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以来，我与思科公司打过十几次交道，包括付诸表决的股东提案（2014年）[1]。三年前，我在股东大会上宣读同是社会学者的老朋友McRitchie的Proxy Access for Shareholders提案，要求改变公司章程，容许持有3%以上的股东三年以后可以提名不超过1/4的董事[2]。今天，继上周刚出席Guidewire Software/导线软件公司的股东年会，我又赶到熟悉的思科总部建筑群。

因为旧金山湾区交通日益拥挤，我特意提前近一个小时到达，见到以前接待我的Chief Intelligence Analyst/CIA/首席情报分析家。我介绍Yahoo/雅虎人权基金欺诈案的内幕，幸好思科没有落入雅虎那样的地步。CIA说“思科警告员工不去中国”的流传不实，现在思科在中国的业绩不到公司年收的5%，人员更少于5%（公司总共有7万多人）。公司的新任秘书长和投资部门负责人（女士）过来问候。CIA把我领进会场，与董事们入座第一排。三年前就任的CEO也走过来，但我觉得没有合适的话题，就埋头没有理会他。

主持人的CEO和秘书长很快念完前四个公司的提案，邀请我也上台。我先代表纽约的Steiner宣读股东提案第5号，要求董事会主席独立，不能由CEO兼任，特别是目前的Lead/领导董事Bartz已经当了21年，是“财富500”大公司中最久的领导董事之一。她被雅虎董事会戏剧性地解除CEO职位（实际上解救了她）的记忆在我的头脑里挥之不去。这一次，她终于退出了董事会。与她同时退出董事会选举的还有原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十年来，我认识的十几名官员都离开了思科，一个时代过去了。

我接着又代表McRitchie宣读第6号提案，要求减少高管报酬回购股份的风险。这个提案实际上是与公司的高管报酬提案（第3号）相关。当场宣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两个股东提案都没有获得通过，但第3号提案也只获得略多于半数的赞同。在CEO后来的讲演和答问中，也有意识地列举回购股份减少的数据，说明股东提案的压力效果。我最近几年来也关注高管报酬问题，提交了几个提案[3]，但似乎没有找到更有力、有效的论据和方法说服广大股东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官员们如何限制毫无节制攀涨的高管收入。

会场有一百人左右，股东约占一半。有5个股东提问，其中一个问题关于中美贸易战，CEO回复说希望90天内能得到缓解。股东大会上过去常见的社会/政治敏感议题似乎消失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战场被国会听证接续过去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时髦科技从思科曾经骄傲主宰的路由通讯技术转到不由思科主导的云计算、5G、大数据等。CEO更强调老牌思科的文化传统：公司标志就来自金门大桥。但有很多未知的不安等待着思科，思科的桥梁通向何方？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8年12月12日]

[1]赵京：“网络空间的安那祺自由秩序”，2014年11月20日。

[2]赵京：“思科2015股东年会上的硝烟”,2015年11月19日。

[3] 如提交给eBay公司2019年“改革高管报酬”提案：http://cpri.tripod.com/cpr2018//ebay_proposal_2019.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