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提交给2004年8月1日在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召开的“美国西海岸日本经济学会”的论文“重新定义并测量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失业率”中，用符合常识的新的失业率定义(UE=100%-E)，测定美国（正处于互联网经济高潮）、日本这样的发达工业国家2000年的失业率近30%，而中国这样的经济成长大国的失业率在2001年为50%左右。[1]遗憾的是，美国的经济学借口我不是“经过训练的经济学者”（trained economist）拒绝我的方案（好在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韦伯等也不是trained economist）。但是，在经历了2007-09“大萧条以来的经济危机”后，华尔街日报也不得不采用“更广义的失业率”来报道美国的失业率。如在2010年1月9-10日“还在失去工作机会的美国经济”的报道中，就承认美国2009年12月的失业率是17.3%，比政府和“主流经济学”依然坚持的10%失业率还客观。同时，该文又图示出美国的被雇用率（这是很容易客观算出的）从1999-2000年的64%降到2009年的58%，实际上承认美国的失业率从36%升到42%。

今天，世界上的“经济学家”几乎都被国家权力或私有资本收买或雇佣，他们把雇用问题偷换为“市场”是否灵光的问题，隐蔽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制度的罪过。例如，2010年3月8日的Time周刊报道：在政府投入数万亿美元救急“市场”（“不能倒产”的大公司）的同时，华尔街2009年发放的奖金高达203亿美元，比2008年的174亿美元增加17%！华尔街之所以能够这样乘人之危，并不是市场是否公正的问题，而是政治经济政策的失败。我在“金融市场全球化的政治条件” [2]一文中引用到：“对于英美而言，自从八十年代撒切尔夫人—里根执政以来，把年金和退休基金完全开放给金融市场，让没有接触过股票的几乎所有有固定收入的家庭，都通过共同基金的方式持有股票。据统计，美国家庭在1980年时只有5.7%持有共同基金，到2001年，此比率达到52%。在2001年，英美投入股市的年金和退休基金总额超过其GDP的半数，平均每个美国人投入股市的个人管理资金达到$23780，而德国只是$3800，法国只是$1600”。而美国资本主义向金融帝国主义的转换更为明了：华尔街的头号金融帝国高盛集团连亚当·斯密（道德情操教授）的“政权、经商分离”的古典说教也顾不得了，干脆走上台前，派出原CEO鲁宾和鲍尔森到克林顿和布什政权（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当财务大臣！鲍尔森还十几次跑到中国，与总理朱镕基（和他的放弃大气物理专业投身金融行业的儿子Kevin Zhu）推动中国的“金融自由化”。2010年显现的希腊金融危机，也是高盛集团所为。国际经济问题，就是国际政治问题。

雇用问题被御用学者们偷换成“市场是否合理”的数字游戏，对于民众来说却是就劳的权利问题。我在“劳动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3]中指出过：“任何制度都必须确立在劳动权这个基本人权之上，只有这个基本人权获得了保障，才有可能为进一步的社会政治权益，如受教育权、基本医疗福利等提供基础。劳动权其实就是生存权，因为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希望、都必须劳动才能生存。不能提供、保障劳动权的制度就是不合理的、不道德的，也是反人类的制度”。更明确地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完全雇用的社会：任何人有能力的人都必须工作、都必须有工作。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早在1793年，英国伟大的安那祺主义哲学家葛德文就在《政治正义与伦理》指出：“可以算得出，在英国只有不到二十分之一的居民实际从事于农业劳动。……由此可以知道，社会一切成员每天用半小时就足以供全体所需的物品。谁会对这样的劳动望而却步呢？”[4]1886年，从监狱中出来恢复了自由的克鲁包特金就开始系统地研究经济问题，达到的结论如下：“各文明国家现今的经济生活都是建立在谬误的基础上面的”。[5]他在安那祺主义刊物《反抗者》上连续发表论文，并于1892年印成一册，取名为《面包的略取》。[6]“假若全人类都来劳动，那么，每天只要劳动四五小时便够了。富兰克林在十八世纪之末便决定这劳动时间为五小时”（594页）。“凡是我们的房屋、粮食、街道、运输机关、学校、博物馆等等，你都可以自由使用，但是你从20岁到45岁或50岁这二三十年间，每天应该拿出四五小时来做生存所必需的工作。你自己去选择你所愿意加入的生产集团，或者另组织新的集团，但以从事必需的生产为限。其余的时间你可以用来和你所喜欢的人共同从事于娱乐、艺术、科学，总之，依着你自己的趣味的倾向去做就是了”（660页）。

当然，在克鲁包特金的时代，安那祺主义/社会主义者们与劳工阶级通过罢工、游行、抗议和坐牢等牺牲，正在争取每天八小时工作的权利（插图为1856年澳大利亚建筑工人协会的旗帜），四五小时工作制的社会，还只是理想。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跃，连“嫦娥奔月”这样的古老神话也变成四十多年前的老生常谈。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和产业很像在半导体/计算机产业里著名的“摩尔定律”（Moore's law：硬件计算速度每年提高一倍、生产成本每年减少一半）所描述的那样发展。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每天工作八小时，只是由每周工作六天减少为五天而已。这就是说，一个多世纪来，人类的社会组织，就劳动时间来衡量，只改进了六分之一。

实际上，特别在冷战结束以来，在欧美出现了不少要求缩短工时的运动。Take Back Your Time（TBYT，夺回你的时间，www.timeday.org）就是一个在美国、加拿大较为有影响的运动。他们把每年10月24日定为TBYT日，在全美组织各种各样的宣传活动。有一次在硅谷，由我任书记的Human Agenda（人类议程）负责组织当地的活动，我们邀请TBYT日的发起组织The Simplicity Forum（俭朴生活论坛）的负责人Cecile Andrews女士（斯坦福大学的讲师，著有Circle of Simplicity《简朴循环》一书）来交流，也推动地方政府官员通过一些无约束力的提案，希望在硅谷的公司能够减轻员工的劳动时间。当然，我知道，这有点“缘木求鱼”：我自己刚被Adobe Systems裁员，而我最后的工作就是写下工作程序，让留下的两个同事干我们原来三个人的工作。在日本、欧洲的企业试行的不裁员的work sharing（工作分享）克服萧条方式，根本不可能被美国的大公司（以及华尔街）接受。2004年夏天我去芝加哥参加TBYT全国大会，与TBYT组织者John de Graaf交谈，感到他为人诚恳，很想能对他有所帮助。我在会上也和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 安那祺-工联主义评论（ASR,www.syndicalist.org）编辑Jon Bekken讨论过问题，带回他的《四小时工作制》小册子学习。Bekken是那种被爱玛·古尔德曼称为“美国无产阶级”的穷教授，在每一期的ASR上都呼吁我们捐款，一直警告说下一期没有钱出版了（我注意到捐款人名单中常有乔姆斯基的名字）。所有的杂志都没有钱，更不用说安那祺主义中的工联主义流派在美国的理论刊物。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带有强烈的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色彩的ASR内容本身不免显得单调、片面、过时。我把上述失业研究的文章寄给他考虑，希望他把四小时工作制与完全雇用联系起来，却从未得到他的回复。

这实际上也是TBYT、IWW 等运动或组织的局限所在。TBYT寻求美国工会的支持，AFL-CIO 的会长John Sweeney当然很高兴地表示：“这正是我们一个半世纪以前就要求的东西，可惜现在情况还这么糟糕！” 问题在于：过去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的人权，主要矛盾是被雇用的劳工的工作条件；现在要求四小时工作制的人权，主要矛盾是现行制度不能提供、保障就业机会（特别是妇女）。现在，加入私营企业工会的成员，只占雇员的十分之一左右。而且，他们对缩短工时的意义不一定理解、支持，甚至会直接联想到自身收入的减少而反对呢！当然，我们提倡缩短工时、全面雇用，是以确保绝大多数已经就劳的工人的现行收入为前提的，但更关注失业者的地位。在美国，失业问题又与移民问题密切相关。实际上，在IWW（目前只有一千名左右成员）、AFL-CIO失去影响的同时，上百万的墨西哥裔移民却在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工节涌上街头抗议游行。遗憾的是：四小时工作制，还没有出现在所有游行组织者的议程里（插图是2006年硅谷中心圣何西近10万人的五一大游行）。

正如我们付出了巨大牺牲争取来的八小时工作制对社会进步带来的巨大影响一样，四小时工作制和完全雇用，这个一百多年前的人类理想，也将带来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人人都有工作、人人每天工作四小时（一年工作一千小时、一生工作30年）、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人类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知识学习、理性开化、艺术创作等，免除巨大的浪费（包括找工作的艰辛）、解除威胁人类生存的核武器、常备军、环境污染、地球温暖化、恐怖主义等等问题。当然，这将要面临巨大的阻力，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实现。但是，通过启蒙教育，人们必将认识到这是人类社会唯一的出路、前途，那么，这个理想就容易实现了。

四小时工作制！

完全雇用！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0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