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是世界上第一大石油公司，即使以今天的超低油價，還有3376億美元市場資本。我2015年12月15日向公司提交改進高層報酬政策Executive Compensation Policy的提案，建議邀請外部專家作為顧問參加公司的報酬委員會提供建言。shareholders recommend that Exxon Mobil Corporation improve the executive compensation policy with respect to Exxon Mobil’s executive officers and other senior executives to permit outside experts to attend meetings of the Compensation Committee as non-members or as advisors to the Committee.我引用公司2015年股東大會通知，以主席兼執行長CEO 2012-14年的報酬$40,266,501、$28,138,329、$33,096,312為例，指出僅雇用一個（為董事會服務的）諮詢公司來決定高層報酬不合理、不公平，也不道德。公司在制定高層報酬政策時應該從廣泛的社會階層聽取意見、參照美國的總體經濟，包括失業率、工作時間和收入差距等狀況。 我同時引用法國政治經濟學教授Thomas Piketty的著名研究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證明美國異常的高層報酬導致的收入不平等已經帶來了金融秩序的不穩定。

這是我第一次埃克森美孚與打交道[1]，我首先憑經驗從公司的對應判斷一個公司的誠意。12月22日，我收到主管投資關係的副總裁兼秘書長Woodbury的快件，說我的股東證明中2014年12月12日購入的30股沒有維持一年以上的2000美元市值，因而沒有資格提案。我12月27日回復Woodbury，指出他的計算方法武斷：由於公司股價的下跌，我2015年8月19日在那30股的市值仍然高於2000美元市值之際又購入15股，所以在整個一年期間，我持有的公司股份市值從來沒有低於2000美元。

同時，我接到股東關係部門的Gilbert女士的幾次電話和電郵，表示公司願意聽取我的見解。我認真學習了她發給我的幾個公司文獻（有一些我在提交提案時已經研究過），回覆說我很難同意“公司既有的高層報酬政策已經相當程度上實施了你的提案”的說法。我們商定2月由Woodbury等埃克森美孚官員直接與我電話會談。這相當於埃克森美孚召開的外部專家會議，他們還同意我可以邀請別的專家加入。

2016年1月21日，公司負責與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聯絡的Parsons向SEC提交排除我提案的電郵。我注意到埃克森美孚沒有就我的提案資格為難SEC，只用了一個理由：公司已經相當程度實施了我的提案，而不是像雅虎、高盛、推特等公司雇用外部律師行編造五、六個理由，引用幾十個似似而非的案例對人手嚴重不足的SEC官員律師疲勞轟炸，反正只要SEC同意其中一個看起來像的理由就可以排除股東提案了。我決定不向SEC反駁埃克森美孚，相信SEC的律師官員會獨立判斷的。

2月16日，我和Woodbury以及另一個埃克森美孚官員（應該是股東部門經理Tinsley）舉行了一個小時的電話會議。我介紹了為什麼如此提案，除了重申已經在書面上表達的見解，進一步以日本（高層報酬一般不超過普通員工10倍，高管們覺得退休時能得到一份天皇的獎狀更值錢）、德國（董事會裡必須有工會代表反映普通員工利益）、甚至中國（據某銀行行長自稱工資為八千元）的例子，說明埃克森美孚的高層報酬政策違背世界潮流。Woodbury讓我稱他Jeff，重複以埃克森美孚是世界第一大石油公司的理由，強調公司高層報酬必須有競爭力。我也針鋒相對地指出：正是因為埃克森美孚是世界第一大石油公司，我才有意願關注公司的社會責任，促使公司發揮全球性領導力。最後我們一致認為會議成功地交換了彼此的見解，同意進一步交流。

我當晚思考了幾個小時，意識到以我的不足億分之一股份得到這樣的結果，達到了初步戰略目的：一、向公司傳達了明確的改善高層報酬政策的信息，二、我與公司的所有通訊都報告到SEC備案，SEC會把這些通訊都放到它的網站供公眾（特別是相關的企業律師）查詢，也相當於監督公司是否已經相當程度實施了我提案的政策，三、建立起交流的渠道。所以我回復公司說，感謝今天的坦率交流，雖然我們彼此依然不同意對方的意見，但我願意撤銷這一次提案，並繼續保持公司的股份。

第二天，公司馬上把我的決定電郵給SEC，SEC也神奇地當天回復我們。第三天Tinsley發給我感謝電郵，表示公司隨時願意聽取我的包括高層報酬政策在內的公司治理的建議。SEC隨即把我的提案和我與埃克森美孚交鋒的信息放到網上：http://www.sec.gov/divisions/corpfin/cf-noaction/14a-8/2016/jingzhao021716-14a8.pdf。

美國日益加劇的高層巨額報酬、收入不平等和經濟秩序的不穩定，除了社會上的普遍怨憤（但一直無力阻止）[2]，也反映到正在激烈展開的民主黨初選搏鬥。我從格林斯潘（他本人就兼任過好幾個大公司的報酬委員會董事）的書裡研究出美國大公司主要是按照不斷擴大的全球化規模的比例頒發給高層高薪的邏輯，要挑戰這種資本邏輯，除了繼續與公司管理層對話甚至對決（法庭上），需要更多的民眾參與。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6年2月23日]   

[1] 我2010年在第二大石油公司的提案介紹見趙京：“推動Chevron雪佛龍公司改進人權政策的經驗”，2010 年2月1日。http://cpri.tripod.com/cpr2010/chevron100201.pdf 。

[2] 正好有一篇斯坦福大學商學院的論文特別提到埃克森美孚的高層報酬問題，可以作為我進一步與公司交流的材料。Are CEOs Overpaid? A new survey shows Americans find flaws with executive compensation. February 17, 2016, Shana Lynch， Insights by Stanford Business. https://www.gsb.stanford.edu/insights/are-ceos-overpa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