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弗里德曼說:我擔心我們以後不會再有“事實”,壓根兒不能再就基本事實達成一致;我擔心我們在變成遜尼派和什葉派,只不過換了名稱叫“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但弗里德曼請教了亦師亦友的多夫·塞德曼之後,得到新的啟示
老高按: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問道:川普上台了,你真的不怕?我承認:我怕。後來我又發了一文《雖然川普不靠譜,民主法治靠得住》,有網友評論說:前些日子你在編者按中還說川普可怕,現在又說民主制度靠得住。我的理解,你的話有前後矛盾之處。既然民主制度靠得住,川普又有什麼“可怕”的呢? 我不覺得我的話前後矛盾。在回應中我寫道: 現在我仍然相信民主制度靠得住,但是我也仍然認為川普上台可怕。 當艾森豪威爾率領盟軍在歐洲血戰時,他相信西方民主國家的經濟實力和軍事機器乃至制度的強大,但他難道不也多次說過希特勒和納粹德國是“可怕的對手”嗎? 我剛剛看過《鋼鋸嶺》電影(這是根據真實故事拍攝的),美國軍人的意志與火力非常強大,但他們面對那些殘酷而瘋狂的日本軍人,難道不也覺得對手“可怕”嗎? 正義的一方最終是勝利了,但是付出了多少代價!許許多多的人,為戰勝可怕的對手,為校正歷史的航向,付出了一切,甚至付出生命。 ——當然,這裡只是用來舉例,我無意將川普比作法西斯。…… 我究竟怕什麼?幾個月前我曾經列舉過我怕的內容,但感到自己思緒沒有理清。今天讀到《紐約時報》中文網刊載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的文章,他文中引述了向總部在加州的LRN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多夫·塞德曼打電話請教,塞德曼回答他的一句話讓我頓開茅塞: “我們正在經歷的是對我們的社會與民主政體根基的攻擊,也就是事實與信任這兩大支柱。” 是了!事實,信任!民主社會與政體根基的兩大支柱受到攻擊,這是我所怕(恐懼和憂慮)的關鍵。 必須指出,衝擊事實與信任的,不自今日起頭,也不只是川普一人——自由派喜劇演員Kathy Griffin手提川普的首級拍照示眾,就極其惡劣,CNN立即將其解聘,我完全贊成,對這種行徑不能容忍。但我堅持認為,當今我們在美國(全世界範圍就另說了),重點要警惕和提防的,就是川普。這有兩條理由,首先,川普手握重權啊!如果希拉里·克林頓當選了,我們自然就要“轉移矛頭”去盯緊她了;其次,川普否認事實、挑撥信任,是最為放肆,最沒有底線,破壞力最超群的,諸位能另外舉出誰出乎其右,哪怕能與他比肩的嗎? 弗里德曼指出,事實與信任遭遇衝擊,自古有之,為什麼“這次感覺尤其危險,因為這種情況在被科技和特朗普惡化”。這個說法,我也贊成:其一,“尤其危險”是因為有科技加川普這兩方面因素;其二,不能將“始作俑者”的帽子扣在川普頭上,科技和川普二者的結合,是加劇惡化。 以上所談,都是關於美國的。是不是也可以延伸到對中國的思考呢?
特朗普+社交媒體=民主社會的災難
托馬斯·弗里德曼,《紐約時報》文網,2017年6月22日,翻譯:常青
幾天前,我在蒙特利爾參加一個會議,一位加拿大男士想搞明白美國到底發生了什麼,於是問了我一個簡單的問題:你現在最擔心的是什麼? 我停頓了一秒,就像一位旁觀者等着看我嘴裡會冒出來些什麼。然後我說了兩點:“我擔心我們以後不會再有‘事實’——我們壓根不能再就基本的事實達成一致。我擔心我們在變成遜尼派和什葉派——我稱他們是‘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但毀掉中東民族國家的宗派主義現在正在對我們產生影響。” 以前是人們不想讓孩子與一個不同的宗教或種族的人結婚時(這已經夠糟糕了),才會把那些人稱為“他們”。現在,“他們”成了一個不同政黨的成員。 當一名自由派喜劇演員手提唐納德·特朗普的頭顱模型拍照,當總統的兒子埃里克·特朗普(Eric Trump)在談到父親的民主黨對手時表示,“對我來說,他們根本不算人”,你知道自己在走向一個黑暗的地方。 所以,回家之後,我給對我而言亦師亦友的多夫·塞德曼(Dov Seidman)打了個電話,問他認為我們正在經歷什麼。塞德曼是幫助企業和領導層培養道德文化的LRN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著有《怎樣》(How)一書。(塞德曼這本書的完整書名是:《HOW: Why HOW We Do Anything Means Everything...in Business〔and in Life〕》,2007年出版。——老高注) “我們正在經歷的是對我們的社會與民主政體根基的攻擊,也就是事實與信任這兩大支柱,”塞德曼回應道,“我們之所以成為美國人,是因為我們同意達成一種關係,其中包含比我們自身更重要的理想,包含我們認為顯而易見的事實——因此認為它們將是我們一起邁向一個更好的國度的基礎,也是在這一路上尊重反對觀點的基礎。我們也一致認為,正當統治的權威來自‘我們人民’。” 但是塞德曼認為,當“我們”不再存在——因為“我們”不再有共認的事實——“也就不再有正當的權威,不再有我們的聯合繼續存在的統一基礎。”
在歷史上,我們有過事實與信任遭遇障礙的時候,但這次感覺尤其危險,因為這種情況在被科技和特朗普惡化。 有了社交網絡和黑客襲擊,極端分子能以我們不曾見過的速度與廣度傳播惡毒言論和虛假新聞。“如今,我們不僅像過去那樣極為分裂,而且在被一些廉價的工具積極地分裂開來,這些工具讓一個人傳播自己的‘事實’變得十分容易,因而破壞了真正的事實,”塞德曼稱。 現在,這個用憤怒牟利的行業要麼在把我們送入看不到另一面的舒適的回音室,要麼促使我們對其他人產生這種道德憤怒,以致於我們再也看不到他們人性的一面,更不用說像擁抱跟我們持同樣價值觀的美國同胞那樣,擁抱他們。 社交網絡和黑客襲擊也“使我們清清楚楚地看到每個機構深處的運行情況,看到使之運轉的人的態度,”塞德曼指出,“它們已經破壞了幾乎所有機構和許多領導者的威信,因為人們不喜歡他們看到的東西。” 隨着共識遭到貶損,對領導人的信任減少,我們現在面臨一場全面的“威信危機”,塞德曼稱。他將“形式權威”和“道德權威”進行了區分。 他還表示,沒有具備形式權威的領導層,我們的制度就無法運轉,但真正讓它生效的,是“占據這些正式職位的領導層——不管是商界、政界,還是學校和體育界——具備道德權威。有道德權威的領導明白他們可以向其他人要求什麼,以及必須在他們身上激發出什麼。他們也知道形式權威可以贏得或奪得,但道德權威必須在日常領導實踐中獲得。我們沒有足夠多的此類領導。” 實際上,這類領導人數非常少,以致我們都忘了他們是什麼樣。有道德權威的領導有好幾個共同點,塞德曼說:“他們憑藉事實信賴人——不管是明亮的,還是黑暗的。他們被價值觀——尤其是謙遜——和誠實原則激勵,所以他們會做正確的事,尤其是在他們處在困境或不受歡迎的時候。他們以高尚的目的延攬人才,把他們帶上值得自己奉獻的道路上。” 想想特朗普距離這個定義有多遙遠。在特朗普身上,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個無法領導我們度過危機的總統——因為他有形式權威,卻沒有道德權威——而且他每天在Twitter上的表現,是單槍匹馬在加速腐蝕我們社會的事實與信任。 我們看到這種情況就發生在了特朗普和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身上。 塞德曼解釋說,有這麼一句格言:“向我要求誠實,我給你我的忠誠。向我要求忠誠,我會給你誠實。”但特朗普對科米的誠實不感興趣。他只想讓科米無條件地給予盲目的忠誠,因為特朗普認為自己有要求這一點的形式權威。“但真正的忠誠不是要來的;只能是被激發的,”塞德曼說。 可惜,特朗普是不會改善的,技術的發展也不會放慢。目前最迫切的是,共和黨在短期內出現一些有道德權威的領導人物,真正對特朗普進行約束。但這點恐怕很難。 不過,今天這個政治-技術平台好的一面是,領導者可以從任何地方快速冒出來。看看法國新任總統。從長遠看,唯一能拯救我們的是有更多人——不論年齡、膚色、性別或信仰——在自己受尊重的領域培養道德威信,然後用它做一些大的、有意義的事。用它來競選公職,開創企業,經營學校,領導運動或打造一個社區機構。這樣就有助於把“我們”放回到“我們人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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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一家人,靜靜地坐在在美墨邊境高高柵欄的墨西哥一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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