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秩序的变迁中体现出来的作为精神家园的希腊罗马社会规范

1984年清明前后一周，学校组织我们去三堡八达岭长城下植树。白天劳动过后，晚上同学们都外出了，远处隐约传来悠扬的笛声，我独自在幽静的营棚里读着塔西陀的《编年史》。塔西陀对历史人物的动机和行为的道德透视无以伦比[1]，“仔细地观察和记录这个时代确实很值得，因为人们从别人的命运中学会德行，而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有洞见分辨善恶、识别利弊”[2],“我认为历史的功能在于不遗忘那些有价值的行为、警示丑恶的言行为后代的堕落带来的恐惧”[3]。仿佛幼年的卢梭躲在屋角独自投入普鲁塔克的世界一样，我深深地为古代罗马的social order社会规范与秩序所陶醉，伴随着吉本撰写《罗马帝国兴亡史》那样的内心冲动，萌发了报考拉丁语研究生的念头[4]。这样的精神历程，就像斯宾诺莎发现了作为精神家园的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一样，激励了我在以后的几次人生选择重大关头与苏格拉底等同道为伍。

正如柏拉图所说，希腊的历史就是各城邦之间的战争史，为此他留下了《共和国》，我从国家形态演变的角度进行了考察，达到一些简单的结论，但没有足够的知识深入考察希腊社会[5]。在“作为观念与现实的康德至善召唤”[6]中有所扩展，略微考察了《伊利亚特》这个史诗中显示的古希腊道德规范[7]，不妨作为本文的引子。【其中大量的对白揭示出人性的冲突和选择[8]。……老朽的Priam本来就因为没有及时惩处毫无道德观念的儿子Paris[9]，难逃厄运。其次，当希腊讨伐大军兵临城下时，智者Antenor建议归还海伦和财物，也可以挽回被屠城的命运，但Paris只愿交还财物、不肯交还海伦，而Priam又袒护儿子[10]，葬送了最后的和平机会。不过，除去史诗作者附加的天神的指使、怂恿和鼓励、保护，老国王没有昏庸地命令已经被打败的特洛伊及其同盟再作无为的牺牲，而是置生命和荣辱于度外，担当起作为父亲的最终道德责任，也上得了希腊英雄榜。而武艺最高强的希腊英雄Achilles从可怜的Priam看到了自己的父亲形象，比别人更同情老国王，体现出人性的深度。说到底，艺术作品的最终价值就是对人性的揭示，从这个情节上，作者避免了血流成河的悲剧的笼罩，为我们呈现了英雄般的史诗传颂。/……赫克特尔的英雄气概主要不是为了他人（即将被屠杀的年迈父亲和刚出身的儿子、即将成为遥远陌生人的奴隶的妻子，和被屠杀的特洛伊城邦及盟军），他在最危机关头没有想到他们，而更是为了自己的arete[11]。……他服从内心的至善召唤，留在城门之外，完成了人生中最后的壮烈使命，在与Achilles的决斗中获得了永生，在希腊英雄榜上名列第一，符合康德的“只有持有良好的意志，才能使我们得到完全的幸福”信念[12]。/……这种对arete的追求，贯穿了希腊人的精神生活，在希腊文明的代表苏格拉底身上得到最透彻的体现。…他就是康德建构的以至善召唤为中心的庞大道德体系的理想王国的体现者。如荣格所说：“只有自觉地同意内心呼唤的力量的人才发展出人格。…他自愿地为使命而牺牲，自觉地把它转化成在无意识群体生活中只能导致他毁灭的个体现实”。[13]】

正如希罗多德所指出的那样，希腊是一个有共同血缘、习俗、语言和宗教连接起来的民族（感谢荷马史诗），但他们至少有七百个政治上独立的村落/城邦[14]，而异军突起的希腊文明，其实就是人类文明史上独特的希腊社会规范和秩序social order，以雅典最为典型。大约在公元前七百年[15]雅典开始具有被称为polis特征的公民社会雏形，一个世纪后发展成一万左右人口的城邦。这段期间，Medontid君主体制逐渐瓦解，国王的军事权力先被polemarch（战争首领）分走，后来内务让位两个archon（代理），最终，雅典的公民事物由一个每年选举产生的九人“执行议会”管理[16]。与此同时，虽然还没有决定权，由全体（自由人男性）公民组成的全体会议Assembly也逐渐形成[17]。新成立的国家开始介入私人/家族间的流血冲突，区分蓄意谋杀和无意或正当杀人，由国家来主持公道为受害者伸冤[18]。几乎与此同时，爱琴海东部靠近小亚细亚沿岸的Chios岛（据说是荷马的故乡）也发现了关于法务管理的制定、由“法律”取代三百人的贵族议会等记载，带有民主的因素[19]。

立法者[20]梭伦的改革完全制止私人自行报仇，复仇必须依据一定的法律程序来执行，同时也赋予普通的自由农民也享有以个人诉讼的权利[21]。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由来。虽然古希腊社会里妇女和奴隶没有公民权（建国之初的美国也如此），但随着公民范围的扩大，公民社会的权利和基础会越加牢固。梭伦也制定了由四个部落各选举一百人出来的四百人议会Council[22]，作为国家的“双锚之一”制约具有贵族性质的、处理日常事务的九人执行议会[23]，也审判重大诉讼。梭伦最后拒绝了雅典的独裁者职位，因为“专制固然是个很向往的位置，但没有一条退出的道路”[24]，为后来的华盛顿等树立了榜样。能够提供这样的明智政治家的雅典是最高的社会规范与秩序的文明，所以柏拉图临终时为生为希腊人庆幸[25]。

雅典人没有按照梭伦的立法运转下去，接下来的统治者Pisistratus基本上被形容为独裁者，但他主要在幕后操纵（包括操纵选举！），国务活动也平和地运行，“为将来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26]。梭伦的四百人议会也没有什么活动记载下来，但模仿它而在Cleisthenes统治下成立的五百人议会则留名青史[27]。“它的五百名成员来自10个新成立的部落，每部落出50名，30岁以上。…根据人口规模被代表，…对于雅典民主的创新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除非节日或以外，议会每天开会”[28]，可以想象在雅典这个一万人左右的城邦维持民主运行的艰辛以及雅典市民的悠闲财力和民主素质之高。除了五百人议会，任何人也有权利直接诉诸全体市民大会。这种直接民主的运营方式，要求国家的规模不能太大，在从卢梭到蒲鲁东的思想里都得到反映。以今天美国民主运行的情形，也不难想象相应的律师、辩论士等游说集团的产生[29]。重要的是，isonomia“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由此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30]。正是这样的高度发达文明制度，加上海上帝国带进来的财富[31]，在公元前五世纪把雅典推上文明灿烂的顶峰。而希腊文明的高峰就体现在苏格拉底，同时也是教师、辩论大师[32]和被告身份的苏格拉底的职业的目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改善自己：“与其反驳别人，我更欢迎被别人反驳。因为我认为反驳别人是帮助别人从坏难中解脱，而被别人反驳是解救自己，所以我得益更多”[33]。他在法庭上雄辩地声称：“如果非要选择加害于人还是被害于人的话，我宁愿选择被害于人！”[34]与中国的“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的伟大但没有人实践的德行相映生辉。

此时，“我们看见有许多伟大人物崛起，他们做了他们同胞的统治者，并不是凭着他们的门第，而是由于才能、想象、学识出人头地，受人尊敬”[35]。而“希腊世界的丰富，只是寄托在无数的魅力、可爱、动人的个体上”[36]，在普鲁塔克的传记中得到充分发挥[37]。与其记载人物事件，普鲁塔克更关注道德[38]的垂范功效，以致“这些伟人的德行就像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如何调整和修正自己。…从他们的行为中挑选最崇高和值得了解的事迹”[39]。他时常从传记的主人公的命运里阐发人生的哲理，传达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等哲学家的论教[40]，且更打动人心。“比起政治和帝国的变更，他更关注个人的性格、行为和动机，职责是否履行并得到奖励，傲慢是否受到惩戒，草率发怒是否有所改正，人道、公平处事，慷概是否得到公开的凯旋认可或者要依靠看不见的社会来承认”[41]。“请记住我的意图不是记述历史，而是生活。那些最荣耀的功绩并不总能为我们提示最清晰的人的德行或劣迹的图像，有时候，一件不值得注意的小事、表达或玩笑比那些著名的围攻、耗尽国力的备战或血战等更能传达出人的性格和喜好”[42]。“命运变幻无常，但善心和欺诈的本性难改”[43]。“虽然不幸的Philopoemen总是遭到本国人的反对，这种悲惨同时也是他的功德证明”[44]。“勇气和智慧确实很难看到，但在所有的好事中，最难看到一个正义的人。例如，Agesilaus, Lysander, Nicias和Alcibiades都知道怎么当将领、从事战争、指挥士兵在陆地和海上得胜，但不懂如何把成功用到宽大和正直的目的”[45]。罗马的第二任国王Numa Pompilius推辞自己“不会统治，喜欢退休和学习”，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罗马创始人Romulus的三百人卫队，“说他不会怀疑那些信任他的人民，也不会统治不信任他的人民”,还“希望农业能够培养人民亲近和平的性情，把它作为一种道德而不是经济利益的手段”[46]。而精于理财的“经济学家”老加图虽然在罗马德高望重，但过于吝啬，卖掉年老的奴隶，受到普鲁塔克无情地贬斥：“一个善良人毫无疑问会爱惜老掉无用的马匹和狗犬。…我们对生物，不能像对鞋子和盘子那样，用旧了或坏了就扔掉。更不能为了一点小钱把一个老人卖掉，把他从自己生活了多年并已经适应了的生活环境中赶走。这个老人对外邦的买主更没有用处”[47]。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普鲁塔克的传记，才使得（小）加图、斯巴达国王Agis、西西里解放者Dion、布鲁图斯[48]等政治家获得了远超出他们在实际历史上的地位。作为柏拉图在西西里和雅典学园的弟子，Dion的政治活动可能并没有得到已经年老的柏拉图的指导，但他在战争中的道德行为都以雅典学园的教育为准测。当然，正如柏拉图本人在西西里的经历一样，缺乏“祖国”民众支持的Dion主要靠“外国”的志愿军[49]，夹在同胞民众、本地水手和忠诚的志愿军的冲突中[50]，几次丧失推翻暴政的机会。最后胜利后，却被一直跟随他的希腊志愿军同伙谋杀，也没有人替他复仇[51]，使我联想起两千年后在非洲刚果丛林、南美洲玻利维亚山野孤军蛮勇的切·格瓦拉[52]。

自从跟着庞培逃出罗马，小加图“从来没有理头发、剃胡子、戴花冠，总是为国家的灾难难过、悲哀和沮丧，无论哪一方失败或胜利，都是如此状态”[53]。他最大的德行是督促庞培和随他逃出罗马的“国会”通过法律不能屠杀罗马人的城市、除了战场之外不能杀害罗马市民[54]。这实际上解救了几乎所有被恺撒击败的敌人，包括加图的儿子和后来杀死凯撒的布鲁图斯。这也是死去的罗马共和文明的规范，值得后来人类历史上所有交战方效仿，以此衡量它们的开化/野蛮程度。庞培战败逃亡被杀后，还迂腐于旧法规（或者是更大的聪明）的加图以自己是prator（地方长官）为由，把领导权推给政论演说家consul（执政官）西塞罗[55]和庞培的岳父proconsul（副执政官）西庇阿[56]。最终，加图没有逃往部落首领Juba的山里，也拒绝了西庇阿的屠杀岛上愿意投降的三百名（户）居民、誓死抵抗恺撒的军事建议，镇定地安排罗马人从海上逃走后，打着响亮的呼噜睡了一个好觉后，再读两遍柏拉图关于灵魂的书，从容自尽，“在所有正义和忠实方面都征服了恺撒”。岛上所有的三百名居民都闻之动容，完全无视恺撒的进攻，隆重安葬了这位“唯一自由和不败的人”[57]。加图实现了柏拉图对幸福命运的预言，集权力、智慧和正义于一体[58]。写到这里，沿着普鲁塔克的比较笔法，笔者不由得比较起满清灭亡时中国的一位投湖自尽的“殉道”文人，他的“道统”有什么值得效仿、记忆的规范呢？

斯巴达有两个互相制约的国王，国王们还受制于权力更大的每年选举的监督官们Ephors和终身“法官们”Elders[59]。很像指挥持续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中的“王中之王”阿格门农为了征召希腊联军，不得不以自己的女儿为牺牲献祭，归国后被妻子及其情人暗杀（其儿子又为了替父亲报仇杀害母亲），不由得吟唱到：“我们过着虚华盛宴的统治者的生活，同时为众生提供奴仆般的服务”[60]。这是何等的人生！加图自尽之前把儿子叫道床前，告诫他以后不要从政，因为那是不可能的，除非去干可耻的勾当[61]。“这确实是人们从事公共事务的真实条件，那些获取人民领袖和州长的自负头衔的人，很容易成为人们开玩笑和无常变幻的奴隶和随从。…为了迎合大众，那些挂着州长头衔的人，实际上成为群众的下属。…正如Phocion在国王Antipater干蠢事而又希求得到称赞时回答的那样:‘你不可能同时得到吹捧和友谊’”[62]。年轻高尚的Agis为了推动减轻债务、平分土地的改革，捐出现金和所有继承的地产，还发动母亲、祖母也以身作则[63]。最终，富裕的统治集团收买了他的朋友们，把Agis以及他的母亲和祖母都杀害了[64]。不过，Agis的女婿、也是国王Leonidas的儿子Cleomenes继位后，汲取Agis的教训，利用对外作战的机会，带兵杀死、解散了监督官们，与家族一道，带头捐出全部财产，平分了土地[65]。

再如，罗马的第二号对手、希腊人Pyrrhus匹鲁斯国王[66]的军师Cineas是大雄辩家Demosthenes的弟子，“靠雄辩比匹鲁斯靠武力取得了更多的城邦”，在匹鲁斯被别的希腊城邦怂恿、以“联军总司令”的号令忙于备战罗马时，隐喻地劝导匹鲁斯：“罗马据说在众多国家中有最伟大的战士和将军。如果上帝帮助我们，赢了以后我们会干什么？”匹鲁斯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们的胜利毫无疑问，征服罗马后，整个希腊和野蛮世界就会臣服我们，但我们将征服整个意大利。” Cineas进一步问道：“征服意大利后，下一步呢？”匹鲁斯：“西西里。”Cineas再问：“西西里以后，战事就完结了吗？”匹鲁斯：“还有利比亚和迦太基。”Cineas又问：“当所有这些都在我们的权力之下后，我们还要干什么？”匹鲁斯微笑道：“尊敬的朋友，那时我们就可以轻松下来，整天吃喝、愉快地交谈呀！” 到此，Cineas显出他的对话意图：“如果我们真想这样的快乐和享受的话，现在有什么阻碍我们呢？不需要任何麻烦，我们现在就享有那些要自己或敌人付出大量鲜血、辛劳、无止尽的骚扰和过错才能得到的东西。”我们伟大的武士无言以达！[67]还有，统治了斯巴达41年的国王Agesilaus在他的鼎盛年龄征战亚洲，因为国内危机被迫撤军[68]，但80岁时却不甘和平斯巴达的寂寞，从温旧梦，为一个埃及“野蛮人”当雇佣兵队长，84岁死于异地[69]。

当然，犬儒主义哲学家Diogenes迪奥根尼回复亚历山大的赐予更脍炙人口：“我只要你站开不挡住我的阳光”。据说亚历山大不愧为亚里斯多德的学生，他对那些嘲笑这位坏脾气哲学家的随从们说，如果他不是压力山大的话，他就会当迪奥根尼[70]。在他征服印度后，审讯十名鼓动Sabbas抵抗的哲学术士，但听到他们无畏的斗智回答后，用礼物释放了他们。不仅如此，他还派遣迪奥根尼的门徒Onesicritus到处去寻找那些有威望的隐士[71]。考虑到除了强力和计谋（包括压力山大的父亲和母亲），马其顿社会没有如何确立政治秩序的规范，亚历山大大帝唯一的失败就是没有指定一个接班人。据说亚历山大在死床上，对于将领们“谁来继承你的王国”的追问，只留下“最强者”的回答，引发内战。压力山大的秘书Eumenes在亚历山大死后如果甘居第二，既能为马其顿士兵们继承以前的战利，也能为自己保持名利和生命。最终，“没有以荣誉和勇敢阻止或期待命运的到来，甘愿被俘虏。他的悲哀的恳求，使得他的敌人不仅支配了他的身体，也成了他的精神的主人”[72]。

这正好印证了匹鲁斯的先祖的命运：特洛伊之战有去无回，但勇士只有在战场上才能获得永生，而支配他们征战的信念就是荣誉。“一个高贵的人愿意接受有荣誉的胜利，却决不会为了保命而接受耻辱的条件”[73]。个人如此，国家也一样。当斯巴达人以最耻辱的条件把亚洲和靠近小亚细亚沿岸的岛屿出卖给波斯王Artaxerxea后，“斯巴达人输掉了Leuctra一战后失去了在希腊的独立主权，但他们在这个条约中已经失去了荣誉”[74]。

作为政治家和将领，贪婪与否是一个重要的道德判断标准。战争期间为了按照希腊各城邦的资产收税，Aristides“被授予大权，整个希腊的事物都由他全权管理。他出去时不富，回来时更穷了。他没有任何腐败和不公地征税，大家都感到满意和方便”[75]。他在回答什么是一个将领的德行时说：“最优秀的品质是不贪钱”[76]。斯巴达的立法者Lycurgus为了妨碍国人的贪婪风气甚至连金银也害怕，立法处死私下藏有金银者，用铁造币[77]。“不用提，禁止金银后，所有的诉讼立即停止了。因为既没有贪婪也没有贫穷了，只有平等”[78]。当然，毫不奇怪，斯巴达社会也是一个压制的告密社会[79]。特别是与雅典市民的自由相比，缺乏公民权利和军事化体制是历史学家们贬低斯巴达社会规范文明程度的重要原因[80]。另外，贪财的克拉苏与散财的恺撒也形成鲜明的对比[81]，也不用提罗马帝国后期将领们用金钱许愿士兵们而给自己“黄袍加身”摧毁了罗马的社会基础[82]。

与伯里克利同时期的Cimon因为军事上的巨大成功，被雅典市民们以贝壳法放逐十年[83]，但当雅典面临危机的时候，伯里克利又放弃前嫌，主动提案推翻前法请Cimon回来指挥军队。“那时的男人们的恩怨如此有道理；他们的憎恶也如此温和，总是让位于公共利益。连野心这个最难控制的人性也服务于国家的需要”[84]。

与Cimon类似的罗马共和后期Lucullus[85]率兵打到了中亚的亚美尼亚、底格里斯河流（今天的伊拉克）和阿拉伯国王们，但他不是亚历山大那样的帝王而只是一个共和国的将领，士兵们不愿再跟随他打下去：“如果我们确实要无休止地战斗下去，为什么不把我们剩下的身体和灵魂交给一个把他的主要荣光建立在士兵的财富之上的将军呢？”（这时年轻的庞培已经崛起）。除了撤军，还有什么办法呢？最后，Lucullus只能“流着眼泪一个人一个人、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恳求，甚至象一个仆人那样卑贱地上下拉着他们的手。但士兵们不屑于他的敬礼，扔下他们的空包，让他自己去与敌人战斗”。[86]如果那时生为一个士兵的话，也要生为罗马士兵！更有趣的事:被自己的士兵抛弃了的将军回到大动乱即将来临的罗马，放弃了政治野心，成为著名的美食家、模仿柏拉图建造图书馆免费对公众开放，度过了最后一个罗马共和指挥官和政治家很有福气的晚年。[87]

普鲁塔克也通过罗马共和历史上第一个未经任何法律程序被代表贵族阶层的元老院的暴徒们杀害的护民官[88]Tiberius Cracchus的经历，点出罗马社会阶级分化剧烈的根源：土地分配问题[89]。护民官本来就是为了平民阶层的利益为设立的，常常与元老院对立，但至此为止，人身受到法律的保护。Tiberius死后几年，他的高尚的弟弟Caius[90]被选上护民官的位子，利用军队继续推动立法把土地分给平民，同时给予所有的意大利人罗马公民权，再次得罪了元老院贵族，又遭到杀害[91]，预演了恺撒的到来。本来，为了获得官位，“用钱而不是用暴力达到的是较高的成就，但不用钱也能做到的话就更高尚了”[92]，但旧的共和制度已经无法治理的事态数不胜数[93]，“罗马国家终于分裂成两个派别：在城里的贵族党派加入了庞培阵营，平民从在高卢带兵的恺撒那里寻求帮助”[94]。“派别横行，现在权力和武器是唯一的正义标准。…在法律和神祇那里能找到什么信任？”[95]哲学家Cratippus就这样反驳逃亡途中的庞培：“如果你能取胜的话，凭什么可以保证你会把你的幸运比恺撒更好地利用呢？”[96]。

罗马的衰落也可以从恺撒以前就拥兵自重的政客和将领的荣誉观念看到。苏拉攻下雅典后砍掉神圣的柏拉图学院的大树，抢走Delphi神庙里的金银，声称在他手里更安全[97]。苏拉的对手Sulpicius护民官拥有三千名佩剑之徒[98]。罗马社会从共和向君主体制的过度不可避免，但“最恐怖的是在毫无节制和理性的帝国冲动的军队”[99]。普鲁塔克在最后为暴君尼罗之后、不能称为英雄的军人皇帝Galba和Otho[100]简短立传，提示希腊罗马的文明已经从中心腐烂了。

普鲁塔克传记中唯一的非希腊罗马英雄是波斯王Artaxerxes(大流士的父亲)，说明希腊以外的蛮族的社会未开化程度。Artaxerxes的能干弟弟Cyrus率领包括一万名希腊雇佣兵在内的大军进攻Artaxerxes争夺王位，取得了战斗胜利但自己战亡。随军的色诺芬留下了这一万名希腊士兵在波斯帝国孤军奋战逃回希腊的长征《波斯远征记》[101]，“有力地证明了波斯国王和帝国虽然有大量的金银财富和女人，却只是浮华的外表，希腊人有勇气击溃蛮族”[102]，为即将到来的亚历山大远征提供了可行性实验。Artaxerxes “违背所有希腊人认同的原则和法律”，娶自己的（至少一个）女儿为妻[103]。Artaxerxes宣布由大流士继位时按照波斯惯例要满足新国王的一个愿望，大流士要求把父亲的妾（原来是叔父Cyrus的妾）转为己有[104]。另外，安东尼抛弃自己的罗马妻子（屋大维的姐妹）而投入埃及女王Cleopatra[105]的怀抱，被罗马人普遍厌恶，成为失败的主因。谁愿意生活在波斯、埃及这样的未开化社会规范之下呢？其实，连马其顿这样的强邦也普遍被认为是“泛希腊社会”的边缘，还没有进化到正统希腊社会的文明水准。例如，终身痛恨专制、20岁就推翻本城邦Sicyon君王的Aratus晚年不得不寄人篱下，被自己的“学生”、马其顿君王Philip抛弃、软禁、并毒死，连儿媳妇也被霸占[106]，说明只靠军事战斗或联盟策略无法改善“泛希腊社会”的制度规范。

普鲁塔克也记载了两起妇女解救罗马的动人历史：罗马在泰伯河畔建国之初，在建国者罗姆鲁斯带领下与Sabines部落两军对垒、胜负难测。这时，不可思议的奇迹发生了：Sabines部落的女儿们在两军之间疯狂嚎叫哀求，打动了所有士兵的心肠，最终导致双方谈判和解，Sabines部落并入罗马社会[107]。另一次事例是被驱逐出罗马的Marcius Coriolanus率领外族Volsian士兵围攻罗马，即将攻陷之际，一个叫Valeria的妇女“突然在脑海里涌现出本能或感情，…一种神圣的导引，…也鼓动其别的妇女同样，直接走向Marcius的母亲Volumnia的房子。”“我们到你面前，…不是受到元老院指令或执政官的命令或任何长官的安排，而是神被我们的祈祷感动，驱使我们以妇人对妇人的立场来请求你们”。最终，面对哭拜在自己脚下的母亲、妻子和孩子，Marcius只好认输：“你胜利了。罗马人真幸运啊，但不是别人正是你击败了你的儿子”[108]。通过这种人道的胜利，拉丁语“德行”不再意味着“男子汉勇气”[109]了！正如“哲学家苏格拉底和天文学家Meton从来就没指望从这场战争里为（希腊）共和带来好处”[110]。

不熟悉希腊罗马世界的人往往被诸多的神话困惑，除了荷马史诗里的美妙传说，也有现实中的功利蛊惑。例如，在耶稣之前，希腊就有人神怀胎的传说。有妇人称自己怀上了阿波罗的儿子，并被一些人相信和利用[111]。但自从罗马立国以来，希腊罗马世界普遍接收由苏格拉底、柏拉图表达出来的泛神观。“最幸福的是那些灵魂里没有疾病的人”[112]；“我认为死只不过就是灵魂与肉体分离的过程”[113]；“对于没有胆怯病的人来说，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做过恶事的人”[114]；“如果我有什么智慧的话，关于这是什么样的智慧，我可以向各位提供阿波罗神的证言吧！”[115]所以，一个亲历苏格拉底审判的朋友回顾到：“实际上我在场时感到不可思议，完全没有那种亲友死去的悲哀之情”[116]。正如普鲁塔克在记述Romulus[117]时引用Pindar的诗句说：“所有人的身体都服从死亡的定律，那样的灵魂不死变为永恒”。“我们确实相信，按照神圣的规律，他们的德行和灵魂转化为英雄，再转化为半神，…摆脱了人的定律而真正服从正确的理性，升华成神而进入最伟大和最受祝福的完善”[118]。这促使立法者Numa“禁止罗马人用人或动物的形象来表达神，…寺庙和教堂里完全没有任何画像，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不雅的偶像是对最高者的不虔诚，而除了纯粹的理智活动，没有任何形式可以接近神”[119]。“连神统治世界也不是靠不可抵抗的力量，而是说服讨论和理性，按照它的永恒目的控制世界”[120]。希腊罗马世界的泛神观在斯宾诺莎得到完整的体现。他提到“拯救”时认为“人的思想不会随身体完全消失，留下的部分就是永存的”[121]。

一个德国哲学家说得不错：“今生，现在，科学与艺术，凡是满足我们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间接地绕过罗马”[122]。普鲁塔克在当过五次执政官的Marcellus的传记里花了不少篇幅记载被罗马士兵杀害的希腊人阿基米德的故事，与其是因为惊奇科学对军事技术的改革，他更好奇可以置身于社会之外的科学家的理性人生。普鲁塔克也介绍了诗人Thales，他的诗歌里除了服从与和谐，还传达出秩序和安宁，以及柔和与斯文，把它们与德行令人羡慕地结合起来，不愧为荷马的传人。他同时也是世界上最能干的立法者，在埃及时注意到他们把士兵与别的国家事务分离开来[123]，回到斯巴达，把他的诗歌里的关于国家和道德规律的经验教给了立法者Lycurgus[124]。

这位哲学家也说对了一半：“我们所以对希腊人有家园之感，乃是因为我们感到希腊人把他们（外在）的世界化作家园；这种化外在世界为家园的共同精神把希腊人和我们结合在一起。…他们加在外来的材料基础上的形式，是一种特有的精神气息—自由与美的精神，…事实上正是更高的实质内容”[125]。特别地，这位日耳曼民族哲学家骄傲地宣称：“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因为塔西陀就专门写过一本关于罗马北部的蛮族高卢以北的“没有城市、甚至讨厌密集居住”的“土著”日耳曼人及其部落的简短记录[126]，成为德意志民族的圣经。除了典型的勇武好战，如“抛弃盾牌是最可耻的罪行”，“他们的战斗单位按家庭和家族排列，他们的亲人就在身边”等[127]，日耳曼族还以“绝不与外界交融或外族通婚”[128]、“他们不知道还可以靠利息贷款增加财富”[129]、免除腐败的廉洁[130]、殷勤好客[131]、以及“他们靠门第推举国王但以功绩选举将领”[132]等社会规范受到塔西陀的高度关注和赞扬[133]。这至少把日耳曼也带入了希腊罗马文明的边缘，为后来在康德那里继承发扬了苏格拉底“真善美”哲学而集大成（三大批判）的德意志古典哲学开辟了道路。这个精神家园的更高的实质内容就是相应于道德规范（忠诚、诚实、勇敢-包括坚持真理真相[134]、节制、智慧、尊法等）发展出来的民主、自由、平等、人道、理性等独特的希腊罗马的social order，正是这个social order才吸引我们，经过比较[135]，选择生活在其规范和秩序之中。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5年8月10-11日第一稿】

[1] 修希底德的历史记载关注事件而不是个人，李维的历史研究中的个人是一种排列清单。

[2] 我现在手边没有中译本。Complete Works of Tacitus, tran. Alfred John Church & William Jackson Brodribb, Random House, 1942. Annals 4.33, p.163.

[3] Complete Works of Tacitus, tran. Alfred John Church & William Jackson Brodribb, Random House, 1942. Annals 3.65, p.137.

[4] 我后来查到内蒙古师范学院（或大学）1985年招收拉丁语专业的研究生，但没有出国留学名额。我知道在中国不可能学到人文的知识，报考了中国当年唯一的社会学专业出国研究生（华东师大）。

[5] 赵京：“国家形态的雏形——古希腊城邦共和制”，1994年2月10日。“例如他们头脑中的‘全体国民’就不包括外邦人、外民族人或奴隶，甚至也谈不上男女平等，这也导致了他们不可能推绎出关于自身利益集团的基本人权原理的正义之德。其次，对于现实国家支配形态的彻底否定而追求的纯粹理想之乡，必定会归结于天国、神灵（第九章结尾，第四章5节都有所提示），但希腊之神（阿波罗神、维纳斯女神、荷马史诗等等）没有能力或智慧承担起解救人类的使命。苏格拉底正是以属于此两方面的罪名被雅典的民主政治国家权力宣判死刑的，这同时也是希腊的（关于国家制度的）社会哲学本身的命运，苏格拉底以生创造（发展）了这个哲学，又以死（这种最合理的形式）超越了它。”

[6] 2014年7月25-30日，收入赵京著《德意志自由社会秩序观》，ISBN: 978-1-257-37771-8。

[7] 荷马史诗的另一部《奥德赛》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伊利亚特》的补充，有独立的文学价值，但没有多少道德提示，我甚至觉得其杀戮结尾过于残忍。

[8] 莎士比亚剧作中的那些精彩对白，可以看成是对《伊利亚特》的模仿。

[9] 也叫Alexander。国王Priam夫妇有很多儿子，因为梦到Paris会毁灭特洛伊，就命人把他弃于山里。但Paris被熊哺养，在山野里长大后又被接回宫中，所以他并不具备康德认定的人人具有的至上道德命令规范，不在乎希腊文明社会的道德，按性欲和偷盗的原始本能行事。A.R. Hope Moncrieff, A Treasury of Classical Mythology. Barnes & Noble, 1992. p.107. 普鲁塔克特意指出：荷马称他为“美丽海伦的情人”，好像他本人无足轻重，只靠荣光的女人为人所知。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280.

[10] Homer, The Iliad, trans. Chase & Perry. Bantam Books, 9^th priting, after 1967. p.130.

[11] 英译一般为“virtue德行”，其实是“excellence杰出”的意思，译为“卓越”更恰当。H. D. F. Kitto, The Greeks. Penguin Books, 1968. p. 58.

[12] John Rawls, Lecture on the History of Moral Philoso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25.

[13] The Essential Jung, ed. Anthony Storr. MJF Books, 1983.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p.203.

[14] city-state，大致可以想象为荷马史诗中构成希腊联军的几百户人家的自给自足村落，倒很符合老子的社会秩序理想。Michael Grant, The Rise of the Greeks, New York: Charles Scriner’s Sons, 1987. Introduction, xiii. 甚至认为有1400个城邦也不过分。至少，从思想上的角度，只有战国时代的中国才昙花一现了“百家争鸣”的黄金时期，虽然那时只有七个较大的独立城邦国家。

[15] 同期在克里特岛Drerus发现了最古的用希腊语刻写的法典。Michael Grant, The Rise of the Greeks, New York: Charles Scriner’s Sons, 1987. p.200.

[16] Michael Grant, The Rise of the Greeks, New York: Charles Scriner’s Sons, 1987. p.41.

[17] Michael Grant, The Rise of the Greeks, New York: Charles Scriner’s Sons, 1987. p.42.

[18] Michael Grant, The Rise of the Greeks, New York: Charles Scriner’s Sons, 1987. p.43.

[19] Michael Grant, The Rise of the Greeks, New York: Charles Scriner’s Sons, 1987. p.148-149.

[20] “很少有人得到立法者这个崇高的地位的。只有摩西、Lycurgus, Zaleulus, Numa等人和他同享立法者之名”。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65页。

[21] Michael Grant, The Rise of the Greeks, New York: Charles Scriner’s Sons, 1987. p.48.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08.

[22]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08.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英雄传》已经有中译本。其中有些人是，如罗马的分赃权力的“前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Crassus，一点也不高尚noble，靠处死十分之一逃兵等残忍旧习才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起义，“除了在战场上以外都很勇敢”，最后被自己的士兵抛弃：“我克拉苏不是被敌人的精明，而是被罗马同胞的抗命毁灭的”，完全是为了与希腊英雄Nicias比较才列入的。“雅典人违背Nicias意愿把他推上战争，克拉苏违背罗马人的意愿把罗马人带入战争；克拉苏为罗马带来灾难，雅典人导致Nicias死亡”。上书p.656，672，676-677.

[23] Michael Grant, The Rise of the Greeks, New York: Charles Scriner’s Sons, 1987. p.52-53.

[24]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05.

[25]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524.其次的幸运是生在苏格拉底的时代。

[26] Michael Grant, The Rise of the Greeks, New York: Charles Scriner’s Sons, 1987.  p.61.

[27] 如对苏格拉底的死刑审判。

[28] Michael Grant, The Rise of the Greeks, New York: Charles Scriner’s Sons, 1987.  p.65.

[29] Michael Grant, The Rise of the Greeks, New York: Charles Scriner’s Sons, 1987.  p.68.

[30] Michael Grant, The Rise of the Greeks, New York: Charles Scriner’s Sons, 1987.  p.69.

[31] 修希底德最先指出这点。Michael Grant, The Rise of the Greeks, New York: Charles Scriner’s Sons, 1987.  p.283.写到这里，我不由得哀叹中国的巨大财富都被浪费到哪里去了。五花八门的“创新”政策/词藻/广告铺天盖地，怎么听不到一句“文明的创新”呢？大概，那永远是“中国梦”吧！

[32] 只有共和国政体才需要、产生辩论术和辩论士。塔西陀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辩论的对话Dialogue on Oratory。

[33] ゴルギアス、＜世界の名著　６プラトン　I＞中央公論社、1966.ｐ.248.

[34] ゴルギアス、＜世界の名著　６プラトン　I＞中央公論社、1966.ｐ.273.

[35]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63页。

[36]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61页。

[37] 此书已经有中文译本。我手边没有它。不过，我避用中译本的主要原因，正如我在对莱布尼茨的中译本的批判那样，是因为中文译者的政治环境为译者带来的局限。参见赵京:“莱布尼茨伦理观的自由主义扩展”，2014年10月18日第一稿。日译本更忠实。

[38] 不用说，“我们发现的一个证据就是在拉丁语中，德行这个词相当于男子汉勇气”。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263.

[39]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293.

[40] 例如，在评价伯里克利同时代的致力于与斯巴达讲和的政治家Nicias时，高度赞扬柏拉图：“只有在柏拉图的名声以后，以他的生活照耀启蒙，把神圣和更高的原则运用在自然需要上，排除了附属在这些沉思上的非议和丑闻，使这些研究获得了人们的普遍接受”。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645.

[41]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Introduction, xvii.

[42]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801.

[43]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465.

[44]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466.

[45]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457.

[46]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78, 79，88.

[47]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415-416.

[48] 在最后的决战冲锋前，布鲁图斯对同伙Cassius鼓励道：“我已经在三月[刺杀恺撒]时把生命献给了祖国，第二次生命还是为了祖国的自由和荣誉”。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211.莎士比亚的著名剧作《恺撒之死》主要是基于普鲁塔克的传记，让布鲁图斯的道德形象更广为人知。

[49] 被暴君Dionysius流放的西西里人不止一千，但只有25人跟随Dion回去解救祖国。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166.

[50]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176.

[51]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221.

[52] 赵京：“革命英雄主义人性的典范”，2014年2月22日。

[53]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948.

[54]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949.

[55] 西塞罗本来是文武双全的“将军学者”，可惜缺乏道德理念。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070. 他知道“庞培更有道理和诚实投入战争，但恺撒更能处理各种关系，保护他和他的朋友”，所以不知所从。当他最终投奔庞培时，庞培阵营都欢迎他，只有加图私下指出：西塞罗应该为了国家，利用自己的影响维持中立以减轻事态的悲剧。上书p.1062-1063. 恺撒被刺杀后，西塞罗与安东尼交恶，利用元老院为小恺撒（屋大维）摇旗呐喊，“玷污了自己的名声，也出卖了国家的自由”，结果在“后三头”交易中被屋大维出卖给安东尼，在投奔布鲁图斯的逃往途中被追杀斩首。p.1067-1068. 怪不得布鲁图斯指责他“培养了比我们除去了的专制更沉重的专制”。上书p.1072.

[56]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950-951.

[57]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955-959.

[58]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071.

[59]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714. “监督官们刚开始只是国王们的仆人，但后来却把权力抓到自己手中，并建立了新的行政体制”。上书p.977.监督官Lysander成功地弹劾、流放国王Leonidas，让国王的女婿Cleombrotus继位。上书p.966. Leonidas后来又被召回当国王，但他的儿子Cleomenes继承王位后发现“他只有国王的名字，权力在监督官们”。上书p.973.

[60]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630.

[61]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956.

[62]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960.

[63]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965. 妇女在家庭有绝大的权力，她们这样影响了许多富裕家庭。上书p.964. 斯巴达的妇女同样以刚烈著称。国王Cleomenes为了得到埃及的援助，不知道如何满足国王Ptolemy要求把他的母亲和儿子们作为人质条件。他的母亲知道后大笑道：“这点小事你还不敢告诉我？赶快送我上船！趁我老去之前还能为斯巴达尽点义务。”她到埃及后察觉埃及国王不友善，带信给儿子，要他一切为斯巴达着想，不要顾虑她这个老夫人和小孩子。最后，逃到埃及、又强行逃走的Cleomenes与随从和家人全部被杀害。上书p.983-984,992-993.

[64]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971.

[65]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975-977.

[66] 几乎灭亡罗马的汉尼拔与罗马战将“非洲之雄”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论英雄时说：“亚历山大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指挥官，匹鲁斯其次，他本人第三。”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454.匹鲁斯据说是荷马史诗中最勇武的英雄Achilles的后代，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以证明他的勇武和荣光不仅仅是来自他的血统。上书p.467，471. 他的罗马对手Fabricius长官也不失尚武风范，当得到匹鲁斯的医生来信说可以毒害匹鲁斯时，把来信送给匹鲁斯：“我们这样透露，不是因为对你的喜好，而是怕你的崩溃会带来对我们的诅咒，好像我们靠出卖而不是靠力量结束了战争”。上书p.482.

[67] 普鲁塔克把他们作为对比列入传记：“他们都作战暴烈，成功地征服了野蛮民族；都在政治上温和，特别是在国内麻烦时期给国家暂缓的安宁”。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578.

[68]斯巴达是第一个希腊本土的polis（独立政治城邦），是含有君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的“混和体制”（亚里斯多德语），“以市民权利的角度看，在基本平等权利方面，斯巴达是希腊或全世界第一个最正宗的民主政体”。Michael Grant, The Rise of the Greeks, New York: Charles Scriner’s Sons, 1987. p.92-93.斯巴达国王受制于权力更大的每年选举的监督官员们Ephors和终身“法官们”Elders。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714.

[69]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736，739.

[70]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810.

[71]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87.

[72]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711-712.

[73]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694.

[74]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264.

[75]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408.

[76]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409.

[77]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535.

[78]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68.

[79] 秘密警察与市民的比例是6：1。Michael Grant, The Rise of the Greeks, New York: Charles Scriner’s Sons, 1987.  p.97.很难相信。

[80] 由此还产生了独特的同姓恋。Michael Grant, The Rise of the Greeks, New York: Charles Scriner’s Sons, 1987.  p.97.这特别为后来的基督教规范所不容。

[81]实际上，正是恺撒把财富发给下层士兵/平民的遗嘱打动了人心，激起人们的愤怒和暴乱，打乱了布鲁图斯团伙刺杀恺撒以后元老院贵族与安东尼等恺撒部下达成的避免内战的交易。

[82] 最近揭露出来的中国政府、特别是军队上层的腐败透顶并不令人意外。据说哈佛、MIT毕业生半数以上去华尔街/金融业就职，主要就是因为CEO报酬不受美国经济和公司业绩牵连节节高升，诱惑了美国最聪明的学生的堕落。见法国的经济学家的批判，Thomas Piketty: “there is absolutely no doubt that the increase of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tributed to the nation’s financial instabili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97)  “Let me return now to the cause of rising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crease was largely the result of an unprecedented increase in wage inequality and in particular the emergence of extremely high remunerations at the summit of the wage hierarchy, particularly among top managers of large firms.”(p.298) And, “the financial professions are about twice as common in the very high income groups as in the economy overall.” (p.303)  “Because it is objectively difficult to measure individual contributions to a firm’s output, top managers found it relatively easy to persuade boards and stockholders that they were worth the money, especially since the members of compensation committees were often chosen in a rather incestuous manner.” (p.510) 也可参见我向高盛集团、苹果公司提交的限制高层报酬的提案。 http://cpri.tripod.com/cpr2015/gs_proposal_2016.pdf

[83] 这个惩罚主要针对有名人，无论善恶。雅典在投票是否放逐正义者Aristides时，一个不认识Aristides的公民正好遇到Aristides，请Aristides在贝壳上写“Aristides”。Aristides吃惊地问他为什么，他回答：“不为什么。我不认识那个人，但讨厌听到他到处被叫为正义者。” Aristides无言以对，只好替他写上“Aristides”的名字。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398.这种高超的集体政治智慧，只有古代雅典人才配享有。

[84]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591.

[85]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618-619.

[86]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618-619.

[87]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622-624.

[88] 早期，罗马元老院召开会议时，穷苦的贫民在圣山集会，平和地恳求改善生活，久聚不散。元老院被迫同意选出五名抗议者代表平民的利益，成为每年选举护民官制度的来由。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266.

[89]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006-1007.普鲁塔克说有三百人被棍棒打死，似乎不太准确。

[90] 他拒绝朋友的诱惑，“遵守自己的习惯，宁愿受苦受难也不肯干不值得的坏事。他离开会场，说：干坏事是可耻的，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做好事是平常的，而在危险的时候做好事才显出好人的品格”。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512.

[91]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010, 1013. 值得提及的是：他还立法规定士兵的年龄必须17岁以上，体现了太超前的文明观念。直到19世纪初，著名的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就是12岁从军的；20世纪中叶，中国内战中的著名英雄刘胡兰在敌方铡刀之下被处死，时年14周岁。今天我们还读到中东、非洲等地的儿童战士的报道。

[92]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269.

[93] “金钱已经成为公共选举中必不可少的成分”。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271. “罗马人把伟大的庞培的营地作为他们的国家、把他的帐篷作为他们的元老院，而不认为那些在罗马执掌政府的consuls, prators以及所有magistrates比叛乱和卖国贼们的头衔更好”。上书p.800.“所有竞选公职的人都毫无廉耻地公开地行贿发钱，而接受钱财的人们不光只用选票表达回馈利益，也用鞠躬、刀剑和投石来决定选举。”上书p.872.

[94]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108.

[95] 护民官Caius Gracchus去元老院（被杀）出门时他妻子的道别之言。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017.

[96]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794.

[97]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555.

[98]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5551-552.不过，普鲁塔克书中的数字往往不准确、夸大。

[99]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270.

[100] 他作为将领被士兵拥立为皇帝，却在决战前带着精兵回到罗马城里。

[101] Xenophon, The Persian Expedition.tran. Rex Warner, The Penguin Classics 17, 1951.

[102]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263.

[103]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265.

[104]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896.

[105] 她本人是随亚历山大远征的马其顿人和当地埃及人的混血女，通晓多种语言，聪颖过人。

[106]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248-1249.

[107]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37-38.

[108]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285-287.

[109]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263.

[110]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244.

[111]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542.

[112] ゴルギアス、＜世界の名著　６プラトン　I＞中央公論社、1966.ｐ.298.

[113] ゴルギアス、＜世界の名著　６プラトン　I＞中央公論社、1966.ｐ.398.

[114] ゴルギアス、＜世界の名著　６プラトン　I＞中央公論社、1966.ｐ.395.

[115] ソクラテスの弁明、＜世界の名著　６プラトン　I＞中央公論社、1966.ｐ.417.

[116] バイドン、＜世界の名著　６プラトン　I＞中央公論社、1966.ｐ.493.

[117]据说，传奇的罗马创始人Romulus虔诚信神，当他俘获近八百名妇女时，只挑出一个给自己。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48.

[118]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45.

[119]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81.

[120]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896.

[121] Ethics (tran. W. H. White), Fifth Part: Of the Power of the Intellect, or of Human Liberty, Prop. 23, p.458.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31 Descarts and Spinoz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2.赵京：“自由社会秩序中的自然神祇与个人原耻”，2015年3月7日。

[122]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57页。

[123] 所有的文明交流都是双向的。除了埃及文明，希腊文明更多地受到中亚，特别是巴比伦文学与思想的影响。这在荷马以外第二名希腊诗人Hesiod的诗歌里最为显著。Michael Grant, The Rise of the Greeks, New York: Charles Scriner’s Sons, 1987.  p.293. 荷马史诗中“众神议会”概念和一些情节来自于美索不达米亚、逃离大洪水的Deucalion故事来自旧约，等。Michael Grant, The Rise of the Greeks, New York: Charles Scriner’s Sons, 1987.  p.294.

[124]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51-52.

[125]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58页。

[126] Complete Works of Tacitus, tran. Alfred John Church & William Jackson Brodribb, Random House, 1942. Germany and Its Tribes, #1, 16, 2.塔西陀很可能在日耳曼地区服务了四年。上书Introduction, x.

[127] Complete Works of Tacitus, tran. Alfred John Church & William Jackson Brodribb, Random House, 1942. Germany and Its Tribes, #6, 7. 不过，日耳曼部落中也有一个“最高贵”的Chauci族“从来没有靠掠夺和抢劫引起战争或灾害”。上书#35.

[128] Complete Works of Tacitus, tran. Alfred John Church & William Jackson Brodribb, Random House, 1942. Germany and Its Tribes, #2, 4, 18.

[129] Complete Works of Tacitus, tran. Alfred John Church & William Jackson Brodribb, Random House, 1942. Germany and Its Tribes, #26.

[130] Complete Works of Tacitus, tran. Alfred John Church & William Jackson Brodribb, Random House, 1942. Germany and Its Tribes, #19.

[131] Complete Works of Tacitus, tran. Alfred John Church & William Jackson Brodribb, Random House, 1942. Germany and Its Tribes, #21.

[132] Complete Works of Tacitus, tran. Alfred John Church & William Jackson Brodribb, Random House, 1942. Germany and Its Tribes, #7.

[133] 从中也可以看到面临罗马帝国的衰退，塔西陀对原始道德乌托邦式的怀旧。

[134] 例如，目前在香港展开的“真普选”抗议运动，直接表现出来的是政治对立，但间接深层的差异在于对真诚、真实、真相真理的不同规范认同。中国的传统倾向把真理相对化、条件化，带来了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

[135] 写到这里，虽然无力对中国的social order进行评论，还是愿意指出其局限。除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普通观念，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在《史记》也有不少道德启发，但多停留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个人抱负与恩怨，改朝换代后就“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与社会规范的进化没有多少关联。我也无意评论“今日国内外的人文理论家们纷纷以‘求成’取代了‘求真’后的必然结果”(李幼蒸：“回忆哲学翻译家马元德先生的爱真之心”， 2015-7-29，博讯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