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同盟 第三章 安保條約的修訂及其反對鬥爭

美日同盟形成﹑固定化與加強的過程對於日本政治直接的改造結果就是產生了一個除對美關係外與戰前沒有實質性改變的日本統治階層[1]。不過﹐我們也不能由此說﹐這個統治階層主要是為美帝國主義效力的[2]。作為掌握日本國家權力的政治統治階層﹐它首先為日本的統治階級整體服務﹐為此，在戰後的條件下它不得不調整對美政策﹑以追隨美國的統治階層[3]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是理解日本政府主動配合﹑推動美日軍事同盟的關鍵。

一﹑增加軍事同盟的“相互性”

1955年8月31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與日本外相重光發表共同聲明﹕“雙方一致認為日本必須在不斷合作的基礎上努力確立條件﹑儘快承擔防衛日本國土的首要責任﹐並且[4]對維護西太平洋的國際和平與安全做出貢獻。雙方一致認為在實現上述條件後﹐應該用相互性更強的條約代替現在的安全保障條約”。日本的“相互性”願望是追求與美國更平等的地位，特別是要求歸還衝繩﹐進而獨自與中﹑蘇交涉；但美國的“相互性”要求只在於推動日本的再軍備化﹑分擔美國的軍事戰略。雖然日本已經計劃在兩年內擴張自衛隊到18萬人﹐美國政府認為不夠﹐美軍聯合參謀長要求擴張到35萬人﹐杜勒斯進一步逼問日本是否已經準備好派兵海外。日本政府本身並不反對美國的要求﹐但它不得不顧忌普通日本民眾與所有亞洲民眾的感情﹐只能在以後機會成熟時利用“外壓”[5]通過相關法令逐步實現與美國在軍事同盟關係方面的 “相互性”。

賜與日本獨立後，美國仍然在日本維持大量駐軍。1957年3月31日(日本政府預算年度的最後一天)防衛設施廳[6]向國會報告美軍在日本仍然占有457個專用設施(基地)﹑占地1005平方公里[7]。繼承占領軍地位的在日美軍不斷與日本住民發生衝突﹐例如﹐1957年1月3日﹐美軍士兵在群馬縣相馬原射擊場故意把活人作為靶子練習，當場射死一位拾物的農婦。從1955年秋天以來﹐反對美軍擴建基地的東京都砂川町住民﹑學生等支持者與在警視廳機動隊支持下的測量隊反覆發生衝突﹐曾一次造成上千人負傷。日本政府不得不要求美國政府有所收斂。

1957年6月21日﹐岸信介首相趕到華盛頓與艾森豪威爾總統等會談。美日兩國首腦在射死農婦事件上達成協議﹐其結果是﹕在明確美國有優先審判權的條件下﹐美國最高法院放棄審判權﹐由日本地方法院審判。日本前橋地方法院審判並判處美軍士兵三年徒刑(緩期四年執行)﹐但兩周以後﹐此犯人士兵被放回美國。會談後發表的 “美日共同聲明”宣布：1951年的安全保障條約是暫時的措施﹐美軍將實行包括撤離全部陸軍在內的大幅度削減﹐將設立政府間委員會討論包括所有關於安全保障條約的問題。[8]

美國政府通過駐日大使在1958年7月30日與日本外相討論修訂安全保障條約時提出兩個方案﹕(1) 在現行條約基礎上附加補充條文﹐(2) 在不違背日本憲法的前提下重新制訂相互防衛條約。對於美國而言﹐所有美日關係的法律其實都是其外交政策的一種選擇而已﹔對於日本而言﹐幾乎所有重要的美日關係法律都涉及包括憲法在內的日本政治體制。如何修改安全保障條約﹐取決於日本的政治﹑社會環境﹐很大程度上也被當時擔任日本總理的個人立場所影響。

1957年2月25日﹐岸信介（插圖）取代只有兩個月壽命﹑在戰爭期間曾因主張放棄滿洲而出名的“小日本主義者”石橋湛山[9]，出任總理併兼外相。與吉田﹑石橋這些戰爭期間的非主流派相比，岸信介是戰爭期間活躍在前台的最高文職官吏之一。他1936年受關東軍邀請出任“滿洲國”產業部次長(部長由當地人掛名)﹑是滿洲殖民開發的實際當權者﹐與當時的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等同為支配滿洲的五個日本人之一。 1939年岸信介回到日本﹐擔任商工省次官﹐1941年10月擔任東條內閣的商工大臣﹐ 1943年11月擔任國務大臣與軍需省次官負責日本戰爭期間的軍需生產管理。1945年 9月岸信介被美國占領軍以甲級戰犯嫌疑犯逮捕﹐但美國占領軍卻於1948年12月無罪釋放了岸信介。這除了美國對日占領政策逆轉的普遍原因外﹐同時也包含美國收買部分重量級人物以使其將來直接為美國效力的意圖[10]。岸信介當上總理，可謂美國對日政策的“傑作”，表明日本的政治背離剛開始普及的民主主義已經有多麼的遙遠。

當然﹐日本畢竟不是美國的殖民地[11]，戰爭已經結束十多年﹐和平憲法中的民主﹑人權意識廣泛普及﹐經歷過戰爭體驗的民眾記憶猶新﹐一個膽敢派兵海外的政府不可能為民眾接受。實際上﹐與日本政府推行擴軍政策針鋒相對鬥爭的不是議會反對黨﹐而首先是日本教職員工會(簡稱日教組)。1958年4月社會黨在國會中反對岸信介內閣不承認中國商務代表團的升旗權利﹐國會解散重新選舉。但新的選舉的結果並沒有改變自民黨與社會黨的議會席位分配﹐岸信介再次組閣﹐並充滿了自信﹐一意孤行﹐認為在即將到來的安全保障條約修訂中也不會遇到多大的抵抗。

日教組的“決不再把學生送上戰場”方針與其民主主義“偏向”一直是日本政府﹑自民黨與右翼勢力的眼中釘。1956年6月日本國會通過了新教育委員會法案﹐着手實施帶有政治管制色彩的管理教員的工作評定規定，遭到絕大多數教職員的激烈反抗。工作評定最終在全日本(除了京都以外)靠警察與右翼的壓製得以實施﹐教職員中有 108人被起訴﹑70人被解僱、42人被休職﹑99人被停職﹑6萬人受到減薪等各種處分。[12]

岸信介要強制地修訂安全保障條約的另一個更重要的步驟是獲得能夠自由調動警察的權力。1948年7月制定的警察職務執行法(警職法)作為對戰前濫用警察權力的教訓的反省﹐從市民自由與人權優先的角度限制了警察的權限。岸信介從抵抗教職員工作評定鬥爭的激烈程度中預見到安全保障條約的修訂將遇到更強烈的反對﹐打算趁勝利之際﹐一舉強化國內的鎮壓機構。

1958年10月7日﹐岸信介瞞過包括大多數自民黨議員的國會議員﹐突然由內閣會議決定了警職法修訂案﹐第二天就向國會提交審議。修訂案的內容強調維持公共安全與秩序﹑擴大警察權限﹐特別加入對於“集會混亂”等“有危害﹑犯罪危險與可能”行為的防範措施﹐被社會黨等稱其“連約會也不可能”。全國各地紛紛抗議﹐最終阻止了警職法修訂案的通過。

二﹑美國對日本內政的干涉

對於日本要求提高“相互性”(獨立性)的要求﹐美國的方針是集中於“相互性”的軍事活動領域﹐即要求日本分擔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戰略任務並為此使美軍在日本的駐留合法化﹑長期化。為了使安全保障條約的修訂能夠通過﹐美國政府通過所有可能的途徑動員了所有可能動員的勢力。

1994年11月至1995年3月﹐日本的View月刊連續五期登載松井道夫與Alec Dubro合著的《美國對日洗腦工作的全貌》系列文章﹐包括下列專題﹕利用演員高昌健[13]在電影中加強宣傳美國的偉大形象﹑製作讚揚美國的電影﹑收買日本國家放送協會NHK﹑用政府資金招待京都或其它大學的“左傾”教授訪美﹑妨礙反對核武器的大眾和平運動﹑支持反共作家以及直接收買自民黨。1994年10月9日New York Times登載John Dower教授的投稿﹐討論五、六十年代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付出數百萬美元支持日本的右翼這一事件。他下結論到﹕“我們觀察自民黨時說它是腐敗的﹑日本的一黨執政民主主義是可悲的﹐但正是我們美國促成了這個制度的形成”。此文發表後﹐ Alfred C. Ulmer、 Jr. (1955年至1958年CIA東亞行動主任)﹑Roger Hilsman (肯尼迪與約翰遜當局的國務院情報與調查局長)﹑U. Alexis Johnson(1966年至1969年美國駐日大使)等都承認自1952到72年對自民党進行過收買。[14]

在美日同盟關係之下﹐美國政府與大公司充分利用它們的政治﹑經濟特權﹐與日本統治階級互相勾結﹐做出了許多至今仍不敢公開的秘密交易[15]。許多這些見不得人的交易﹐不僅與美日兩國民眾的利益無關或衝突，甚至也明顯違背了美日當局的“國家利益”。除了利用日本侵略戰爭的頭號戰犯(天皇)繼續當日本的“象徵國家元首”外，還收買甲級戰犯岸信介(雖然沒有判刑)並使他當上總理；美國控制日本政治的另一個典型是直接僱傭日本戰後右翼“總帥”兒玉譽士夫(1911-1984年)。兒玉在1960年艾森豪威爾訪日時動員暴力團為其保駕，並在利用洛克希德受賄案拉倒“不聽使喚非要與中國建交”的總理田中等事件中發揮作用（插圖中央為1977年6月2日出庭的兒玉）。

作為日本帝國海軍“兒玉機關”(秘密情報系統)的頭目﹐兒玉1945年從中國回到日本時已經大發了一筆戰爭橫財。他在被作為甲級戰犯嫌疑抓進巢鴨監獄之前﹐把一批鑽石﹑白金交給苦於沒有資金的鳩山一郎與河野一郎[16]用於建立自由黨[17]。河野出賣這些財物獲得1億7千5百萬美元。兒玉最終被美國占領軍無罪釋放﹐各種消息來源都證實他的釋放主要是他過去的對手(CIA)看中了他。“兒玉自從1948被釋放以來就保持着與中央情報局的工作關係”[18]，“兒玉從監獄裡被釋放出來據說是因為他成為美國情報機關﹑特別是中央情報局雇員的結果”。[19]

1949年7﹑8兩月﹐連續發生了下山事件﹑三鷹事件與松川事件﹐為占領軍逆轉正在進行的民主化進程﹑展開對日本共產黨等勢力的大清洗提供了藉口。美蘇雙方都指責這是對方的預謀﹐蘇聯解體後﹐日本人查遍KGB的檔案也沒有發現任何蘇聯涉及的證據。我們只能希望《情報公開法》實施以後美國政府能公開相關的檔案﹐了解中央情報局和兒玉等人在其中的作用。關於洛克希德一案﹐我們倒知道得多一些﹕中央情報局在公開此案二十年前(1956年)就已知道洛克希德航空公司曾用1260萬美元賄賂日本國會議員與政府官員，出售了價值7億美元的F-104戰鬥機給日本政府[20]。作為雙料雇員的兒玉先後為洛克希德和中央情報局效力。

如果說確信美國沒有興趣廢除天皇制度從根本上改變了兒玉等右翼勢力的對美立場的話﹐美日同盟反共的共同目標則促進了日本右翼主動地為美國賣命。1960年﹐兒玉動員了五萬右翼分子保護即將來訪的艾森豪威爾免遭反對新的安全保障條約的民眾抗議﹐其資金很可能來源於美國占領軍當初為此類目的設立的所謂“M資金”。

M資金比兒玉這個神秘人物更神秘莫測。據高野的調查[21]﹐M資金主要有三個來源﹕(1) 由占領軍總部經濟與科學部主任William Frederic Marquat將軍控制的M資金主要來自於日本從被占領國家與地區掠奪的軍用貯備品如鑽石﹑白金﹑金﹑銀等沒收後拍賣所得﹐解體的財閥的拍賣所得﹐以及出賣美國的援助物資(如石油)所獲得的不能兌換成美元的“軟鈔”。既然新的日本憲法規定日本不得組建軍隊﹐日本政府自然不可能通過政府預算得到軍備方面的資金。麥克阿瑟設立這筆M資金﹐主要用於日本的再軍備﹐實際上也被用於建立警察預備隊(自衛隊的前身)﹔(2) 由遠東裁判所總法官Joseph B. Keenan的名字取名的Keenan資金來自於被沒收的財產﹔(3) 由占領軍總部情報部門G-2和CIC主管Willoughby將軍管理的“四谷資金”來自於黑市操作﹐主要用於反共陰謀。占領結束後﹐這三筆資金被集中起來﹐由美日雙方共同管理。有許多跡象表明﹕美國的管理者來自中央情報局﹐日本的管理者是日本總理或財務(大藏省)大臣﹐日本方面實際上只提供參考意見。

M資金由尼克松副總統以至今不詳的動機和條件(例如協助尼克松競選總統等)交給岸信介總理後﹐圍繞此資金在日本統治階層權力核心發生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件傳聞。Norbert Schlei記述了M資金與已知政治醜聞之間的關聯[22]。作為美國的法律事務官員與律師﹐Schlei並不懂日本事務，這從他的M資金備忘錄中可以看出來。掌握M資金的日本人正是因為Schlei不懂日語才選擇Schlei作為他們的投資顧問在美國操作M資金。Schlei沒有必要撒謊﹐但他的備忘錄里也可能夾有他的日本顧客提供的虛假情報。對於我們來講﹐與許多其它歷史上或真或假的傳聞一樣﹐知道事件的真實細節固然重要[23]，但人們之所以廣泛關心並相信M資金的傳聞，表明籠罩着秘密陰影的美日關係權力交易正是產生這類醜聞的土壤。

艾森豪威爾在1958年早期做出一個“大賭注”﹐批准中央情報局為岸信介個人或其親信提供秘密資金﹐直到1960年修訂的安全保障條約獲得通過(同時﹐完成了任務的岸信介也下台)。這筆秘密資金可能就是M資金，也可能是來自美國的資金﹐總數為數千萬美元。[24]

美國政府如此干涉日本的內政﹐除了支持親美的自民黨一黨支配政權外﹐同時還直接扶持自民黨內特定的人物為美國服務。熱心與蘇聯建交的鳩山內閣本來已經同意就領土糾紛與蘇聯達成協議﹐杜勒斯氣急敗壞地以永久占領沖繩為要挾[25]。就連只意欲與中國展開非官方貿易交往的吉田、石橋等自民黨的“保守主流”也一直受到美國政府的多方阻撓。只有岸信介這樣的被美國收買的戰犯當上總理﹑並有兒玉這樣的戰犯在“地下”呼應﹐才不負美國期望地完成了安全保障條約的修訂(岸信介準備在最後關頭不惜動用自衛隊介入)。

尊皇與親美的兩大特徵經歷了戰後的曲折﹐安保條約成立後在日本的統治階層牢固地確立起來﹐美國露骨的干涉才有所收斂。如何壓制﹑轉化不採取此立場的在野反對勢力﹐成為表面上的日本政治的議題。

三﹑反對修訂安全保障條約的鬥爭

毫不奇怪地﹐反對修訂安全保障條約的鬥爭也是追求中日建交的運動。

1959年3月9日﹐社會黨書記長淺沼稻次郎（插圖）在訪中講演時聲明﹕“美國在中國的領土台灣擴軍﹑占領日本的沖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淺沼在3月12日又進一步指明﹕“在亞洲的非核化以及撤走外國軍隊是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美帝國主義是日中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必須與之堅決鬥爭”。[26]

在日本全國請願﹑遊行﹑示威等阻止安保條約的鬥爭中﹐大學生加藤宏一回顧自己為什麼反對自己的父親(自民黨國會議員)時說﹕“一方面從感情上對亞洲民眾﹑特別是中國有負罪感﹐另一方面害怕把日本捲入美國挑起的對亞洲的戰爭中”[27]。這是當時一般日本民眾的普遍心理。

在不斷抗議中持續的安保條約修訂談判﹐由於日本國內強大的反對浪潮（插圖為悼念東京大學學生樺美智子[28]）﹐客觀上為日本政府帶來了分量不輕的討價還價的籌碼﹐取消了舊條約中美軍可以鎮壓日本“內亂”的明顯的喪權辱國條文。但是﹐與舊條約相比﹐新條約中明確規定在日美軍的使命不僅是“防衛日本”﹐而且是“維護遠東的國際和平與安全”﹐並要求日本協助美軍的行動[29]。日本政府在1960年2至3月的國會答辯中為了配合美國的政策甚至聲稱“遠東”包括中國大陸沿岸的金門與馬祖。為此﹐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如下﹕ “美日兩國以修訂安保條約的名目簽署了軍事同盟條約﹐是日本反動派與美帝國主義勾結起來準備新的侵略與戰爭﹑威脅亞洲與世界和平的重要步驟”。

儘管在冷戰局勢之下存在着“防衛日本”的現實考量﹐但新的相互合作與安全保障條約的簽署是一個明確無誤的帶有挑釁性質的軍事同盟條約[30]。自從戰爭結束後﹐日本的國家安全從來沒有受到威脅。只裝備常規落後武器的中國連對自己的領土台灣都無能為力﹐何談進攻日本﹔自建國以來就不斷處於包圍之中的蘇聯1957年發射人類首次人造衛星後在赫魯曉夫的主導下﹐積極推動“和平競爭”，主動與日本恢復外交關係並為此願意移交兩個島嶼給日本﹐蘇聯也積極提倡遠東﹑亞太地區的非核化。這些緩和的趨勢被岸信介以“不現實”的藉口回絕。“不現實”乃是因為美國不願意放棄以軍事代價獲得的在亞太地區的霸權地位而已。

安保條約的實質﹐就是其第六條規定的由日本提供軍事基地等援助支持美軍在遠東地區的軍事行動。正如中曾根所說﹕“日本是美日軍事同盟關係中不沉的航空母艦”。在安保條約簽署的同時﹐岸信介與美國國務卿Christian Herter 在關於如何實施第六條的交換公文中﹐要求對在日美軍的配置與裝備的重要變更以及從日本基地出發的戰鬥行為﹐進行美日兩國政府間的事前協議。但至今為止﹐美國從來沒有與日本政府事前協議過。日本政府當然從來沒有﹑也不敢要求與美國政府“事前協議”。

就在簽約之前的5月5日﹐蘇聯公布擊落了入侵的美軍U2偵察機並抓獲了美軍飛行員﹐而同型的U2飛機曾經降落在日本的民用機場。在後來的越南戰爭[31]、海灣戰爭中﹐從日本基地出擊的美軍艦艇﹑戰鬥機已經超出“遠東”的範圍，日本實際上成了美軍在整個亞洲﹑太平洋以及全球展開的基地。日本政府在國會回答反對黨議員關於為什麼沒有“事前協議”時為美國政府辯護到﹕美軍並不是直接從日本基地出擊﹐而是在飛向戰場的途中才接到作戰命令的。感謝這樣的日本政府﹐美國可以把日本作為比本國更有效的軍事大本營。美國國務卿助理洛德1995年10月25日在美國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亞太地區分會上作證﹕“(日本提供的經費)比其它的所有同盟國提供的經費總和還多。在日本維持美軍比在本國更節省開支”。

反對安保條約的轟轟烈烈的運動在條約通過﹑生效(1960年6月19日“自然成立”)之後很快平靜下去。反對派﹐特別是主導反對運動的學生分裂﹑衰退了﹔並不反對美日同盟本身的“中道”政黨民主社會黨（從社會黨右翼分裂出來）和宗教勢力公明黨崛起﹔日本廣大民眾隨着經濟的高度成長開始更關心經濟生活。最重要的原因是圍繞日本的國際關係的巨變：中蘇分裂並發展到武裝對抗﹐中國政府容忍﹑默許並“歡迎”安保條約。

對于堅持反對安保條約與美日軍事同盟的日本民眾﹐制約安保條約進一步擴張的主要武器就只有日本統治階層還沒有能力修訂的和平憲法了。實際上﹐1959年3月30日﹐在 “砂川事件”（由於反對擴張立川基地，市民進入基地而被刑事特別法庭起訴）審判中﹐東京地方法院的伊達秋雄院長首次依照憲法針對安保條約做出“美軍在日駐留違反憲法” 的判決，為以後的護憲(即反安保條約)運動的展開提供了新的方向。日本憲法逐漸成為美日軍事同盟擴張以及日本政府追隨美國進一步擴張軍備的“緊箍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