司有效处理潜在影响人权事务的政策和行为的能力。公司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如Chandler先生所明示的——承诺遵守人权、建立评估人权风险和后果的内部程序、（不像许多别的竞争者，而）“自愿”采纳不输出能被用于监视人权和侵害人权的产品、技术和软件的政策——当然符合我们的期待，也和我们的担心一致。”我们进一步提出下一次会议的行动计划，如建立人权顾问小组、建立并公开公司的内部人权评估机制、在公司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中增加并加强对人权问题的关注，等等。[15]

没想到思科用一些技术性的理由拖延对我们的回复，直到10月29日，公司秘书长Chandler才正式答复我们，语气却从9月3日的会议倒退了一大步：“我们相信我们的政策——提供标准配置的互联网设备、拒绝为客户定制可能促进互联网审查的设备、积极反对政府图谋通过监管体制“分割”互联网的努力——是确保全球享有互联网言论自由的最好方式。”“尽管我们理解让一个像思科这样大的跨国企业注意到言论自由问题有潜在好处，但基于上述理由，我们相信向我们提这些问题并不适当，贵方也达不到预期目标。我们相信我们支持的政策以及我们的实践做法代表着我们在确保开放和自由的全球网络以最大限度促进言论自由方面已竭尽所能做到最好。”他同时提供一份包括惠普、诺基亚、IBM、McAfee、华为等通讯公司的名单，让我们也去追究这些对手[16]。我11月9日不得不致函Chandler从五个方面再次确认我们在以前的通信中已经提过的主要关注和看法，并要求思科承诺过的原计划在10月召开的行动会议[17]。11月18日，在我回到阔别23年之久的重庆的当天，我的人权提案在思科的股东大会上付诸表决。

我最初介入企业的人权政策，目标只是股东提案，面对思科这样的巨轮的政策性倒退，一筹莫展。Sklar不愧为良师益友，鼓励我“愚公移山”，坚持不懈：“除了坚持，直到胜利，没有别的选择。”我12月9日、2011年1月13日、1月26日不断发出Sklar起草的长篇信函，终于在半年后的3月14日，在以突尼斯、埃及革命为主导的阿拉伯之春重新激发了全世界对信息和通讯自由的关注的背景下，我们重新与Chandler和投资部门高级主管Graves再次会谈。我们提出了准备已久的行动计划[18]，却遭到思科的违背承诺的拒绝（部分理由是思科业绩、股价的大幅下跌）。我觉得会谈已经破裂，无法挽回，幸亏Sklar无愧于耶鲁训练和几十年法官生涯，在最后关头迫使思科至少同意继续交涉。我3月16日、5月20日又不断致函思科，意外地得到Chandler正面回复，不仅同意继续会谈，他本人还要亲自主导，与我们一同改善公司的code of conduct员工规范等具体事项。

我们终于确定在8月25日再次举行会议。在此之前，我接到《华尔街日报》驻北京和旧金山的记者来电问询思科在中国的人权问题。我为了维持继续与思科交涉的机会，没有提供股东大会的人权提案以外的情况。7月5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这两个记者的长文，批判思科帮助重庆政府建立防范系统监视市民[19]。Chandler在7月6日发给我的电邮里委屈地解释道：“思科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在中国出售摄像监视设备和管理软件。实际上，重庆向思科提供了出售这些产品的机会，但思科拒绝了。”在8月25日的会议中，Chandler再次提出这一点，说思科的中国部门抱怨为什么别的跨国ICT公司可以毫无顾忌地在中国做生意而思科却受到这么多限制。他几次不耐烦地挥舞惠普的电脑包，抱怨道：“你们怎么不去找惠普呀？”[20]“别提谷歌了！它不做恶的话，干吗要收购诺基亚？”我可以感觉出他对我的愤怒：“你的人权提案帮助了思科的对手，使我们失去了这么多生意。作为股东，你的投资损失也活该！”我回答说：我希望公司在中国、特别是在我的家乡重庆开展业务，为此，我们先要改善公司的人权政策。

Chandler一个小时后先离开在华盛顿的会场。说起来，他是我最先直接交涉的最高企业官员，他的不客套的态度倒也是平等待人的作风。在接下来的与出席会议的Kathy Mulvany（她参加了我们去年9月3日的会谈，现升为企业事务部门的高级主管）和Penny Bruce（她代表投资部门，接替已经离开思科的Graves，但没有给我们名片，所以不知其职称）会谈中，她们感谢我们的努力，确认思科继续听取我们建议的意愿，同时希望我们要有耐性，配合她们共同说服惯于“进一步、退两步”的上司Chandler，推动思科这条大船向已经沿着正确方向启动的路线前行。在感受出她们推却责任的失望中（思科因为业绩大幅下滑，最近裁员10%），我也注意到思科的那怕是微小的进步。例如，他们确实采纳了我最先的提议，向去年相对积极对待我的人权提案的雪佛龙公司取经[21]；思科修改了“人权原则”，考虑向雪佛龙那样，加入联合国原商务·人权事务特别代表John Ruggie[22]提倡的UN Global Compact（联合国全球协定，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企业市民协议）；思科不再坚持通讯技术与信息技术在人权、隐私、获取信息的自由等方面的差异，而愿意接受信息技术产业在这些方面的较为成熟的政策。我期待着思科最终会加入全球网络倡议。

有时候，有人问我为什么提倡、坚持看似那么遥远、渺茫的安那祺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理想，我回答说：因为这是人类社会秩序的唯一自由平等的形态。我以千万分之一股份的平民与被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难民身份推动英特尔、思科和清华这样的泰坦尼克巨轮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政策转变，虽然也经历过奇迹，在耶稣会的共同合作下帮助了雪佛龙公司的人权政策改变，但在绝大多数时候，都遭遇到数不清的挫折，不过，在感动我们为之服务的上帝（普通民众）之前，除了坚持，直到胜利，没有别的选择。

[赵京，2010年8月30日。所有引用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网址http://cpri.tripod.com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