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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按：中国的国球是什么？当然是乒乓球。我这一辈人恰巧是随着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兴起、普及、终于无敌于列国的辉煌历程而成长的。说起容国团、邱钟惠、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张燮林这些已为当今年轻人不再知晓的名字，如数家珍——即使后来乒乓球没有与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挂上钩，被冠以“乒乓外交”的名称，成为“文革”时代的浓重一笔，乒乓球在我们的青春岁月中，也是永远铭刻在脑海的。
年轻时爱好打乒乓，无论在工厂、在学校、在机关，我都时常要打几场；到美国之后，也特地从国内买来球拍和球，时常对着镜子比划几下，但一直没有就打乒乓球写下文字。最近却接到“发小”杜先荣的一篇回忆文章，记录了那个风华正茂的岁月里的许多往事。征得他的同意，在此贴出来，说不定能激活更多朋友、同学们的记忆！
张燮林，直拍削球打法，一手“海底捞月”的绝技，挫败了当时日本多少气势汹汹而来的弧圈球高手。
李富荣，中国乒乓球兵团里第二把手“帅哥”。当时我们都传说，他的球技高过“一哥”庄则栋，但他是左推右攻的打法，不如两面起板的庄则栋更有中国风格，于是往往只要他当“清道夫”；而在庄则栋赢得一届世乒赛冠军之后，后来几届他俩在决赛中狭路相逢时，又安排要他让球，以便让庄则栋连获三届冠军，中国便有资格永久保存那银光闪闪的奖杯。
我是1964年秋季进入武汉一中初中的。那时的武汉一中学生不仅学习成绩好，各项体育成绩也好，其中乒乓球尤其出类拔萃，在全省中学生中名列前茅。
一中学生光喜欢“擂功”？
我们上学时，清华大学的副校长马约翰提倡“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给青年学子极大的鼓舞。一中提倡“生动活泼地学习”，号召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校要求每一个学生必须参加早锻炼，早晨到校以后，我们都要围着操场先跑上几圈，玩一下单、双杠和杠铃，再去早自习；上午第二节课以后全校学生要做课间操，由声若洪钟的张维老师领做广播体操；下午第六节课后，广播室播放眼保健操音乐，各班学生在教室里做眼保健操；七、八节课学生必须离开教室参加体育锻炼和课外活动，教导处有老师专门检查，但这已成为了一中学生的自觉习惯。学校操场有一个足球场、四个篮球场。课外活动时，整个操场上人声鼎沸，一片生龙活虎的景象。
有人说一中的学生喜欢“擂功”，这句武汉方言，言外之意是学习成绩好，其他方面不行，此言大谬。一中当时不仅在风靡一时的国球——乒乓球项目上傲视全省，据郑宜云老师近年说，一中学生当时创造的男子4×100米接力、男子铅球等许多田径项目纪录，到现在还没有被打破！一中当时还出现过全市的围棋冠军。一中足球队1965年春天在新华路体育场和武汉四中争夺冠、亚军，为什么落败？最近校友聚会时才找到答案，当时我校规定，一中足球队员凡是在校有两门课不及格者不许上场，有两位绝对主力因此不能参加这场比赛，导致一中输球。比赛后，我校队员反映，对方有许多五门课不及格者都上了场。
一中师生的文艺水平也非常了得，记得1965年的纪念“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三十周年的文艺晚会，就是一中的音乐老师杨德盛联系当时的准专业艺术学校湖艺附中和一中文艺宣传队在我校大礼堂同台演出的。演出盛况我至今还历历在目，大合唱时，杨德盛老师担任指挥。1967年夏天，一中文艺宣传队的演出实况还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播出。
乒乓球校队的“三剑客”
刚开学不久，学校乒乓队跟武汉十二中乒乓队在一中的教学楼大厅举行了一场乒乓球比赛，由我校获得湖北省青年比赛冠军的蒋克伟、获得湖北省青年比赛季军的范正常和横拍削球好手唐长安，迎战由获得湖北省青年比赛亚军领衔的武汉十二中男子团体队。双方斗智斗勇，打得难分难解。
蒋克伟是左手弧圈球打法，他的打法在当年乒坛上还是凤毛麟角，他的高抛发球可以将球发到对方对角近网，又弹回自己的一方，使对方一筹莫展，发球直接得分；他善于摆短，台内小球极好；他可以将极下旋的台内球拉过去，形成相持再起板扣杀，而且角度极刁。
范正常是右手直握正胶球拍左推右攻的传统打法，他的击球速度快、步伐移动快，基本功好，双方你来我往，回合很多。
唐长安是右手横板削球打法，他能将对方大角度猛扣过来的球稳稳地削过去，就像一座棉花糖筑起的万里长城，有时他冷不防起板，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我们看得眼花缭乱、如痴如醉，直呼过瘾。每打出一个好球，台下一片掌声和喝彩声。这场球的比分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总之是一中获胜，一中乒乓球队主力队员精湛的球艺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大概是1965年，一中乒乓球队又接待了日本青年友好访华团，双方进行了乒乓球友谊表演赛，这场球以友谊为主，技术含量不高，但台下观战的我们，自豪感却油然而生。从这时起，我爱上了乒乓球。
第六节课后咚咚咚咚的奔跑声
一中共有九副乒乓球台，一楼教工俱乐部的一副弹性比较好，但那个时候颇讲师道尊严，我们不能去跟老师抢球台，学生去得很少。一楼西头的乒乓球室摆放了八副乒乓球台，大多数质量不好，只有一两副球台弹性稍好，但这在当时已是很优越的条件了。
中午放学和下午第六节课下课钟声（校工叶师傅负责敲钟）响起，不一会儿，一楼长长的走廊地板上总会响起“咚咚咚咚”急促的百米冲刺般的奔跑声，我们这些小球迷知道，这一定是哪个班已经下课了，这些争先恐后的学生们是去“抢台子”的。后去的球迷也有地方打球，不管你球打得怎么样，无非是一副球台四个人。两人一对打对角；人多的时候，就采取轮流上场的办法解决。高年级的同学也从不欺负低年级的同学，极少有为此伤和气的现象。我记得当时读高三的方文彪有时急匆匆地跑过来，央求我们让他打几球，我们同意以后，他也绝不食言，打一会儿就赶去复习功课、准备高考。校工叶师傅经常到乒乓室门口来看一看，他认识一中的每一个学生，看见有不认识的人在打球，他会严厉呵斥将其赶走。
一中有很多学生是武汉市青少年业余体校的学员，除了蒋克伟、范正常、唐长安这些大明星以外，我记得一中乒乓球队队员还有张家政、韩式灼、李瑞植、汤为衡（后改名为汤志兵）、郭小华（校乒乓球队队长）、张先健、魏沪生、刘建国、韩洪范、万建强、陶天元、张文爽、高伐林、张逐羽、邓善等，他们中有很多人在参加省、市的比赛中都获得过名次。其中不少人每周有两三天下午到新华路体育场参加训练，校队每周也有两次集训。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一中的业余乒乓球选手整体水平也较高，打得比较好的老师有马以驯、刘楚炤、方培元、彭浩然、田永安等；学生中有李儒新、方文彪等。学校各个班级之间也经常开展友谊比赛。
和我打球最多的是比我高一个年级的高伐林，我们水平相当，互有输赢。他是左手横板，既能打削球，也能打攻球，我们长期在一起练球，有时周末也约了他一起去学校打一下午球，这样，我对付削球就比较适应了。几十年后，我在我任职的燃气集团一次乒乓球比赛时，遇到一位打法稳健的削球手，采用对搓我占下风，但我很适应这种打法，采用大角度提拉加扣杀，很快击败了对手。
我和高伐林周末打球时也经常遇到其他的乒乓球爱好者，经常球台全部占满，后来的人，就跑到我们这里挤进来，轮番上阵（我们若去晚了，也看有没有熟悉的球友，挤进去——老高注）。有时遇到乒乓球室里没有熟悉的同学，或者人太多，我们也跑到某间教室，将几张课桌拼起来，过一过“球瘾”。
我在文革前的两年中，课外时间基本用在了打乒乓球上。有时中午竟忘记了回家吃饭。和我打球比较多的，还有学长郭小华、汤为衡、李儒新等，蒋克伟等有时也给我们做一些示范动作，更多的是我们在看校队队员练球时刻意去模仿他们的动作。我记得乒乓室内有一面大镜子，郭小华经常面对着镜子练习正手击球的挥拍动作。
以球会友，结谊终生
现在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凡是文体特长生都是学习成绩不好的，在招生时国家政策会给予很多的照顾。我的亲戚夫妇俩都是某体育重点中学的老师，他们告诉我，那些打球的学生多半是“文盲加流氓”。但是，在四十几年前，一中却完全相反，据我了解，凡是会打乒乓球的，几乎都是班上、学校中成绩最好的，而且人品也是很好的。当年省体委点名要蒋克伟、范正常等人直接去湖北省乒乓球队，但是，蒋克伟已被学校推荐、保送上清华大学，他们都谢绝了到令人羡慕的省专业队去打球。当时我们的口号是“为革命而学习”、“为革命而打球”。
我和高年级的同学经常打球，越来越熟，遇到学习上的问题向他们请教，他们都能非常热心地进行解答。初二的时候，在这些高年级同学的指导下，我已自学完成了初三的代数、几何、俄语等课程。我们朝夕相处，互相交流课外书籍阅读，成为推心置腹的好朋友。他们对我来说，既是球友，更是学长、挚友。
刘楚炤老师“文革”前兼任武汉一中乒乓球队的教练，七十年代获得过武汉市教工乒乓球比赛的男子单打第三名。九十年代末，他在省武昌实验中学任副校长，又培养了许多乒乓高手。他率领省武昌实验中学女子乒乓球队访问台湾，也是“横扫宝岛无敌手”。蒋克伟学长告诉我，1998年，由刘楚炤、汪祖吉、杨俊杰老师牵头，历届乒乓队队员举行过一次聚会，刘楚炤老师竟然还保留着几本厚厚的当年乒乓球队的训练日志和历次对内对外比赛的比分记录。
难忘一中的乒乓室，难忘一中的乒乓球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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