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間諜發動了十月革命，俄國特務創建了中共”——我本來想用這樣兩句話做今天博客文章的標題，但我臨陣退縮了：歷史事實雖然是無情的，但我不能不照顧眾多對歷史並沒有太多了解、從小學開始又受了紅色灌輸的讀者的心理承受力


　　老高按：今年逢十的紀念日甚多，最近的幾個有關歷史的話題熱度很高，大多與此有關，例如香港回歸（20周年，1997），高考（40周年，1977），反右（60周年，1957），土改（70周年，1947山西暴力土改）……當然還有抗日（80周年，1937）、還有中共獨立建軍（90周年，1927）……
　　今年還有比十年一遇更難得的“逢百”的紀念日。在國際學界，更關注的可能就是這個逢百的日子：十月革命——從1917年11月7日（俄國舊曆10月25日）迄今，100年了。
　　昨天我發了《研究任何中國歷史課題千萬別忽略了蘇俄》。其實何止是研究中國歷史課題不能忽略了蘇俄，研究這一百年來英國、德國、美國、日本……乃至歐洲、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甚至澳洲，研究任何一個國家的走向，哪能忽略了蘇俄！
　　而蘇俄，就是1917年11月7日誕生的。《紐約時報》開闢了一個欄目，“紅色世紀”，通過各種文章，來探索十月革命100年來，共產主義的歷史與對後世影響。根據《紐約時報》中文網上所載，“紅色世紀”已經發表的文章有：《共產主義啟發了美國人》《蘇聯異見人士的抗爭之道：講真話》等，今天則登出了一篇在許多中國人看來標題搶眼的文章：《列寧真是德國間諜嗎？》。
　　我大概是中國人中的例外——我不會覺得它有什麼“搶眼”。因為我知道，對於俄國人來講，這段歷史已是普通常識，基本梗概已經進入中學教科書；在中文世界中，也早已經有了不少介紹，不過，一些嚴肅的有理有據的歷史論文，只是在專業圈子中進行討論和考證，而發表在政治派別和立場很鮮明的媒體上的這種揭露文章，很容易被對手貼上標籤，以致許多人半信半疑。但這篇《紐約時報》中文網刊發的文章，應該能讓更多人信服吧。所以我轉貼推薦於下。
　　我想起近6年前，我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就指出：
　　中共確實是由蘇聯通過共產國際策劃成立的，這在今天應該是沒有什麼爭議的吧。這樣說，並不否定中共的成立有自己國家的社會基礎和現實需要，也不否定諸位中共建黨先驅的奮鬥精神和開創功勳，只是陳述史實而已。
　　在中共官方認可的《建黨偉業》影片中，參加中共一大會議的有兩位外國人，他們實際上就是來中國創立中共的欽差大臣：馬林和尼科爾斯基。這就說明，即使最擅於製造歷史記憶黑洞的中國官方，也無法抹掉中共創立時的外國痕跡。
　　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回憶：“中共一大完全是出於馬林一手籌劃的”（包惠僧《回憶馬林》，《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第2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頁）；
　　另有學者提出尼科爾斯基（一譯尼克爾斯基）是中共一大會議的具體發起建議者（參見朱澤春《略論誰是中共“一大”會議的發起建議者》）。
　　查馬林是共產國際正式代表，荷蘭人、曾擔任過列寧工作秘書而由列寧推薦來華；而尼克爾斯基很長時間都查不到其真實身份，包惠僧認為尼克爾斯基的身份是“赤色職工國際代表”，而張國燾則認為尼是“共產國際的代表”。中國很多黨史專著、教科書乾脆不提尼氏，即便提，也只是承襲包或張的說法，關於他的情況則一無所知。
　　此人前來，總有個正式身份吧？沒有身份及相應的證件，如何取信於中國建黨先賢？中國人總不至於因為路遇一位外國人，聽他忽悠就決定成立一個政黨，舍下身家性命，為爭取中國解放而跟政府對着幹吧？！
　　很長時間，蘇俄歷史學家對尼克爾斯基也說不清道不明。直到近年，俄羅斯和蒙古學者終於查到尼氏檔案，搞清楚了他的身份。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長倪興祥和一大會址紀念館研究室主任徐雲根兩人合寫的文章《近十年中共一大研究述評》（出處：中國網文化中國）中透露：
　　尼克爾斯基是由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到中國去的，任務主要是：1、同馬林一起幫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籌備和舉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2、擔負職工國際代表的職責；3、負責向共產國際駐華工作人員以及當時在華工作的其他蘇俄共產黨人提供經費。而尼克爾斯基的真實身份是一名蘇俄情報人員。
　　——原來前來中國創立中共的兩人之一，是一個蘇俄特務！

　　我那篇文章的標題《黨雖是蘇俄特務創立，軍隊卻是自主締造》，曾經引起一些朋友的不快，覺得我這個說法言過其實。但公認為中共官方媒體的《環球時報》，2011年8月25日刊登王昕波、徐元宮的文章《揭秘參加中共一大的兩名外國人的真實身份》，就坦承：
　　參加中共一大的兩位國際代表，一位叫馬林，荷蘭人，……另一位國際代表叫尼克爾斯基，在相當長時間裡無論是中國還是蘇聯都找不到有關他的確切而翔實的身份資料，1987年中共方面還懇請蘇共幫助尋找他的生平履歷和照片。2006年，俄學者А.И.卡爾圖諾娃在俄聯邦安全局中央檔案館的幫助下終於弄清了尼克爾斯基的真實身份：他是蘇俄紅軍的一名情報人員，“1921—1923年在遠東共和國革命人民軍情報部服役，然後在第5集團軍參謀部下屬的情報部服役”。
　　曾經跟尼克爾斯基打過交道的張國燾多年之後的回憶也證實了尼克爾斯基是一名情報人員。
　　《環球時報》的這篇文章，還披露：
　　……實際上，馬林是在協助尼克爾斯基開展工作，馬林寫於1922年7月11日的報告就證實了這一點：“我和尼克爾斯基同志在上海期間，我僅局限於幫助他執行書記處交給他的任務，我從不獨自工作，以避免發生組織上的混亂。”“尼克爾斯基同志從伊爾庫茨克接到的指示中說，黨的領導機關的會議必須有他參加。”

　　“德國間諜發動十月革命，俄國特務創建中共”——我本來想用這兩句話做今天博客的標題，但我臨陣退縮：這不僅是搶眼了，簡直是刺心！歷史事實就是這麼無情，但我不能不照顧眾多對歷史沒有太多了解、從小又受了紅色灌輸的朋友的心理承受力。就像前一段時間我在“歷史明鏡”節目中請嘉賓介紹大饑荒和文革中的死難者，就讓包括明鏡導播人員在內的許多年輕朋友抗議：太殘酷太血腥啦！他們不敢看，不敢聽，也不敢播，並告訴我美國有關傳媒中的暴力的規定。我表示理解，並轉而採取各種變通的辦法……

　　順便說一句，我非常歡迎讀者對我本人文章和我推薦文章發表不同看法，進行討論和爭論，無論左右。但是最近有幾位朋友來此不停地彼此對罵，非常不利於讀者集中注意力關注那些我認為重要的話題，着實讓我困擾。博客，相當於某位博主開設的沙龍、客廳，如果諸位有解不開的恩怨，你們自尋場合去做個了斷，請不要在我這裡破口開罵。我想起昨天晚上看到的一部美國影片：在一個party上，兩位小伙子冤家路窄，分外眼紅。其中代表邪惡的那位急於當場出手，代表正義的那位則說：咱們出去理論吧！於是對方也欣然從命，二人出外，打個天昏地暗、你死我活……
　　在我的博客里唇槍舌劍、勢不兩立的諸位，如果您也看過這類美國影片，希望您能照此辦理。我作為party的主人，看來也不能太讓客人自行其是——遷就了這兩三位客人，就對其他客人構成了干擾。不是嗎？都是有知識甚至有學位、生活在文明世界的成年人了，這樣做符合起碼的禮儀嗎？難道不能對論戰對手、也對觀眾們表現出起碼的尊重和禮貌嗎？對於這個別的缺乏文明素養、言論不知分寸的讀者，這裡就算先發個警告吧。不過，趕快補充一句，如果爭論各方舉出各種論據來駁斥對方和我，不在“不受歡迎”之列。我只是希望不要挖空心思，想出各種貶損對方的綽號，乃至彼此人身攻擊，甚至污辱對方的長輩。


　　列寧真是德國間諜嗎？

　　Sean McMeekin，《紐約時報》中文網，2017年6月20日，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Ulrich Baumgarten/Getty Images
　　德國波恩，在歷史博物館展出的弗拉基米爾·列寧的雕像。


　　1917年4月16日，隨着一場以瑞典為起點的迂迴旅程的推進，以開展革命活動時使用的別名列寧（Lenin）為世人熟知的俄國流亡者弗拉基米爾·烏里揚諾夫（Vladimir Ulyanov），在漂泊海外近20年後抵達聖彼得堡的芬蘭火車站。列寧很快以一場熱情洋溢的演講和一個名為“四月提綱”的政治綱領引發轟動。俄羅斯乃至世界政治的面貌將煥然一新。
　　由於列寧是取道德國返俄的，而且顯然與德國最高指揮部（German High Command）有合作——後者當時正與俄國及其協約國盟友（法國、英國以及4月6日以後的美國）作戰——他的對手們立即拋出了一項直到今天仍充滿爭議的指控，說他是德國的間諜。如果真的可以證明列寧在1917年是代表德意志帝國政府的利益行事，那麼我們對十月革命以及脫胎於這場革命、一直延續到1991年的蘇維埃共產主義政權的理解，將深受影響。這將堪稱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影響戰，讓人們眼下對於俄羅斯干預西方選舉的擔憂相形見絀，哪怕算上去年的美國大選。
　　從某種意義上說，德國在戰時陰謀動搖敵國政府的統治並不是一種多麼新鮮的做法。千百年裡，諸多大國都玩過這種遊戲。拿破崙戰爭期間，法國為了動搖英國的根基曾援助愛爾蘭叛軍，為了對付俄國曾援助波蘭民族主義者。英國則曾支持西班牙游擊隊抗擊法國占領軍。德國人雖然是這一競技場上的後來者，但在本國於1871年統一後表現出了極強的學習能力。他們甚至為這種特別的影響戰炮製出一個詞——
　　“Revolutionierungspolitik”，意為引發革命的政策。
　　如果一戰期間的英國或法國政府再脆弱一些，其根基或許也會為別的什麼列寧所動搖。事實上，德國的確也曾盯上它們，不過德國對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和法國和平主義者的支持力度並不大。
　　俄國長期受困於勞工的激憤之情和農民的暴動，是協約國中最脆弱的一環，因此德國人選擇花大力氣削弱沙皇的統治也就不足為奇。德國人對俄國革命者給予普遍的支持，受到資助的不光是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還有與之相競爭的社會主義者，比如當時身為一名孟什維克的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他曾先後在巴黎和紐約發表反戰文章。
　　不過，列寧即便不是接受德國人慷慨幫助的唯一一人，也是最重要的那個。被今天的大多數人視為共產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綱領，以消滅私有財產、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實施計劃經濟為基本主張，當時曾受到歐洲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的擁護，但讓德意志帝國政府對列寧青眼有加的，並不是這個綱領。
　　列寧之所以在一眾俄國社會主義者當中脫穎而出，是因為他既狂熱反戰又支持烏克蘭獨立，而後者是同盟國的一個關鍵目標。托洛茨基等其他一些反戰的社會主義者真心厭惡血腥屠戮，試圖通過支持抗議活動和抵制徵兵運動竭盡所能地給戰爭畫上句號，列寧則在1915年的小冊子《社會主義與戰爭》（Socialism and War）中提出，革命者應該滲透到軍隊中，將其變紅，催生反叛，積極尋求讓“‘他們’的政府”失敗（這裡的引號來自列寧）。
　　列寧的這一名為革命失敗主義的綱領極具破壞力，以至於德國外交部曾插手防止其傳播到前線的士兵那裡，而這樣做是為了免於導致沙皇政府以叛國罪逮捕布爾什維克黨員。由於類似的原因，柏林方面圍繞列寧穿越德國國土的旅程炮製了一項公關策略，即著名的“密封列車”——對列寧來說這也是一個方便他行事的故事，可以把他自己和德國人的資助切割開。那趟列車其實並未被密封：列寧下過好幾次車，還在薩斯尼茨的一個德國旅館裡住了一夜。見證者稱，列寧甚至在德國國土上的俄羅斯戰俘營發表了政治演講。
　　回到俄國後，列寧也沒有掩飾自己的反戰觀點。“四月提綱”鼓勵人們推翻在“二月革命”後上台的臨時政府。列寧動身回國兩個星期後的“四月危機”期間，布爾什維克活動人士高舉公開提倡與敵人稱兄道弟的標語牌（“德國人是我們的兄弟”）。
　　在名為“七月危機”的又一場未遂暴動後，列寧和其他十名布爾什維克被控“叛國和組織武裝暴動”。數十名證人站出來作證，內容涉及來自斯德哥爾摩的電匯轉賬、通過一家德國進口企業進行的洗錢活動、德國對布爾什維克報紙《真理報》（Pravda，有面向前線部隊的專刊）的資金支持、在街頭抗議活動中舉標語牌的價碼（10盧布）或加入赤衛隊作戰的價碼（每天40盧布）。列寧出逃芬蘭，但他的大部分同志都遭到逮捕。當時，一次場面浩大的公審大會已經萬事俱備。
　　但公審並未到來。就在臨時政府的說法於1917年8月末得到突襲列寧總部的那些警察的證詞支撐之際，臨時政府的總理亞歷山大·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ky）赦免了大多數被捕的布爾什維克（不過沒有赦免列寧），以便籠絡他們去對付拉夫爾·科爾尼洛夫（Lavr Kornilov）將軍，克倫斯基認定後者正在策劃右翼軍事政變。缺乏遠見的克倫斯基允許布爾什維克軍事組織重新武裝起來，從而讓他們獲得了將在兩個月後用以推翻他的武器。
　　十月革命前夕，俄國的大街小巷貼滿了通緝列寧的布告，但他沒有錯過機會。列寧上台後，在處理自己和所謂的德國金主之間的關係時絲毫沒有表現出謹慎小心，他最先採取的行動之一就是給東線的德軍指揮部發了封電報，提議無條件停火。當由此產生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那苛刻的條款——其中包括讓烏克蘭和波羅的海國家從俄國獨立出去的條款——於1918年在彼得格勒的塔夫利宮（Tauride Palace）被宣布的時候，迎接列寧的是陣陣高呼：“打倒叛徒！”“猶大！”“德國的間諜！”
　　那麼列寧是德國的間諜嗎？

　　列寧可以在心中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視之為服務於更高尚的共產主義事業，而非德意志帝國政府的骯髒戰爭目標的戰術，他也的確是這樣做的。似乎說得通。但如果陪審團成員都是普通的俄國人，而戰爭仍在進行的話，很難想象這種辯護能在審判中站住腳。克倫斯基的司法部擺出的證據非常充足——很多證據直到最近才在俄羅斯的檔案館被重新發掘出來。不論列寧的真實意圖如何，不可否認的是，他在1917年得到了德國的後勤和財務支持，而且他的行為，從煽動俄國軍隊的反戰情緒，到提議無條件停火，都對俄國在柏林的戰時敵人有利。這些行為還給俄國自身帶來了災難性後果，從1918年的領土分割，到民眾在長達數十年的令人窒息的布爾什維克獨裁統治下遭受的痛楚。
　　俄國革命開啟了海外影響戰的新紀元。列寧本人幫助創建了共產國際，該組織在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裡一直致力於設法推翻世界各地的資本主義政府。1938年，納粹在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採取了類似的策略，但他們於1939年——與西面的蘇聯紅軍一道——入侵波蘭時，拋棄了用以掩蓋暴力的施加影響的幌子。冷戰期間，蘇聯和美國把“引發革命的政策”變成了一種藝術，竭力以各種各樣的藉口和顛覆活動動搖彼此的盟友和從屬國的根基。
　　現如今，新一輪冷戰似乎已浮出水面，不過意識形態色彩有所不同。克里姆林宮正在歐洲和美國推廣帶有民粹意味的民族主義；西方領導人和民主活動人士則動員各界反對俄羅斯以及親普京的政權，比如匈牙利的歐爾班·維克托（Viktor Orban）政府——它隨即把這些活動人士當成“外國間諜”進行打壓。引發革命的政策已遍及全球。

　　在感到恐慌之前，最好想一想現如今在海外不當施加影響力之舉，與過去的做法在程度和種類方面有何不同。通過國有媒體、在線機器人和Twitter噴子傳播的虛假信息嚴重地擾亂了視聽，利用西方社會的開放性削弱着人們對民主制度的信心；網絡攻擊和入侵造成了更嚴重的干擾。至於普京及其捍衛者，則發聲譴責外部政治力量插手烏克蘭等地的事務，聲稱俄羅斯在那些地方的行動只是對西方干預之舉的反應。
　　不過，這些影響戰不論就規模還是地緣政治影響而言，都與德國打列寧這張牌沒有可比性。和1917年的俄國不同，今天的大國政府，不論位於華盛頓、巴黎、柏林還是莫斯科，都有着堅固的基礎，不可能成為列寧們的獵物。或者說，我們必須抱着這樣的希望。
　　（Sean McMeekin是巴德學院的歷史系教授，《俄國革命：新歷史》的作者。）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章無關）

　　攝於加拿大東部哈里法克斯海濱。“海枯石爛不變心”，此之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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