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 “國防優先” 組織高級研究員兼軍事分析主任詹妮弗·卡瓦納(Jennifer Kavanagh)星期二11月17日凌晨發表 在《美國保守派》雜誌的評論。但她認為-- “歐洲人應該主導這一變革進程。” : 在暫停八個月之後,旨在結束俄烏戰爭的三方談判上周在阿布扎比恢復,這一次談判的重點有所調整:歐洲安全架構。在會議召開之前,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總統的特使兼女婿賈里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描述了談判的目標:“制定切實可行的安排,以解決各方的安全關切,降低未來發生衝突的風險,並創造一個更加穩定和可預測的安全環境。” 歐洲領導人立即對這一新方向提出了強烈而公開的反對,一些人稱之為對克里姆林宮的明顯讓步。但是,這種反應是錯誤的。任何關於如何結束戰爭的討論,都必須涉及歐洲安全秩序的形態,原因很簡單:正是現有體系的缺陷、不足和不一致之處,首先導致了這場衝突的爆發。 然而,華盛頓不應該低估更新歐洲安全安排所涉及的挑戰。持久的解決方案不僅需要歐洲的認可和參與,還需要歐洲的領導,以及制定能夠管理俄羅斯與其鄰國之間在未來許多年裡仍將充滿爭議和敵意的關係的規則。 反對擴大談判重點的人士提出了大量理由,說明為什麼至少在現階段應該將安全架構問題排除在談判之外。 對一些人而言,問題在於先後順序。他們認為,只有在烏克蘭的戰鬥停止之後,才能開始討論修改歐洲安全體系的問題。然而,歷史表明,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旨在結束長期而激烈衝突的談判,幾乎總是在戰場上的戰鬥仍在繼續時展開。例如,結束朝鮮戰爭的談判始於1951年,也就是戰爭爆發大約一年之後,但直到1953年,在進行了150多輪談判之後,才最終達成協議。 對其他批評者而言,他們擔憂的並不是時機問題,而是歐洲安全架構竟然被擺上談判桌這一事實。他們認為,歐洲已經擁有一套以歐盟和北約為核心的安全架構。如果這一架構需要更新(而且有些人認為根本不需要),那也不關莫斯科的事。畢竟,他們聲稱,俄羅斯一再違反自己的承諾,因此無論如何都不應該在歐洲安全問題上擁有發言權。 然而,這種立場存在幾個問題。首先,1990年簽署、旨在規範冷戰後俄羅斯與歐洲其他國家關係的《巴黎憲章》,距今已經36年,嚴重過時。它原本是為管理一個與今天截然不同的歐洲而制定的。此後,蘇聯解體,北約擴大到擁有32個成員國,歐洲經濟共同體演變為歐盟,而這一組織又接納了新的成員國。南斯拉夫在一系列北約介入的殘酷內戰之後分裂為多個獨立國家。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爆發了戰爭,而美國、北約與俄羅斯之間的大多數軍備控制條約都已經到期。歐洲大陸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平衡也發生了變化。一套為一個根本不同的歐洲建立的體系,已經無法勝任管理當今安全關係的任務,這一點本不應該引起爭議。 其次,僅僅因為歐洲擁有北約和歐盟,就將其安全架構定義為足夠強大,是一種奇怪的歪曲。如果這種說法成立,那麼歐洲安全秩序就將十幾個既不是北約成員、也不是歐盟成員的歐洲國家(例如俄羅斯和烏克蘭)排除在外,卻將遠隔重洋的加拿大和美國納入其中。毫無疑問,在歐洲安全架構中,俄羅斯必須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俄羅斯理應比美國擁有更大的發言權。 最後,對冷戰結束時建立的歐洲安全架構表現出修改意願的,並不只有莫斯科。自1990年以來,美國、北約和歐盟也對歐洲安全秩序的規則和形態作出了自己的改變,而且經常違反當時簽署的協議的精神。最近一次調整發生在不到五年前,當時芬蘭和瑞典加入了北約。儘管北約向東擴張在技術上並未受到過去協議的禁止,但其部隊和軍事基礎設施不斷向俄羅斯邊境逼近,顯然違反了《巴黎憲章》關於 “安全不可分割” 的承諾,因為這使北約新成員以犧牲俄羅斯的安全為代價,獲得了更大的安全保障。 因此,從莫斯科的角度來看,要求重新審視歐洲安全架構至少有兩個正當理由:首先,在過去四十年裡,這一安全秩序已經多次發生改變,有時是俄羅斯作出的改變,但更多時候是北約和歐盟成員國作出的改變;其次,俄羅斯本身也是歐洲的一員,理應在“歐洲安全秩序”問題上擁有發言權。 承認歐洲冷戰後安全架構的不足,包括關於哪些國家被納入、哪些國家被排除在外的分歧,是烏克蘭戰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並不是向俄羅斯讓步,而是承認現實。俄羅斯最主要的反對意見一直是,歐洲安全體系逐步發展,將俄羅斯的鄰國納入其中,卻將俄羅斯自身排除在外。這並不能為俄羅斯使用武力提供正當理由,但它確實表明,要持久解決烏克蘭衝突,就必須採取措施,建立一個更新後的安全安排,正式納入過去三十年發生的變化,澄清成員資格問題,並以持久的方式解決俄羅斯及其歐洲鄰國的不滿。 因此,美國現在將這一問題納入正在進行的三方談判是正確的。解決衝突所謂的 “根源” 確實是俄羅斯的要求,但如果目標是實現一種能夠防止戰爭再次爆發的穩定和平,那麼這也符合烏克蘭和歐洲的利益。因此,問題不在於是否應該將歐洲安全秩序納入當前談判,而在於考慮到這一問題的複雜性,應該如何處理它。 迄今為止,美國的做法一直沒有奏效。美國談判代表似乎準備繞過歐洲人與莫斯科合作,這加劇了歐洲的不安全感,卻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顯然,華盛頓無法像一些俄羅斯人在川普於2025年重返白宮時可能希望的那樣,“讓歐洲就範”。 更好的戰略是讓歐洲直接主導重新談判其安全架構,而美國不是充當調解人,而是扮演支持者的角色。川普政府已經表明,它期望歐洲自行管理常規威懾,並為自身防務承擔更多責任。既然歐洲人將不得不實施任何新的安全體系,並且在美國參與日益減少的情況下承擔其負擔,那麼也應該由歐洲領導人決定未來這一體系將如何組織,以及如何將俄羅斯納入其中。 到目前為止,歐洲大部分國家還沒有準備好與俄羅斯認真討論歐洲大陸的安全秩序。由於歐洲擔心自己會被排除在可能影響其未來的討論之外,而且認識到,要在正在進行的俄烏戰爭談判中獲得一席之地,就必須願意與莫斯科接觸,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變化。 然而,歐洲願意進行對話只是第一步。旨在設計一個新的歐洲安全架構的對話,不會迅速或輕鬆地完成,認為這一進程很快就能結束是不現實的。歐盟和俄羅斯都已經提出了要求極高的方案,而從這些方案出發,通過談判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將充滿挑戰。更新後的歐洲安全秩序很可能需要經過許多年才能逐漸成形。它不會由一項宏大的全面協議構成,而是由隨着各方之間信任不斷增長、在不同時期簽署的一系列較小協議組成。 這並不意味着當前戰爭的結束必須等待這一進程完成。相反,處理烏克蘭特定問題的談判與處理歐洲安全架構相關問題的談判可以同時進行,目標是將某些基本原則納入結束戰爭的解決方案,並將其餘問題推遲到以後處理。 一項近期協議可能包括各方暫時凍結新的遠程導彈部署,以及停止在北約與俄羅斯共同邊界附近新建軍事設施。它還應該包括管理風險最高地區的努力,包括波羅的海地區和加里寧格勒、黑海以及混合戰領域。初步安排可以明確界定紅線,要求雙方採取緩和緊張局勢的措施,並包括共同承諾避免某些類型的活動或挑釁。讓所有各方重新加入《開放天空條約》,可以成為一個中期目標。最後,建立一個新的危機溝通渠道,可以防止誤判。 如果目標是結束烏克蘭戰爭,那麼歐洲安全架構就不能成為一個禁忌話題,而且有關討論也不能主要由美國主導。這必須是一項由歐洲領導的努力。歐洲越來越願意參與嚴肅討論,是一個積極信號,川普政府應該鼓勵這種意願,而不是進行事無巨細的干預。歐洲面臨的第一個挑戰,將是組建一個能夠代表不同利益、同時又願意拋開意識形態、轉而採取務實態度的談判代表團。目前尚不清楚最近提出的代表團——其中將包括來自公開反對俄羅斯的政府以及歐盟的官員——能否實現外交突破,但這畢竟是一個起點。 建立新的歐洲安全架構的進程無疑會遭遇挫折。但是,這一進程似乎已經認真啟動,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抱有希望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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