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曾认为，1955年是共和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一年，那年本来风平浪静，国泰民安，却突然发生两件大事：毛泽东亲自动手揪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紧接着又发动“肃反”。宪法从此名存实亡，共和国的历史也就变成无法无天的历史了。毛泽东为什么非要搞一次“反胡风运动”出来不可？至今还是个谜
◆高伐林
2005年5月13日，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50周年。
2005年6月8日，是胡风辞世20周年。
胡风是谁？40岁以下的人对这个名字已经不甚了然，但是翻开1955年中国大陆任何一家报刊──包括科技、少儿报刊──无不是批判、揭发、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字，连篇累牍、杀气腾腾。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起大规模“文字狱”。仅据公安部、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党组1980年《复查报告》不完全统计，当年全国二千一百人因莫须有罪名受到株连审查，许多人被打成“胡风分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刑、劳改、管制、抄家，被逼疯致残，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其中不少人是极有才华的作家学者，酿出无数令人潸然泪下的人间惨剧。胡风本人，虽然承蒙毛泽东开恩下令“不杀”，但关押十年后开庭判刑14年，又在期满之后加为无期徒刑，一度精神失常。
最高决策者关于这一“文字狱”的逻辑、方式，上承十多年前的“延安整风”，又有诸多发明，下启当年的“肃反”、两年后的“反右”，四年后的“反右倾”、八年后的“四清”“社教”，一直到中国二十世纪灾难的顶峰——“文革”。在这十余年中，所有策划和参与构陷“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人，除了毛泽东本人，先后陷入“轮回”，落到与胡风相似的命运。
5月9日，笔者拨通了现居北京的胡风的女儿、中国艺术研究院退休研究员晓风（张晓风）的电话。
飞来横祸
年过花甲的晓风，去年（2004年）送走了母亲、儿童文学作家和传记作家梅志，但幸而赶在母亲辞世之前，在海外出版了《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的父亲胡风》（美国溪流出版社），在此之前，她还编过《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等多种书籍，让母亲感到了后继有人的欣慰。
晓风《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的父亲胡风》（美国溪流出版社）
半个世纪的风浪之后回忆往事，晓风声音相当平静。她首先告诉笔者：“去年出的书把我掌握的材料都写进去了，至今并没有多少新材料。过去五十年了，很多档案还是没公开，所以更深层的内容还是不大能把握住。只能从旁边的史料，例如当事人、受害者的回忆录写到的内容来推测。”她推荐了许多胡风事件的回忆和研究专著，还说，2002年胡风百年诞辰，复旦大学中文系与苏州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研讨会的论文成果，由复旦的学者主持编辑成书，但到现在尚未出版。“胡风事件属于‘重大历史事件’，所以有关选题必须报上去批。我也不想让出版社和有关人士为难，不去催。”但这一成果没能赶在胡风事件50周年之际问世，晓风流露出一丝遗憾。
胡风事件时，晓风刚刚16岁，正上高中一年级。她告诉笔者，她家在北京的北海后门的太平街甲20号，父亲搬到北京时买下这个非常破烂，因而也非常便宜的四合院，兴致勃勃地设计装修方案，采购家具，订制书柜，整修厨房厕所，还买了花卉果树，花了跟房价差不多的钱建设这个家。但在那段岁月，晓风无法理解山雨欲来的气氛，上高中以后干脆在师大女附中住宿，不常回家。她在《虽九死其犹未悔》书里写道：“5月13日正是星期五，看到报上发表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感觉如雷轰顶，被震懵了，不知如何是好，这个周末就没回家，直到下一个星期六（5月21日）才回到家中。”
而家里已是物是人非。“父亲和母亲都不见了，一问方知他们都被带走了。外婆流著泪对我讲述了那天的情景。那是5月16日的晚饭时分，由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陪同，公安机关带人来我家搜查，抄走了床边、桌上、抽屉内的所有文稿、书信、照片、日记以及一切他们认为有价值的物品，甚至将小院的那几棵树下面都掘地三尺寻找，以防那里藏有什么‘罪证’。折腾了整整一夜，到第二天凌晨将我父母分别带走了。……”
时间开始了，时间终结了
开国大典之后，胡风曾有一首著名长诗：《时间开始了》。已故学者李慎之晚年回忆：开国大典那种盛况，自己曾以为“决然无法用文字表达”，但胡风竟表达出来了，“《人民日报》连续几期以整版篇幅发表了他歌颂人民共和国的长诗”。
诗人表达此时此境中国人共同感受的名句，不胫而走──“时间开始了！”
但是对于胡风，仅仅五年，他的“时间终结了”。
晓风的书中有一张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的逮捕证图片，显示是1955年10月17日由公安部签发：“1955年5月18日经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胡风。这是胡风被捕五个月后补办的手续。实际上，胡风被拘捕是5月17日凌晨，毛泽东说，胡风“是全国人大代表，必须经过人大常委会批准才能逮捕”，人大常委会第二天走了个过场。逮捕证上日期这么填，是为了掩盖先斩后奏。
1955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逮捕胡风的逮捕证。（晓风提供）
晓风回忆：父母被带走了，哥哥在外地工作，家中只剩下了七十多岁的外婆和七岁的弟弟。一夜之间，自己不得不成了大人，要应付所有的事，还得要管家。“整天得听著大喇叭中的讨伐声，看著报上的大字标语和声讨的文章，连走在我家的胡同里，都有孩子们在我身后喊口号。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恨不得有个地洞能让我钻进去。”入团是甭想了，“团组织对我做工作，要我揭发父亲的‘罪行’”。
胡风夫妇被分别拘禁在公安部看守所，老人孩子的生活费用由晓风到公安部传达室找专人领取，“不过，那不是政府给的，而是来自没收的我家存款。”后来才让她和弟弟去见母亲。公安部在北京有不少隐秘小院，专用来看守非正式囚犯，还时常转移，“记得我们曾去过史家胡同的一处和南池子的一处”。
晓风高考成绩优异，但政审通不过，没有大学敢录取。她不死心，第二年再考，还是不成。她才认了命，去工厂，在条件极差的车间当学徒工；后来她又去郊区国营农场，脸朝黄土背朝天，耪地、割麦、挖沟、种棉花……1961年初，外婆患感冒转成肺炎，年轻的晓风不懂如何照顾，送到医院当晚老人就去世了。第二天一早，晓风给公安部去电话，哭著要求让母亲回家来料理丧事，被囚70个月的母亲这才恢复了自由。公安部发还梅志的存款时，扣掉70个月伙食费，每月20元，共1400元。“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接著一戴又是十几年。
《人民日报》先后于5月13日、24日和6月10日连续发表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随后出版单行本，发行500多万册──想想吧，当时全国人口才多少？识字率才多少？
与“批判的武器”并举的是“武器的批判”：各地公安出动捕人：
上海抓了王元化、何满子、彭柏山、张中晓、贾植芳……
北京抓了路翎、绿原、牛汉……
武汉抓了曾卓、郑恩，杭州抓了冀汸、方然，湖南抓了彭燕郊，天津抓了阿垄、鲁藜、卢甸……
晓风对笔者说：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适，都只是在文化、思想批判的层面上，并没在政治上视其为敌人。而这次不一样。
《人民日报》上那些份量极重的话，强烈地显示必有来头──这是钦定铁案。
“三十万言书”与“两个口号”
胡风到底犯了什么大罪呢？
触怒当局的直接导火索，是因为胡风在前一年，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呈递了一份28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俗称“三十万言书”。
晓风对记者说：父亲当时将“三十万言书”交给了中共中央文委主任习仲勋，不过，习收下时说，“我很快就不管这一摊了”。胡风的这个报告是对《文艺报》1953年第二期林默涵、第三期何其芳对胡风批评的反驳，林是中宣部文艺处长，何是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都是中共声名赫赫的文艺批评家。中共中央将“30万言书”交中国作协主席团处理。
《报告》分四个部分：一、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二、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三、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四、作为参考的建议。前面有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八千字长信。晓风说：“三十万言书”批评了1949年到1954年文艺界各方面的情况，申诉自己遭遇到的不平，这使毛泽东十分恼火：我信任的文艺官员，执行我的文艺政策，你胡风认为错误那么多、那么没有用？其中“五把刀子”的说法，更让他们感到刺眼——“三十万言书”中说某些理论家在读者和作家头上放了五把“理论刀子”：作家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重要题材”一定得是光明的东西。
胡风本来想用“五座大山”来比喻重重禁忌，临时听取友人意见，改成“五把刀子”。后来批判他时，更歪曲原意，将“五把刀子”渲染得血淋淋。
胡风遭难的更深层原因，就说来话长了。
胡风原名张光人，出生于湖北蕲春县的贫寒之家，是李时珍的同乡，上中学起就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就读，去日本庆应大学留学期间，加入了日本反战同盟和日本共产党，1933年被捕，被驱逐回国。在上海他担任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不久接任“左联”书记，在鲁迅的帮助和指导下开展工作和研究，撰写了大量文章，编印丛书、期刊，是20世纪30年代最著名的左翼文艺理论家之一。
中国新文学史上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埋下了胡风后来的祸根。
所谓“两个口号”，一个是周扬、郭沫若等人推崇的“国防文学”；一个是鲁迅、冯雪峰和胡风等人标举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是革命作家内部就如何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的论争。
1935年冬天，已失掉与中共中央联系的上海文艺界党组织负责人周扬，从外刊辗转得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1936年4月，冯雪峰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从陕北回上海，住在鲁迅家的后楼。那段日子，周扬和胡风关于现实主义问题正打著激烈笔仗，周扬、夏衍联合文艺界一百多作家诗人组成“文艺家协会”，胡风也正打算另行筹备“文艺工作者协会”……冯雪峰没有太在意这些。晓风介绍说：父亲去看冯雪峰时，冯说“国防文学”这口号不大好，建议另提一个口号。第二天，冯雪峰告诉父亲，口号定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也同意了，要父亲写文章反映出去。当晚，父亲便写了简明扼要的千字短文《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交给了冯。冯雪峰看完后一字未改，并说鲁迅也认可。
1936年6月1日文章发表了，新口号引起了周扬一方的愤怒。他们不了解这其实是鲁迅、冯雪峰的意见，认为是胡风有意挑衅他们所代表的党的领导。晓风说：父亲感到有责任再作些解释，但冯雪峰不同意。“雪峰代表著党的领导，父亲只好服从了。”
左翼作家的“内战”硝烟弥漫，据不完全统计，笔战文章达480篇之多。直到这年10月鲁迅逝世，论争才基本平息。
“国防文学”口号，侧重于国难当头时全民族所有文艺家的广泛联合，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更强调在联合中要坚持主导权。今天读者很难理解当年文人为字眼会争得你死我活，而从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可以看出对周扬（当时叫周起应）憎厌之深、周扬他们对胡风戒备之深。
鲁迅重病缠身，这封万字公开信是由冯雪峰起草的，鲁迅在增改文字中写道：“有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一两个，一律洋服，气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鲁迅不相信，“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
“四条汉子”——这个称谓后来因毛泽东、江青利用来打击“文艺黑线”而家喻户晓。鲁迅笔下“四条汉子”所代表的党内“轻易诬人”打击异己的倾向，确实具有其原型价值。
视胡风为“内奸”的青年周起应，13年后，成了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在周扬眼中，胡风所参加的“左联”是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放著“国防文学”口号不响应，去跟鲁迅一道另提口号，不是正坐实“内奸”指控？
可疑的“主观”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长期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领导工作。他先后主编《七月》、《希望》杂志和“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艾青、田间、邹荻帆、路翎等一批作家在他指导下崛起，形成了著名的文学流派“七月派”。
胡风接受马克思主义和鲁迅文艺思想，提出许多有真知灼见的文艺命题，他的理论中心是“主观战斗精神”，认为创作是作家的“自我扩张”过程，要求作家用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去拥抱现实；反对革命文学运动中长期存在的概念化、公式化和庸俗社会学倾向。另一个重要观点是揭示民众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延安文艺家对这些观点都很不信任。
晓风说：从今天高度看，父亲的有些思想有时代的烙印，是比较“左”的。他编刊编书，也是服从“抗日”这样的时代使命，1938年他读到毛泽东《论持久战》，在《七月》上一口气发了全文。他绝对不赞成搞风花雪月，但他反对文艺图解政治。“文革”以后他写的申诉材料中就提到“四人帮”的基础实际上在三十年代。父亲有个“爱爱仇仇”的说法──热爱我热爱的人，仇恨我仇恨的人，而不是按照旨意下去体验生活、写作品。
她对笔者简要回顾了胡风被党内理论家批评的过程：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报告说：对洋八股、教条主义，必须“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锋芒直指王明。1940年重庆发生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向林冰等用民族形式否定“五四”新文学，引起胡绳等中共理论家的批评；胡风批评向林冰，也批评胡绳等虽拥护“五四”新文学，却陷进形式主义。重庆地下党当时认定向林冰属国民党敌对分子（其实不是），很不满胡风竟把他们并列起来批评。
毛泽东于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奉为“无产阶级文艺”圣经。晓风说，父亲在政治上追随毛泽东，尤其是毛高度评价鲁迅，更使他倾心，但他不赞成把毛这一“讲话”的观点照搬到国统区。当时郭沫若、茅盾都表态拥护“讲话”，而胡风却没有为此著文，党员理论家给他记下了又一笔“反对‘讲话’”的帐。
1945年初，胡风在重庆主编的《希望》创刊号发表了舒芜《论主观》，被认为是对毛泽东整风报告唱反调。晓风说：在延安方面看来，我们正批教条主义，而你提倡什么？提倡主观主义！就有了1948年左派理论家在香港对他的那次批判：你胡风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在我们马克思主义看来，你不是！新中国马上要建立了，先批你一下，休想拿你那套来冒充正宗马克思主义！
在共产党夺天下的敌、我、友格局中，胡风认为自己大半生追随中国共产党，应该是“我”，“不把自己当外人”；而延安一直怀疑他是“敌”，充其量将之定位为“友”，时刻警惕他以“自己人”的面目出现。这是胡风的悲剧，也是中共的悲剧。（写于2005年5月。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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