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個馬斯克，兩個美國
2023年初，YouGov 的一項調查里，仍有大約四成民主黨人對埃隆·馬斯克抱有好感。到2025年春天，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85%的民主黨人及傾向民主黨者對他持負面看法，而共和黨一側的好感度高達73%；同年6月 AP-NORC 的調查里，對他有好感的民主黨人只剩一成左右。 這兩年裡，獵鷹9號照樣每隔幾天發射一次，星艦的助推器被發射塔的機械臂“夾”了回來，星鏈的用戶數繼續翻倍。工程上的馬斯克幾乎沒有變。變的是他在美國政治光譜上的位置，以及人們透過什麼樣的鏡片去看他。 2025年6月，馬斯克與特朗普因為“大而美法案”公開翻臉，他在X上暗示特朗普出現在愛潑斯坦檔案里。僅僅幾天后，AP-NORC 測得共和黨人中對他“非常有好感”的比例從4月的38%跌到26%。他沒有發射失敗的火箭，沒有推出糟糕的產品，只是和黨的領袖吵了一架。 這組數字揭示，美國人對馬斯克的判斷，很大程度上是從“他站在誰那邊”推出來的。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為什麼同一個人，在一半美國人眼裡是這個時代的愛迪生，在另一半人眼裡卻接近“邪惡”。 政治學家把今天美國的狀況叫作“情感極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選民不僅在政策上分歧，而且越來越厭惡、不信任對方陣營的人本身。幾十年的調查顯示，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對彼此的“溫度評分”持續下降，跨黨派通婚意願也在下降。黨派不再只是投票選擇，而成了一種接近宗教或族群的身份。 在這種結構里，公眾人物會被迅速“認領”。一個人一旦被識別為“他們的人”，關於他的所有信息都會被重新解碼：同樣一次火箭爆炸，可以是“快速迭代”，也可以是“魯莽危險”；同樣一次裁員，可以是“砍掉冗員”，也可以是“冷血無情”。心理學裡的“動機性推理”說的就是這件事，人不是先看證據再下結論，而是先有想要的結論，再去挑選能支撐它的證據。 馬斯克是少數幾個在聚光燈下完整地“換過邊”的人。大多數名人的黨派標籤是穩定的，公眾對他們的看法也隨之穩定。馬斯克卻在幾年之內從民主黨的“綠色資本主義”樣板，變成共和黨最大的金主之一。這給了社會科學一個近乎天然的實驗：人還是那個人，標籤換了，評價就跟着翻轉。 2025年的那次翻臉又補上了實驗的另一半。共和黨人對他的熱情隨他與特朗普的關係起伏，而民主黨人的厭惡幾乎沒有因為他罵了特朗普而緩解。愛可以隨領袖轉移，恨一旦和身份綁定，就很難鬆動。 美國人對幾乎所有被黨派化的東西看法差異都這麼大。疫苗、口罩、電動車、烏克蘭、氣候變化，乃至啤酒品牌和球鞋品牌，都經歷過同樣的分裂。馬斯克只是把這種分裂集中到了一個人的臉上。
要理解自由派對馬斯克的恨，得先理解他們曾經多麼需要他。 2000年代後期，氣候變化已經是民主黨的核心議題，但環保運動一直有一個尷尬：它太像一種苦行。少開車、少消費、調低空調，這些主張在道德上無可指摘，在選票上卻很難贏。奧巴馬政府需要一個故事，證明綠色轉型不是犧牲，而是增長；不是讓美國人過得更差，而是讓他們過得更酷。 特斯拉恰好就是這個故事。2010年，特斯拉從美國能源部拿到約4.65億美元的低息貸款，並在2013年提前還清。這在當時常被民主黨人拿來回擊“政府挑選贏家必然失敗”的批評。Model S 在加速上碾壓保時捷，在硅谷和好萊塢成了身份象徵。開特斯拉意味着你既有錢、又聰明、又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馬斯克本人也捐款給民主黨候選人，2016年支持希拉里，2020年支持拜登。馬斯克曾經是美國進步派“技術樂觀主義”的人格化身：他證明了市場和道德可以同向而行。 然後裂痕一道接一道地出現。 2020年疫情初期，阿拉米達縣要求特斯拉弗里蒙特工廠停工，馬斯克公開抗命，稱封控“法西斯”，在推特上說要把總部搬走。2021年他真的把總部遷到了德州奧斯汀。同年8月，拜登白宮召開電動車峰會，邀請了通用、福特和Stellantis，卻沒有請美國最大的電動車製造商特斯拉——普遍的解讀是特斯拉沒有工會，而民主黨離不開汽車工人聯合會。馬斯克此後多次提起這件事。在他看來，這是民主黨把工會政治置於他所做的實際貢獻之上。 2022年5月，他宣布今後會投票給共和黨。同年10月，他以440億美元買下推特。2024年，他在一次訪談中說自己的跨性別女兒被“覺醒心智病毒”（woke mind virus）“殺死了”，他的女兒隨後公開與他決裂。這件事把馬斯克從“政見不同的富豪”變成了“在最私人的層面傷害自己孩子的人”。2024年7月特朗普遇刺未遂後，馬斯克正式背書，並通過“美國PAC”投入超過2.5億美元，成為那個選舉周期最大的個人捐款人之一。 心理學上，被背叛帶來的憤怒通常比面對一貫的敵人更強烈。一個從來就是保守派的石油大亨支持特朗普，自由派會覺得“理所當然”；一個曾經代表他們未來想象的人，帶着他們曾經熱捧的品牌、財富和影響力投向對面，則會被體驗為一種羞辱，仿佛他們當年的讚美被拿來資助了他們最恐懼的東西。“惡魔”這個詞裡，有相當一部分是這種羞辱感。 從馬斯克和他的支持者的角度看，先變是民主黨：在他們講述的版本裡，這個黨從一個關心增長和創新的中左政黨，變成了一個被身份政治、工會利益和監管官僚主導的政黨。馬斯克有一句被反覆引用的話，大意是他沒有離開左派，是左派離開了他。它說中了一部分美國中間派選民的感受，也解釋了為什麼他的轉向在硅谷並不孤立。2024年，不少過去支持民主黨的科技投資人也走向了特朗普。
美國人看馬斯克，往往不是在用同一把尺子量出不同的長度，而是根本在用兩把不同的尺子。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的“道德基礎理論”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框架：自由派的道德判斷更集中於“關愛/傷害”和“公平/欺騙”，而保守派在此之外還更看重“自由/壓迫”“忠誠”“權威”等維度。 用在馬斯克身上，可以簡化為兩種直覺： 第一種，他把事做成了沒有？ 在這把尺子下，馬斯克幾乎是滿分。傳統航天承包商在成本加成合同里一拖十幾年、超支幾十億；SpaceX用可回收火箭把每公斤入軌成本壓到了過去難以想象的水平，如今承擔了美國絕大多數的入軌發射任務，包括把NASA宇航員送上國際空間站。在許多美國人的生活經驗里，政府機構、大公司、大學都在變得更臃腫、更緩慢、更不在乎結果。馬斯克代表的是一種近乎被遺忘的美國精神：工程師說了算，失敗是數據，規則是可以挑戰的。 第二種，他是怎麼把事做成的，代價由誰承擔？ 在這把尺子下，馬斯克的分數要低得多。特斯拉工廠的種族歧視訴訟、工傷記錄，推特收購後的大規模裁員，對批評者的公開羞辱，對監管機構的蔑視。這些在第一把尺子下是“噪音”，在第二把尺子下是本質。 政府效率部（DOGE）是兩套語言正面碰撞的地方。2025年初，DOGE團隊進入聯邦機構，凍結撥款，裁撤合同，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幾乎被整體拆除。 支持者看到的是：終於有人敢對一個每年花掉數千億美元、幾十年無人真正審計的體系動刀。 反對者看到的是：一個未經參議院確認、身份是“特別政府雇員”的首富，帶着一群年輕工程師，繞過國會的撥款權，切斷了海外艾滋病藥物和糧食援助，還接觸了存有大量公民個人信息的財政部支付系統。 多起訴訟隨之而來，部分措施被聯邦法院叫停。 這裡的分歧，是對“合法性”來源的不同理解。 一種觀點認為，合法性來自結果：選民選了特朗普，特朗普授權馬斯克，砍掉的確實是浪費，那就是正當的。另一種觀點認為，合法性來自程序：憲法把錢袋子交給國會，行政部門無權單方面取消國會撥下的款項，哪怕目的再好，繞開程序本身就是對共和制的侵蝕。 這兩種理解在美國歷史上一直並存，傑克遜總統和羅斯福總統都曾以“人民授權”為名挑戰既有程序，也都被對手稱為暴君。馬斯克之所以能把這條古老的裂縫撕得這麼大，是因為他把硅谷“快速行動，打破常規”的創業文化，直接帶進了憲政程序最敏感的核心。 在火箭試驗場上，“先炸了再說”是一種效率。在聯邦政府里，被“炸掉”的可能是一個人的社保支票或一種藥物的供應。前一種語境下馬斯克是英雄，後一種語境下，他很容易被看成一個不把規則當回事的人。而在一個把法治當作公民宗教的國家，“不把規則當回事”在道德上的分量，接近於“邪惡”。
世界首富，卻被大批藍領選民視為“反精英”的盟友；而那些收入遠不及他的大學教授、記者、律師和公務員，卻把他當作寡頭政治的象徵。在今天的美國，“精英”主要不是按財富定義的，而是按文化資本定義的。 過去二十年，美國政治的重組之一，是教育程度取代收入成為最可靠的投票預測因素。擁有大學以上學歷的白人越來越偏向民主黨，沒有大學學歷的選民，包括越來越多的拉丁裔和部分非裔男性，越來越偏向共和黨。對後一群人來說，真正壓在他們頭上的“精英”，是那些掌握話語權的人：告訴他們哪些話不能說的媒體，看不起他們的大學，用複雜規章管理他們生活的官僚，以及在硅谷決定哪些帖子該刪的“信任與安全”團隊。 馬斯克攻擊的，恰恰是這些機構。他嘲諷主流媒體，抨擊常春藤大學，把推特過去的內容審核團隊描述為審查機器，又帶着DOGE去砍聯邦官僚體系。對沒有大學學歷的選民來說，這是一個有錢人終於站到了他們這邊；對靠這些機構謀生、並在其中獲得身份和尊嚴的職業階層來說，這是一個有錢人在系統性地摧毀他們所代表的東西。 這解釋了為什麼對馬斯克的厭惡在某些職業群體中格外強烈。華盛頓特區的聯邦雇員，在推特上積累了十年粉絲、看着平台規則被一夜改寫的記者，依賴聯邦科研經費的大學研究者，他們對馬斯克的感受，是一種切身的威脅。他們的職業權威、經濟安全和社會地位，都被同一個人挑戰了。 反過來，也解釋了右翼內部為什麼同樣有人恨他。2024年12月，馬斯克和一些科技界人士公開為H-1B技術移民簽證辯護，與特朗普陣營的移民限制派爆發激烈爭吵。史蒂夫·班農隨後在接受意大利媒體採訪時稱馬斯克是“真正邪惡的人”，並說要把他趕出特朗普的圈子。班農代表的民族主義民粹派看到的馬斯克，是另一種精英：一個依賴全球供應鏈、在中國有大型工廠、需要外國工程師的全球化資本家，借着民粹運動的東風，把運動的方嚮往有利於硅谷的方向扭。 於是，馬斯克同時被兩種“反精英”情緒當作靶子：左派把他看作金錢精英，民粹右派把他看作全球化精英，而他自己則以“反文化精英”的身份獲得了另一部分人的擁戴。他身上疊加的身份太多，以至於幾乎每一個美國政治派別都能在他身上找到值得恨的一面，也能找到值得愛的一面。
兩個美國人爭論馬斯克，往往會發現他們像在談論兩個不同的人。 每天刷X、關注科技賬號的人，看到的馬斯克是：星艦助推器被發射塔接住的慢鏡頭，星鏈在颶風災區和戰場上恢復通信的報道，特斯拉人形機器人的演示，以及馬斯克本人對“傳統媒體謊言”的一次次反擊。 主要看《紐約時報》、NPR或在Bluesky上活動的人，看到的馬斯克是：他轉發陰謀論的截圖，他在特朗普就職典禮集會上那個被許多人解讀為納粹式敬禮的手勢，特斯拉銷量在歐洲的下滑，DOGE砍掉的援助項目里兒童的故事。 兩邊看到的東西大多是真實的，但篩選的方式完全不同。 收購推特以後，他既是這場爭論的對象，又是爭論發生場所的主人。他可以決定算法推薦什麼，可以恢復或封禁賬號，可以給“社區筆記”設定規則，而他自己的帖子擁有平台上數一數二的曝光量。2023年就有報道稱平台曾專門調整代碼以提升他的帖子權重。對支持者來說，這是一個終於不受“老媒體”過濾的直接溝通渠道；對反對者來說，這相當於一個人在法庭辯論時同時擔任了被告和法官。 結果是，大批自由派用戶離開X去了Threads和Bluesky，而X上的政治生態整體右移。 留在X上的人更少聽到對馬斯克的批評，離開的人更少看到他的成就。2022年以前，推特至少還是記者、政客和兩黨活動人士吵架的同一個廣場；現在，這個廣場本身已經被一分為二。 美國的信息分裂早在有線電視新聞時代就開始了，Fox News和MSNBC早已各自培養出不同的現實。馬斯克把這種分裂從“媒體如何報道某人”推進到了“某人擁有媒體”。這是他招致如此強烈情緒的一個結構性原因：反對者恨的不僅是他的觀點，還有他把觀點放大到數億人面前的能力。
如果把黨派情緒、背叛感和信息繭房都剝掉，還剩下一個問題，是兩黨中都有人嚴肅對待的：一個人手裡到底該有多少不受選舉和問責約束的權力？ 美國從來不缺有影響力的富豪。洛克菲勒控制過石油，摩根拯救過金融體系，赫斯特和默多克影響過輿論。但馬斯克同時控制着美國大部分的入軌發射能力，一個在戰爭中被軍方依賴的衛星通信網絡，一個全球性的政治信息平台，一家處在人工智能競賽前列的公司，以及美國市值最高的汽車企業之一。2025年底，特斯拉股東又批准了一份理論價值可達約一萬億美元的薪酬方案，進一步把他對公司的控制和他的個人財富綁在一起。 烏克蘭的星鏈風波最能說明這種權力的性質。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星鏈幫助烏克蘭在通信基礎設施被摧毀的情況下維持了軍隊和政府的運轉。但艾薩克森在2023年出版的馬斯克傳記里披露，馬斯克曾拒絕讓星鏈覆蓋克里米亞附近海域，從而使烏克蘭一次針對俄羅斯黑海艦隊的無人艇襲擊無法實施。（艾薩克森後來更正，當時該區域本就未開通服務，馬斯克拒絕的是烏方開通的請求，而非主動關閉。）無論細節如何，這件事暴露的結構是清楚的：一場國家間戰爭中的一個軍事行動，取決於一位私人企業家的個人判斷。而他給出的理由，是擔心引發核升級。 這個判斷也許對，也許錯。問題在於，沒有任何選民授權他做這個判斷。 同樣的結構在DOGE時期更加尖銳。馬斯克的公司從聯邦政府獲得了大量合同和補貼，同時受到聯邦航空局、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證券交易委員會等機構的監管和調查。當他本人進入政府、對這些機構的預算和人員動刀時，利益衝突的質疑幾乎無法迴避。支持者會說，他在DOGE期間並沒有被證實為自己的公司謀取了具體好處；反對者會說，這種安排本身就讓任何證明都變得不可能，因為能調查他的人，正是可能被他裁掉的人。 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不完全落在黨派線上。左派擔心寡頭，民粹右派擔心科技巨頭，傳統保守派擔心任何不受制衡的權力。連馬斯克的一些支持者也承認，把這麼多關鍵能力集中在一個情緒化的人身上，不是一個可持續的安排。如果說圍繞馬斯克的爭論中有什麼部分是超越情緒的，那就是這個。
把馬斯克的形象惡化全部歸因於政治極化，對他來說太寬容了。許多最傷他的材料，是他親手發出去的。2023年11月，一位X用戶發帖指責猶太人群體對白人懷有“辯證的仇恨”、並推動移民進入西方國家，馬斯克回覆說對方講出了“真正的事實”。蘋果、迪士尼、IBM等大廣告主隨即暫停在X上投放廣告。幾周后，馬斯克在一次公開訪談中對這些廣告商爆了粗口，讓他們滾。他後來去了以色列和奧斯威辛，表示自己反對反猶主義，但那條回復已經成為反對者心中的定論。 2025年1月特朗普就職日，他在集會上做了個手勢，一部分人認為那是納粹式敬禮，另一部分人認為只是笨拙的“把心送給你們”的動作。反誹謗聯盟（ADL）當時稱之為一個尷尬的手勢，不認為是納粹敬禮。這件事的解讀幾乎完全按黨派分裂。馬斯克隨後的回應不是解釋，而是一連串關於納粹的雙關玩笑。對於已經懷疑他的人來說，這比手勢本身更難以原諒。 此外還有一長串的“承諾赤字”。完全自動駕駛從2016年起幾乎每年都被宣布“明年實現”；Robotaxi、火星載人、超級高鐵的時間表一再推遲。在創業語境下，過度樂觀的目標可以逼出組織的極限；但當這些承諾影響消費者對車輛安全的判斷、影響散戶投資者的決策時，它就不再只是性格問題。 他的衝動甚至不分敵我。2025年6月與特朗普翻臉時，他在X上說特朗普“在愛潑斯坦檔案里”，隨後又刪掉了這條帖子；7月，他宣布成立“美國黨”，幾個月後又不了了之，並在查理·柯克的追悼會上與特朗普重新坐在一起。2026年1月，他在海湖莊園與特朗普夫婦共進晚餐，隨後恢復了對共和黨中期選舉的資助。這一連串搖擺說明，他的政治行為很難用一套穩定的意識形態來解釋，更像是被個人恩怨、商業利益和即時情緒共同驅動的。 對支持者來說，這些都是一個直率、不裝、不受公關部門控制的人的真性情。對反對者來說，這些恰恰是他危險的證據：一個手握如此多關鍵基礎設施的人，判斷如此不穩定。兩邊描述的其實是同一組事實，區別只在於他們把這些事實放進了哪一個故事裡。
彼得·蒂爾在談到馬斯克時，說邪惡與無能是兩回事，一個被道德譴責的人可以極其能幹，一個道德形象良好的人也可以一事無成。用汽車打比方，一輛耗油的法拉利或許讓環保人士不悅，但它仍然是一輛好車；東德的特拉班特沒有道德包袱，卻是一輛糟糕的車。 蒂爾的區分有一個隱蔽陷阱：它暗示社會只能在“有能力的惡人”和“無能的好人”之間二選一。現實中的選擇從來不是這樣的。真正的問題不是要不要馬斯克，而是要一個什麼樣的制度，讓馬斯克這樣的人能把火箭造出來，同時不能一個人決定一場戰爭中的通信、一個國家的預算削減或者數億人能看到什麼信息。 注意到，“惡魔”這個標籤在政治上對兩邊都有用。 對民主黨來說，馬斯克是一個比特朗普更好打的靶子。特朗普有一個高度忠誠的基本盤，攻擊他往往只會讓支持者更團結；馬斯克在中間選民中的好感度一直偏低，把共和黨與“未經選舉的億萬富翁”綁在一起，是一種動員策略。2025年4月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選舉，馬斯克投入了兩千多萬美元支持保守派候選人，民主黨把整場選舉打成了“對馬斯克的公投”，結果自由派候選人大勝。 對馬斯克和他的支持者來說，被稱為“惡魔”同樣有用。來自主流媒體、大學和民主黨的譴責越激烈，就越能證明他是一個真正挑戰了既有秩序的人。在民粹主義的敘事邏輯里，被精英憎恨本身就是一種勳章。於是出現了一種相互餵養的循環：反對者越是道德化地攻擊他，他的支持者越相信他是對的；他越是用嘲諷和挑釁回應，反對者越相信自己的判斷。事實在這個循環里變得越來越次要。
美國人對馬斯克的看法之所以撕裂到這種程度，不是因為一部分人看到了真相而另一部分人被蒙蔽，而是因為幾種不同的力量在同一個人身上疊加了： 黨派身份決定了人們首先用什麼眼光看他，而他是少數在聚光燈下完整換過邊的人，因此成了這種眼光轉換最清晰的樣本； 背叛敘事讓自由派對他的反感帶上了羞辱感，比面對一貫的對手更強烈； 兩套道德語言——“把事做成”與“按規矩來”——讓雙方在評價同一件事時，用的根本不是同一把尺子，而DOGE把這種分歧推進到了憲政程序的核心； 教育與職業的重組讓他同時成為藍領選民眼中的反精英盟友、職業階層眼中的寡頭和民粹右派眼中的全球化資本家； 信息環境的分裂使兩邊看到的幾乎是兩個不同的馬斯克，而他本人擁有其中一個最大的信息渠道； 私人掌握公共基礎設施的問題則提供了一個超越黨派的、合理的不安來源； 而他自己的言行，不斷為每一層分歧補充新的燃料。
這些力量單獨存在時都不罕見，疊加在一個人身上就極為罕見。這也是為什麼，討論馬斯克常常讓人有種費勁感：你以為在爭論一條推文或一次火箭發射，實際上是在爭論教育的價值、程序的意義、誰有資格代表“人民”、以及一個社會能容忍多大程度的私人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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