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理事會拉菲克·哈里里中東中心中東和北非未來實驗室主任哈立德·阿齊姆(Khalid Azim)今天7月31日早晨在《大西洋理事會網站》發表的評論--“為什麼海灣合作委員會一體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真知卓見,請君一讀: 上周,沙特阿拉伯新聞大臣薩勒曼·多薩里(Salman Al-Dosary)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阿卜杜拉·本·穆罕默德·阿爾·哈米德(Abdulla bin Mohammed Al Hamed)在數小時內先後在X平台發文,熱情重申兩國之間的友誼。隨着海灣國家在與美國的戰爭期間持續遭受伊朗及其代理人的襲擊,共同的安全利益或許促成了這種合作。然而,更有說服力的合作理由在於經濟,而且這種理由遠遠超越當前的地緣政治時刻。 經濟多元化使一個國家能夠安然度過經濟周期,而不是受制於經濟周期。沙特阿拉伯“2030願景”正是建立在這一前提之上:其設計者明白,在知識經濟時代,繁榮更多依賴於培養人才,而不是開採碳氫化合物。然而,對於正處於轉型中的國家而言,區域合作對於擴大規模和促進增長至關重要。東南亞所謂的“亞洲四小龍”國家便是一個典型例子。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等國需要在投資、貿易和技術轉讓方面開展一體化合作。儘管彼此存在政治分歧,它們仍建立起了以投資和出口為導向的一體化經濟體系。 在我看來,無論海灣合作委員會任何一個成員國經濟實力多麼雄厚,都無法僅依靠本國資本和本國人才儲備,獨自建立一個人工智能產業或一個生物技術產業集群。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5年的一篇工作論文中,葉夫根尼婭·科爾尼延科(Yevgeniya Korniyenko)和辛維寧(Weining Xin)利用涵蓋2000年至2023年間13,000多筆投資交易的數據庫進行研究,發現跨境流入投資對化石燃料產業以外領域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明顯大於單純依靠國內投資所產生的效果。他們還發現,流入海灣合作委員會的投資中,已有超過四分之一來自本區域內部,而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無論按投資數量還是投資金額計算,都占據了區域投資活動的大部分。 他們的實證分析進一步發現,流入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每提高1個百分點,四年後非油氣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將增加約1.2%,這一效果約為國內投資同比增長所帶來效果的三倍。如果跨境投資確實比單純國內投資更具生產效率,那麼深化海灣合作委員會一體化就不僅僅是一項區域外交實踐,而是一項加快經濟多元化、提升生產率和推動長期增長的發展戰略。 這些都不是新的經濟學思想。兩百多年前,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就已經提出,一個國家通過專注於自身具有相對優勢的領域,並通過貿易獲取其他商品,就能夠變得更加富裕。真正發生變化的是,比較優勢本身的構成已經改變。在李嘉圖所處的時代,比較優勢來自土地、勞動力和原材料——這些都是一個國家要麼擁有、要麼沒有的資源。而今天,比較優勢來自科研機構、資本市場、數字基礎設施、創業生態以及創新人才。與油田不同,這類資產與其他人聯繫越緊密,其價值就越高。 僅僅實現專業化還遠遠不夠。產業的發展不僅隨着更多資本流入而改善,更會隨着更多人使用它而不斷提升。一個區域支付系統,每增加一家銀行加入,其價值就會提高。資本市場隨着更多發行人上市、更多投資者參與,市場深度不斷增加,交易成本不斷下降。大學合作項目或科研網絡,隨着知識和人才能夠更加自由地跨越成員國邊界流動,也會創造出更大的價值。每增加一個參與者,整個體系對其中所有成員的價值都會進一步提高。 伊朗衝突使這一進程變得更加複雜,但其影響方向可能並不像多數人所認為的那樣。這場衝突促使每一個海灣國家政府更加重視國內韌性。這種本能反應可以理解,甚至可能是必要的。但如果六個國家各自重複建設同樣的戰略基礎設施和供應鏈,那將是一種成本高昂的增強韌性的方式。大量資本將投入到重複建設的產能中,卻無法獲得相應的回報。相比之下,共享物流通道、互聯互通的支付體系以及協調一致的能源基礎設施,同樣能夠提供抵禦衝擊的保護,而且成本只是前者的一小部分,因為整個地區可以依靠暫時未承受壓力的其他部分提供支撐。區域一體化並不能取代國家自身韌性的必要性,它只是使這種韌性更具成本效益。 伊朗的挑釁或許成為上周海灣國家公開展示團結的直接催化劑。但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新時代,最終取得成功的國家未必是擁有最多碳氫化合物儲備或最龐大主權財富基金的國家,而將是那些建立起最強大資本、人才和技術網絡的國家。對於海灣合作委員會而言,這不僅僅是一種願景,而是實現長期繁榮的經濟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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