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隻在弧線上爬行的螞蟻以為自己在沿着直線行走，在高處鳥瞰才看清螞蟻在走彎路。歷史學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大學問，對走過道路的回顧和反思是歷史學的責任。視野狹小者認為走的是光明坦途，從歷史大視野看才知道走了歧途 老高按：一個來月時間沒怎麼在“老高的博客”耕耘，原因無它：一個退休老人，竟然忙得四腳朝天。 一是應邀當執行編輯，一部上下冊的八十多萬字論文集《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運動70周年的歷史回顧》，已經編輯完畢，即將由田園書屋出版，明鏡集團旗下的《內幕》月刊，已經陸續經授權發出其中好幾篇論文——很慘，明鏡書刊出版最紅火的時節，有11種雜誌，大多陸續停刊，全球發行的只剩下《內幕》月刊這一種了。 《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這部書即使不算最難編的書，也是最難編之一。因為有幾千個注釋，大量統計圖表，出處不僅有中英文資料，而且有大量從民國到共和國的各地檔案。要嚴格按照學術著作的規範，必須心無旁騖、不錯眼珠。一點不誇張地說，書是八十多萬字，但前後看過多遍，那就是三百餘萬“字次”（生造一個詞，類似“人次”）。 二是在何頻“要發揮餘熱、抗衡衰老”的遊說鼓動下，一念之差，開設了《伐林追問》節目。節目聽起來似乎不太忙：每周一、三、五下午5點上線，每期只有20分鐘左右，一個星期也不過一小時吧。幹起來才知道從搜集核實資料、到錄音找配圖，相當耗時間。到昨天播出了29期，有過一期上十萬、十多萬瀏覽量的高峰，也有過一期只有三千左右點擊的低谷。話題則從胡錦濤在團中央歲月、趙紫陽百年忌辰紀念和去世、安葬，到蘇俄、共產國際策動在中國建團、建黨、建軍的少為人知的史實，等等。下一步打算更多地聚焦人物。 編書、專訪和做節目，都不離一個大主題，這就是：歷史。用各種方式，挖掘、審思、逼近歷史真相。自然引起不少人的嘲諷：“眼睛長在後腦勺”、“樂此不疲地挖掘中共陰暗面，閉眼不看崛起中國的新時代”……讀到楊繼繩先生在他的母校清華大學的校友座談會上的一篇發言，感覺也可以作為我對這些嘲諷者的答覆，轉載於下。 楊繼繩是2016年4月發言的，他在發言最後，列舉了清華校友所撰寫出版的一大批著作，就在那時之後，又出現了若干清華校友所撰寫的涉及文革的重要回憶錄和研究專著，例如：紅二代閻淮的《進出中組部》（這部書是李銳和楊繼繩分別寫序），陳楚三（中共一大代表陳潭秋的幼子）的《人間重晚晴》，還有楊繼繩本人的巨著《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真該感謝清華大學的這些理工科背景的校友！在我看來，關注中國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朋友，都應把這幾本書列為必讀書。 為什麼歷史學成為當代顯學
楊繼繩，縱覽中國 這是2016-04-22楊先生在清華校友2016年校慶座談會上的發言。 顯學，是指一時在社會上處於熱點的、顯赫一時的學科、學說、學派。為什麼歷史學成為當今顯學？因為當今社會對歷史有着強烈的要求。具體說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1.對歷史真相的強烈渴望，是眾多人關注歷史的一個重要原因 幾十年來，幾代人所學的歷史教科書，所受的歷史觀教育，很多是根據某種意識形態需要而剪輯甚至編造的。例如抗日戰爭，幾代人只知道共產黨打敗了日本侵略者以後，躲在峨眉山上的蔣介石才下山摘取勝利的桃子，不知道抗日主戰場在哪裡，不知道兩百多位國民黨將軍在衛國戰爭中捐軀；幾代人只知道，由於黨的英明領導，戰勝了1958-1962年空前的自然災害，使形勢越來越好，不知道數千萬人被餓死的慘烈人禍；沒有經歷文革的人只知道，文革中大批官員受到迫害，不知道受害的普通群眾是受害官員的十倍、百倍，只知道造反派是文革的作惡者，不知道十年文革中造反派僅僅活動兩年，作惡者主要是不同時期的掌握權力的人。只知道“四人幫”和造反派支持文革，不知道一大批高級幹部也在一段時期支持文革。 幾十年來，教科書還向國人灌輸所謂“五階段論”，即人類歷史要經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最終必然走向共產主義社會，從而認定走蘇聯道路進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不可抗拒的天律，蘇聯崩潰以後，有人還相信“五階段論”，還對蘇聯模式戀戀不捨。 當人們發現被矇騙，就會產生追求真相的強烈渴望。當得知真相多年被掩蓋、被歪曲，人們就會不顧一切地去挖掘它、揭露它、傳播它。 喬治▪奧威爾說：“當我動筆寫一本書時，我不會跟自己說我要寫一本完美的書。我想寫它，是因為我想揭穿某種謊言，是想喚起人們注意某些事實。”揭露謊言，還原真相，這也是當今很多歷史研究者的目的。我們這兩三代人受騙了，決不能讓後代子孫繼續受騙！ 為什麼真相被歪曲、被掩蓋？這是因為，有些人通過說假話來取得利益和維護利益。揭露真相，會傷及這些人的利益，會引起這些人的恐懼和反撲。 掩蓋真相和揭露真相，是利益和真理的較量，是光明和黑暗的較量。這種較量有時是非常殘酷的。因此，追求真相的渴望不僅僅是出於好奇心理，而是出於對真理的追求，因為沒有真相就沒有真理。 2.當一個民族經歷重大曲折，需要重新選擇道路時，需要重新審視走過的路，以更廣闊的歷史視野瞭望前進的方向 人類本來是要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和信息文明發展，從專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發展，從蒙昧和迷信向智慧和科學發展，而中國的近現代卻有一段時間脫離了人類這個發展軌道，直到改革開放又轉了回來。這好像中華文明的象徵黃河一樣。黃河本來是向東流，流向大海，融入世界潮流（以歐為師），但是流到陝甘地區以後被拉向了北邊，向蘇俄的方向流動（以俄為師），後來又拐回來，轉向大海的方向，形成了一個河套。這就是中國近現代史的河套，歷史的河套。 歷史河套的前一段造就了一個專制的中國、貧困的中國。這種結果背離了很多老一代革命家的初衷，廣大中國人蒙受了災難。歷史河套的後一段是改革開放，它使中國回歸人類文明的主流，走向擺脫貧困和專制的道路。 當初，中國人走進這個歷史河套時，有着良好的願望，有着當時的“合理”邏輯，有着國內外的動因。在革命者的眼裡，他們的選擇是合理的。當時也有不同的選擇，但占主導的革命力量認為“不合理”而加排斥。顯然，“合理性”的認定，受當時革命者的視野所限。按照革命者當時視野認定的“合理性”作出的選擇，步步演進，就形成了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者當時不會想到，“短期的合理邏輯”鋪設的路，是通向奴役之路，通向災難之路！ 一隻在弧線上爬行的螞蟻以為自己在沿着直線行走，在高處鳥瞰才看清螞蟻在走彎路。歷史學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大學問，對走過道路的回顧和反思是歷史學的責任。視野狹小的人們認為走的是光明坦途，從歷史大視野看才知道進入了歧途。英國哲學家培根說，“讀史使人明智。”明智就能少走彎路。 中國向何處去？這是近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反覆提出的老問題。經過大饑荒和文革等重重災難，答案就是走出歷史河套，就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得到空前發展，社會也前進了一大步。但是，由於“蘇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改革思想，經濟上搞市場經濟、政治上難以割捨蘇聯體制，因而出現大量新問題。面對這些問題，有人懷念毛，有人提出搞第二次文革。他們說：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他們認為沿毛的路子走下去，就不會出現這些問題。中國似乎又面臨一個重大選擇：是回到毛時代實行前三十年的路線，還是清算前三十年的路線，全面深化改革？ 在這一選擇中，社會思潮出現分裂，甚至出現了各站立場、壁壘分明、黨同伐異的情況。在這樣社會環境中，很多人彷徨、苦惱，迫切需要歷史經驗指明方向。這是歷史學成為當代顯學的第二個原因。 3.要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必須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教訓 什麼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幾十年來，都把毛思想當作最高標準。判斷一切事情的是與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思想。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提出用社會實踐標準代替毛思想這個標準。這場大討論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一篇文章引發的。文章題目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破除了對毛的迷信。這個“現代迷信”禁錮了中國人的頭腦二十多年，這場大討論打開了這個精神枷鎖。 然而，用社會實踐來檢驗真理有兩個難題：一是需要很高的社會成本，甚至要以幾代人的鮮血和生命為代價；二是需要很長時間。社會實踐不像自然科學那樣在實驗室里短期找到結論，它需要一個歷史過程才能明辨是非。用實踐來檢驗真理，不可能當下試驗，只能用人們經歷過的社會實踐來判斷是非。這就得依靠歷史。真實的歷史是社會實踐的記錄和總結。所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包含着一個必須完成的任務——真實還原近百年來的歷史過程，客觀總結歷史經驗教訓。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改革開放的開山巨斧和精神指南。要堅持改革開放，就必須堅持社會實踐標準；要堅持社會實踐標準，就必須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對過去走過的路，不僅講成績，還要講問題；不僅要看正確的，還要看錯誤的。其中，總結錯誤的教訓更為重要。人類知識基本是從錯誤中學習得來的。要從錯誤中學習，就必須認識自己的錯誤。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說：“忽視錯誤、掩蓋錯誤是不允許的，這本身就是錯誤，而且將招致更大的錯誤。” 遺憾的是，現在有人卻極力掩蓋歷史上的錯誤，把片面歌頌過去的成就當“正能量”大加表彰，把揭露和反思歷史上的錯誤當“負能量”大加打壓，無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的古訓，聽到諂媚的諾諾之聲就很高興，聽到忠誠的諤諤之諫就非常不滿。這種態度“本身就是錯誤，而且會招致更大的錯誤”。“更大的錯誤”就是重蹈覆轍。杜牧在總結秦朝滅亡的教訓寫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對錯誤的“自哀”“自鑒”中尋找真理，這是歷史學成為顯學的第三個原因。 4.沉重的歷史責任感，使一代人拿起了史筆 我們這兩三代人經歷了上述的歷史河套，有着進入河套和走出河套的清晰記憶和切身體驗。進入河套和走出河套都伴隨着時代的巨變、社會的動盪、生活的跌盪起伏和親人的悲歡離合。這兩三代人體驗的複雜性和深刻性，是平靜歲月中無法相比的；他們觀察社會的眼界和對社會認知的深度，是平靜時代的人們不能達到的。非凡的記憶，非凡的體驗，非凡的認知，是這兩三代人最重要的遺產。前兩代人多已告別人世，只有我們這一代人保有這些遺產。我們已白髮蒼蒼，垂垂老矣，不把這份遺產著之竹帛、傳給後代，就可能永遠地消失了！這將是死不瞑目的重大遺憾！正如孫怒濤校友說的，“歷史，拒絕遺忘！”“遺忘，意味着億萬文革受難者的苦白受，血白流，命白丟；遺忘，意味着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沒有前途，沒有希望。”沉重的歷史責任感使這一代人拿起史家的筆。他們寫歷史不是為了出名，他們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已經功成名就了，為什麼還要對與自己專業無關的歷史費如此多的心血？陸小寶校友回答得好：“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最後責任！”這是歷史學成為當代顯學的又一個原因。 由於有了沉重的責任感，最近幾年，清華校友出版了一大批著作。有《清華文革紀事》（沈如槐）、《清華文革親歷》（邱心傳、原蜀育）、《倒下的英才》（唐金鶴）、《風雨歲月：1964-1976年的清華》（劉冰）、《良知的拷問》（孫怒濤）、《清華文革五十天》（蒯大富）、《走出文革》（葉志江）、《雲捲雲舒——清華筆記》（傅培程）、《潮起潮落》（陳繼芳、馬小莊）、《落霞孤鶩》（王克斌）、《明日黃花》（顧耀文）、《拒絕遺忘——清華十年文革回憶反思集》（孫怒濤主編）等等。我們都是快要謝幕的人，用自己的經歷總結歷史教訓，是我們在人生舞台上的最後一個亮相，是向我們的後代、向明天的祖國交出的最後一份考卷。 顯然，用自己的經歷總結歷史教訓，不僅是清華大學的學友，很多經歷這個時代的人也在歷史書架上擺出了自己的成果。個人的甜酸苦辣和國家的盛衰興退息息相關，這些個人史著是中國當代史不可或缺的見證。這些帶着體溫的著作，是生命史、心靈史，也是社會史，是“歷史河套”里一個個鮮活的、多彩的浪花。謝謝大家！ 近期圖文： 為什麼盯着那場浩劫不放？非常罪犯與非常罪行 農民是怎樣當上“反革命集團首犯”的？ 自由和民主兩者間矛盾不可能徹底消除 中國讀書人的面子毀了讀書人？ 除人名地名不同，許多歷史事件一再複製 中國政壇紛爭背後的那隻手 “標題黨”勾我看了篇有價值的文章 危言聳聽？民主制度正毀於信息革命！ 假如“四大發明”風波發生在美國大學 武漢大學中文系77級出版回憶錄和作品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