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來年前在學者趙無眠家聊天，他推斷，千年之後的後代對毛澤東的評價，很可能要比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我們對他的評價高。我感情上很不能接受，但不得不承認他說的有理：畢竟，毛澤東的暴政，是由毛澤東的同代人承擔代價，而後人無須付出。秦始皇時代的人揭竿而起，但我們今天看到的只是巍峨的長城，恢弘的兵馬俑，享受到“車同軌，書同文”的文明成果……或許，這也是西方學者對毛澤東思想遠比中國學者更為嚮往的原因之一
◆高伐林
34年前的9月9日，下午4點的情景如在眼前：廣播裡突然傳出哀樂，一陣不祥的寂靜之後，播音員極慢極慢，幾乎是一字一頓地，吐露那個晴天霹靂……
毛主席死了？！我在那一瞬間，除了震驚，就是茫然——簡直六神無主，慌了手腳：我從出生到那一刻，就沐浴在他的光芒之下，不像許多有思想的前輩和同齡人，對於有一天會突然失去這個光芒，我完全沒有思想準備。中國會發生什麼？世界會發生什麼？我的人生會發生什麼？
…………
轉眼間，毛澤東離世已經34個春秋。紅色中國和我的人生中，沒有毛澤東的年頭，早超過了他執政的年頭。
每個人都有自己對毛澤東的感覺和思考，同代人與後代人對他更有不同的評判標準。記得十來年前在趙無眠家聊天，他推斷，千年之後的後代對毛澤東的評價，很可能要比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我們這些人對他的評價高。我當時感情上很不能接受，但不得不承認他說的有道理：畢竟，毛澤東的暴政，是由毛澤東的同代人承擔代價，而後人無須付出毛澤東時代的人民所付出的慘重代價，就像我們今天無須付出秦始皇年代民眾付出的慘重代價一樣。秦始皇時代的人不堪忍受暴政，揭竿而起，但我們今天對他們經受的暴政很難感同身受——我們看到的只是巍峨的長城，恢弘的兵馬俑，享受到“車同軌，書同文”的文明成果。或許，這也是西方學者對毛澤東思想遠比中國學者更為嚮往的原因之一——他們並沒有經受中國學者那樣的煎熬。
這裡摘錄一些從二十多年前到十年前斷斷續續寫下的片斷，雖然零碎和浮淺，卻留下一些思想轉折成長的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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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毛澤東住在杭州西湖之畔。
他沒有出席在北京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而這次會議是如此重要：討論“文革”戰略決策、搞掉彭羅陸楊、通過“五一六通知”。
他不覺得有必要親臨——決策已經作出，意圖已經傳達，人馬已經部署，自去衝鋒陷陣，而他是主帥。毛澤東欣賞“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這麼一種境界。如果還像1959年的廬山會議一樣，去聲色俱厲地面對面地爭辯、訓斥、甚至罵娘，就未免有失身份、有失尊嚴了。對中國未來的事變至關重要的一次會議，毛澤東卻置身事外，宛若事不關己。
他思慮着更為宏偉的規劃，更為長遠的未來。
會議在北京緊張進行的第四天，即五月七日，毛澤東卻在細閱林彪前一天報送的《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他拿起筆來，寫了一封很長的給林彪的信。這封信，在當年八月一日中共的建軍節時發表，被冠以“五·七指示”之名。
那是一段極具綱領性的指示。殫精竭慮寫下這麼一段批示，確實要比參加跟“中國赫魯曉夫”交鋒的前哨戰重要得多。
毛澤東要幹什麼？他要對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來一番改造——不，他要獨創一個新的社會主義模式。他要解決以前的革命家都沒有能解決的任務：剷除由管理階層蛻化而成的新階級，讓社會的每個普通成員都能不通過代議中介，直接參予社會的管理。
對理想社會的憧憬，貫串着毛澤東的革命生涯。年輕時，他醉心過一種“新村”；建立紅色中國之後，他在自己的詩篇里屢次抒發對理想社會的嚮往——有時寫到夢境的壯美：“我欲因之夢寥廓，芙蓉國里盡朝暉。”有時帶有一種悵惘：“借問陶令何處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有時則又認為理想已經出現於現實生活之中：“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他不僅是要當共產主義的教皇，他想成為整個人類的導師——他對埃德加·斯諾說過，他想當的只是“teacher”，按照美國嬉皮士的說法，他是一個“guru”。
毛澤東雄心勃勃想達到的目標，在“五·七指示”里說得明明白白：
人民解放軍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乾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這個大學校，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當然，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公社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這不是人人都一樣了麼？是的，毛澤東所希望的，就是人人一樣：地位一樣，職業一樣(最多只是有主輔之分)；思想一樣……他要建立的理想國，標誌就是“一樣”。
根據他上述“五·七指示”，加上在其他地方零零碎碎、有時甚至沒頭沒腦的片段“最高指示”，這個理想國大致可以描述如下：
社會組織方式，是把社會的基本組成單元，變成自給自足的小而全的政企(社)合一、工農兵學商合一、農林牧副漁並舉的準軍事化組織，並用以取代最終將被消滅的家庭單元。毛澤東有眼光：他抓住了現存的經濟社會體系最基本最初始的因素——分工。有分工，才有差別，才有交換，才有商品與貨幣，才有形形色色的剝削，才有了凌駕於整個社會之上的國家機器。要反對這一切就不能修修補補，小改小革，而要從根本上動大手術——取消分工，釜底抽薪！城鄉之間，工農之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是一定要消滅的。怎麼消滅？如果說五十年代毛澤東還提出“工農分子知識化，知識分子工農化”，那麼“文革”前夕，毛澤東別闢蹊徑：提低就高，既費力又費時；鏟高削低，既省力又省時。與其讓鄉村趕上城市，讓農民趕上工人，讓體力勞動者趕上腦力勞動者，不如倒過來，讓城市向農村看
齊，工人向農民看齊，腦力勞動者向體力勞動者看齊——既然連城市、連腦力勞動、連現代工業都不存在了，哪裡還有什麼三大差別！
政權組織形式，是黨政軍民合一，實行一元化領導。除了毛澤東本人的最高決策班子之外，各級領導以巴黎公社的方式由群眾選舉產生。這些“人民的勤務員”應該參加生產勞動，不得享受任何特權，接受群眾以“四大”的方式對他們進行最有效的監督，隨時對其中的蛻化變質分子進行“炮轟”、“打倒”。全國將每隔七八年來一次“文革”，進行“整黨”，進行一次全面大清洗，吐故納新，確保國家永遠不偏離毛澤東的革命路線。
★可以看出，這個理想社會的關鍵是：人人都“一專多能”，事事都“自給自足”——任何一個成員，都是多種角色集於一身；任何一個單位，都可以“萬事不求人”，工農兵學商、農林牧副漁、黨政軍民學……都是一個又一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微型封閉系統，即使將之打碎成齏粉，它也是完整獨立的機體。
★但是這個混合了“烏托邦”、“延安精神”、“桃花源”、“井田制”乃至老子的“小國寡民”一套設想的理想社會，誰來建？怎麼建？
毛澤東來自湖南，深受楚文化中的巫風浸潤，想像狂放不羈。從幾十年前開始他就教導人們不要迷信權威——從馬克思、到蘇聯經驗、到教授、專家；而他心目中卻還有“權威”，那就是他奉為圭臬的信條：“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群眾運動”法寶(林彪後來發展成“群眾運動是天然合理的”)，“思想改造”萬能。到了“文革”這一時期，這一切集中到一點，就是“無產階級大民主”。
★早在文革之前，一些中國問題觀察家頗有先見之明地指出中國政治的原動力：追求的是相互牴觸的兩類目標，一個目標是“革命”(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變革)，一個目標是“現代化”(生產力的增長和社會發展)。何者更為優先？毛澤東斷言是前者(後來他的觀點被歸納為一句很形象的話：要謹防“衛星上天，紅旗落地”)。但他的同僚並不贊成這一點。毛澤東從發動“大躍進”開始，已經做過若干次試驗，但無一成功。他並不甘心就此偃旗息鼓，“失敗是成功之母”，他還要再次披掛上陣。一個赫魯曉夫將毛澤東弄得心驚肉跳，生怕自己將來死後像斯大林一樣落得焚屍揚灰的下場。毛澤東要反修防修。反修，國外還有一個明確的反對對象；防修，卻不知道該防的對象在何處，就要“上天入地搜查遍”，到處查找，弄得人人自危。
★還有另一個深層的心理因素：毛澤東擔心自己所精通的東西閒起來，閒得生鏽長霉，“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他希望回到自己熟悉的那個場地一顯身手，不希望在陌生的環境裡看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和鄧小平們施展本事。這個場地在哪裡？如果沒有，他就要創造一個出來！法國胡格諾(Huguenot)教派的激進者德·莫內(De Mounay)說過：“和平是一大禍害，而戰爭是一大好事。和平適合惡棍、無賴，而戰爭適合那些有真正信仰的人”。毛澤東，正是一個有信仰的人，他尊崇戰爭，他，“要武”。
尼克松在他下野蟄伏期間所寫的《領導者》中說：是否能成為偉大領袖，除了個人的素質、遠見之外，還取決於歷史所為他設定的空間。尼克松舉了李光耀為例：李光耀才幹非常傑出，但是他只能在新加坡這個蕞爾小國閃轉騰挪，“精耕細作”，畢竟是大材小用。毛澤東不同。他有幸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舞台，有整整八九億人口供他調遣指揮。而且，這塊土地還又窮又落後——“一張白紙，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就看他有沒有想象力！
★然而，光有想象力卻還是不夠的。
他的面前橫着一個政治局常委會，後面橫着一個政治局，再後面是中共中央委員會，再後面是整個他參予創建、但現在越來越覺得陌生、聞到一股陳腐氣息的黨，還有一大堆層層迭迭、讓他只覺得累贅、一個也看不順眼的政府部門、群眾團體、各種機構。毛澤東無數次感覺到：他的想象力，往往連一道關隘也跨不過去。“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年齡不饒人。這樣下去，他的理想就會枯萎。這正是他為什麼要在七十三歲高齡之際，發動他這一生的第二件大事：去掃清反對走向理想國的勢力。而名不見經傳的紅衛兵，被選中成為毛澤東社會試驗的“試驗員”。
毛澤東想同時達到兩個目的：既搭起理想國的腳手架，又練出理想國的建築工。新國家需要一批新人才能建設，新人要在建立新國家的實踐中培養鍛煉。這二者，互為因果。
★古羅馬貴族曾經將奴隸驅趕進鬥獸場，要他們互相拼殺取樂；六十多年前德國納粹和日本軍閥，曾經大量用猶太人、中國人、波蘭人、俄國人進行生物戰、化學戰的試驗。這些試驗對象，在他們看來不是“人”，只是會說話的牲口而已。而毛澤東，別說現代西方尊重生命、尊重人權的觀念，就連中國傳統儒家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也被他棄如敝屣。在他心目中，政治目標至高無上，“貴”的是理想社會，“輕”的是人民生命。他也說過：“在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但他之所以寶貴人，只是因為人意味着是勞動力，意味着供主宰、供驅使的力量。人，在他心目中是手段，絕不是目的。
他無數次地對臣民有言在先：“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人固有一死，“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天經地義，人人都應該隨時準備在聽到召喚的時候，“獻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在政治目標和所花代價之間，根本不應該有什麼得失的盤算：死成百萬、上千萬人又怎麼樣？不，死三億人又怎麼樣？在毛澤東看來，中國人多，高淘汰率對中國來講，根本不是一個需要顧慮的問題。在這麼殘酷的鬥爭中生還下來的，倒可能是最強悍、最有生存能力的新人。
他在與赫魯曉夫進行國際共產主義教義導讀權的爭奪時，脫口而出，說“核大戰也沒有什麼可怕，中國六億人，就算最多死一半，但帝國主義也完了，剩下的人將在廢墟上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一番不可一世的狂言，把赫魯曉夫驚得目瞪口呆，傳出去後，在整個世界引起一陣怒不可遏的咒罵。毛澤東的紅色帝國後來確實有了幾枚原子彈，“狠的怕楞的，楞的怕擰的，擰的怕不要命的。”毛澤東就不要命！
但那畢竟是對“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而紅衛兵小將則是接班人。記不得是誰在回憶錄中寫過：毛澤東有一次在看雜技時，見到一位小女演員從半空失手摔下，“咚”地一響，可他神情漠然，視若無睹。在毛澤東心目中，何為大事，何為小事，有他劃分的標準。當前的管理國家、國計民生，算得什麼？文革前交給劉少奇、周恩來，文革後交給鄧小平，無須他花過多腦筋。他的思緒，是在“世紀性”“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上盤旋。他跟蘇聯柯西金總理爭論，一開口就是中蘇要“爭論一萬年”；討價還價，才減少為“九千年”，他認為這是很給面子了——一減就減了一千年。這雖說是毛澤東的幽默，但無可否認，他要在中國黨的第三代、第四代、乃至“千秋萬代”不變顏色上，花精力花功夫——如果我們將眼前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胡錦濤為核心的“第四代”，與毛澤東所期望的“第三代接班人”對照一下，對毛澤東的虛妄，不由得會為之嗟嘆“死後是非誰管得”（宋詩）吧！實現政治目標，實行社會試驗，至高無上；其他一切都不必庸人自擾，搞什麼“婦人之仁”。要攻占一個山頭就不能害怕傷亡，攻下了山頭，才能保證全局的勝利。死幾個“黑五類”“黑七類”算什麼？騙幾個紅衛兵算什麼？整下去造反派紅衛兵的“五大領袖”和五十個五百個領袖算什麼？“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成千上萬的“革命小將”只是代價而已！
★同時代（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西方也在進行各種試驗。意識到自己社會的痼疾，他們也提出過各種各樣的方案來療救——從最激進的，到最溫和的：有的從反對徵兵制度做起，有的從“靜坐”和“自由乘客”做起，有的從性自由做起，有的從蓄長發做起。他們上天入地，聆聽到東西方各種宗教傳播的福音，到各種經典對理想世界的描繪中尋找思想資源。馬丁·路德·金那一次著名的演講《我有一個夢》，就憧憬過人人平等的社會。在他被暗殺後，他的後來人確實實踐了他的遺志，建成了一個“復活城”——那也正是一個試驗性的社區。“休倫港宣言”也提出了對未來教育和社會的設想，雖然相當含糊；而嬉皮士在全美國乃至全世界各地搞起的群居村，也不妨看成是一個個袖珍型社會試驗。
他們的試驗與毛澤東用中國紅衛兵當小白鼠進行的試驗相比，我們可以排出成十種上百種區別。其中一個十分關鍵的區別，是關於理想本身的區別：西方的眾多試驗，側重以自由為基礎，平等是輔助；而毛澤東的理想，則是以平等為基礎，卻壓根兒沒有自由的地位！法國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曾經指出過：人有對自由的愛好，也有對平等的愛好，但是對平等的愛好常常超過、取代對自由的愛好——因為對平等的愛好更容易滿足。試看毛澤東，指揮紅衛兵造反，“剝奪剝奪者”，三下兩下就達到了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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