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3月至5月的巴黎公社是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的里程碑，所有的社会主义流派都在此一显身手，所有后来的社会主义流派都为此滔滔不绝地辩论、误导，都以此指导、修正、影响自己的实践。其中最主要、最有影响的见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流派，特别是在中文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巴黎公社的见解是唯一的话语源。可以说，正是在巴黎公社的立场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 政治理论。今天，在苏联解体和中国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等作出一个基本判断了。

在1871年4-5月写于伦敦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欢呼道：“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写道：‘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权利。’/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4月12日，马克思致函库格曼：“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当维努亚和随后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反动部队逃出巴黎的时候，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意开始内战，好象那邪恶的侏儒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1]

马克思的论断，主要是基于丰富的想象力以符合自己的论点，与事实不符，[2]有必要先简单叙述公社的成立过程。[3]

导致巴黎公社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法国在1870年7月由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挑起的普法战争中的惨败。1870年9月2日，被围困在色当的拿破仑三世投降，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宣布成立第三共和国。全国选举（男子普选）后，由共和派和奥尔良保守派组成新的"国防政府"，梯也尔成为临时政府的首脑。但普鲁士继续大举进攻法国，9月19日，普军包围巴黎。多年来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再加上当前的食物短缺、军事失败，还有普鲁士军队的不断炮轰大大激化了社会各界的不满情绪。巴黎市民，特别是下层市民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建立一个民主的共和国，在普选后比较明确的要求是巴黎应该自治，拥有自己的经选举产生的议会，享有与其它法国城镇同样的权利，而这一要求一直被政府出于对激进平民的担心而拒绝。同时，大量涌入巴黎的穷人开始把自己的经济地位与法国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产生了谋求以一种更加公平的方式来管理国家经济的愿望。共和、民主、平等、自由的普遍愿望变成了朦胧的社会主义理想。

1871年1月，围城四个月后，临时的国防政府谋求与新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签订停火协定。德国人要求在停战协定里加入一条，要让德国军队以凯旋仪式进入巴黎。许多巴黎市民还是非常愤慨并坚决反对普鲁士人以任何仪式宣布对他们的城市的占领，有数万巴黎市民组成“国民自卫队”以保卫城市。特别是巴黎下层民众无所畏惧，准备好在德军进城后引发的武装冲突中血战到底。自卫队选举了他们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包括共和主义者雅各宾派、布朗基激进革命派和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派等。他们对外共同保卫巴黎击败德国人的进攻，对内保卫共和政体防止帝制复辟，对抗在1871年2月举行的一个支持帝制的多数党的选举。在德军进入巴黎之前，依靠普通市民的协助，国民自卫队已经设法把一大批大炮保存在一些相对安全的地方，主要的大炮放在蒙马特尔高地。

德军进入巴黎之后，老练的首相俾斯麦看到巴黎的高度政治狂热，说巴黎的城市自治要求“并不过分not so unreasonable”[4]，很快便撤离出巴黎，在郊外屯兵静观，同时保护逃到凡尔赛的梯也尔临时政府。法国首都出现了权力真空后，中央委员会的权威稳定地增长，梯也尔害怕中央委员会形成另一个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中心，感到再也不能允许中央委员会自由支配那4百多门大炮。3月18日，梯也尔命令政府军去夺取存放在蒙马特尔高地及其它地方的大炮。士气低落的政府军士兵们不但没有执行命令，反而与阻止士兵的国民自卫队和当地的男女老幼共同处决了政府军军官。政府军的其他很多部队也参加了叛乱并迅速扩大，梯也尔只好命令军队、警察以及各级文职行政人员们立即撤退巴黎。

3月18日，公社还没有诞生，马克思说“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是自己的创作，但人们把这一天作为巴黎公社历史的开端。作为巴黎唯一的权力机构，国民自卫队中央委员会立即组织了3月26日举行的巴黎“议会”的选举。马克思说教“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批判巴黎民众“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又说“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把公社的现实和理想变为一种马基雅维里式的政治计谋，贬低了公社的意义。

90名当选的“议员”包括了很高比例的技术员和专业人员（比如医生和记者）。他们才是公社的政治活跃分子，派别从共和派改良主义者，到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安那祺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蒲鲁东派），还有希望恢复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专政的雅各宾党人，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机构，更接近马克思术语“（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有64人就任议员，加上4月16日补选的17人，共有81名议员。其中18人来自中产阶级、约30人来自专业阶层（主要是共和派的报纸记者）、35人来自体力劳动阶层。议会中有19人来自中央委员会，最有能力、热情、经验和影响，其中有7人属于雅各宾派、4人属于布朗基派、3人属于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他们的职业为：6名技术员、6名工人、3名商人、2名专业人员。[5]巴黎公社于3月28日宣布成立，但各区经常在围城中与公社议会脱离关系。

以“祖国在危机中！”[6]为旗号的布朗基被选为议会主席，但他本人已经于3月17日被捕，整个巴黎公社期间他都被关在一个秘密监狱。公社一开始试图用巴黎总主教达尔博伊来换他出狱，后来又用他们拘留的74名人质交换，但均被梯也尔断然拒绝。布朗基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未来最理想的社会，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人民的愚昧是通往共产主义的两大障碍，而扫除愚昧靠教育，扫除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必须依靠少数革命家的密谋和暴动。如果没有巴黎公社，布朗基可能变为第二个“为平等而密谋”的巴贝夫，不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处于竞争意识竭力诋毁布朗基，称“阶级专政优于革命家专政”，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实行得人道、公正的话，正是布朗基主义的实践。

马克思把巴黎公社想象为自己思想的社会实验室，以他主观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模型和将来社会的雏形来歌颂、判断它，但他本人远离欧洲大陆，并没有把握巴黎的实情。《法兰西内战》的书名本身就是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悲剧的偏见定义。十年后，马克思与流亡的公社成员们发生分歧，指责公社的绝大多数成员不是社会主义者，知道公社根本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政府的尝试。[7]

不幸的是，马克思的误判被后来的恩格斯放大。恩格斯1891年3月18日在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纪念日于伦敦发挥道：“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派，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里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信徒。那里，绝大多数的布朗基派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少数人通过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比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以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首先就要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独断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正是由这些布朗基派占大多数的公社，在实际上是怎样做的呢？它在向外省的法国人发出的一切公告中，要求他们把法国的所有公社同巴黎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一个第一次真正由国民自己建立的全国性组织。”“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 [8]

“浪费了宝贵时间”去组织民主选举而不是迅速地消灭凡尔赛军、没有毫不犹豫地全部没收（抢劫）银行的资产，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出来的巴黎公社“教训”。但是，巴黎公社不是为了夺取法国的国家政权而成立的，它不可能为了夺取国家权力而发动内战。没收了银行的公社怎么可能向所有法国的城镇呼吁建立自治的联邦呢？公社议员为避免谴责而全体一致选择不去没收银行的资产，正好说明公社为了捍卫自由、自制的高贵原则不惜牺牲自己。如果每一次城镇或区域革命都以没收（抢劫）银行开始，革命不就成为犯罪的同义词了吗？什么样的人会参加或抵抗这样的革命呢？据从3月6日到5月29日一直留在巴黎的Pembroke Fetridge于同年8月在巴黎写出的历史中记载，有5百士兵的政府军第12连队当时一直没有离开巴黎、守卫着法国银行。[9]只是到了最后，在5月22日，公社才在得到银行（哪怕是被迫）同意的条件下，半强制地取出70万法郎支付国民卫队的薪水。[10]其实，公社的领导人都知道，在凡尔赛政府和德国的双重军事包围中，没有法国其他城镇、乡村的支持，他们的命运是注定了的，不可能像远离巴黎的马克思和后来的恩格斯、列宁那样异想天开地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的精神具有普世价值，值得各种类型、规模（而不限于争夺国家政权的战争）、意识形态的个人或团体的抵抗运动（从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西方的各种反战运动等）借鉴，正是因为他们要求的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天赋”社会权利，而不是任何非分的压制、欺骗别人的政治权力。

恩格斯论断到：“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他马上转换话题，利用巴黎公社为自己的打算开路：“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11]恩格斯在这里为了与社会民主党人论战，提出了马克思没有明确指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与巴黎公社的实际的社会政策和性质相离甚远。

公社在它短暂的生命期内采用了从前被废弃的法兰西共和国历，并采用象征社会主义的红旗以及第二共和国时期装饰有红边的三色旗作为自己的象征标志，恢复了在第二帝国时期被禁唱的《马赛曲》为国歌。尽管内部有许多不同，议会还是在管理一个两百万人的城市的基本公共事务方面做的不错；它也能够在一些政策上达成一致，倾向于建立一个进步的、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它们包括：

政教分离法令将所有的教堂财产变为公共财产，并且把宗教教育从学校中去除；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一直等到1880-81年费里法和1905年法国法律才重新实行这一法律，它们确立了法国的政教分离原则。公社允许教堂继续从事宗教活动，但条件是必须在夜间向公众政治会议开放，与街道和咖啡店一起，成为了公社另一个主要的共同分享的政治中心。其它计划中的立法还包括教育改革，免费提供教育和技术培训。

一些妇女组织了女权运动，继续了1789年和1848年的政治主张。例如，4月11日创建的“保卫巴黎和护理伤员妇女联盟”相信她们针对男权制的斗争只能在一场全球的针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之中实现，要求性别平等、工资平等、妇女的主动离婚权、世俗指导（非牧师的）权和女孩的专业教育权。她们还要求取消妻子与情妇之间、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之间的权利差别，废除妓女、关闭官方妓院。妇女联盟还参与了几个市政委员会以及组织了合作工厂。“蒙马特尔高地的红色处女”参加了国民自卫队，失败后被送到新卡里多尼亚，象征着数量很少的妇女在起义事件中的积极参与。[12]

免除在围城期间所欠房租（在此期间支付实际已经被中止），废除数以百计的巴黎面包店夜班，向在服务期间死亡的国民自卫军的未婚伴侣以及子女发放抚恤金，由城市当铺免费发还所有在围城期间被抵押的工人的工具以及最高价值20法朗的生活用品（防止技术工人在战争期间被迫典当了他们的工具）。

推迟商业债务的偿还，废除借款利息，由工人接管并运营被原主人放弃的企业(将来业主可以接受补偿)，等。

公社议会也完全支持国际主义，认为纪念拿破仑一世胜利的旺多姆圆柱是一个波拿巴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象征，将其拉倒。

对于常备军（以及征兵制）和警察的废除，符合安那祺主义的团体及个人之间的自由联合的社会理想。不过，在公社的特殊情况下，主要是因为国民自卫队同时负起了军队（对外）和公安（对内）的职责，废除常备军更具有呼吁法国别的城镇联合对抗临时政府军队的含义。对于废除官僚制度，特别是官员的高薪，也更具有临时的战争措施性质。最近的研究表明被马克思主义流派所称规定公社委员最高（国民自卫队总司令）年薪不超过6千法郎“相当于当时巴黎中等收入工人的年收入”的“公社原则”并不确切。当时一个巴黎男子的平均薪水是一天5法郎（没有参加战斗的自卫队员一天拿2.5法郎），一年（工作3百天）是1,500法郎左右，而一个烟草工厂经理的年薪是4千法郎，他的助手是2,800法郎。现在，实际上与国家权力结合的私营企业的官僚的高薪才是问题的关键， 靠选举上台的政治官员在任职期间可以拿不多的薪水（极端的富豪可以不拿薪水），而在下台后去私营企业任职谋取高薪。

公社领导们的工作负担非常大。人们期望议会成员们不是“代议”，而是被委任（随时可以被选举人撤换）来同时担任立法、行政（特别是军事行动）和司法的职能。这样的制度正是基于自由联合的安那祺主义的社会组织模式，特别适合于日常生活中的直接涉及自身利益的各种社会关系。各地区议会和大量的在围城期间为满足社区需要而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组织（小卖部，急救站等）通常也在当地居民的要求、指导之下直接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与公社议会的正式改革条令相比，公社的普通成员们更加激进，不管他们属于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第一国际的社会主义以及更多的自由主义共和派。在这种政治趋向的多样性、高度的员工自制和不同革命派别之间的紧密合作中，我们到处可见安那祺主义的主动自发的、直接的社会民主实践。为什么马克思等人就看不见呢？

不过，在国家政权以及整个统治阶级逃出巴黎的情况下，至少还可以实施已经大为折扣的“普选”[13]、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90位被选举的委员中，有16位温和派人士拒绝就任。公社4月16日马上进行补选，但只有四分之一的有权者投票[14]）。但在恩格斯“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列宁，发挥得更偏离巴黎公社的实践。在《国家与革命》[15]中，列宁抨击到：“ 无政府主义者正是企图把巴黎公社宣布为所谓‘自己的’，说它证实了他们的学说，然而他们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对这些教训的分析。对于是否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两个具体政治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连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答案都没有提出过。”但巴黎公社的意义不在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两个”俄罗斯政治家列宁最关心的“具体政治问题”，安那祺主义当然没有兴趣为此杜撰出“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答案”。虽然列宁也谈到“尽管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分成许多宗派，公社还是一个光辉的典范，它说明无产阶级能够怎样同心协力地实现资产阶级只能宣布的民主任务。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没有经过任何特别复杂的立法手续，就切切实实地实行了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废除了官僚制度，实行了官吏由人民选举的制度。”他却设定与巴黎公社无关的答案：“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互相矛盾的任务结合起来，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致命错误。”“两个错误葬送了光辉的胜利果实。无产阶级在中途停了下来，没有‘剥夺剥夺者’，而一味幻想在国内树立一种最高的公理，使全国团结起来完成全民族的任务；没有夺取像银行这样的机构；蒲鲁东主义者关于‘公平交换’等等的理论还在社会主义者中占统治地位。第二个错误是无产阶级过于宽大。本来应当消灭自己的敌人，但是它竭力从精神上去感化他们。它贬低了国内战争中纯军事行动的意义，没有向凡尔赛坚决进攻，以便在巴黎取得彻底的胜利。”而俄国“社会民主党能够打破年轻的无产阶级所抱的‘全民族的’和‘爱国主义的’幻想，在社会民主党直接参加下迫使沙皇发表了十月十七日的诏书之后，无产阶级就鼓足干劲着手准备革命的下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武装起义。无产阶级抛掉了‘全民族的’幻想，把自己的阶级力量集中在自己的群众性组织工兵代表苏维埃等等的手中。尽管俄国革命面临的目的和任务与1871年法国革命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俄国无产阶级还是采取了巴黎公社首先运用的斗争方式——国内战争。” 这是对千方百计避免内战的巴黎公社的肆意曲解。

国民自卫队先于4月2日与凡尔赛政府的常规军的展开了一场小规模冲突，但双方都没有真正地想要开始一场大规模内战。抵抗与求生变成了公社领导层首要的考虑，他们要把国民自卫队变成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在国外，包括德国在内的工会和社会主义组织也举行了集会和并传递了支持信息，但所有从其它法国城市获得真正帮助的希望很快破灭了。梯也尔阻止任何信息从巴黎泄露出去，里昂和马赛等城镇的公社运动很快就被粉碎了[16]，而法国外省及乡下对于大都市的运动一直以来就持一种怀疑性的保守态度，不予支持。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议会的一个分支赢得了一场选举，决定创建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与1792年雅各宾派建立的机构同名。从理论上来说它的权力非常大，但实际上巴黎公社的民众无法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恐怖，“公共安全委员会”几乎没有发挥作用。

从4月到5月，政府军的兵力在数量上持续增长（普鲁士释放了法军战俘以帮助梯也尔政府），达到13万人[17]，完成了对巴黎外围抵抗力量的分割包围，并将国民自卫队赶回城里。5月21日，巴黎城墙西部的一道城门被攻陷，凡尔赛军开始夺回巴黎。他们首先占领了繁荣的西部地区，在那里他们受到了那些没有逃离巴黎的中上层市民们的欢迎。凡尔赛军拥有集中指挥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他们已经学会了巷战的技巧，只需简单地把房屋的墙壁凿穿就可以完成对公社街垒的侧翼包抄。而公社没有一个统一的有计划的防御，每个街区为了自己的生存各自为战，最后被一个接一个地攻破。 5月23日，政府军通过普鲁士军队的防线攻陷蒙马特尔高地。当天晚上面临失败的公社政权下令纵火烧毁巴黎，被烧毁的建筑包括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国的王宫和与其相连的卢浮宫（部分被毁）、法国参议院、内政部、财政部、司法部、巴黎市政厅等。6名人质（包括达尔博伊总主教）于5月24日在监狱被枪决。

在进攻中，曾经拿过枪的公社战俘，或者被怀疑为曾经战斗过的人士，都被政府军立即枪决，集体屠杀成了家常便饭。在最后的流血周及随后的凡尔赛军的大处决中，最顽强的抵抗发生在东部的工人阶级区，战斗一直持续，直到最后的巷战。到5月27日，只有极少数的抵抗仍在持续，数千名政府军围攻并屠杀了退守在巴黎东北的拉雪兹神甫公墓的最后2百名公社战士。战斗到5月28日全部结束。

严厉的报复随即展开。以任何方式支持过公社的行为都被视为政治犯罪，成千上万人被临时拼凑的简易军事法庭判决并枪杀。另外还有将近几万人被押往凡尔赛接受审判。男人、女人和儿童排成长队在军队的监视下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去往凡尔赛的临时监狱（附图公社囚犯被送往凡尔赛，来自一本当时的杂志）。在流血周期间有15083人正式被捕[18]，但死亡人数一直无法得到准确的数字，估计从1万到5万人。据Benedict Anderson说：“7,500人被监禁或者流放”，“大约20,000人被处决”（附图）。记者Edmond de Goncourt三天之后写道：“血腥镇压非常彻底，象这样杀死所有敢于反抗者的流血事件，将推迟下一次革命爆发的时间。……旧社会至少为自己又争取到了二十年的和平时间。”[19]1872年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以防止一切革命组织产生的可能，巴黎继续保留军事法律达五年。对于被监禁、流放的公社社员，法国政府直到1880年才实行了大赦。

数千名巴黎公社成员（包括大部分的公社领导者）逃亡到了比利时、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其中最有名的是在公社失败后才驰名历史的欧仁•鲍狄埃（1816年10月4日－1887年11月6日）。鲍狄埃出身于巴黎的一个工人家庭，曾参加1848年的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1871年巴黎公社成立后当选为公社议员。公社失败后，他躲藏在阁楼中写出《国际歌》的歌词，表达了公社为之奋斗的理想和激情。我们都很熟悉的萧三译文，但只有第一、二、六段，这里录出第三段：“压迫的国家、空洞的法律，苛捐杂税榨穷苦；富人无义务独逍遥。穷人的权利只是空话，受够了护佑下的沉沦。平等需要新的法律，上写：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同样地，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第四段：“矿井和铁路的帝王，在神坛上奇丑无比。他们除了劳动，还抢夺过什么呢？在他们的保险箱里，劳动的创造一无所有！从剥削者的手里，他们只是讨回血债。”第五段：“国王用烟雾来迷惑我们，我们要联合向暴君开战。让战士们在军队里罢工，停止镇压，离开暴力机器。如果他们执迷不悟，让我们英勇牺牲；他们将会知道我们的子弹，会射向我们自己的将军。”[20]

巴黎公社的悲剧，对于法国和欧洲都提供了沉重的直接历史教训。法国由此告别了内战性质的革命，包括力图“重建公社”的布朗基派也承认、参与以普选为标志的共和体制内运作（布朗基1879年4月在狱中被选为法国议会议员）。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和主力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的高足考茨基（被列宁冤枉地骂为“叛徒”）等理论家的影响下，始终避免与施行了普选的国家权力作正面的战斗。即使从政治层面上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失败的德国建立的魏玛共和国体制远比本来属于战胜国的俄国在战后的内战和饥荒更人道、民主、自由。1921年3月18日，通过解散制宪会议引发内战而确立起一党专政（最坏的“布朗基主义”变种）的布尔什维克，在血腥镇压了巴黎公社的继承者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21]后，集会庆祝巴黎公社50周年。逃亡在彼得堡的安那祺主义战士柏克曼、古尔德曼不由得质问列宁这个梯也尔的传人：你有资格谴责（至少靠普选上台的）梯也尔吗？那些所有号称“共产党”的独裁者（从斯大林到金正日），你们比梯也尔罪恶百倍！

对作为社会解放雏形的巴黎公社，经历过1848年布拉格和1849年德莱斯顿市街战的巴枯宁对结局看得很清晰。在普法战争爆发时，巴枯宁就判断普鲁士的胜利会把欧洲的社会革命拉向倒退半个世纪。[22]1870年9月28日，以巴枯宁为首的社会革命家们占领里昂的市政厅，宣告成立法国安全委员会并发布条令，希望别的城市的呼应，共同废除国家，进一步引发德意志境内的革命。类似的起义也发生在马赛、布莱斯特等城镇，但都很快被资产阶级的地方或政府军警镇压下去了，因为法国广大的农村和穿军装的农民士兵们很容易被政府利用。[23]在4月5日致友人的信中，他写道：“不管任何可能，巴黎都会失陷，但他们不会白白消灭。”但是，“与权威共产主义的说教相反，……巴黎的社会主义者们相信只有通过人们自然发生的、持续不断的大众、组织和协会的运动，才能达成或带来革命的完全实现。”[24]正如安那祺主义者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用权威的手段控制第一国际一样，任何从事社会公共事业的个人和组织都不应该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与因为内部纠纷被马克思解体的第一国际（即《国际歌》中的“英特纳雄耐尔”）[25]不同，被国家权力镇压的巴黎公社，正是被马克思主义流派嘲笑的“仁慈”、“良心”、“诚实”、“树立一种最高的公理”、“过于宽大”等政治“错误”，才体现了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的永垂不朽的人性。[26]政治上的失败是暂时的，我们正是通过追求崇高的社会理想的自我牺牲的过程，向人类显示不同于既往的社会秩序，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准和文明规范。

换一个角度来看，法国改良派社会主义先驱Malon在1971年3月17日回到巴黎，18日晚与包括市长在内的由选举产生的巴黎官员一同与国民卫队的中央委员会谈判，19日晚到达de Ville旅馆，希望国民卫队退出旅馆，由这些选举出来的官员代表巴黎与凡尔赛的国民会议谈判。在遭到国民卫队拒绝后，市长Favre、Malon等人发表抗议宣言，但Malon仍然没有放弃和谈的希望，23日作为巴黎的代表之一赶往凡尔赛的国民议会，受到少数共和左派的欢迎，但国民议会的多数派拒绝谈判，迫使Malon站在巴黎一边。Malon在26日的选举中与其他22名国际劳工协会的成员当选为17区的公社成员，与Pierre Denis等起草了不少公社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议案。在后来的回忆和纪念文章中，Malon对于争夺公社主导权的布朗基派、雅各宾派等深刻批判，特别反对公安委员会的独裁性质，因为那是对激发民众对公社的激情的背叛；同时，出于巴黎公社的亲身经历，Malon虽然赞同反权威的federation自由联合、接近安那祺主义者，但在国际中力图调和马克思和巴枯宁的冲突，没有被马克思开除出国际[27]。其实，马克思1881年2月22日在回答荷兰社会主义者Ferdinand Domela Nieuwenhuis关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劳工政府的问题时，脱离了自己的理论，更象一个现实政治家：“你可能会指出巴黎公社的例子。但除了这只是一个城市在特殊情况下的反叛的事实，公社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但是，如果能够有少量的坚实常识，他们可以与凡尔赛达成有利于整体人民的妥协—这是他们当时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既然马克思已经这样说了，恩格斯和列宁还要发明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干什么呢？[28]

巴黎公社的基于包括草根阶层在内的人人参与的直接民主和基于自由联合的公正、平等社会交换与博爱的方式，是人类永恒的价值，是建立新社会生活的基石。我们在人类历史的每一次有意义的民众的自发的社会改进运动（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乌克兰马克诺运动、西班牙内战、芝加哥干草市场就义、美国民权运动、天安门悲剧、墨西哥原住民起义、世界社会论坛等）中，都看到巴黎公社的光芒。 

[赵京，2010年11月8日第二稿，2015年5月4日第三稿]

[1] http://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71-4.htm

[2]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性地抵消普鲁东的影响，把公社的目的和原则据为己有，巴枯宁称为违反“基本逻辑”、“一场真正的戏装的滑稽变种”。见Iain McKay, “I am an Anarchist,” 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 Winter 2011, #55, p.46.

[3] 主要引自中文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E5%B7%B4%E9%BB%8E%E5%85%AC%E7%A4%BE的译文表述（但其观点非常“马克思主义化”，不少地方违背英文版原意，与日文版也相差很多）和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4] Robert Toms, TheParis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

[5] 以上数据引自Julia Meszaros, Revolutionar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aris Commune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2006. p.18.

[6]布朗基：《祖国在危急中》，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7] Robert Toms, TheParis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99. 其中引用马克思1881年2月21日致Ferdinand Domela-Nieuwenhuis的信。

[8] 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二卷第28期和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法兰西内战》一书。

[9] Pembroke Fetrid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ParisCommune in 1871.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81. p.322.

[10] 来自银行的会议记录。Robert Toms, TheParis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91.

[11] 我在这里不得不大量引用原文，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要求的：“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当然，大段的引证会使文章冗长，并且丝毫无助于通俗化。但是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谈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使读者能够独立地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

[12]张德彝的《随使法国记（三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记述了他作为清朝使节团的英文翻译，目睹了在巴黎发生的事件。虽然作为一个23岁的中国青年，他不可能理解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但对一些社会动荡，特别是妇女的表现的观察，非常难得，值得参考。例如，早在1870年“十月初九日，有戴红帽之乡勇十万，…齐赴外都，伪以击退德兵为名，欲籍改民政而作乱”（93页）。10月31日，“有‘红头’数万，围守提督公署。声言要改‘红头民政’”（95页）。“德法虽经议定免战，尚未画诺。而此日‘红头’又乱，满街喧闹。经看街兵拦阻，而‘红头’缚其人于木板，投诸河中，掷石如雨，继用长杆插入水底而死”（103页）。在凡尔塞，见到“因官兵不与叛勇战，故调水师来此，蓝衣草帽，不堪整齐”（138页）。“火药局失火，轰火药五万馀斤，伤死女工五百馀名。…男皆当兵，女则有造火药者，有缝布袋装砂石以筑土城与炮台者，有能文工书草露布者，竟有荷戈而骁勇倍于男者，奇甚”（166页）。“被获叛勇二万余人，女皆载以大车，男皆携手而行，有俯而泣者，有仰而笑者，蓬头垢面，情殊可怜”（168页）。“见马队二百馀人由巴黎回，被获老幼女子三十馀名、男子二百馀名，皆携手步行，前后缚以麻线，由马兵解送”（169页）。“晚，见马步兵解送被胁之‘红头’万馀人上火轮车，皆流于阿斐利加（非洲）。其馀党恶作乱者，皆黑布蒙头，以枪毙之。”“见步兵二行，手执刀抢，防护叛勇六百，由楼下经过。…叛勇经过之处，土人皆高声贺采，不解所贺何人”。“又由楼下解叛勇一千二百馀人，中有女子二行，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171页）。“现擒女兵数百，讯明供认，一切放火拒捕，多出若辈之谋。昨由会堂审断，其女中之主谋者以枪毙之，馀皆发往牛嘎列丹尼岛充军赎罪”（172页）。“由楼下解去叛勇一千八百人，妇女有百馀名，虽被陋衣，而气象轩昂，无一毫袅娜态。”（174页）。

[13] 3月26日的选举有229167男子投票，比2月8日的30万多人投票的普选少。当然，时间上短促也是一个原因。Robert Toms, TheParis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69.

[14] Julia Meszaros, Revolutionary Theory and Practice inParisCommune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San DiegoStateUniversity, 2006. p.18.

[15] 《列宁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7月第1版。

[16] 著名的“怪人”George Francis Train在他的传记My Life in Mnay States and in Foreign Lands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nay, 1902) Chapter XXV The Share I had in the French Commune记述他在马赛与公社的奇遇，对他而言，“红色共和”像一场闹剧。

[17] Robert Toms, TheParis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62.

[18] Robert Toms, TheParis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71.

[19]与1989年天安门悲剧时邓小平的“杀20万学生换20年太平”（《华尔街日报》引用李光耀与邓小平的会见。《海峡时报》也报导李光耀提到，邓小平曾说过“如果我不得不杀掉20万学生，以换来中国100年的稳定，那就只能这么做。”）多么相似！正是邓小平完成了中国从国家社会主义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

[20] http://zh.wikipedia.org/zh/%E5%9B%BD%E9%99%85%E6%AD%8C。略微修改。

[21] 见笔者《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克朗斯塔特水兵们的“权力归苏维埃”要求本来正是列宁上台的口号，不过布尔什维克专政后，感到苏维埃妨碍他们的权力。

[22] 以下的引用来自G. M. Stekloff, Histo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28, reissued in 1968. p.191-194. 这是关于第一国际最全面的的历史（译自俄文第三版），虽然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史观，却用约一半的篇幅相当客观地叙述安那祺主义的活动事实，提供了很多难得的历史资料。

[23] Henryk Katz, The Emancipation of Labor – A Histo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New York:GreenwoodPress, 1992. pp.79-80.

[24] Mikhail Bakunin, “TheParisCommune and the Idea of the State,” 1871. Ed. Sam Dolgoff, 1971. http://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bakunin/works/1871/paris-commune.htm “Contrary to the belief of authoritarian communists – which I deem completely wrong – that a social revolution must be decreed and organized either by a dictatorship or by a constituent assembly emerging from a political revolution, our friends, the Paris socialists, believed that revolution could neither he made nor brought to its full development except by the spontaneous and continued action of the masses, the groups and the associations of the people.”

[25] 他们眼看不能控制国际，就把总部迁往没有社会主义基础的美国，远离欧洲大陆。但他们缺乏基本的诚实，当他们的忠实门徒要求把国际的资料转往纽约时，也遭到马克思的拒绝。

[26] 每当我反省被北京、东京等国家权力出卖的1989中国民主运动，从来没有后悔“仁慈”、“良心”、“诚实”为自己带来的命运。如果再来一次革命，我们还会选择自我牺牲的方式来改造社会。

[27] K. Steven Vincent, Between Marxism and Anarchism: Benoit Malon and French Reformist Soci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29-38.

[28] Werner Blumenberg, Karl Marx: An Illustrated Biography, Tran. Douglas Scott, Verso, 1998. ix & p.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