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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2300多名党的十八大代表和特邀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由376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和130名中央纪委委员组成的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
    这个信息里有好几个专用名词与社会主义相关，值得专门考察一下。那么，从何着手呢？我想到了自己的思想导师。
    在奠定了近代政教分离原则基础的《神学政治论》中，斯宾诺莎运用以《圣经》说明《圣经》的方法[2]，解除《圣经》的神秘面纱，指出：既使在基督到来之前，在希伯来人的国家灭亡之后，希伯来人不必遵守摩西戒律（他们实际上也没有遵守），上帝与希伯来人的约定已经解除了。这实际上宣示：历史上，因为人类理智的缺欠，存在过不受挑战的神权，但是，从此以后，地球上已经不存在任何神圣权力了[3]。斯宾诺莎对于《圣经》旧约的编篡也有不少疑问。例如关于两卷《历代志》：“我一向觉得奇怪，那些把《智慧书》、《透比》和别的称为伪书的书摒之于《圣经》之外的人倒把这两卷书包括到《圣经》里”。“有些法师想把《箴言》和《传道书》摒除于《圣经》之外，想把它们都归到伪书里头，……想到圣书的处置操在这般人的手里是很可叹的”。
    今天，看到仍然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把“三个代表”这样的背叛社会主义的垃圾“理论”[4]塞进其党章，是很可叹的；看到号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仍然摆脱不了社会主义流派之一--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各种“跳蚤”变种（一党专政的列宁主义及其变种），也是很可叹的。斯宾诺莎感叹犹太人鄙视哲学的传统，先知性地劝告：“大众或与大众脾气相投的人请不要读我的书”；我对中国的知识阶层的政治理性和道德功能早已抛弃，但对中国的政治前途倒不悲观，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连站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代表大会主席台中央的“三个代表”的僵尸也不敢公开放弃社会主义的旗号。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占领中国的政治中心天安门广场时，在昏庸独裁的邓小平[5]主导下，分裂的中国共产党统治集团慌忙拉出一个投机分子当总书记。虽然任何政治组织都有“盗中道”，但这个政治暴发户连中国共产党内部自身的“合法性”也没有，所以刚上台时还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来应付国家社会主义源头苏联及其附庸政权的垮台局面。但是，当邓小平去世后，这个摆脱傀儡身份的“阶级异己分子” [6]在国际帝国主义（唯一超级强权美国）和资本主义（日本等）的压力、诱惑下，抬出邓小平的僵尸—所谓“邓小平理论”--把中国推行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转换。
    本来，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统治集团，包括陈云、胡耀邦、赵紫阳[7]、万里等，在1979-89年代里，适应民心，把毛泽东本人及其嫡系建国后制造的毛泽东思想的负面遗产转换解释为主要由其反对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推行的务实的“唯生产力论”[8]，带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步。有人形象地说邓小平的长处是会“拍板”作决定，但他在本该安享退休生活的晚年，被不民主的制度导致作出把中国拉向倒退的致命决策。如果没有发生“六·四”悲剧[9]，中国能够实行政治改革，可以把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转型为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的官僚权贵在“六·四”悲剧前还只是一个潜在的、见不得人的小集团[10]，“三个代表”垃圾论用本人不懂理论、讨厌理论的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决策中违背社会主义的做法，把一具政治僵尸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在这具僵尸的庇护下，官僚权贵已经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现实新阶级。不过，中国民众的维护自身权利的民主意识也随着经济、知识的增长而增强，迫使统治阶级让步。从积极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11]的可能功效在于恢复邓小平做法中用“科学决策”（万里在八十年代先提出过这种说法）来发展生产力的正统“精髓”，加上对党内“协商”（接近赵紫阳的“社会协商”提法），对社会“权利”、“公平”、“机会”、“规则”等承诺，把“三个代表”垃圾论扔到它在历史上的本来位置（垃圾堆），回到当年把邓小平推上中国历史舞台的改革开放的政治气候，才可能把中国共产党拉回到初级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才谈得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当然，强大的官僚权贵阶级[12]基本上已经阻塞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即使中国共产党能最终抛弃“三个代表”垃圾论[13]、克服邓小平的违背社会主义的做法[14]，还要面临扬弃列宁主义的一党专制[15]、“民主集中”制（民主本来就是一种如何集中公民意愿的方式，这种把民主与集中分开的说法本身就是对民主的无知曲解），以及最终放弃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社会主义教条的政治原教旨主义[16]等一系列艰巨的转变。不过，至少在理论方面，其实已经有了不小进展[17]，但中国更需要进一步思想解放和学术、言论、结社自由的突破。至于中国共产党是否、何时能够回到国际工人协会[18]和巴黎公社[19]的精神和原则、回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的方向，目前无法判断。不过，可以指出的是：现代社会高度分化、国家机能高度复杂，社会主义运动也丰富多彩，不必、也不可能拘泥于一种教义、组织、名称、形式；没有必要指望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中国导向社会主义，如果中国共产党继续被“三个代表”僵尸迷惑而不能、不愿把中国带回社会主义，它本身就没有继续统治中国的正统性，回避不了连同“三个代表”僵尸一起被送进历史坟墓的命运。
    正如以人民的名义实行专制的雅各宾主义最后变质为一小撮人对大众的专政一样，以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以及人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名义的一党专制不仅不是社会主义，而且是社会主义的毒瘤。我们在马赫诺运动、喀琅施塔得起义、西班牙内战到以天安门民主运动为标志的中国民权运动、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世界社会论坛、阿拉伯之春、互联网自由人权等各种社会运动中都看到对自由社会主义精神和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挥。我们劳工各阶级的解放只能靠自己去争取，这个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得任何阶级特权和垄断地位，而是要争得人人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废除所有的阶级统治[20]。国家废除之后，巴黎公社试验过的基于包括草根阶层在内的人人参与的直接民主和基于自由联合的公正、平等社会交换与博爱的方式，是人类永恒的价值，是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生活的基石。[21]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2年11月15日]

    [1] 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18/n/2012/1114/c350837-19582905.html
    [2] 以下引用来自赵京：“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再考”。最初发表于《比较政策评论》2001年 http://cpri.tripod.com/cpr2001/spinoza.html 后收入《安那祺主义：理论与实践》，ISBN: 978-0-557-01635-8，2008年第一版。
    [3] 后来洛克在《政府论》（1689、1690年）中更明确地发挥了政教分离的思想，而且在英国，客观上有条件实践这个原则。
    [4] “三个代表”垃圾论的提法，据说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兄弟，据说他们因此失权。兴许，把“三个代表”归结为新“三座大山”更贴切一些，因为它实际上把中国革命的主要成果出卖了。
    [5] 1989年“六∙四”事件之际，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正在大阪大学访问。他不仅赞扬“八九”民主运动精神已经超越“五∙四”，还纠正在会的同学们：“邓小平不是老糊涂，而是发疯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普遍感觉。见赵京：“如何翻过当代中日关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http://cpri.tripod.com/cpr2012/64-sino-japan.pdf
    [6] 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政治词汇。官方广为宣扬的他的一个叔父早年参加共产党，但对他本人和其父亲1949年前的背景却语焉不详。当然，作为一个公民，他的出身不应该妨碍他投机政治，但如果没有那场民族悲剧，他会从地方大臣退场，过一个有人性的老年退休生活，不至于对中国社会带来多大危害。
    [7] 随便提一句：赵紫阳本人胸无大志，没有管好自己的儿子和“智囊”，是导致个人和中国的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八十年代初，赵紫阳刚当上总理，人们都看好他的前途。有一天我去北京航空学院见我的高中同学，他突然指着一个人说：“看！那是赵紫阳的儿子，刚从南昌航空学校转学来。”当时的中国，社会风气尚算简朴，赵紫阳让自己的儿子从一个普通中专“转学”到很好的大学，使我想到占这种小便宜的赵紫阳头脑单纯，没有准备可能的政敌攻击。我的预感在1989年“六·四”事件不幸成真后，又使我意识到：一个不占“小便宜”（不贪婪）的官僚其实反而爬不上去了，因为那样做背叛了他所在的统治阶级，上司、同僚们会忌讳他。所以，我对后来的两个总理的“反贪、清廉”神话，都一笑置之。他们的儿子都在他们直接管辖下的中国金融行业“大显神通”，就是一个证明。
    [8] 更形象的说法是“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耗子就是好猫”的“猫论”。
    [9] 这个悲剧的发生有许多原因，但从其直接政治权力落入什么样的人的手中这个结局来看，这个悲剧是有可能避免的。
    [10] 陈云就很忌讳这个说法，一再否认中国存在新官僚阶级。
    [11] 我在清华大学因为力图推进1980年后被停掉的学生会差额选举，被断定为“有改造共产党企图”，毕业时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发配兰州，这个经历使我对政工干部的印象不佳。不过，胡政治辅导员最终没有赖在中央军委主席的位子上，至少显示出不怕清算的勇气和正常人判断，值得表敬。我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原因，也不感兴趣探究内幕。如果是与赵紫阳放弃在中国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企图一样，他也因为知道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放弃，这也很难得。
    [12] 顺带提及：中国的官僚阶级的可怕、可恶，倒不是今天中国的特殊现象。除了韦伯对国家社会主义（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制度下官僚阶级的预言（见赵京译《社会主义》ISBN: 978-0-557-01998-4, 2010年），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册（素麦维克节录，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也有很贴切的纪录。古埃及“杜亚夫的教渝”：“我见过挨揍的人，...我见过在强迫劳役以后被释放了的人，...石匠想尽办法找工作，什么硬石头都不管。石头雕完了，他的手臂也毁了，他的力气全用完了。...还有在田地上工作的人，...也是精疲力尽、无法形容。...工厂里的织工，比什么女人的命运都更悲惨。...打鱼的人又怎样？他不是在河上生活，成天同鳄鱼打交道吗？...你听我说，随便做什么工作都要听人使唤，除了当官。当官的人是使唤人的。” 而中国的官僚“也象古代埃及的同行一样执拗，想尽办法占据着这种骑在别人头上的地位，甚至西方文化的冲击都没有动摇过他们。旧式的科举已经废除了，但是这些官僚们还是可以用一张芝加哥大学的或伦敦经济学院的文凭在农民面前作威作福。”（第103-104页）
    [13] 其中一个主要的指标是人道地解决由“三个代表”暴发户本人一手造成的法轮功镇压问题。
    [14] 首先从公布“六·四”历史事实、公正人道地恢复受害者权益开始。连梯也尔政府几年后都能对巴黎公社参与者“大赦”，中国共产党为什么23年后还不愿、不敢、不能承担历史责任呢？说起来，除了几个靠人血馒头成名、得到日本国家权力（国立神户大学）、美国政府帮助的唯恐天下不乱的败类，连参与镇压的侩子手都愿意公布“六·四”事件的真相。
    [15]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创始人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中，“最后已经放弃了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回到/达到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的立场。”见赵京：“陈独秀：问题、思想以及“复兴”的可能”,收入安那祺主义文库 R-6《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ISBN: 978-1-4583-0411-7,2011年。
    [16] 例如，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在《新阶级》（陈逸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北京）中早就反思过。序：“当我对于当代共产主义现实愈来愈远时，我就愈来愈接近民主社会主义的观念”（第2页）。第六章对思想的专制统治：“马克思与恩格斯理论与众不同之点，并非由于他们所提出的理论的本身，而却是由于他们运用这些理论时所用的方法。他们不承认同时代人们思想里的任何科学及进步的社会主义的价值，常常一古脑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科学’；这样一来，一切认真的讨论和研究都被他们预先阻止了。”（第111页）“马克思、恩格斯两人进行本身的工作，并不了解同时代的许多最重要的思想，也轻视他们同一运动内部所有与他们相反的意见。…马克思、恩格斯对付他们在社会主义运动里反对者的办法完全是凭凶暴与不容异说。这对于蒲鲁东的社会学来说也许是不重要的；但对社会主义及社会斗争的发展来说，特别在法国，却是非常重要的。同样的情形也可适用到巴枯宁。马克思在他的《哲学的贫困》一书里，除了把蒲鲁东的意见一笔抹煞外，他又轻蔑地说了好多的题外话。他同恩格斯两人以同样方法对付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拉萨尔以及他们自己运动内部的其他反对派。”（第112页）
    [17] 除了上面提及的《新阶级》，在安那祺主义文库 R-6《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ISBN: 978-1-4583-0411-7,2011年）一书中，我翻译、介绍了马赫诺运动，也引用了已经议成中文的基于解禁的苏联原始档案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纳乌莫夫、科萨科夫斯基编，任建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沈志华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等大量新资料。
    [18]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也被简称为国际，即国际歌中的“英特纳雄耐尔”）几乎所有的中文文献和引用都持同一论调，来源于为列宁主义政治目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马克思教义（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除了直接参与者马克思以及后期为了排挤巴枯宁派进入国际的恩格斯、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婿）的文章，别的翻译成中文的资料，例如，根据俄共（布）中央出版社1934年版译出的《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文件资料）》，都宣示出对国际中所有非马克思派、特别是马克思以外的各社会主义潮流的敌视，曲解了国际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国际的精神和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度的欧文式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最先进、丰富的欧洲大陆社会主义发祥地法国的蒲鲁东式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被后来者正确地称为anarcho-syndicalism安那祺-工联主义，也多少带有对被资产阶级出卖的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7的向往。如恩格斯承认的那样，正是因为“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派，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拒之于门外的纲领”。（引自赵京：“国际工人协会的精神和基本原则”，2012年９月３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international.pdf）
    [19] 巴黎公社是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的里程碑，所有的社会主义流派都在此一显身手，所有后来的社会主义流派都为此滔滔不绝地辩论、误导，都以此指导、修正、影响自己的实践。其中最主要、最有影响的见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流派，特别是在中文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巴黎公社的见解是唯一的话语源。可以说，正是在巴黎公社的立场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 政治理论。（引自赵京：“巴黎公社悲剧的意义”，2010年11月8日第二稿。http://cpri.tripod.com/cpr2010/paris.pdf）
    [20] 赵京：“国际工人协会的精神和基本原则”。
    [21] 赵京：“巴黎公社悲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