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保守派》雜誌昨天11月12日凌晨刊發帕格沃什科學與世界事務會議成員、昆西負責任治國研究所非常駐研究員埃爾達爾·馬梅多夫(Eldar Mamedov)的政治評論--“川普的弱勢能否成為歐洲爭取和平的機會?”。他特別強調--“一些歐洲領導人已開始認識到與俄羅斯開展建設性對話的必要性”: 上周的中期選舉使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總統領導的共和黨遭遇歷史性慘敗,其後果之一,是讓歐洲領導人更有底氣。這些領導人在川普第二個總統任期的大部分時間裡,一直不情願地遷就他。這一轉變恰逢川普政府重啟一項旨在結束烏克蘭戰爭的雄心勃勃的努力。歐洲人如今面臨的問題是,究竟要利用川普的弱勢,僅僅抵制他的外交行動,還是提出自己的外交倡議。 選舉後的幾天裡,川普暗示,烏克蘭和平協議可能已近在眼前。隨後,川普的女婿兼顧問賈里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與歐盟和北約代表在布魯塞爾磋商之後,美國、俄羅斯和烏克蘭於本周二和周三在阿布扎比舉行了談判。 此次嘗試與以往努力的不同之處在於,討論不僅涉及停火安排、領土問題和新一輪戰俘交換,還涉及更廣泛的歐洲安全架構。正如庫什納在社交平台上發文所說: 三十多年來,歐洲與俄羅斯一直難以建立可持續的安全框架。數十年的不信任、相互衝突的安全關切,以及這場戰爭帶來的毀滅性後果,使這成為一項極其艱巨的挑戰,但它對於持久和平至關重要。 一位美國官員承認,任何持久的解決方案不僅必須照顧基輔的正當安全利益,也必須照顧莫斯科的正當安全利益,包括為俄羅斯與西方之間更廣泛的關係奠定穩固基礎的必要性,這是相當引人注目的。 莫斯科始終堅持這一更廣泛的框架。2021年12月,俄羅斯提交了一系列提案,要求全面改變歐洲的安全安排,但遭到華盛頓和北約拒絕。隨後,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了全面入侵。 歐洲人為何將討論這類問題的可能性本身都視為對俄羅斯侵略的獎勵,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布魯金斯學會的德國專家康斯坦策·施特爾岑米勒(Constanze Stelzenmüller)所說:“‘歐洲戰後安全架構’這一說法本身,就已經是在措辭上向克里姆林宮作出讓步。”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卡婭·卡拉斯(Kaja Kallas)斷然拒絕了這一想法,堅持認為應當加強以北約為基礎的現有安排。 鑑於莫斯科試圖支配鄰國的安全政策,這些反應雖有其道理,卻沒有提出任何切實可行的前進道路。這場戰爭已悲慘地持續消耗近五年,而擊敗俄羅斯仍然遙不可及,很難想象,在不討論戰後歐洲安全秩序輪廓的情況下,能夠以可持續的方式結束戰鬥。 這一切都不意味着應當為入侵烏克蘭辯護,或接受莫斯科謀求最大限度利益的要求。歐洲領導人可以借鑑歐洲大陸自身在冷戰時期的經驗,當時北約的實力與軍備控制,以及同莫斯科開展的更廣泛談判並存,例如20世紀70年代的赫爾辛基進程。威懾與外交被視為相輔相成。 歐洲如今面臨一個選擇:單靠威懾,還是將威懾與外交結合起來。隨着民主黨人掌控國會,歐洲可能會受到強烈誘惑,想要對抗川普,尤其是在預計國會將恢復向烏克蘭提供大量軍事援助的情況下。 但歐洲領導人明智的做法應當是謹慎行事。 首先,民主黨控制的國會不會簡單地用自己的外交政策取代總統的外交政策。歐洲人也不應將共和黨的失敗理解為對無限期捲入海外軍事事務的認可。美國對伊朗發動的災難性戰爭,已經顯示了軍事冒險主義的政治代價。同樣,認為美國選民希望回到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干預主義共識,也是錯誤的,尤其是在存在外交替代方案的情況下。 其次,拒絕川普的戰略,與擁有自己切實可行的戰略,是兩回事。歐洲能夠而且應當尋求發揮建設性的外交作用,不受川普政治命運的左右。最近幾周,一些歐洲領導人正試圖這樣做。 10月27日,芬蘭總統亞歷山大·斯圖布(Alexander Stubb)和挪威首相約納斯·加爾·斯特勒(Jonas Gahr Støre)與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進行了長達90分鐘的電話交談。此次通話由歐洲方面發起,並事先與烏克蘭進行了磋商。據消息來源可靠的俄羅斯獨立網絡刊物《權力》報道,克里姆林宮歡迎此次接觸,並表示有興趣建立持續的談判進程。斯圖布和斯特勒都將通話中的普京描述為通情達理、態度尊重。 這項倡議之所以意義重大,恰恰是因為芬蘭和挪威都是堅定致力於維護烏克蘭安全的北約成員國。自烏克蘭戰爭開始以來,沒有人能夠有理有據地指責這兩個國家中的任何一個曾對莫斯科採取綏靖政策。然而,兩國顯然都認識到,歐洲安全不能無限期地僅靠軍事威懾來維持。 《權力》報道,普京認為,與倫敦、巴黎或柏林的領導人相比,北歐領導人是更有希望的對話對象,因為莫斯科認為前者都致力於使俄羅斯遭受“戰略失敗”。通話後,普京讚揚斯圖布和斯特勒採取了“建設性態度”——這看似是慣常措辭,但考慮到莫斯科近來一直將歐洲描繪為其主要敵人,這實際上相當引人注目。 出於不同原因,普京不僅可能更願意與赫爾辛基和奧斯陸打交道,而非其他歐洲國家首都,也可能更願意與它們打交道,而非華盛頓。從莫斯科的角度看,如果川普兩年來都未能帶來任何有實質意義的成果,那麼一旦民主黨於1月掌控國會,這位共和黨總統因國內政治而更加分心,他就可能更難做到這一點。關鍵在於,斯圖布和斯特勒都明白,與莫斯科的任何談判都將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這與川普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關注的是迅速為自己贏得政治勝利。 芬蘭與挪威的倡議表明,歐洲獨立於川普,並不必然意味着對莫斯科採取更具對抗性的姿態。在這一背景下,北歐這條外交渠道看來是一個可信的突破口,最終可使歐洲加入美國、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談判。 儘管本周在阿布扎比與俄羅斯舉行的直接會談沒有歐洲人參加,但華盛頓和莫斯科都越來越認識到,要確保任何解決方案能夠得到落實並持續下去,歐洲的參與將不可避免。 當然,這一切都不足以讓人對莫斯科妥協的意願抱有任何幻想。即使其官員正在阿布扎比談判,普京仍決心在戰場上爭取軍事優勢。歐洲的任何外交倡議都應以清醒認識這一現實為依據。但這並不意味着外交註定失敗。 川普在政治上的弱勢,將給予歐洲更大的行動自由。歐洲究竟會利用這種新的自由,開展艱難的和平談判,還是僅僅用來對抗華盛頓,將是對歐洲治國能力和戰略自主的一次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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