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人类，反抗制度——巴枯宁

制度(组织形态)是构成人类生活的社会本质——笔者

如果说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两大正当孪生宠儿的话，无政府主义最多只能算是社会主义的私生子，与两位嫡生幸运儿同源却不同宗。无论是痛恨沙皇的宪兵、专制开明的君主，以及共和国的警察，还是哀叹侧翼的排挤、暗算，无政府主义的命运，正如领导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对孟什维克派的攻击一样：“非常遗憾，诸位已经被历史遗忘，你们的命运可悲，你们的作用已经完成，你们将被毫不留情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那么，当我们看到：托洛茨基被自身创建的共产主义政府流放到国外，七十年前孟什维克所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重新在俄国取代共产主义极权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期待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的复兴呢？

1970年，詹姆斯·焦尔James Joll在其所著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日文版序言中论述到：“1964年，此书的英文版刚发行的时候，无政府主义的运动已经从现实的关心变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了。随着西班牙共和国的灭亡、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衰退，无政府主义只存在于法国、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流亡者，或者纽约、巴黎、伦敦等大都市的少数固执知识分子当中了。然而，近年来我们又看到 ：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实践，作为一种超越国界的现象，特别在学生运动(日本也不例外)中，有令人注意的复活。这些新的革命运动，不一定明确地依存于无政府主义，有些运动明确地拒绝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但是，不可否认其中含有许多与本书中所阐述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和方法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是指由蒲鲁东所表述出来的，地方分权与劳动者自治的原理。当然，我们可以指出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波兰的团结工会，以及关于中国政体的联邦制设想顺应了这种要求。“而且，这些运动的意义，并不只是就无政府主义对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全权主义的批判，而且就无政府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产业社会的批判，也是仍然有效的。无政府主义是今天世界上存在着的、最有活力的激进思潮之一，至今为我们提供着新的启示。”这一点，当然不只是针对欧洲、北美，也对南美、亚洲其有相同意义的。

在《序论》中焦尔进一步发挥道：“与其它的少数派一样，无政府主义者是那些患成功崇拜症的历史学家的被害者。无政府主义者从来没有完全成功过一次革命，他们的政治理论充满了理论的欠缺、错误的前提。有一些类型的无政府主义教义为人们带来了情绪上的共感，却轻易被别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典型的冷酷、毫无意义的暴力、恐怖行为的行动特征一笔勾销。但是，过去一百年来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对产业社会的性质提出许多疑问，他们对近代国家的概念不断提出根本性的批判，对几乎所有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前提不断提出挑战。他们常常诉诸于非常粗暴、直接的手段，攻击既成社会、道德秩序的内在价值和制度，这些攻击，无论喜剧还是悲哀，都归于流产。但是，无政府主义运动迸发出来的抗议，是隐藏于人类心理底层的欲求，虽然它不构成重要的政治、社会势力，只不过是一连串的挫折，但这种欲求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从人心中消去。”

无政府主义的这种人性欲求当然是存在于人类发源之始的，但我们可以把其明白地表述追溯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影响下的内心胎动，最早由法国的乡村牧师梅叶以《遗书》的形式表露出来，这当然是合理主义对上帝权威的异端，作者明确喊出：个人的东西归个人，不要交付给任何形式的异己(教会、君王)。而卢梭则以自然和教育对现存制度的抨击成为无政府主义思潮写作方式的最大代表。在内容上比卢梭更完备地提出无政府主义学说的是英国的葛德文，他在《政治正义论》中，从两方面对社会制度提出幻想：(l)教育个人，使个人的幸福建立在对道德的追求上，从而使社会变得完善起来；(2)“政治制度的唯一正当的对象是个人利益”。政府不能持有以下两个以外的正当目的：社会内部解除对于个人利益的不正压抑，对外共同防御外敌的入侵。在此同时，马布里明确提出废除私有财产以达到人的平等，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伴随着强大国家建立起来的权力对人类生活的桎梏。

作为社会运动的无政府主义，却是十九世纪的产业革命冲击和法国大革命神话破灭的产物，目睹了当世的政治革命、宪法改革的失败，产生了对旧有的所有革命方法和目标的攻击理由和机会。无政府主义者所反对的，就是从十九世纪至今的现代国家的基本价值：越来越高度的中央集权、越来越发达的产业国家。这样，无政府主义的宿命就是不断反抗所有热衷于权力追逐的社会集团：从地主阶级到无产阶级革命家。无政府主义就是旧有的宗教信条与新兴的合理哲学冲突的产物，其最大的理论代表就是“启蒙主义的私生子”蒲鲁东。

为了给最贫困、最大多数的阶级找到改善其物质、精神、道德状态的方法，而且是从根本上一举解决问题，蒲鲁东本能地反感近代社会越来越占支配地位的产业发展，这就是他与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不同之处，认为他们所设计的“新社会组织化”不过是既成要素的再排列，把权力从一个组织转到另一个集团手中，完全没有意义，特别不能相信那些财产共同所有﹑由中央政府强制管理劳动的共同体乌托邦。作为人的第一要素的劳动，只能由各自的劳动合作来自治管理，在排除政府干涉这一点上，蒲鲁东承认亚当·斯密是他的老师。

但无政府主义的这位最大代表在理论上的漏洞立即被当时还不太有名的德国犹太人马克思的严密、独断的黑格尔哲学思辨所驳难。当时代的发展需要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运动领袖的时候，从俄国逃出来的巴枯宁就应运而生了，无政府主义运动与马克思的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合流在伦敦成立的第一国际上。

在第一国际中还有一位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英维马志尼也很有影响，《牛虻》的主人就是被描写成受马志尼的指派，押送弹药进山而被捕就义的。马志尼对国际性的工人运动缺乏民族斗争的知识和热情，当巴黎公社成立时，他反对这个运动而最终失去了对第一国际的影响。如果说第二国际是以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分裂而告终结的话，第一国际就是以马克思与巴枯宁的分裂而告终的。尽管在这两人的追随者间掺杂着不少个人的争权夺利，但他们两个人都明白彼此之间的原则差异决不可能弥合。今天看来，他们的差异有两层含义：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手段上看，马克思是英明的，无政府主义者最终只会堕落成不负任何社会责任的、人类社会的恐怖集团(甚至黑手党也被警察理解为无政府主义者)；从社会哲学的理念来看，巴枯宁坚决反对以权威主义的政党形态创建自由社会的企图，“我唾弃共产主义，因为它否定自由，剥夺自由的东西决不是人性的东西，共产主义把社会的所有权力都集中起来，必然会在国家的权力下把财富也集中起来。我则希求国家的废止，彻底扑灭权威的原理和国家的教化。国家在把人道德化、文明化的借口下，压抑、榨取人，使人奴化、堕落下去。”由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无政府主义者对全权主义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警告是多么英明！

恩格斯稍后论述到：“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在以下认识上是一致的：社会革命到来之际，政治国家以及与其相随的政治权威的消亡、即公共机能丧失政治的性格、变为单纯的监视社会利益的行政机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在权威主义的政治国家的成立条件还没有消除之际，要求一举废除这些社会条件，即革命的序幕就是废除权威。”这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最大乌托邦贫血症！“废除权威”本身就要求人类最大的权威！那么马克思先生确实实际一些：由一个能够废除自身权威的阶级——无产阶级，来废除旧的权威。在这一点上，巴枯宁的指责很准确：马克思所幻想的无产阶级是哲学思辨和经济学推理的产物，蒲鲁东则生活在现实的无产阶级之间，深知他们自身的弱点不足以担负起这个废除权威再自我废除权威的历史使命。可笑的是，列宁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在《怎么办》中又把“灌输”知识给无产阶级的使命交到知识分子的“先知”（如马克思和他本人）身上，背离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直接期待，彷佛回到其俄国同胞巴枯宁的立场上了。

无政府主义与政治权力最近的关系发生在西班牙，那里的口号一直是：“我们要求废除资本的支配、国家的支配、教会的支配，在此废墟之上，建立起无政府状态的、劳动者的自由联合体。”但我们知道：西班牙能够成为无政府主义最大的社会基础，乃是其从宗教改革、产业革命以来被时代遗弃的结果，最终导致了佛朗哥的独裁政权的产生。由此我们再次确认：无政府主义运动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以反政治来从事政治的企图必将彻底失败，虽然其回光也曾反照于中国大地上。无政府主义只是作为各次社会运动中的一种成分才永远存在于任何反抗国家权力的市民运动、学生运动中。

应该说，十月革命为俄国的无政府主义提供了最大的机会，无论是临时政府，还是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派、孟什维克派，以及各类隐蔽的、公开的无政府主义团体都没有绝对的权威，权威遭到了最大的威胁。但人除了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欲求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欲求：面包，而面包必须在秩序、权威中产生。更引申地看：人类，由于欲求面包而产生的服从，向往权威的性格，已经变成人性中不可分的最大特征。所以，毛泽东去世后，《人民日报》连篇发表恩格斯的《论权威》，共产党政府生怕无政府主义在人民当中漫延扩散。也正是民众需要权威的国民性产生了要把权威强加在国民头上的各类政治闹剧。

从共产主义全权形态中表露出来的对权力的服从只是整个现代社会演进的一个侧面。从产业社会以来，不断涌现出对近代民族国家、爱国主义的礼赞：洛克、黑格尔、孟德斯鸠、韦伯，一直到当今的帕森斯，都把自己的使命定为使国家机器更加权威、合理、精密、机能充实。但国家权力的统治现实却远离了“三权分立”提倡者们的理想。当今世界上，无论是苏联、美国，还是中国、日本，行政权即政府统治个人的权力高居于立法、司法权力之上，靠立法权来制衡行政权力、特别是国家暴力对个人自由压抑的期待只能是自欺欺人之谈。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生产领域对劳动者的压榨，还是共产主义制度下通过分配领域对国民的剥削，其共同实质都是通过国家的强权来实现的。

个人在这种暴力之下越来越无能为力，只能采取屈服、盲从、欺骗、出卖人格的方式才能生存下去，这在中国社会的现实中表露得最清楚：国家权力、即镇压之权(林彪的这句名言倒是个真理)非常强大，它拥有摧毁人类的能力，它供养了一大批国家“公仆”，靠国家的名义寄生国家的腐蚀越深，被腐蚀越深的国家更加深了对个人的支配。从最大的官僚到最没有权力的平民，都被国家政权这个撒旦治服得没有一丝反抗余地，只好以最卑劣、可怜的方式逃避国家的强权。这就是现代社会中“异化”的本质，叔本华、尼采、施本格勒敏感地指出：现代社会中的虚无意识的克服是当代人类文明的最大课题。如果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从政治权力的变革上力图反抗这种异化的尝试以有价值的失败告终了的话，从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那里，我们可以得到某些希望的曙光：从个人的知性﹑人格的改进着手的﹑基于个体、团体之间自由联合的社会改进运动兴许是解消不必要的政治权威支配的必由之路。

[首发于东京【民主中国】199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