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16年[1]、2018年我出席Gilead/ㄍㄧㄌㄧㄚㄉ/吉利德 Sciences科学制药公司的股东大会，代表朋友McRitchie宣读他Right to Act by Written Consent（股东书面同意即有权表决)的提案，终于获得通过，2018年会上我也代表老朋友Chevedden宣读他的“独立董事会主席”提案[2]。

今天，我又提前赶到同一会场。人数比去年少了很多，只有二十来名公司的人和三十来名股东。公司的秘书长来到我的座位问候，会议开始后，除了形式上的前4项公司提案，几分钟以后就轮到我宣读第5号Chevedden的“独立董事会主席”提案。我特别指出公司的股价从五年前的88美元跌到今天的66美元，而去年的高层报酬提案只得到89%赞同、低于普通公司得到的95%支持率。Trillium资产管理（社会责任投资公司）的女士接着宣读第6号提案，要求公布税务削减后如何分派节省下来的款项。当场的初步统计显示第5号提案得到29%股份赞成（不如去年的45%），部分原因是提案中批判的CEO兼董事会主席已经退任；第6号提案得到2%赞成。我会后与Trillium的女士交换名片，希望以后合作。

正式议程结束后，刚上任两个月的CEO简短讲话后，由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报告公司业绩，然后是股东提问时间。一个穿着鲜红披风的年轻女子站起来，抨击ㄍㄧㄌㄧㄚㄉ公司高额的药价无法承受，连纽约市政府都不让医疗保险公司报销ㄍㄧㄌㄧㄚㄉ的药品了。公司的一个主管站起来，回答得无关痛痒，一个年轻的男子粗暴地打断他，痛斥公司的贪婪，会场差点失去了控制。我接着发言，指出两个股东提案和两个股东发言，都涉及到高层报酬的政策，正是因为美国公众对高管高薪的愤怒，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才开始从去年开始，要求上市公司披露CEO与中间雇员的收入比。我们公司作为高度专业化的制药公司，中间雇员的收入很高($163,963)，但收入比竟然高达158倍。公司对此有什么政策？另一个公司主管站起来，回答说去年CEO收入高（$25,961,831），是因为他要退下来了，为了感谢他28年的工作，给与他不少股份，但并没有全部兑现。我没有进一步指出：兑现后会更高，就像就他之前任CEO， 十年期间得到近10亿美元的报酬（但公司的股东材料却只显示他获得1.53亿美元）[3]，因为我已经决定要正式提案到明年的股东会议表决。 最后，有一个老人股东提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Sanders的全民医疗保险方案，问公司有什么政策。CEO回答说公司在全世界开展业务，不会因为美国特殊，为全民保险补贴（降价）。

医疗保险危机和越来越荒谬的高管高薪体现出来的贫富差距这两大美国社会问题，现在突出地体现在制药公司。今天在坐落于硅谷/旧金山湾区的ㄍㄧㄌㄧㄚㄉ公司，又身临其境，置身于舞台，仿佛回到了十多年前以来的Yahoo、Cisco、Google、HP、Apple等国际瞩目的股东会场，以企业治理的视野推进社会改革的事业。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9年5月8日]  

[1] 赵京：“新兴的制药公司Gilead”，2016年5月11日。

[2] 赵京：“制药公司Gilead的2018年股东大会”，2018年5月9日。

[3] Better Ways to Measure Your Boss's Pay： Summary compensation tables massively understate what executives earn and don't tell investors what they need to know, by Stephen Wilmot (https://www.wsj.com/news/author/8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