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美國再工業化是許多美國有識之士的共同願望。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2021年至2025年、現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基辛格治國方略與世界秩序實踐教授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是其中之一。他於星期三7月29日發表在《外交事務》雜誌的文章,“如何實現美國再工業化--建立戰略投資基金的理由”,推薦一讀: 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在發明、製造和推廣技術方面無與倫比的能力,一直支撐着其繁榮與力量。如今,在一個由國家推動競爭的新時代,這一基礎正承受壓力。經濟學家戴維·奧托(David Autor)和戴維·多恩(David Dorn)警告稱,一場“第二次中國衝擊”正在到來,這一次不是廉價出口造成的衝擊,而是技術主導地位帶來的衝擊。北京正在爭奪先進產業前沿領域的全球領導地位,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計算、航空航天、下一代能源和生物技術。 中國通過建立一個龐大而分散的國家支持型創新融資體系來實現這一目標,將受補貼的資本引導至優先發展的高科技行業,並鼓勵企業為擴大規模展開殘酷競爭。其結果是,一個市場被國家干預系統性地傾斜,在這個市場中,中國企業可以過度建設產能,並在美國及其盟友的競爭者擴大生產規模之前向市場傾銷產品。中國的戰略創造了一個如今能夠與美國相抗衡——並且在某些領域已經超過美國——的技術生態體系。 北京還利用這種方式控制關鍵供應鏈,並利用這種控制向地緣政治對手施壓。2010年,在圍繞東海島嶼發生外交爭端期間,中國削減了對日本的稀土出口。十五年後,在與美國發生貿易戰期間,中國限制這些投入品的供應,以取得優勢,促使美國總統川普削減對中國商品徵收的三位數關稅。對中國而言,工業能力已經成為一種脅迫工具,也是一種競爭力工具。 在中國建設工業實力的同時,美國卻允許其大部分生產基礎遷往海外。幾十年來,這種轉移似乎沒有帶來多少戰略代價。即使製造業就業崗位減少、供應鏈橫跨多個大陸,美國仍然是世界領先的研究和發明中心。但如今,將創新與生產分離所帶來的代價已經大到無法忽視。隨着工廠遷往海外,美國失去了大量熟練勞動力,也失去了以速度和規模進行生產的專業能力。如果不改變方向,美國可能會將技術優勢,並最終將更廣泛的全球領導地位,讓給中國。 為了避免侵蝕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所稱的“國家供應的必需品”,美國必須重振使複雜、高價值製造業得以蓬勃發展的生態體系。簡而言之,美國必須更善於製造自己設計的東西。 但華盛頓不應試圖全盤複製北京由國家支持的做法。畢竟,美國擁有許多中國不具備的優勢,包括企業家、大學和資本市場,而美國的資本市場是世界上最深厚的。然而,這些市場以效率為目標進行優化,而不是以韌性或安全為目標。因此,挑戰在於將資本轉化為能力,將投資引導至那些支撐現代國家實力和經濟活力的產業:先進計算、生物技術、機器人技術、關鍵礦產、製藥前體、先進製造,以及電力能源基礎體系。而解決方案則是建立一個雄心勃勃的國家戰略投資體系,其核心是一隻聯邦戰略投資基金。 奠基者 自建國以來,美國一直將金融視為一種主權工具。漢密爾頓在1791年提交國會的《製造業報告》中指出,經濟獨立與政治獨立密不可分。他認為,這個年輕的共和國必須利用公共信用培育生產性產業和國家實力。漢密爾頓設想了一種由國家促成的務實資本主義模式,其中,貸款和“獎賞”鼓勵“幼稚製造業”,關稅保護戰略性行業,公共機構則將資本引導至國家的長期目標。每當美國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時,其領導人都會重新回到漢密爾頓的邏輯。 在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信貸市場陷入凍結時,成立於1932年的重建金融公司填補了這一缺口,並充當戰略投資者,為銀行、公用事業、住房和製造業提供融資,在獲取回報的同時恢復了市場對美國的信心。其戰時子公司國防工廠公司建造了2,000多座工廠和造船廠,最終將這些設施移交給私人經營者,為美國戰後在鋼鐵、航空和化學工業領域的主導地位奠定了基礎。 隨着戰爭結束,國防工廠公司停止運營,重建金融公司也於1957年逐步結束運作,但它們憑藉獨立的資產負債表和專業化企業管理,為負責任的公共投資體系應當採取何種形式提供了範例。它們表明,有效部署的公共資本可以用於投資私人資本不願意或無力獨自提供融資的重要產業。 華盛頓不應試圖全盤複製北京由國家支持的做法。 冷戰期間,華盛頓在尋求壓倒蘇聯的優勢時,建立了一系列將科學雄心與戰略目標連接起來的新機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原子能委員會和國家實驗室的建立,反映出華盛頓認識到,地緣政治競爭需要持續的公共投資。 這種方式取得了成功。早期與國防和太空相關的半導體採購創造了需求,隨着時間推移,使這種技術的生產變得更加廉價和高效。在沒有私人買家的時候,美國空軍的“民兵”項目和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阿波羅”任務購買了數千枚芯片。隨着政府需求增長、成本下降,一個完整的美國商業半導體生態體系逐漸形成。仙童半導體公司於1957年成立,隨後英特爾和超威半導體於20世紀60年代成立,美光科技於20世紀70年代成立。德州儀器和摩托羅拉等現有科技公司也擴大了半導體業務,將其應用範圍拓展至軍事和商業領域。 然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支持聯邦政府在工業發展中發揮廣泛作用的更大範圍政治和經濟共識開始削弱。通貨膨脹、能源衝擊以及由此產生的財政壓力,削弱了公眾對政府能夠在經濟中發揮建設性作用的信心。華盛頓形成了一種新的共識,認為市場比公共官僚機構更靈活、更有紀律,因此是有效配置資本的唯一真正工具。 整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華盛頓的職責從投資者縮減為監管者。過去,它曾幫助建設產業;如今,它將自己限制在通過反壟斷和信息披露法規制定市場競爭規則。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和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等機構,在里根時代的市場自由化,以及克林頓政府的財政紀律和全球一體化進程中,仍然保持強大實力,但研究、金融與生產之間的連接組織逐漸萎縮。在21世紀的前三十年中,這種聯繫才剛剛開始恢復。 中國特色的投資 在第一次“中國衝擊”掏空美國製造業基礎一代人之後,第二次衝擊正在展開。進入21世紀後,北京已將技術領導地位確立為一項國家工程,動員金融、採購和政策工具,力求在前沿產業中占據主導地位。 中國已經建立起一套全面的國家引導型投資體系,將中央戰略與地方分散試驗結合起來。各省、市和中央部委已經設立了1,700多隻“引導基金”,籌集了近7,000億美元資本。在政府提供土地和審批許可的支持下,這些由專業團隊管理、以盈利為目標的投資工具,將股權資本引導至優先發展領域。這種做法造成了巨大的重複建設和浪費,但也培育出能夠在全球範圍主導各自行業的國家冠軍企業,例如電池製造商寧德時代、太陽能技術生產商隆基綠能、無人機製造商大疆,以及電信巨頭華為。與此同時,中國正把這些產品製造過程中形成的知識,轉化為創新前沿領域的優勢,包括美國傳統上占據主導地位的行業,例如生物技術。 中國的體系不僅為供給提供融資,也創造需求。中央和地方政府通過補貼、採購和監管相結合的方式,創造了新的市場。以深圳推廣電動汽車為例。通過強制要求公交車和出租車車隊實現電動化,這座城市為當時仍處於發展初期的電動汽車製造商比亞迪提供了有保障的需求、穩定的現金流,以及私人市場自身無法提供的現實運行反饋。一個共享的電動汽車產業生態很快蓬勃發展起來。電池和電子零部件供應商聚集在比亞迪周邊,城市運營企業和電網公司建設充電與測試基礎設施,當地大學則持續培養電動汽車工程師和技術人員。此後,比亞迪在全球汽車銷量上超過了特斯拉,中國也取代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汽車出口國。 北京接受了美國在與蘇聯競爭期間曾經深刻理解的一條經驗:技術領導地位不僅取決於發明,也取決於工業實力。中國根據自身政治體制調整了這一邏輯,以黨國資本主義模式取代了美國的公共投資與私人企業合作模式。 工業實力流失 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期,美國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建立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工業基礎,即它的“民主兵工廠”。但最近的危機暴露出,這個國家的建設能力已經變得多麼薄弱。世界依賴台灣生產最先進的芯片,這構成了一個單一而脆弱的故障點。在製藥領域,近700種經美國批準的藥品,包括抗生素等關鍵藥物,都依賴至少一種僅在中國生產的化學品。中國還主導稀土和石墨精煉,而這些材料對於驅動國防和清潔能源系統的磁體與電池至關重要。美國干船塢數量不足,限制了海軍戰備能力;對進口電力變壓器的依賴,則拖慢了國家電網升級,使其容易遭受長期停電。 在中國建設高度集中的產業生態體系、使供應商、原材料和製造環節能夠從設計無縫轉向大規模生產的同時,美國卻任由自身的“電氣技術體系”——關鍵礦產、電池、電力電子設備和芯片相互連接的供應鏈——逐漸遷往海外,削弱了工業學習能力和產業深度。 麻省理工學院創新經濟中的生產工作組已經證明,在複雜、高價值產業中,創新取決於設計與生產之間的地理接近。當製造業遷往國外時,工程師與工廠車間之間的反饋循環就會中斷,創新也會受到損害。正確推進再工業化,是恢復美國發明優勢的先決條件,也是其戰略實力的基礎。 資本約束 美國擁有世界上最複雜的資本市場,但這些市場的優化對象,是那些收入容易評估、風險可以分散、反饋迅速且失敗成本相對較低的領域。然而,美國再工業化所需的投資未必符合這種模式。三項主要金融障礙橫亙在前。 首先,一些戰略性工業部門依賴私人市場無法可靠提供或準確定價的條件。核電站、半導體製造廠、造船廠、變壓器工廠和稀土精煉廠,都需要大量前期資本、長達數十年的投資回報周期、穩定的政策環境,以及對長期需求的信心。關稅、採購規則、電網標準或大宗商品價格的任何變化,都可能在一夜之間抹去投資回報。對投資者來說,理性的反應是在投入大筆資本之前等待觀望。從每個投資者的角度看,這種謹慎是明智的,但從社會整體層面看,它會導致投資不足。政府政策可以改變這一局面。當國家通過長期承購合同、穩定監管或有保障的最低價格提供一定確定性時,就能給予投資者所需的可預測性,私人資本也會隨之進入。 其次,創新經濟中的生產工作組的研究表明,美國在風險投資與公開資本市場之間的“規模化”階段存在融資缺口,而有前景的技術必須在這一階段從原型轉向生產。大型跨國企業可以利用內部現金流彌補這一缺口,但普通中小製造商——它們占美國製造業的大多數——以及先進製造業初創企業卻做不到。過去為地區小型生產企業提供融資的地方銀行已經消失,而風險投資者通常迴避工廠資本,因為他們認為這類投資資產過重,而且回報速度太慢,無法達到風險投資所要求的收益水平。結果便形成了一種結構性融資缺口,使企業難以度過漫長、高風險且資本密集的規模化階段。 最後,市場無法對正外部性進行估值,也就是當私人投資創造出投資者自身無法完全獲取的社會或戰略利益時所產生的外溢效應。包括先進製造、清潔能源、半導體和機器人技術在內的戰略性實體產業,會形成邊干邊學的能力、供應商網絡和工程技術能力,這些都能強化更廣泛的製造業生態體系,但並不總能為某一家企業帶來財務回報。 美國製造業的發展歷程說明了這一動態。一旦生產生態體系遭到分割,就極難重建。例如,美國造船業在20世紀80年代之後崩潰,當時政府補貼被取消,供應商體系的深度和設計專長也隨之消失。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變壓器或機床製造業外遷,短期內降低了下游企業的採購成本,卻摧毀了國內工程師和零部件製造商基礎。每一家企業單獨作出的外遷決定可能都有其合理性,但這些決定疊加起來,卻削弱了美國的工藝知識,並連同其生產核心一併削弱。 地緣政治進一步加劇了這些市場失靈。中國國家支持的干預措施,將美國及其盟友的生產商擠出這些產業的市場,即使這些生產商在技術上處於領先地位。一位富有創新精神的美國製造業企業首席執行官曾告訴我,為他的首創技術籌集美國資本,是一連串瀕臨失敗的經歷;而就在他艱難推進之際,大量模仿其技術的中國競爭者迅速湧入市場,這些企業得到國家補貼、免費土地和有保障買家的支持,很快就壓低了他的競爭空間。 然而,美國工業面臨的障礙,既來自海外受補貼的競爭對手,也來自國內支離破碎的政府體系。在核能或礦產加工等行業中,阻礙往往不僅是缺乏資本,也包括分散割裂的審批與監管環境所帶來的高昂“軟成本”和不確定性。應對這些官僚程序會消耗多年的資本,卻在整個過程中創造不出任何有形價值。而且,政府採購不一致且進展緩慢,無法提供企業擴大規模所必需的穩定需求。 因此,華盛頓的公共投資必須與一種新的政策方式相結合。它不必在每一美元上都與北京一一匹配。但它必須糾正美國金融實力與生產能力之間僅靠市場無法解決的結構性失衡。 連接各個環節 美國仍然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早期創新體系。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國家實驗室和國防創新部門繼續支持突破性技術。《國防生產法》和戰略資本辦公室則在關鍵安全領域提供有針對性的貸款和擔保。但由於缺乏一個協調經濟治國核心工具的共同框架,單項投資往往受到程序摩擦和機構錯位的削弱。 由於美國缺乏這樣一個框架,來規定哪些產業具有戰略重要性,以及國內或盟友需要維持何種最低限度的能力,因此聯邦行動一直是被動的、由危機推動的。川普第一屆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間動用緊急權力,以確保個人防護裝備和醫療物資供應;拜登政府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進行了有針對性的干預,以維持彈藥和固體火箭發動機生產;隨着中國出口威脅加劇,拜登政府和川普第二屆政府都援引《國防生產法》,支持稀土加工和永磁體產能。只要華盛頓仍然缺乏一項全面戰略,這些行動就會繼續是零散而狹窄的,並且容易隨着政府更替而被逆轉。 即使優先事項已經明確,美國也缺乏一個能夠圍繞共同目標,同步協調投資、需求端承諾、監管和貿易政策的機構。歷屆政府曾通過組合不同機構的權力來促成交易。近年來,稀土和電池材料投資在沒有獲得撥款支持的長期採購安排或市場穩定機制的情況下推進;《芯片與科學法》的激勵措施逐個項目談判,與貿易保護措施或下游需求的整合程度並不一致;而重建造船和變壓器產能的努力,仍然不斷遭遇繁重的聯邦、州和地方審批與監管程序。 美國必須更善於製造自己設計的東西。 美國還缺乏一個嵌入資本市場、能夠直接與私人基金、銀行和機構投資者合作的常設公共投資者。戰略投資由各個機構分別通過量身定製、脫離正常交易流程的項目進行談判,這限制了政府為風險定價、動員大規模私人資本,或將已經證明有效的結構推廣到多個行業的能力。缺乏一個專業化、可重複運作的共同投資平台,公共支持往往取代了私人融資,而不是發揮催化作用。 最後,美國沒有一個能夠使其戰略投資與盟友協調一致的制度性載體。相反,近年來歷屆政府一直把臨時拼湊的投資“基金”硬塞進與日本和韓國等盟友達成的貿易協議中。由於缺乏協調投資、共同採購以及貿易和產業政策的機制,盟友各自分割市場、重複提供補貼;它們無法形成與中國國家支持體系競爭所需的規模和持久力。 一些盟國政府已經開始彌補這些制度缺口。2024年,英國啟動了一隻370億美元的國家財富基金,旨在為戰略基礎設施和能源安全“吸引”私人資本。同年,澳大利亞推出“澳大利亞未來製造”計劃,這是一項160億美元的倡議,其核心是為氫能和關鍵礦產精煉提供95億美元生產稅收抵免,並配套建立一個中央投資協調框架。美國應當與這些盟友以及其他盟友合作,並向它們學習。 如何在美國製造 縱觀其歷史,美國曾建立各種機構,將資本引導至國家戰略目標。今天重振這一傳統,意味着建立一種新型公共投資者:美國戰略投資基金。這將是一家由聯邦特許設立、面向市場並擁有自身資產負債表的公共投資機構,旨在與私人資本共同投資於具有戰略重要性的成熟和新興產業,因為事實已經證明,僅靠市場不足以為這些產業提供支持。 戰略投資基金啟動時將擁有500億美元資本——規模可與《芯片與科學法》相當,但授權範圍更廣——並隨着其證明自己能夠審慎投資和動員私人資本而逐步擴大。該基金將運用多種證券工具與企業合作,重點提供有吸引力的融資和信用擔保,同時也使用可轉換債務及其他類似股權的證券,以增強投資靈活性,並讓納稅人分享上行收益。500億美元的初始資本規模足以支持一個多元化投資組合,同時又受到足夠限制,使國會能夠在任何擴張之前評估這一模式。貸款和擔保可以放大每一美元公共資金的作用並吸引私人資本,而可轉換和類似股權的工具則可以在投資成功時,讓納稅人分享收益。 該基金將以近年來旨在提升美國國內外工業競爭力的舉措為基礎,包括五角大樓的戰略資本辦公室和經濟防禦部門、能源部貸款項目辦公室、發展金融公司和《芯片與科學法》,以及商務部和能源部採取的臨時資本干預。它不會取代這些努力,而是會在一個統一的經濟治國框架內,有效整合國家的投資、貿易、採購和監管工具。 為了形成一項協調一致的戰略金融政策,一個內閣級戰略投資委員會將負責協調投資與聯邦採購、定向關稅、稅收激勵、監管程序、信貸項目以及其他政策工具。該委員會由財政部主持,成員包括商務部、國防部、能源部和國務院負責人,以及美國貿易代表。其核心任務是使國家的政策工具與投資工具相互協調。 該委員會還將組織國防部和其他主要機構,對造船、電網變壓器和長時儲能等關鍵資產作出多年採購承諾,為私人投資者提供他們在為原本無法融資的項目進行承銷時所需要的可預測需求和現金流。它還將通過簡化審批和解決機構間障礙,協助優先項目推進。 戰略投資基金將由一個專業化的獨立董事會管理,董事來自金融、工業和勞工領域,財政部、商務部、國防部和能源部則派出少數當然成員負責監督。秉承重建金融公司的傳統,一名經驗豐富的私營部門首席執行官將經參議院確認,並按固定任期任職,對國會和公眾負責。目標是儘可能建立更多防止濫用的護欄。 為了保持重點,戰略投資基金將主導一項系統而透明的程序,以確定哪些產業需要在美國及其可信賴盟友之間維持最低限度的製造能力。它將力求回答經濟史學家克里斯·米勒(Chris Miller)針對美國再工業化提出的問題,包括:某一種產品是否可能被壟斷並被用作地緣政治施壓工具;美國製造能力是否已準備好應對危機;以及保留某一產業當前的製造生態體系,是否是發展未來產業生態體系的必要條件。 該基金的投資方式將承認,不同行業需要不同類型的支持。對於造船業和基礎電池單元等資本密集型產業而言,這些行業本質上已經成熟、競爭差異化程度較低,其競爭力主要取決於規模、學習曲線和外國補貼,戰略投資基金將幫助重新建立基礎性的生產能力。它可以與值得信賴且擁有先進技術的盟國企業建立合資企業,並將投資與政策工具結合起來:通過定向關稅抵消市場扭曲,通過多年採購和承購協議創造可預測的需求,通過擔保釋放私人融資能力,並通過有時限的稅收抵免幫助工廠沿着成本曲線下降。一旦美國自身產能增長起來,基金便可以逐步退出,由商業資本接手。 以先進機器人、下一代核能、儲能、生物技術和先進材料等為代表、以創新驅動的產業,則面臨不同的挑戰。在這些行業中,企業可以依靠技術創新實現差異化競爭,但許多企業仍然停留在從原型到量產之間的鴻溝。在這裡,靈活的公共資本能夠發揮最大的槓桿作用。戰略投資基金將通過提供有吸引力的融資、協調需求信號,並幫助具有商業可行性的技術在美國實現規模化生產,來彌補這一規模化缺口。 基金的支持範圍不會局限於美國企業。借鑑《芯片與科學法》資助台灣半導體製造公司和韓國電子企業三星的做法,戰略投資基金可以支持值得信賴的外國夥伴通過設立合資企業、建設新設施以及開展技術合作,在美國建立工業產能。這類投資將加快尖端技術知識的轉移,實現供應鏈多元化,並使盟友企業融入美國工業基礎,尤其是在造船等行業,因為外國生產商(通常在政府補貼幫助下)已經形成了規模優勢和成本效率。最後,戰略投資基金還將成為協調盟國投資的平台。通過在共同利益領域協調資源和政策,盟友可以在不複製中國模式的情況下,形成接近中國的規模優勢。 關於基金的根本分歧 反對設立主權投資基金的人可能會提出,這樣的基金可能淪為腐敗工具,使總統能夠藉此獎賞親信或為自己謀取利益。他們的擔憂是合理的。一個有權將巨額資金投向特定企業的公共投資機構,確實可能成為偏袒特定對象的工具。但這種風險並非戰略投資基金所獨有,而是行政權力本身固有的特點。任何掌握真正財政權力的機構,如果總統有意為之,都可能被引向自我牟利或政治獎賞。因此,該基金在設計上應當優先考慮控制這一風險,通過制度安排儘可能保持政治獨立性。基金領導層將在一個由獨立成員占多數的董事會監督下履職,將政治方向與日常投資決策分離。專業工作人員將在公開的標準下開展工作。每一筆交易都將公開披露、接受審計,並受到投資組合整體收益目標的約束,以確保財政紀律。 還有一些人可能認為,對新興技術以及具有戰略意義但尚未盈利的產業進行公共投資,可能成為一項耗費納稅人數十億美元的形象工程。他們會認為,重建國家生產能力所付出的代價,超過了那些難以量化的收益。在奧巴馬政府補貼的太陽能電池板企業索林德拉公司破產之後的十多年裡,這種對失敗的恐懼一直壓制着公共投資。但今天的地緣政治環境要求一種不同的思維方式。與中國競爭意味着必須接受這樣一個現實:部分項目失敗將不可避免。任何基金都會有部分投資失敗。任何一項投資單獨來看都可能受到批評,但如果決策是由獨立董事會依據透明標準作出的,它們就能夠經受住黨派輪替的考驗。要使基金得以設立並長期存在,廣泛的兩黨支持將至關重要。 還有一些反對政府干預市場的人,可能會批評戰略投資基金是在“挑選贏家”,並擠壓私人投資。確實,產業政策需要保持謙遜,而市場仍然是配置資本和決定企業成敗的最佳機制。但該基金將專門針對那些私人投資者已經證明無法提供融資的產業,在這些產業中進行投資,並努力以維護競爭和市場紀律的方式運作。更重要的是,基金提供的資本主要將被設計為吸收風險的融資工具,其目的在於釋放私人投資,而不是取代私人投資。通過提供更加靈活的融資條件,並發出穩定的需求信號,該基金實際上將降低目前阻礙機構投資者進入戰略產業的風險。 還有一些原則上贊成公共戰略融資的人可能會指出,目前已經存在若干鼓勵再工業化的機制,例如稅收抵免,它推動了可再生能源等行業的私人投資;以及關稅,它保護國內產業免受外國市場扭曲。這兩種工具都很有價值,但都無法提供困難項目通常所需要的交易層面的協調以及量身定製的風險分擔機制。稅收抵免能夠降低整個市場的預期成本,但並不總能足以說服投資者承擔首創技術所伴隨的風險,例如需求不確定、審批延誤、基礎設施不足或融資缺失。關稅能夠抵消外國市場扭曲,並為國內企業爭取喘息空間,但僅憑關稅本身,無法創造長期競爭力所需要的規模和技術優勢。如果關稅被過度使用,它反而可能保護國內既有企業,而不會推動新的投資和創新。 這些工具仍將在戰略投資基金中發揮重要的輔助作用。稅收抵免將繼續在整個市場創造投資激勵,使基金能夠採取更加有選擇性、更具耐心的方式運作,僅在私人資本儘管已有激勵仍然猶豫不決的前沿領域進行干預。有針對性的關稅,尤其是針對中國的關稅,將有助於抵消不公平做法,並為國內產業創造公平競爭環境。隨後,基金將降低建設新產能的成本,並幫助企業進行創新和參與競爭。將這些工具結合使用,能夠同時解決問題的兩個方面:既抵消外國補貼,又重建參與全球競爭所需的生產實力。 再工業化革命 兩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一直根據時代的戰略需求塑造自己的金融機構。漢密爾頓領導下的財政部,為這個年輕共和國建立了國家信用。重建金融公司在國家經濟最低谷時期建立了工業規模。創新機構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為美國建立了技術領導地位。每一個歷史時刻,都需要同一種想象力:把資本視為服務國家目標和工業實力的工具。 今天,這種想象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中國的崛起迫使華盛頓回答一個問題:開放的、以市場為基礎的民主國家,是否仍然能夠動員資本服務於國家目標。美國依然擁有世界上最深厚的資本市場和最優秀的企業家。它所缺少的,是能夠使這些優勢與國家長期目標協調一致的現代化工具。設立戰略投資基金,將確保未來不僅是在美國被構想出來,而且也是在美國被製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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