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一遇的8.9级地震及海啸,震撼日本列岛,冲击太平洋两岸,席卷了整个地球村,就像2008年汶川大地震一样,紧紧揪住了人们的心。悲悼不幸罹难的生命,震惊于大自然可怕的威力,感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争先恐后地伸出援手……同时,也钦佩日本建立的完备的抗震救灾体系和机制,以及国民应对巨大灾难时的训练有素和镇定态度。 我想起,1985年秋天,我从北京到日本出差,就在东京住了两夜,竟也赶上了一次地震,当然,震级很低,所释放能量只相当于今天超级大地震的五、六亿分之一。 那次我们一行数人住在东京一座饭店的塔楼。我忘了那座饭店的名称(是新大谷饭店还是王子大饭店?),也忘了一共高多少层,我们住在多少层,反正相当高。在今天,中国的摩天大楼鳞次栉比,不算什么了,但在当年“土包子”出洋,仰望苍穹、俯瞰东京,颇有“举手摘星辰”“遥望齐州九点烟”的感觉。 吃罢晚饭,刚与接待单位的主人们分手,回到自己房间,打开电视,忽然就觉得地板怎么震颤起来了,桌上茶杯叮当磕击,纸张簌簌作响,吊灯也在抖颤。这是怎么了?我打开门,同伴们也从他们的房间出来互相询问。来过多次日本、比较有经验的同事告诉我们:地震了! 塔楼晃悠了十几秒、半分钟,平静下来。我回到房间,却看见电视屏幕上中断了正常节目,插播突发新闻——主持人口播加上字幕,居然配上了一两张照片:刚才几点几分几秒,东京郊区某地发生三点几级地震。震中在东经多少度多少分、北纬多少度多少分…… 几乎是同时,房间里电话响了:饭店服务人员和我们此行的接待人员,先后打来电话,一表关切,二表安慰:没有受惊吧?这是很小的地震,我们日本人早已习惯了,无日无之,饭店建筑都是按照抗震的标准设计建造的,这样的地震绝不会造成危害,尽管放心。 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让我了解到,地震,是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全世界约有20%的地震发生在日本,在日本传统里,地震被列为日本人“最害怕的四个东西”之首。仅在20世纪,国土面积狭窄的日本遭遇过10次死亡人数超1千人的大地震,关东大地震曾夺走了10万人的生命。 正因为如此,他们已经习惯了与地震为伴,也积累了对付地震的一整套全面有效、世界领先的防震救灾体系和制度,从建筑规范,到避险程序;从媒体及时传递信息,到各司其责,互相关切照顾。其国民素质,也让他们在灾难突发时不着慌、不混乱。 “3·11”地震震级之高,破坏之大, 是所有在世的日本人都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据称是140年来最大的一次)。据悉,里氏震级每增加一级,释放的能量大约增加32倍。那么,今天的地震,大致相 当于那年我所经历的三点几级地震的五、六亿倍(暂且不论震中的深度),尤其是还伴随高达十米的海啸,可想而知造成了多大的破坏! 美科学家称,这次日本大地震,导致地球自转加快:每一天的时间减少1.6微秒(1微秒等于一百万分之一秒)。台湾气象局估计,这次地震释放的能量超过1.1万颗广岛原子弹。 但从这次大地震的报导中,我们也能感知日本社会之有序和民众的素质: 新华社记者第一时间驱车赶赴重灾区本州宫城县和岩手县,沿途看到居民生活较为平静,秩序井然。超市开放,一些人正在采购桶装水和各类食品——新华社记者用词是“采购”而非“抢购”。日本受地震波及的地区,三得利公司宣布所有贩售机免费供应,只要按键即出饮料;日本的7-11全部免费提供食品和饮水…… 新华社记者在《现场直击:强震后的第一个黎明》一文中写道:日本首都东京从疲惫中苏醒,街头平静有序,一如往常。次日,记者看到,在重新开放的地铁站,却是一幅工作日的繁忙景象。车厢坐满了乘客。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疲惫,但表情平静。“东京很多人震后选择在办公室过夜,也是因为他们相信办公楼的质量没问题,比跑到外面更安全,而且办公室都备有急救包和压缩食品。记者所在的东京证券交易所则为无法回去的职员准备食品,保持所有房门打开,并反复广播目前的交通状况”。 新华社还报导:地震发生后,日本所有电视台停止正常节目,统一进行地震滚动报道,通报最新动态。手机上随时刷新交通信息:从开始的全线停运,到后来逐渐开放的各条线路。 中国央视也播放了日本灾民在黑暗中井井有条地排队领救灾物资的画面…… 日本对付地震这样的巨大灾害的经验,值得我们吸取。正巧今天读到中国网站上重发2010年4月24日《新京报》上刊登的一篇日本作者加藤嘉一的文章,比我说得更清楚和全面,转贴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2011年3月11日日本8.9级强震,引发海啸巨浪扑向陆地。
日本人这样跟地震打交道
作者:加藤嘉一,《新京报》2010年4月24日
我是日本伊豆人,伊豆半岛是自然灾害最频繁的地方之一。对我来说,地震、台风、洪水、火山等自然灾害只是意味着平常,把它们视为一辈子要打交道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地震是常态,而不是非常态,没有人没经历过地震。
疏忽建筑质量者是全民的敌人
日本国民对地震极为敏感,还是比较习惯“与地震打交道”的。“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对任何时代或地区来说是个永恒课题。日本不例外,中国不例外。 日本政府对每一处建筑物制定了明确的抗震标准。倘若一个建筑不符合或不及格其标准,它不能存在。比如,建筑是最容易造成“政商勾结”的行业,假如平时给政治人物提供政治献金的建筑业老板,做的写字楼没达到抗震标准,政治人物又偷偷容忍了其失误,或故意装糊涂,被媒体曝光后,我100%相信,这届内阁要垮台了。 别说政治人物,在人口极端密集的东京,如果有建筑设计师把工作做得不恰当,有疏忽,就立刻会被媒体批评,他随后的生存环境就恶化到底,成为全民的敌人。天经地义,对生活在“地震大国”的日本国民来说,建筑有多大耐心是牵涉生死的大事。建筑无小事。媒体针对建筑的监督相当严格,其力度并不亚于针对政治人物丑闻或官僚腐败的批判。 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往往是天气预报,地震预报则是其中重要环节。2008年6月14日栗原发生地震前,日本地震局提前10秒做出了预警,并在公共电视台NHK中播出,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在地震预警上有两方面的特征:一、定期预警地震,虽有时不准或漏报,但整体上令人满意。据专家说,大的地震相对容易预测,小的比较困难;二、有了预警,还要及时向公众发布信息。比如栗原地震,从预警到播出只用6秒钟,这就要求地震部门和电视台配合非常默契。各大型公共场所都有专用的地震预报广播,比如大的商场超市,经常会播出“多少分钟后会发生×级地震,请大家迅速撤离”。所有日本人都很熟悉预警前固定的“提示音乐”。它与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息息相关,此刻,人不可能不认真。
抗震是“演习”出来的
“预警”不过是冰山一角,更重要的是全民日常的安全教育。 中国玉树地震发生后,中国媒体人向我咨询日本人是怎么搞预防、灾后重建和防灾教育的。我说:“其实很简单,做防震教育不要印很多教材,乱花纳税人的钱,只要各学校能坚持要求全体师生做好实际的演习训练即可,投入很少,回报很多,对师生们的帮助却很大。” 日本的学校每个学期都必须搞一次避震演习。所有教师从学生时代起,就接受过很多次避震演习。因此,实际遇到地震时,他们知道该如何做,正确的步骤是什么。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12年下来,我们大概要接受30多次防灾训练,从未接触过任何有关灌输理论的教材。通过不断的演习,让我们明白了,在自然灾害发生时,人与人的协调与配合最为重要。 演习时,首先应立刻戴上安全头套。所谓安全头套,就是平时凳子上的坐垫,但经过特殊设计,在发生晃动时,立刻将它扣到脑袋上,以保护头部。然后迅速躲藏到安全的地方,等晃动停止后,在老师的统一带领和班长的积极引导下,迅速离开教室。在那样的紧急时刻,日本人对秩序的尊重发挥到了极致,它是潜移默化而根深蒂固,不是简单依靠理论或一次性灌输性教育获得的。 按政府规定,所有学校建筑物必须在楼外安装临时楼梯——非常楼梯,教室里要有紧急出口——非常口。哪个班走哪条线路,都事先规划好,以避免地震发生后出现拥堵、混乱、无序等状况,这样可以保证每个老师和学生都能迅速、安全地撤离。撤离后的师生,最后到一个固定的场所,学校操场或大广场等,按每一个班级排队,班长点名确认后,迅速汇报给班主任,班主任陆续汇报给副校长,副校长最后汇报给校长。 家庭对灾害的准备也极为重要。虽然父母很少告诉我遇到地震该怎么做,但从他们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中,早就了解到应该如何应对地震,真的发生,该怎么做。 重物一般不放在高处,而放在地上或柜子里。安装电灯要非常结实,需要定期确认,有问题就赶紧维修。家家都有“防灾袋”,我家每时每刻储备着两个防灾袋,里面的东西都很轻,以便一旦发生地震,拿起来就快跑。每个家庭防灾袋中的内容大同小异,其中的食物和水,都是能长时间储存的,水一般是易拉罐装,这样不容易变质。有的家还在防灾袋里放上肥皂等。 大地震发生后,灾民住帐篷的情况比较少,大家都是到附近学校的体育馆中避难。这样人员相对集中,容易得到救援,食物和水也比较容易发放。比如,2007年7月16日发生的新潟大地震,许多失去家的受害者们在体育馆中度过了1个多月。 日本有很多关于地震的博物馆、资料馆,教育机构让中小学生参观那些地方,告诉他们生命的宝贵、地震的历史、防震知识等。 我建议,中国的每一所学校从小学开始,至少每学期进行一次防灾演习,至少要让学生知道假设发生地震,第一怎么做,要从哪儿出去等。现在,对中国百姓来说,地震已经不是陌生而遥远的概念了。
“提前5分钟”行动吧!
从两年前的汶川大地震(里氏8.0级),到刚刚发生的玉树大地震(里氏7.1级),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近年来,日本也发生了大地震,2008年6月 14日早晨,位于东北地方的宫城县栗原市发生了里氏7.2级地震;2008年7月24日半夜,地点又是属于东北地方的岩手县沿海北部遭到了大地震,里氏 6.8级,大约107人受伤。 中日之间地震发生的状况及后果不能相提并论,国情不同,历史不同,认知不同。我只是想跨越国界,从比较平常的角度,寻找能否推广一些实用的应对方法。 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去了一趟四川。我发现,四川这个地方果然很富庶,生活很舒适。我跟成都的朋友聊天,他们平时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享受生活,之前从没想过会发生地震等牵涉生死的紧急事件,什么准备也没做。我没去过青海,但去过藏族集中居住的地区,包括拉萨。我发现,藏族朋友的生活节奏特别缓慢,没那么富裕,但以自己的传统享受生活,对牵涉生死的紧急事件,也没有避险的意识。 日本的情况就不一样,我们从小到大都要在“地震随时有可能发生”的非常状况下经营生活,接受了12年的防灾教育。2008年在岩手县发生两次大地震后,当地朋友相当冷静地跟我说:“天天都地震,那两次不过大一点。”从日本人的眼光上看,岩手县相当偏远,生活方式相当休闲。但与四川等地方“闲度”,还是无法对比的。 在家庭和学校里,日本人从小接受这样一个教育:和别人约会,必须提前5分钟到,坐在那里等别人来。而在中国,不守时的情况非常多,迟到5分钟算不上失礼。我来到北京后,按原来习惯提前出发,提前到达,北京堵车无处不在,要考虑许多不确定因素。然而,最近越来越觉得早到只能吃亏,因为合作伙伴不把守时当回事儿。 不要小看约会早到5分钟,这其实就是一种态度:把任何事情都做在前面,遇到问题时你才不会慌张。一个人总是迟到5分钟,你只能等着事情来了再想办法,那样自然会遇到不确定性。很多外国人觉得中国很神秘,就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随意性的因素太多,不利于提高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 抗震救灾最终考验着的,还是国民素质的问题,包括如何尊重他人,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如何增加忧患意识……国民素质教育不是一天能完成的。不过,我诚恳建议,中国有关部门认真考虑,用力推行“13亿中国人提前5分钟大运动”。在任何平常或非常的场合,倘若人人都能早到5分钟,都能从未发生的角度去考虑事情,会避免很多伤亡。 生命无小事。任何一个公民的伤亡都是国家大事,如果早做准备,就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对抗震这样极端紧张的事态来说,平时的积累极为重要。我做专业运动员时,教练每天都告诉我:“你在训练中做不到的事情,在比赛中也绝对做不到。”抗震救灾也是如此。 栗原发生地震的那天晚上,我跟在伊豆生活的母亲通了电话,她说:“发生地震再正常不过,我们没有资格把它说成天灾。自然给人类赋予的恩惠太多,太多……重要的是尽量预防,减少灾后的损害。政府、媒体、国民都要全力配合,保持稳重。国民还是冷静的,不会引发什么动乱。东北地方的亲戚也没事,你不用担心。对了,四川怎么样?我更担心那边。日本政府应该好好把帐篷等物品提供给他们,参加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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