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来年前在学者赵无眠家聊天，他推断，千年之后的后代对毛泽东的评价，很可能要比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我们对他的评价高。我感情上很不能接受，但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有理：毕竟，毛泽东的暴政，是由毛泽东的同代人承担代价，而后人无须付出。秦始皇时代的人揭竿而起，但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巍峨的长城，恢弘的兵马俑，享受到“车同轨，书同文”的文明成果……或许，这也是西方学者对毛泽东思想远比中国学者更为向往的原因之一
◆高伐林
34年前的9月9日，下午4点的情景如在眼前：广播里突然传出哀乐，一阵不祥的寂静之后，播音员极慢极慢，几乎是一字一顿地，吐露那个晴天霹雳……
毛主席死了？！我在那一瞬间，除了震惊，就是茫然——简直六神无主，慌了手脚：我从出生到那一刻，就沐浴在他的光芒之下，不像许多有思想的前辈和同龄人，对于有一天会突然失去这个光芒，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中国会发生什么？世界会发生什么？我的人生会发生什么？
…………
转眼间，毛泽东离世已经34个春秋。红色中国和我的人生中，没有毛泽东的年头，早超过了他执政的年头。
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毛泽东的感觉和思考，同代人与后代人对他更有不同的评判标准。记得十来年前在赵无眠家聊天，他推断，千年之后的后代对毛泽东的评价，很可能要比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我们这些人对他的评价高。我当时感情上很不能接受，但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有道理：毕竟，毛泽东的暴政，是由毛泽东的同代人承担代价，而后人无须付出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就像我们今天无须付出秦始皇年代民众付出的惨重代价一样。秦始皇时代的人不堪忍受暴政，揭竿而起，但我们今天对他们经受的暴政很难感同身受——我们看到的只是巍峨的长城，恢弘的兵马俑，享受到“车同轨，书同文”的文明成果。或许，这也是西方学者对毛泽东思想远比中国学者更为向往的原因之一——他们并没有经受中国学者那样的煎熬。
这里摘录一些从二十多年前到十年前断断续续写下的片断，虽然零碎和浮浅，却留下一些思想转折成长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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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毛泽东住在杭州西湖之畔。
他没有出席在北京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而这次会议是如此重要：讨论“文革”战略决策、搞掉彭罗陆杨、通过“五一六通知”。
他不觉得有必要亲临——决策已经作出，意图已经传达，人马已经部署，自去冲锋陷阵，而他是主帅。毛泽东欣赏“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么一种境界。如果还像1959年的庐山会议一样，去声色俱厉地面对面地争辩、训斥、甚至骂娘，就未免有失身份、有失尊严了。对中国未来的事变至关重要的一次会议，毛泽东却置身事外，宛若事不关己。
他思虑着更为宏伟的规划，更为长远的未来。
会议在北京紧张进行的第四天，即五月七日，毛泽东却在细阅林彪前一天报送的《关於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他拿起笔来，写了一封很长的给林彪的信。这封信，在当年八月一日中共的建军节时发表，被冠以“五·七指示”之名。
那是一段极具纲领性的指示。殚精竭虑写下这么一段批示，确实要比参加跟“中国赫鲁晓夫”交锋的前哨战重要得多。
毛泽东要干什么？他要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来一番改造——不，他要独创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他要解决以前的革命家都没有能解决的任务：铲除由管理阶层蜕化而成的新阶级，让社会的每个普通成员都能不通过代议中介，直接参予社会的管理。
对理想社会的憧憬，贯串着毛泽东的革命生涯。年轻时，他醉心过一种“新村”；建立红色中国之後，他在自己的诗篇里屡次抒发对理想社会的向往——有时写到梦境的壮美：“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有时带有一种怅惘：“借问陶令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有时则又认为理想已经出现于现实生活之中：“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他不仅是要当共产主义的教皇，他想成为整个人类的导师——他对埃德加·斯诺说过，他想当的只是“teacher”，按照美国嬉皮士的说法，他是一个“guru”。
毛泽东雄心勃勃想达到的目标，在“五·七指示”里说得明明白白：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这不是人人都一样了么？是的，毛泽东所希望的，就是人人一样：地位一样，职业一样(最多只是有主辅之分)；思想一样……他要建立的理想国，标志就是“一样”。
根据他上述“五·七指示”，加上在其他地方零零碎碎、有时甚至没头没脑的片段“最高指示”，这个理想国大致可以描述如下：
社会组织方式，是把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变成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的政企(社)合一、工农兵学商合一、农林牧副渔并举的准军事化组织，并用以取代最终将被消灭的家庭单元。毛泽东有眼光：他抓住了现存的经济社会体系最基本最初始的因素——分工。有分工，才有差别，才有交换，才有商品与货币，才有形形色色的剥削，才有了凌驾於整个社会之上的国家机器。要反对这一切就不能修修补补，小改小革，而要从根本上动大手术——取消分工，釜底抽薪！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是一定要消灭的。怎么消灭？如果说五十年代毛泽东还提出“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那么“文革”前夕，毛泽东别辟蹊径：提低就高，既费力又费时；铲高削低，既省力又省时。与其让乡村赶上城市，让农民赶上工人，让体力劳动者赶上脑力劳动者，不如倒过来，让城市向农村看
齐，工人向农民看齐，脑力劳动者向体力劳动者看齐——既然连城市、连脑力劳动、连现代工业都不存在了，哪里还有什么三大差别！
政权组织形式，是党政军民合一，实行一元化领导。除了毛泽东本人的最高决策班子之外，各级领导以巴黎公社的方式由群众选举产生。这些“人民的勤务员”应该参加生产劳动，不得享受任何特权，接受群众以“四大”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最有效的监督，随时对其中的蜕化变质分子进行“炮轰”、“打倒”。全国将每隔七八年来一次“文革”，进行“整党”，进行一次全面大清洗，吐故纳新，确保国家永远不偏离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可以看出，这个理想社会的关键是：人人都“一专多能”，事事都“自给自足”——任何一个成员，都是多种角色集於一身；任何一个单位，都可以“万事不求人”，工农兵学商、农林牧副渔、党政军民学……都是一个又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微型封闭系统，即使将之打碎成齑粉，它也是完整独立的机体。
★但是这个混合了“乌托邦”、“延安精神”、“桃花源”、“井田制”乃至老子的“小国寡民”一套设想的理想社会，谁来建？怎么建？
毛泽东来自湖南，深受楚文化中的巫风浸润，想像狂放不羁。从几十年前开始他就教导人们不要迷信权威——从马克思、到苏联经验、到教授、专家；而他心目中却还有“权威”，那就是他奉为圭臬的信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群众运动”法宝(林彪後来发展成“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思想改造”万能。到了“文革”这一时期，这一切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大民主”。
★早在文革之前，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颇有先见之明地指出中国政治的原动力：追求的是相互抵触的两类目标，一个目标是“革命”(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一个目标是“现代化”(生产力的增长和社会发展)。何者更为优先？毛泽东断言是前者(後来他的观点被归纳为一句很形象的话：要谨防“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但他的同僚并不赞成这一点。毛泽东从发动“大跃进”开始，已经做过若干次试验，但无一成功。他并不甘心就此偃旗息鼓，“失败是成功之母”，他还要再次披挂上阵。一个赫鲁晓夫将毛泽东弄得心惊肉跳，生怕自己将来死後像斯大林一样落得焚尸扬灰的下场。毛泽东要反修防修。反修，国外还有一个明确的反对对象；防修，却不知道该防的对象在何处，就要“上天入地搜查遍”，到处查找，弄得人人自危。
★还有另一个深层的心理因素：毛泽东担心自己所精通的东西闲起来，闲得生锈长霉，“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他希望回到自己熟悉的那个场地一显身手，不希望在陌生的环境里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们施展本事。这个场地在哪里？如果没有，他就要创造一个出来！法国胡格诺(Huguenot)教派的激进者德·莫内(De Mounay)说过：“和平是一大祸害，而战争是一大好事。和平适合恶棍、无赖，而战争适合那些有真正信仰的人”。毛泽东，正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尊崇战争，他，“要武”。
尼克松在他下野蛰伏期间所写的《领导者》中说：是否能成为伟大领袖，除了个人的素质、远见之外，还取决於历史所为他设定的空间。尼克松举了李光耀为例：李光耀才干非常杰出，但是他只能在新加坡这个蕞尔小国闪转腾挪，“精耕细作”，毕竟是大材小用。毛泽东不同。他有幸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舞台，有整整八九亿人口供他调遣指挥。而且，这块土地还又穷又落後——“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就看他有没有想象力！
★然而，光有想象力却还是不够的。
他的面前横着一个政治局常委会，後面横着一个政治局，再後面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再後面是整个他参予创建、但现在越来越觉得陌生、闻到一股陈腐气息的党，还有一大堆层层迭迭、让他只觉得累赘、一个也看不顺眼的政府部门、群众团体、各种机构。毛泽东无数次感觉到：他的想象力，往往连一道关隘也跨不过去。“前不见古人，後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年龄不饶人。这样下去，他的理想就会枯萎。这正是他为什么要在七十三岁高龄之际，发动他这一生的第二件大事：去扫清反对走向理想国的势力。而名不见经传的红卫兵，被选中成为毛泽东社会试验的“试验员”。
毛泽东想同时达到两个目的：既搭起理想国的脚手架，又练出理想国的建筑工。新国家需要一批新人才能建设，新人要在建立新国家的实践中培养锻炼。这二者，互为因果。
★古罗马贵族曾经将奴隶驱赶进斗兽场，要他们互相拼杀取乐；六十多年前德国纳粹和日本军阀，曾经大量用犹太人、中国人、波兰人、俄国人进行生物战、化学战的试验。这些试验对象，在他们看来不是“人”，只是会说话的牲口而已。而毛泽东，别说现代西方尊重生命、尊重人权的观念，就连中国传统儒家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也被他弃如敝屣。在他心目中，政治目标至高无上，“贵”的是理想社会，“轻”的是人民生命。他也说过：“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但他之所以宝贵人，只是因为人意味着是劳动力，意味着供主宰、供驱使的力量。人，在他心目中是手段，绝不是目的。
他无数次地对臣民有言在先：“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人固有一死，“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天经地义，人人都应该随时准备在听到召唤的时候，“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在政治目标和所花代价之间，根本不应该有什么得失的盘算：死成百万、上千万人又怎么样？不，死三亿人又怎么样？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多，高淘汰率对中国来讲，根本不是一个需要顾虑的问题。在这么残酷的斗争中生还下来的，倒可能是最强悍、最有生存能力的新人。
他在与赫鲁晓夫进行国际共产主义教义导读权的争夺时，脱口而出，说“核大战也没有什么可怕，中国六亿人，就算最多死一半，但帝国主义也完了，剩下的人将在废墟上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番不可一世的狂言，把赫鲁晓夫惊得目瞪口呆，传出去後，在整个世界引起一阵怒不可遏的咒骂。毛泽东的红色帝国后来确实有了几枚原子弹，“狠的怕楞的，楞的怕拧的，拧的怕不要命的。”毛泽东就不要命！
但那毕竟是对“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而红卫兵小将则是接班人。记不得是谁在回忆录中写过：毛泽东有一次在看杂技时，见到一位小女演员从半空失手摔下，“咚”地一响，可他神情漠然，视若无睹。在毛泽东心目中，何为大事，何为小事，有他划分的标准。当前的管理国家、国计民生，算得什么？文革前交给刘少奇、周恩来，文革後交给邓小平，无须他花过多脑筋。他的思绪，是在“世纪性”“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上盘旋。他跟苏联柯西金总理争论，一开口就是中苏要“争论一万年”；讨价还价，才减少为“九千年”，他认为这是很给面子了——一减就减了一千年。这虽说是毛泽东的幽默，但无可否认，他要在中国党的第三代、第四代、乃至“千秋万代”不变颜色上，花精力花功夫——如果我们将眼前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与毛泽东所期望的“第三代接班人”对照一下，对毛泽东的虚妄，不由得会为之嗟叹“死後是非谁管得”（宋诗）吧！实现政治目标，实行社会试验，至高无上；其他一切都不必庸人自扰，搞什么“妇人之仁”。要攻占一个山头就不能害怕伤亡，攻下了山头，才能保证全局的胜利。死几个“黑五类”“黑七类”算什么？骗几个红卫兵算什么？整下去造反派红卫兵的“五大领袖”和五十个五百个领袖算什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成千上万的“革命小将”只是代价而已！
★同时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也在进行各种试验。意识到自己社会的痼疾，他们也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方案来疗救——从最激进的，到最温和的：有的从反对徵兵制度做起，有的从“静坐”和“自由乘客”做起，有的从性自由做起，有的从蓄长发做起。他们上天入地，聆听到东西方各种宗教传播的福音，到各种经典对理想世界的描绘中寻找思想资源。马丁·路德·金那一次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就憧憬过人人平等的社会。在他被暗杀後，他的後来人确实实践了他的遗志，建成了一个“复活城”——那也正是一个试验性的社区。“休伦港宣言”也提出了对未来教育和社会的设想，虽然相当含糊；而嬉皮士在全美国乃至全世界各地搞起的群居村，也不妨看成是一个个袖珍型社会试验。
他们的试验与毛泽东用中国红卫兵当小白鼠进行的试验相比，我们可以排出成十种上百种区别。其中一个十分关键的区别，是关於理想本身的区别：西方的众多试验，侧重以自由为基础，平等是辅助；而毛泽东的理想，则是以平等为基础，却压根儿没有自由的地位！法国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曾经指出过：人有对自由的爱好，也有对平等的爱好，但是对平等的爱好常常超过、取代对自由的爱好——因为对平等的爱好更容易满足。试看毛泽东，指挥红卫兵造反，“剥夺剥夺者”，三下两下就达到了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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