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先研究孔德的清水幾太郎回顧自己1929年在“大正民主”風潮[1]影響下，作為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社會學科二年級學生，有一個夜晚，在夜校對自己的父輩年齡的勞工義務講課[2]後，走在散發着臭味的道路上，突然找到了自己的學習方向：研究孔德的社會學。為什麼呢？因為“孔德的社會學不是與各科學並列的一門科學，而是要把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各科學的發展綜合起來完成的大科學。…社會學要有生命的話，與其依靠現在的脆弱社會學說，不如求助孔德的古典社會學說。”“孔德一生是市井（平民/布衣）學者，與現在的社會學者不同，不是大學教授。…（東大的）老師們作為研究者之前，首先是官僚。與此相對，孔德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官僚，而是人、研究者。超越了眼前的老師們，我在孔德身上看到了真正的恩師的形象。”[3]

這是重複早他一百年前孔德在《實證精神論》第三部第16、17節提倡用實證科學的方法和價值觀來解放法國學術界盲目、分散的專業化狀況，“借用偉大的莫里哀的表現，他們需要‘全體知識之光’”，並在注釋里抨擊道：“現在的學者的大多數人…對所有綜合化抱有盲目的反感。這種情景，特別在編成學術院的法國，普遍存在於學者中間。學術院裡各種分析的偏見互相強化，在多數場合發展成錯誤的利害關係，對於未來將要占優勢的綜合體制自然產生慣性的反抗。結果，對於現在進行階段的知識大進化，現實上有害的影響多於有益的影響”。[4]可惜，清水幾太郎在政治上、思想上經歷過幾次“轉向”[5]，沒有學到孔德的精髓，自然無法對社會學、特別是日本社會學作出本來可以做出的貢獻。不過，他的上述回顧點出了社會學、特別是日本社會學的困境和根本性缺欠。今天，重新回到孔德，溫故知新，雖然痛苦、艱難，還是要從方法論和倫理價值觀這兩方面，才有可能再建社會學以及廣泛的社會科學。

第一、如果僅僅只從技術方面來看，特別是統計學和計算機技術（以廣泛被社會科學利用的SPSS、SAS統計軟件為特徵）的發達，甚至到了投稿論文“沒有數據就不值得考慮發表”的地步，因為反正今天的學術界不會產生理論上的新意[6]。正如我多次指出的那樣：大多數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人沒有受過嚴格的數學訓練，不知道社會數據的統計意義。一般社會數據（例如，失業率6.9%[7]）能夠精確到第二位有效數字就不錯了，由不精確的社會數據產生的統計計算結果，最多可以精確到第二位有效數字，更多的位數完全沒有意義。但多數社會科學論文或新聞報道，都以計算機算出的長達四、五位小數點精確度為榮。這種普遍的技術性缺欠，還不算太難解決，推廣一些社會統計的科普知識就可以了。例如，因為一般人為的社會參數（如平等性係數）都介於0和1（100%）之間，用正弦三角函數sin2α[8]來表示可以免除很多不擅長數學的人變換的麻煩或差錯[9]。

以研究為生活的科學/學術階層當然是人類社會組織的一個特殊部分，也擺脫不了任何社會結構的“原罪”。例如，日本社會學最前沿的十年一度的“社會階層與社會移動全國調查”（SSM）[10]，第二次1965年的成果只有組織者安田三郎自己的“巨著”《社會移動的研究》[11]出版，搞得所有研究戰後日本階級/階層和移動/流動的人都繞不開這本書及其作者。對日本社會學更不幸的是：本身缺乏基本數學知識的安田在這本書以他自己命名的所謂“安田係數”來測量社會移動（開放性），這個安田係數甚至會算出超出理想開放性100%的移動結果！[12]我作為1985年SSM調查委員會負責人直井優的研究生以SSM數據寫碩士和博士論文，指出這個困擾日本社會學的荒謬難題。經過長時間的爭辯，作為安田的弟子、日本經驗/運用/數理社會學領頭羊的直井終於承認：他自己也覺得安田係數不應該被日本社會學採用來測量社會移動，但他們沒人敢得罪安田！1990年安田去世時，直井代表日本社會學界安排安田的葬禮，我讀到作為日本國家官僚的“安田教官”的一生所獲得的政府獎章，正典型地應證清水上述所說：所有國立大學（特別是幾所帝國大學）“老師們作為研究者之前，首先是官僚”。可惜的是：我在博士論文裡對安田係數的徹底批判以及我“開發”的係數[13]，都因為我被日本政府和中國駐日機構趕出社會學領域，無法得到普及。[14] 今天，我從日語維基上還查到安田唯一的業績就是“以開發‘開放性係數’而知名”[15]。日本社會學可憐、衰落到了這種地步！[16]

第二、回到孔德，在他的社會發展三段論中，不僅人類社會正在向第三（實證）階段進化，孔德甚至認為在從第一階段神學向第二階段形而上學轉化的社會再組織過程中，也是實證主義的功績：“路德的改革，正是由阿拉伯人導入的觀察科學的進步的必然結果”。[17]而這正好體現了用新方法（實證）開創新的社會價值倫理的社會（科）學本來的特長。孔德的《實證精神論》第二部第11-14節通過批判神學（天主教、耶穌會）和形而上學對道德的“永久獨占”體系試圖確立實證道德的新精神和普遍良知，連“持有配得上優秀知性的高道德水準的最偉大的形而上學家（康德）”也難逃指責：“他一方面認識到神學的意見沒有任何真理，另一方面又說是社會的必要強化了無限維持神學意見的支配”，並斷言它們都是“利己主義”的道德哲學。[18]孔德自信地宣稱：“上一世紀曾經有過把人類道德的性質的體系還原到只有利己主義的形而上學的謬誤和詭辯，現在，幸運的是已經沒有必要認真地反駁它們了”。[19]

孔德的《實證精神論》第三部第18-20節更把實證普遍教育的主體寄希望於沒有受到神學和形而上學誤導的無產階級[20]，“如果培根、笛卡爾的有名的‘白紙狀態’能夠完全實現的話，這就確實是現在的無產階級。”“神學的哲學只適應上層階級、為上層階級的永遠支配服務；形而上學的哲學主要以中產階級為對象，幫助這個階級的擴展野心；這樣看來，所有的思想家就會理解：本質上以無產階級為對象、為了準備健全的社會理論的實證研究的賢明體系的普及教育，是多麼的重要”。[21]為此，他親自編寫天文學科普教材，要把激發實證哲學的開普勒、伽利略新知識傳授給無產階級！

以理性之名展開的法國大革命達到了形而上學階段的頂峰，但它的動亂、短期直接的失敗證實了“政治上人類精神的恥辱”[22]。孔德進而在《實證精神論》第二部第15節從社會分工的精神里找到利他主義的實證倫理：“只有人類才（真實）存在，因為個人的發展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依靠社會。…我們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地，都不知不覺地對正面擴大的社會聯繫的深情厚誼越來越感到親切。…‘幸福’主要來自於賢明的活動，…幸福應該只依存於共感的本能。社會生活中唯一能夠自由發揮的感情就是好意。…隨着大規模社會的（進一步）擴大，每個人想使自己永生的願望可以得到正常的滿足”[23]。克魯包特金進一步評論孔德道：“在倫理學中，貢獻了一個並非由外部強加於我們，而是從人性的固有的稟賦產生的‘自由道德’。”“他力圖把他的倫理學體系建立在一個實證的基根上，建立在對倫理學從動物的群居本能與簡單的社會性直到它（倫理學）最高表現的世紀發展的研究之上。”“人類的社會傾向只能由固有的品質，即由本能和由趨向社會生活的內心推動來說明，孔德以之與利己主義相對立，稱之為利他主義，以為這是人的天性的一個根本屬性”。“靠了理性的幫助，我們從我們的固有的道德與傾向中創造出我們稱之為道德概念來”，實證論的宇宙觀“必然會使人們相信每一個體生活緊密地依賴於整個人類的生活。”“最高的道德法則在於使個體把他的利己的利益置於次要的地位；最高的義務乃是社會義務”。[24]

遺憾的是，人類知識和理性的擴張並沒有帶來孔德等期待的社會進步，孔德提倡的綜合性社會學儘管在實證方法論上有所確立，連在中國也變成了一門學科，但在道德價值觀上已經被金錢和權力收買、腐化。實際上，全球性的社會危機就是私有資本與國家權力對知識與信息的控制、操縱，以及為之服務的整個知識階級的墮落帶來的[25]。作為重建社會學的一個突破領域，首先要開發、創新政策科學研究，包括全球化、企業治理[26]等大量非常重要重要卻又不屬於任何狹隘學科的社會問題。而新的政策科學由於其綜合性、實證/科學性正符合孔德社會學的出發和歸宿，只有那些為了將來世代寫作、擺脫了當今權力和金錢的控制的倫理道德觀的新啟蒙思想者，才能以百科全書派[27]的理性和實證精神和氣概重建社會學。

正如我1998年5月在“作為科學的比較政策研究 (代發刊詞)”中聲明的那樣：“今天﹑科學技術的發展(例如最新的計算機通訊)以及社會知識的普及(例如情報公開法案的逐漸實施)﹐使得立足於民眾生活的政策研究﹐包括宏觀的社會﹑政治﹑經濟現象﹐成為可能。知識與信息不斷為民眾掌握﹐政策的制訂與改進就不再可能為極少數人壟斷﹐政策研究的實踐意義與獨立價值也獲得了保障。”“我們進一步確信﹕達成把政策研究確立為科學的有效手段就是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