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8年以來，我與思科公司打過十幾次交道，包括付諸表決的股東提案（2014年）[1]。三年前，我在股東大會上宣讀同是社會學者的老朋友McRitchie的Proxy Access for Shareholders提案，要求改變公司章程，容許持有3%以上的股東三年以後可以提名不超過1/4的董事[2]。今天，繼上周剛出席Guidewire Software/導線軟件公司的股東年會，我又趕到熟悉的思科總部建築群。

因為舊金山灣區交通日益擁擠，我特意提前近一個小時到達，見到以前接待我的Chief Intelligence Analyst/CIA/首席情報分析家。我介紹Yahoo/雅虎人權基金欺詐案的內幕，幸好思科沒有落入雅虎那樣的地步。CIA說“思科警告員工不去中國”的流傳不實，現在思科在中國的業績不到公司年收的5%，人員更少於5%（公司總共有7萬多人）。公司的新任秘書長和投資部門負責人（女士）過來問候。CIA把我領進會場，與董事們入座第一排。三年前就任的CEO也走過來，但我覺得沒有合適的話題，就埋頭沒有理會他。

主持人的CEO和秘書長很快念完前四個公司的提案，邀請我也上台。我先代表紐約的Steiner宣讀股東提案第5號，要求董事會主席獨立，不能由CEO兼任，特別是目前的Lead/領導董事Bartz已經當了21年，是“財富500”大公司中最久的領導董事之一。她被雅虎董事會戲劇性地解除CEO職位（實際上解救了她）的記憶在我的頭腦里揮之不去。這一次，她終於退出了董事會。與她同時退出董事會選舉的還有原斯坦福大學的校長。十年來，我認識的十幾名官員都離開了思科，一個時代過去了。

我接着又代表McRitchie宣讀第6號提案，要求減少高管報酬回購股份的風險。這個提案實際上是與公司的高管報酬提案（第3號）相關。當場宣布的初步統計結果顯示，兩個股東提案都沒有獲得通過，但第3號提案也只獲得略多於半數的贊同。在CEO後來的講演和答問中，也有意識地列舉回購股份減少的數據，說明股東提案的壓力效果。我最近幾年來也關注高管報酬問題，提交了幾個提案[3]，但似乎沒有找到更有力、有效的論據和方法說服廣大股東和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官員們如何限制毫無節制攀漲的高管收入。

會場有一百人左右，股東約占一半。有5個股東提問，其中一個問題關於中美貿易戰，CEO回覆說希望90天內能得到緩解。股東大會上過去常見的社會/政治敏感議題似乎消失了，這一方面是因為戰場被國會聽證接續過去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時髦科技從思科曾經驕傲主宰的路由通訊技術轉到不由思科主導的雲計算、5G、大數據等。CEO更強調老牌思科的文化傳統：公司標誌就來自金門大橋。但有很多未知的不安等待着思科，思科的橋梁通向何方？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8年12月12日]

[1]趙京：“網絡空間的安那祺自由秩序”，2014年11月20日。

[2]趙京：“思科2015股東年會上的硝煙”,2015年11月19日。

[3] 如提交給eBay公司2019年“改革高管報酬”提案：http://cpri.tripod.com/cpr2018//ebay_proposal_2019.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