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的一段时期里﹐社会改进党人、或日无政府主义/安那祺主义者，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以及广泛的中国民主运动运作﹐保持着相当的沉默。
我们无意独立于中国民主运动，我们一如既往地承担起中国民主化的前卫牺牲﹐我们甚至不愿付出必须的代价阻止进一步的背叛与出卖。展望中国民主化前景，我们不得不告示我们的历程与方向:纯粹地执着于由八九年民主运动中彻底表露出来的人格感召精神﹐任由任何政治势力集团利用其外延影响。这也是社会改进党人与别的民主运动同路人的唯一区分。
当今中国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进运动﹐无非是重复先行者们在人类历史上所付出的牺牲:启动俄国革命、唤起中国革命、推动欧州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对新形成的美洲大陆国家注入彻底自由传统。所有的上述政治实践结果都背叛、辜负了作为政洽“威胁”的社会改进党人。我们今天面临着同样的宿命。社会改进党人自觉扮演这种违反政治常识的功能﹐唯一的动力是拯救人类社会的信念。这种信念与基督类似﹐只是没有自身获救的可能。
八九中国民运在海外延续，再现与应证了这个过程。“六四”镇压之后，推动中国民主化的组织性活动只能公开存在于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度，所谓海外民主运动成为暂时的关注对象。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民主运动主体的转移﹐中国民主运动永远只能在中国大陆本土上展开，海外的民主运动只具备声援、资助大陆内活动的功能。当然﹐海外的民主运动也具有独立的斗争意义﹐因为八九中国之春所显示的世界历史价值决不仅限于反抗北京当局的斗争﹐它必然地同时反抗一切现存的国家强权对人性的摧残。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前，香港的民主运动实际上形成了海外民主运动的生力军﹐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香港市民的参与，就不存在所谓海外民主运动而只有”海外政治运动”。以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合为代表的香港各界民众的活动最直接地反映了海外民主运动的两个特征﹕一﹑短期地、暂时地、仅其有象征政治意义的特征﹔二﹑最终地展现出来的代表中国本土民主运动的社会改进特征。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后，随着香港的民主运动从“海外支援”变为中国民主运动本体的一个持殊组成部分，所谓海外民主运动的前一个特征即告终结。“海外民主运动”也不复存在(各种有意义的政治活动仍然保持下去)。
自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七年为止的海外民主运动(当然，在八九年以前早已存在公开的反体制活动)的历史价值，就是-个象征性政治特征消失、本质性社会特征呈现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政治制度不均衡的各西方国家里表露程度不同﹐社会改进党人在日本推动中国民主化所遭受的社会迫害以及我们被迫把改进日本的社会制度作自身命运，最早且明确地显示出中国的民主运动必然地会面临每一个政府强权的欺骗、出卖、背叛与镇压。这同时意味着具有世界价值的中国民主运动，必须与世界上所有正义进步事业一同努力改进人类自身的社会结构。
社会改进党人在“六四”事件这样的突发性政治事件中鲜明地表示，作为任何政治运动的先锋前驱的命运与天性，天生的“历史遗忘症”(不愿汲取每一次历史时间中被出卖的教训)，使得我们全心全身投入单纯的政治斗争(如反对戒严令与开枪镇压)而不可能顾虑各种短暂同路人的图谋。每当历史性的变动告一段落，容得我们反者时﹐我们都忏侮自身的(根源于善良天性的)政治判断为运动本身带来的危害 :没想到北京政权除了强暴还具奸诈(其在东京的代理当然不会直接利用暴力)﹐没想到东京政权除了伪善尚具卑劣，没想到同为中国人同类的内奸在国家强权的文易中会彻底丧失基本人性...。但是，如果社会改进党人变得聪明起来，谁来发动变革并承担政治牺牲?没有中国青年的天良，就不会有八九中国民主运动以及任何变革的动力。
在象征性政治特征几乎消失的海外民主运动中，除了社会改进党人(并不是简单的成员区分而是人格特征)在抗争北京政权同时反对东京、合北、华盛顿等国家强权的社会迫害﹐其余的打着民主运动旗号的同路人都程度不同于依附于一个或多个政府权力。虽然这些佔据优势的民主运动“主流”派别之间为了各自的“原则”、“理念”水火不相容，但他们同为台北当局的坐上客，被其玩弄于掌上。他门彼此之间的不和掩盖不了背后的附庸于强权的同一性，在其后的强权指使下﹐他们的活动加速着海外民主运动的终结。
在作为运动的海外民主连动最终结束之前﹐资源的枯涸会加剧为争夺资源的暗斗。实际上，华盛顿或台北当局己经把兴趣放在更能反映其意向的﹑与八九中国民运并没有多少直接关连的海外中国人的活动上。这些人的活动特征是﹕一﹑他们自身受到各种政权的保护或赞助，二﹑他们不曾抨击美国政治制度的黑暗(包括对中国人的迫害)，三﹑他们热表于西方政客们乐于利用的兼具反中内容的反共题目(如围堵﹑制裁﹑诺贝尔奖等)。
社会改进党人没有任何资本或靠山与同路人相争，因为我们明白:不仅各政府权力不可能保障我们的人权，连它们的法律也最终服务于其统治集团。如杲我们也需要政治资源摧动中国的民主化运动的话，我们只是在这个过程中积累起受迫害的事实;社会改进党人的遭遇无非就是起因对于普遍民主、人权理想的追求而受到北京、东京﹑华盛顿等各种权力的迫害。我们这样的实践最清楚地表明:只有中国大陆的真正民主化才可能改善我们自身的命运，无权(权力、权利、权益)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救自己。在即将到来的中国大陆民主化进程中﹐只有我们能再次承担先导的功能。
随着北京政权正统性的衰落﹐它已经不得不放宽经济与思想上的统制以拉拢新兴的“中产阶级”﹐大批的没有直接涉入八九民运(以及少量的有海外经历的涉入者)的知识分子己经被统治集团收卖并死心塌地为统制阶层效忠。北京的现政权正逐渐把对民主运动的直接镇压(威胁人身安全的政治恐怖)变为间接的社会歧视与广泛的社会迫害。中国的民主化运动逐渐由以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加上少数中共上层“开明良知”者)为先导的自由诉求，变为以工农下层平民为主体的利益抗争。中国民主运动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七年的特殊历史时期再海外的预演﹐表明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民主化进程强朝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展开。佔据主流优势的“民主派”将会在西方国家政权的扶植下，与佔主流地位的中共统治集团结盟共同压迫、压榨平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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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派（政治个人独裁，经济平等/均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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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进党（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均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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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派（政治权贵专制，贫富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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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派（表面政治民主，放任贫富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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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虽然不能准确地表现中国将来的政治区分﹐但可以表达出不同的特征。请注意社会改进党人与其他三者的差距大于他们之间的不同。
社会改进党人在将来的中国民主化前景中，不可能扮演政治上的主角，因为随着“体制外”民主派的公开合法化﹐统制集团的正统合法性得到进一步的确认与加强(正如今年三月在台湾的选举后趋于更加保守、反动一样)，我们将面临着更大的利益集权。在可预期的将来﹐我们也缺乏足够的政治力量阻止中国进一步资产私有化以及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如旧苏联、东欧这几年的进程所显示的那样)。我们还得承担因“六四”事件导致的政治性负面遗产:西方社会(特别是与中国有最深联系的日本)在政治上的全面倒退与军国(右倾)主义的抬头，他们直接的加强着中共现政权的统治地位﹐共同阻碍着中国的彻底民主化与世界上的一切正义事业。
面临着不容乐观的中国民主化前景，我们社会改进党人必须同时展开两方面的工作。首先﹐随着中国社会矛盾(昔遍的官商腐败堕落、贫富悬殊﹑工人失业﹑农民盲流﹑下层工教人员贫困化等)的进一部加剧﹐两大社会阶级，即所有者阶级与非所有者阶级，正形成鲜明的不同利益集团。我们必须在正在形成的阶级对立中维护非所有者阶级的权益:就业权、受教育权、免于贫困权、选举国家官吏权等等。只有通过这些斗争﹐我们才能把中国的民主主义扎根在现实生活的民众中，同时防止兴起的民族主义被统制阶层利用朝危险的大国沙文主义方向膨胀﹐从而刺激起美日列强的军国主义扩张。
其次，中国的民主化在抗争北京统治集团的斗争中﹐将越来越显示出与西方各资本主义列强的冲突(中共上层容易看出台湾统制集团比较高明地用“民主选举”方法维系权益﹐将逐渐减少对“民主”的恐惧与抵抗)，我们更需要加强与世界上一切受压迫、压榨集团(民族、人种、阶级)的斗争联系、互相支援。尽管各国统制阶层在压制民众上其有共同利益﹐但瓜分世界有限资源、市场的冲突威胁大于现存的各种“国际条约”保障。避免现存威胁的唯一途径是各国民众互相了解，不愿意充当本国统制阶层的工具，因为各国民众之间不存在威胁对方生存的利益冲突。最终地看，人类和平的条件之一是清除国界、国家，但近年来的、为各式国家御用学者所津津乐道的“无国界化”却只迎合资本家及其代言人或附庸的贪欲而将普遍民众奴役、限制起来(如北美贸易协定)。
如果社会改进党人不加倍努力﹐如果没有这两方面的有效工作，中国的民主化前景就无从展望，世界进步也无以达成。这就是我们的奉献价值，也是我们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