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同盟 第三章 安保条约的修订及其反对斗争

美日同盟形成﹑固定化与加强的过程对于日本政治直接的改造结果就是产生了一个除对美关系外与战前没有实质性改变的日本统治阶层[1]。不过﹐我们也不能由此说﹐这个统治阶层主要是为美帝国主义效力的[2]。作为掌握日本国家权力的政治统治阶层﹐它首先为日本的统治阶级整体服务﹐为此，在战后的条件下它不得不调整对美政策﹑以追随美国的统治阶层[3]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理解日本政府主动配合﹑推动美日军事同盟的关键。

一﹑增加军事同盟的“相互性”

1955年8月31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与日本外相重光发表共同声明﹕“双方一致认为日本必须在不断合作的基础上努力确立条件﹑尽快承担防卫日本国土的首要责任﹐并且[4]对维护西太平洋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双方一致认为在实现上述条件后﹐应该用相互性更强的条约代替现在的安全保障条约”。日本的“相互性”愿望是追求与美国更平等的地位，特别是要求归还冲绳﹐进而独自与中﹑苏交涉；但美国的“相互性”要求只在于推动日本的再军备化﹑分担美国的军事战略。虽然日本已经计划在两年内扩张自卫队到18万人﹐美国政府认为不够﹐美军联合参谋长要求扩张到35万人﹐杜勒斯进一步逼问日本是否已经准备好派兵海外。日本政府本身并不反对美国的要求﹐但它不得不顾忌普通日本民众与所有亚洲民众的感情﹐只能在以后机会成熟时利用“外压”[5]通过相关法令逐步实现与美国在军事同盟关系方面的 “相互性”。

赐与日本独立后，美国仍然在日本维持大量驻军。1957年3月31日(日本政府预算年度的最后一天)防卫设施厅[6]向国会报告美军在日本仍然占有457个专用设施(基地)﹑占地1005平方公里[7]。继承占领军地位的在日美军不断与日本住民发生冲突﹐例如﹐1957年1月3日﹐美军士兵在群马县相马原射击场故意把活人作为靶子练习，当场射死一位拾物的农妇。从1955年秋天以来﹐反对美军扩建基地的东京都砂川町住民﹑学生等支持者与在警视厅机动队支持下的测量队反复发生冲突﹐曾一次造成上千人负伤。日本政府不得不要求美国政府有所收敛。

1957年6月21日﹐岸信介首相赶到华盛顿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等会谈。美日两国首脑在射死农妇事件上达成协议﹐其结果是﹕在明确美国有优先审判权的条件下﹐美国最高法院放弃审判权﹐由日本地方法院审判。日本前桥地方法院审判并判处美军士兵三年徒刑(缓期四年执行)﹐但两周以后﹐此犯人士兵被放回美国。会谈后发表的 “美日共同声明”宣布：1951年的安全保障条约是暂时的措施﹐美军将实行包括撤离全部陆军在内的大幅度削减﹐将设立政府间委员会讨论包括所有关于安全保障条约的问题。[8]

美国政府通过驻日大使在1958年7月30日与日本外相讨论修订安全保障条约时提出两个方案﹕(1) 在现行条约基础上附加补充条文﹐(2) 在不违背日本宪法的前提下重新制订相互防卫条约。对于美国而言﹐所有美日关系的法律其实都是其外交政策的一种选择而已﹔对于日本而言﹐几乎所有重要的美日关系法律都涉及包括宪法在内的日本政治体制。如何修改安全保障条约﹐取决于日本的政治﹑社会环境﹐很大程度上也被当时担任日本总理的个人立场所影响。

1957年2月25日﹐岸信介（插图）取代只有两个月寿命﹑在战争期间曾因主张放弃满洲而出名的“小日本主义者”石桥湛山[9]，出任总理并兼外相。与吉田﹑石桥这些战争期间的非主流派相比，岸信介是战争期间活跃在前台的最高文职官吏之一。他1936年受关东军邀请出任“满洲国”产业部次长(部长由当地人挂名)﹑是满洲殖民开发的实际当权者﹐与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等同为支配满洲的五个日本人之一。 1939年岸信介回到日本﹐担任商工省次官﹐1941年10月担任东条内阁的商工大臣﹐ 1943年11月担任国务大臣与军需省次官负责日本战争期间的军需生产管理。1945年 9月岸信介被美国占领军以甲级战犯嫌疑犯逮捕﹐但美国占领军却于1948年12月无罪释放了岸信介。这除了美国对日占领政策逆转的普遍原因外﹐同时也包含美国收买部分重量级人物以使其将来直接为美国效力的意图[10]。岸信介当上总理，可谓美国对日政策的“杰作”，表明日本的政治背离刚开始普及的民主主义已经有多么的遥远。

当然﹐日本毕竟不是美国的殖民地[11]，战争已经结束十多年﹐和平宪法中的民主﹑人权意识广泛普及﹐经历过战争体验的民众记忆犹新﹐一个胆敢派兵海外的政府不可能为民众接受。实际上﹐与日本政府推行扩军政策针锋相对斗争的不是议会反对党﹐而首先是日本教职员工会(简称日教组)。1958年4月社会党在国会中反对岸信介内阁不承认中国商务代表团的升旗权利﹐国会解散重新选举。但新的选举的结果并没有改变自民党与社会党的议会席位分配﹐岸信介再次组阁﹐并充满了自信﹐一意孤行﹐认为在即将到来的安全保障条约修订中也不会遇到多大的抵抗。

日教组的“决不再把学生送上战场”方针与其民主主义“偏向”一直是日本政府﹑自民党与右翼势力的眼中钉。1956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新教育委员会法案﹐着手实施带有政治管制色彩的管理教员的工作评定规定，遭到绝大多数教职员的激烈反抗。工作评定最终在全日本(除了京都以外)靠警察与右翼的压制得以实施﹐教职员中有 108人被起诉﹑70人被解雇、42人被休职﹑99人被停职﹑6万人受到减薪等各种处分。[12]

岸信介要强制地修订安全保障条约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步骤是获得能够自由调动警察的权力。1948年7月制定的警察职务执行法(警职法)作为对战前滥用警察权力的教训的反省﹐从市民自由与人权优先的角度限制了警察的权限。岸信介从抵抗教职员工作评定斗争的激烈程度中预见到安全保障条约的修订将遇到更强烈的反对﹐打算趁胜利之际﹐一举强化国内的镇压机构。

1958年10月7日﹐岸信介瞒过包括大多数自民党议员的国会议员﹐突然由内阁会议决定了警职法修订案﹐第二天就向国会提交审议。修订案的内容强调维持公共安全与秩序﹑扩大警察权限﹐特别加入对于“集会混乱”等“有危害﹑犯罪危险与可能”行为的防范措施﹐被社会党等称其“连约会也不可能”。全国各地纷纷抗议﹐最终阻止了警职法修订案的通过。

二﹑美国对日本内政的干涉

对于日本要求提高“相互性”(独立性)的要求﹐美国的方针是集中于“相互性”的军事活动领域﹐即要求日本分担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战略任务并为此使美军在日本的驻留合法化﹑长期化。为了使安全保障条约的修订能够通过﹐美国政府通过所有可能的途径动员了所有可能动员的势力。

1994年11月至1995年3月﹐日本的View月刊连续五期登载松井道夫与Alec Dubro合著的《美国对日洗脑工作的全貌》系列文章﹐包括下列专题﹕利用演员高昌健[13]在电影中加强宣传美国的伟大形象﹑制作赞扬美国的电影﹑收买日本国家放送协会NHK﹑用政府资金招待京都或其它大学的“左倾”教授访美﹑妨碍反对核武器的大众和平运动﹑支持反共作家以及直接收买自民党。1994年10月9日New York Times登载John Dower教授的投稿﹐讨论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付出数百万美元支持日本的右翼这一事件。他下结论到﹕“我们观察自民党时说它是腐败的﹑日本的一党执政民主主义是可悲的﹐但正是我们美国促成了这个制度的形成”。此文发表后﹐ Alfred C. Ulmer、 Jr. (1955年至1958年CIA东亚行动主任)﹑Roger Hilsman (肯尼迪与约翰逊当局的国务院情报与调查局长)﹑U. Alexis Johnson(1966年至1969年美国驻日大使)等都承认自1952到72年对自民党进行过收买。[14]

在美日同盟关系之下﹐美国政府与大公司充分利用它们的政治﹑经济特权﹐与日本统治阶级互相勾结﹐做出了许多至今仍不敢公开的秘密交易[15]。许多这些见不得人的交易﹐不仅与美日两国民众的利益无关或冲突，甚至也明显违背了美日当局的“国家利益”。除了利用日本侵略战争的头号战犯(天皇)继续当日本的“象征国家元首”外，还收买甲级战犯岸信介(虽然没有判刑)并使他当上总理；美国控制日本政治的另一个典型是直接雇佣日本战后右翼“总帅”儿玉誉士夫(1911-1984年)。儿玉在1960年艾森豪威尔访日时动员暴力团为其保驾，并在利用洛克希德受贿案拉倒“不听使唤非要与中国建交”的总理田中等事件中发挥作用（插图中央为1977年6月2日出庭的儿玉）。

作为日本帝国海军“儿玉机关”(秘密情报系统)的头目﹐儿玉1945年从中国回到日本时已经大发了一笔战争横财。他在被作为甲级战犯嫌疑抓进巢鸭监狱之前﹐把一批钻石﹑白金交给苦于没有资金的鸠山一郎与河野一郎[16]用于建立自由党[17]。河野出卖这些财物获得1亿7千5百万美元。儿玉最终被美国占领军无罪释放﹐各种消息来源都证实他的释放主要是他过去的对手(CIA)看中了他。“儿玉自从1948被释放以来就保持着与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关系”[18]，“儿玉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据说是因为他成为美国情报机关﹑特别是中央情报局雇员的结果”。[19]

1949年7﹑8两月﹐连续发生了下山事件﹑三鹰事件与松川事件﹐为占领军逆转正在进行的民主化进程﹑展开对日本共产党等势力的大清洗提供了借口。美苏双方都指责这是对方的预谋﹐苏联解体后﹐日本人查遍KGB的档案也没有发现任何苏联涉及的证据。我们只能希望《情报公开法》实施以后美国政府能公开相关的档案﹐了解中央情报局和儿玉等人在其中的作用。关于洛克希德一案﹐我们倒知道得多一些﹕中央情报局在公开此案二十年前(1956年)就已知道洛克希德航空公司曾用1260万美元贿赂日本国会议员与政府官员，出售了价值7亿美元的F-104战斗机给日本政府[20]。作为双料雇员的儿玉先后为洛克希德和中央情报局效力。

如果说确信美国没有兴趣废除天皇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儿玉等右翼势力的对美立场的话﹐美日同盟反共的共同目标则促进了日本右翼主动地为美国卖命。1960年﹐儿玉动员了五万右翼分子保护即将来访的艾森豪威尔免遭反对新的安全保障条约的民众抗议﹐其资金很可能来源于美国占领军当初为此类目的设立的所谓“M资金”。

M资金比儿玉这个神秘人物更神秘莫测。据高野的调查[21]﹐M资金主要有三个来源﹕(1) 由占领军总部经济与科学部主任William Frederic Marquat将军控制的M资金主要来自于日本从被占领国家与地区掠夺的军用贮备品如钻石﹑白金﹑金﹑银等没收后拍卖所得﹐解体的财阀的拍卖所得﹐以及出卖美国的援助物资(如石油)所获得的不能兑换成美元的“软钞”。既然新的日本宪法规定日本不得组建军队﹐日本政府自然不可能通过政府预算得到军备方面的资金。麦克阿瑟设立这笔M资金﹐主要用于日本的再军备﹐实际上也被用于建立警察预备队(自卫队的前身)﹔(2) 由远东裁判所总法官Joseph B. Keenan的名字取名的Keenan资金来自于被没收的财产﹔(3) 由占领军总部情报部门G-2和CIC主管Willoughby将军管理的“四谷资金”来自于黑市操作﹐主要用于反共阴谋。占领结束后﹐这三笔资金被集中起来﹐由美日双方共同管理。有许多迹象表明﹕美国的管理者来自中央情报局﹐日本的管理者是日本总理或财务(大藏省)大臣﹐日本方面实际上只提供参考意见。

M资金由尼克松副总统以至今不详的动机和条件(例如协助尼克松竞选总统等)交给岸信介总理后﹐围绕此资金在日本统治阶层权力核心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传闻。Norbert Schlei记述了M资金与已知政治丑闻之间的关联[22]。作为美国的法律事务官员与律师﹐Schlei并不懂日本事务，这从他的M资金备忘录中可以看出来。掌握M资金的日本人正是因为Schlei不懂日语才选择Schlei作为他们的投资顾问在美国操作M资金。Schlei没有必要撒谎﹐但他的备忘录里也可能夹有他的日本顾客提供的虚假情报。对于我们来讲﹐与许多其它历史上或真或假的传闻一样﹐知道事件的真实细节固然重要[23]，但人们之所以广泛关心并相信M资金的传闻，表明笼罩着秘密阴影的美日关系权力交易正是产生这类丑闻的土壤。

艾森豪威尔在1958年早期做出一个“大赌注”﹐批准中央情报局为岸信介个人或其亲信提供秘密资金﹐直到1960年修订的安全保障条约获得通过(同时﹐完成了任务的岸信介也下台)。这笔秘密资金可能就是M资金，也可能是来自美国的资金﹐总数为数千万美元。[24]

美国政府如此干涉日本的内政﹐除了支持亲美的自民党一党支配政权外﹐同时还直接扶持自民党内特定的人物为美国服务。热心与苏联建交的鸠山内阁本来已经同意就领土纠纷与苏联达成协议﹐杜勒斯气急败坏地以永久占领冲绳为要挟[25]。就连只意欲与中国展开非官方贸易交往的吉田、石桥等自民党的“保守主流”也一直受到美国政府的多方阻挠。只有岸信介这样的被美国收买的战犯当上总理﹑并有儿玉这样的战犯在“地下”呼应﹐才不负美国期望地完成了安全保障条约的修订(岸信介准备在最后关头不惜动用自卫队介入)。

尊皇与亲美的两大特征经历了战后的曲折﹐安保条约成立后在日本的统治阶层牢固地确立起来﹐美国露骨的干涉才有所收敛。如何压制﹑转化不采取此立场的在野反对势力﹐成为表面上的日本政治的议题。

三﹑反对修订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

毫不奇怪地﹐反对修订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也是追求中日建交的运动。

1959年3月9日﹐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插图）在访中讲演时声明﹕“美国在中国的领土台湾扩军﹑占领日本的冲绳﹐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浅沼在3月12日又进一步指明﹕“在亚洲的非核化以及撤走外国军队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必须与之坚决斗争”。[26]

在日本全国请愿﹑游行﹑示威等阻止安保条约的斗争中﹐大学生加藤宏一回顾自己为什么反对自己的父亲(自民党国会议员)时说﹕“一方面从感情上对亚洲民众﹑特别是中国有负罪感﹐另一方面害怕把日本卷入美国挑起的对亚洲的战争中”[27]。这是当时一般日本民众的普遍心理。

在不断抗议中持续的安保条约修订谈判﹐由于日本国内强大的反对浪潮（插图为悼念东京大学学生桦美智子[28]）﹐客观上为日本政府带来了分量不轻的讨价还价的筹码﹐取消了旧条约中美军可以镇压日本“内乱”的明显的丧权辱国条文。但是﹐与旧条约相比﹐新条约中明确规定在日美军的使命不仅是“防卫日本”﹐而且是“维护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并要求日本协助美军的行动[29]。日本政府在1960年2至3月的国会答辩中为了配合美国的政策甚至声称“远东”包括中国大陆沿岸的金门与马祖。为此﹐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如下﹕ “美日两国以修订安保条约的名目签署了军事同盟条约﹐是日本反动派与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准备新的侵略与战争﹑威胁亚洲与世界和平的重要步骤”。

尽管在冷战局势之下存在着“防卫日本”的现实考量﹐但新的相互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署是一个明确无误的带有挑衅性质的军事同盟条约[30]。自从战争结束后﹐日本的国家安全从来没有受到威胁。只装备常规落后武器的中国连对自己的领土台湾都无能为力﹐何谈进攻日本﹔自建国以来就不断处于包围之中的苏联1957年发射人类首次人造卫星后在赫鲁晓夫的主导下﹐积极推动“和平竞争”，主动与日本恢复外交关系并为此愿意移交两个岛屿给日本﹐苏联也积极提倡远东﹑亚太地区的非核化。这些缓和的趋势被岸信介以“不现实”的借口回绝。“不现实”乃是因为美国不愿意放弃以军事代价获得的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而已。

安保条约的实质﹐就是其第六条规定的由日本提供军事基地等援助支持美军在远东地区的军事行动。正如中曾根所说﹕“日本是美日军事同盟关系中不沉的航空母舰”。在安保条约签署的同时﹐岸信介与美国国务卿Christian Herter 在关于如何实施第六条的交换公文中﹐要求对在日美军的配置与装备的重要变更以及从日本基地出发的战斗行为﹐进行美日两国政府间的事前协议。但至今为止﹐美国从来没有与日本政府事前协议过。日本政府当然从来没有﹑也不敢要求与美国政府“事前协议”。

就在签约之前的5月5日﹐苏联公布击落了入侵的美军U2侦察机并抓获了美军飞行员﹐而同型的U2飞机曾经降落在日本的民用机场。在后来的越南战争[31]、海湾战争中﹐从日本基地出击的美军舰艇﹑战斗机已经超出“远东”的范围，日本实际上成了美军在整个亚洲﹑太平洋以及全球展开的基地。日本政府在国会回答反对党议员关于为什么没有“事前协议”时为美国政府辩护到﹕美军并不是直接从日本基地出击﹐而是在飞向战场的途中才接到作战命令的。感谢这样的日本政府﹐美国可以把日本作为比本国更有效的军事大本营。美国国务卿助理洛德1995年10月25日在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地区分会上作证﹕“(日本提供的经费)比其它的所有同盟国提供的经费总和还多。在日本维持美军比在本国更节省开支”。

反对安保条约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在条约通过﹑生效(1960年6月19日“自然成立”)之后很快平静下去。反对派﹐特别是主导反对运动的学生分裂﹑衰退了﹔并不反对美日同盟本身的“中道”政党民主社会党（从社会党右翼分裂出来）和宗教势力公明党崛起﹔日本广大民众随着经济的高度成长开始更关心经济生活。最重要的原因是围绕日本的国际关系的巨变：中苏分裂并发展到武装对抗﹐中国政府容忍﹑默许并“欢迎”安保条约。

对于坚持反对安保条约与美日军事同盟的日本民众﹐制约安保条约进一步扩张的主要武器就只有日本统治阶层还没有能力修订的和平宪法了。实际上﹐1959年3月30日﹐在 “砂川事件”（由于反对扩张立川基地，市民进入基地而被刑事特别法庭起诉）审判中﹐东京地方法院的伊达秋雄院长首次依照宪法针对安保条约做出“美军在日驻留违反宪法” 的判决，为以后的护宪(即反安保条约)运动的展开提供了新的方向。日本宪法逐渐成为美日军事同盟扩张以及日本政府追随美国进一步扩张军备的“紧箍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